汉高帝元年(前206年)的一天，汉王刘邦的都城南郑(今陕西汉中)忽然旌旗蔽日，鼓号齐鸣，坛台高筑，刘邦要亲自登坛拜将。众将领见状个个暗自高兴，都希望汉王能拜自己为大将。然而，当见到登坛受拜的大将时，大家不禁面面相觑，“一军皆惊”。这位大将竟是小小的治粟都尉韩信。
初 露 锋 芒
韩信是秦末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父母早丧，家贫如洗。他既不会经商，又不会务农，终日挂剑闲游，靠乞食度日，人们都厌烦他。
韩信常向一位亭长乞食。亭长的妻子为了拒绝韩信，便早早地把饭吃了，韩信一去，只讨了个没趣，一气之下，愤然离去。一次，韩信在河边钓鱼，一位漂母(洗衣服的妇女)见他饿得可怜，就一连给他几十天的饭吃。韩信很感激，说： 以后我一定重重报答您。漂母听后很生气地说： 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我是见你可怜才送给你饭吃，岂是希望你报答?
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一天，有一个青年想侮辱韩信，说： 你虽然个头大，又喜好佩带宝剑，实际上外强中干，你若不怕死，就用剑刺我，怕死，就从我裤裆下爬过去! 韩信默默地注视他好一会儿，最后还是忍气吞声地伏下身子，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于是，这件事成为当时淮阴的笑谈。其实，这些特殊经历恰恰锻炼了韩信百折不挠、虚怀若谷的性格。这种性格，是他日后成为杰出将领的潜在条件。
不久，陈胜、吴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秦末农民大起义，韩信投奔项梁起义军，当个无足轻重的小官，默默无闻。项梁死后，又隶属项羽，任主更直宿卫的郎中。韩信曾多次向项羽出谋献策，都没得到重视和采纳。他感到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又改而投奔刘邦。开始，刘邦只让他当个治粟都尉(掌管粮秣的官)，也未予以重任。韩信怀才不遇，又想脱离刘邦。这时，汉相萧何发现了他。
原来，萧何从几次谈话中，发现韩信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于是把韩信从逃跑的路上追了回来，并极力向刘邦推荐。萧何说： “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 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
①。刘邦采纳了萧何的推荐，这才拜韩信为大将。
韩信受任为大将后，刘邦向他请教同项羽争夺天下的计策。韩信侃侃而谈，对项羽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他说： 项羽虽号称勇悍仁强，但徒有其名。项羽不能用人，不择善而行，其“勇”只是 “匹夫之勇”; 项羽对人表面上恭敬慈爱，实质上不敢大胆用人，有功不赏，有时官印都抚摸得没了棱角还下不了封赐的决心，这就是所谓 “妇人之仁”; 项羽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迁逐义帝，残杀百姓，“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
②接着，韩信又分析了刘邦争胜天下的有利条件，说：“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
③。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④。韩信的这一席话，分析了楚汉双方的利弊得失，指出了汉军必胜、楚军必败的主客观条件，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正确看法。汉王闻之“大喜”，只恨拜韩信为大将太晚。不久，刘邦采纳了韩信暗渡陈仓的妙计，展开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背 水 列 阵
汉高帝元年八月，刘邦利用项羽攻齐的机会潜出汉中，挥兵东向。次年四月袭取彭城，旋因骄傲轻敌，被项羽反击获胜，退守成皋、荥阳一带。刘邦决定亲率汉军主力坚守成皋、荥阳地区，同时联络一切反楚势力，从两翼和侧后对楚军进行夹击，以便消耗对方，发展自己。谋士张良向刘邦献计说： 九江王英布是员猛将，现与项羽有矛盾，可与之联络; 巨野的彭越和齐王田荣，是项羽的大敌，可用以袭扰楚军后方; “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
①。于是刘邦在联络英布、争取彭越的同时，特别重用韩信，命其率一部兵力，扫平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迂回楚军侧后，达成对楚军的战略包围。
当时，北方有魏、代、赵、燕、齐等割据势力，在刘邦彭城失败后，他们都依附于项羽，反对汉军。其中魏王豹踞河东，西进可以威胁关中，南下可以割断关中与荥阳的联系，对荥阳威胁甚大。刘邦派韩信、灌婴、曹参等首先攻魏，以解除翼侧威胁。八月，魏王豹集重兵于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蒲洲镇)，断临晋交通，阻止汉军渡河。韩信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集结船只佯由临晋渡河，暗中却调动军队，出其不意地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用木罂缶(小口大腹的水桶)渡河，奔袭魏王豹的后方安邑(今山西夏县西)。魏王仓皇应战，兵败被俘。
灭魏之后，黄河以北尚有代、赵、燕及山东的田齐四个割据势力。他们依附项羽，对抗刘邦。韩信针对这种情况，向刘邦提出 “北举(攻取)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
①的战略计划。刘邦表示赞同，给韩信增兵三万，派张耳协助韩信去开辟北面战场。
同年九月，韩信攻破代国。接着越太行山东进，乘胜击赵。赵大将陈余集中二十万大军于太行山八隘口之一的井陉口(今河北获鹿西的土门关)，占据有利地形，构筑壁垒，准备与汉军决战。连绵千里的太行山脉，共有八陉，井陉是第五陉，是联接代、赵的咽喉要道。广武君李左车向陈余建议说： 井陉谷深，路狭，汉军一路纵队，首尾数百里，其辎重粮食必在队尾; 我愿领奇兵三万，从小道迂回袭其辎重，使汉军粮绝兵疲，“野无所掠”，不出十日，韩信、张耳之头可献与足下。岂知陈余是个僵化迂腐的儒生，恪守 “义兵不用诈谋奇计”的信条，主张堂堂正正地与汉军作战。他说： 兵法言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称十万，实不过数千，千里来袭，亦已疲惫，放此避而不击，诸侯岂不笑我胆怯吗?于是拒绝采纳李左车之计。
韩信探知陈余不用李左车计，心中暗喜，遂放心大胆纵兵深入，在井陉口以西三十里的地方屯扎。半夜，韩信派出轻骑二千人，每人携一面红旗，潜伏到赵军营垒附近。行前，韩信告诫他们说： 赵军若见我军退走，必然会倾巢出动追击，你们则趁机冲进赵营，拔掉赵军旗帜，换上汉军红旗。正面，韩信以万人进至绵蔓水(今河北井陉西)东岸，背水列阵。韩信令部将传喻三军说： 今天破赵军后会餐。诸将闻言，都不相信。的确，韩信此时列个背水阵，是很出人意外的。背水作战，在当时已列为兵家之大忌，韩信竟然不顾这条禁忌，一反常规铤而走险，不能不使部下困惑不解。拂晓，陈余等赵将从营垒中看见汉军背水列阵，也都嘲笑韩信不会用兵，于是打开营垒大门，倾巢出动与汉军决战。汉军虽只有一万人，因背倚河水，后退无路，无不奋勇向前，与赵军死拼。同时，深夜设伏的二千汉骑早已冲进赵军营中，拔掉赵旗，换上红旗。赵军久战不胜，欲收兵回营，忽见营中都是汉旗，顿时军心大乱。汉军前后夹击，大败赵军，活捉了赵王歇。
战后，当有人问到韩信为什么背水作战时，韩信笑道：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 ‘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 。此战敌众我寡，若将军队部署于生地，岂不都想夺路逃生?因而必须把军队部署于死地(无路可退之地)。逼迫士兵人人奋勉，死力拼杀。韩信上面谈的还只是背水阵作战效果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背水阵还麻痹了对方，助长了赵军的轻敌思想，诱使赵军脱离有利地形和阵地，倾巢出击，使汉军迂回部队可以顺利地偷袭赵军大营。韩信的背水阵，实在是因地制宜、出奇制胜的妙棋，是知己知彼、灵活运用兵法原则的典型。
韩信破赵之后，好言劝降李左车，以礼相待，恭敬地说： “诚令成安君(陈余)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擒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
①，于是虚心地向李左车请教下一步用兵之计。李左车认为“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
②，劝韩信束甲休兵、安抚赵国、劝燕降顺、准备攻齐。韩信采纳了李左车之策，派人劝降燕国，并请刘邦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赵地。然后 “案甲休兵”，整军训练。高帝三年(前204年)，韩信又奉刘邦之命率兵进攻齐国。
齐王田广闻汉军来攻，一面领兵退守高密，一面派人向项羽求救。不久，项羽派大将龙且率二十万人救齐。楚、齐军合为一股，与汉军夹潍水布成阵势。有人劝龙且说： 汉军远征作战，势不可挡，而齐、楚军靠近家乡，易兵败散逃。不如顿兵休战，暗派人潜入被汉军攻占的城池，策动百姓反抗，使汉军“无所得食”，可不战而降。龙且趾高气扬地说： 我深知韩信为人，容易对付; 而且，我领兵救齐，却不战而胜，功劳何在?今若战而胜之，齐国大半疆土岂不垂手可得?于是执意与汉军决战。但是龙且做梦也没想到，韩信正连夜为他这位骄傲的将军准备墓地。
韩信仔细观察战场地形，决定再用水战破敌。他连夜秘密派人装满一万多个沙袋，将潍水上游堵起来。次日上午，韩信率军过河进攻龙且，未战几合，佯败退兵。龙且不知是计，得意地说： 我早知道韩信胆小。遂纵兵追过河去。韩信暗使人扒开上游沙袋，飞奔而下的大水将正在过河的齐、楚军截为两段。韩信回兵攻击，全歼已过河的齐楚军，齐王逃跑，龙且战死，岸上之敌也自行溃散。汉军完全占领齐地。
在韩信消灭楚将龙且后，项羽曾托人劝说他“反汉与楚连合”，并答应灭汉后与其平分天下。韩信义正辞严地回答：“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执戟卫士)，言不听，画(谋划)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
①一席话，反映了韩信不忘刘邦的知遇之恩，誓为汉室统一大业鞠躬尽瘁的决心。
韩信连克魏、代、赵、燕、齐五国，占领了长城以南、黄河以北和山东的大部地区，“战必胜，攻必取”，纵横驰骋，取得北面战场的全部胜利，完成了对成皋楚军的战略包围。韩信在北面战场的胜利，有利地支持了刘邦在正面战场的作战，为刘汉政权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人评说： 韩信扫平黄河以北，从翼侧夹击项羽，“尤为楚汉兴亡之一大关键也”。
①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十月，韩信应刘邦所召，统兵与主力会师，参加对项羽的垓下决战，大败楚军，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刘邦以韩信功高，把他列为开国三杰(张良、萧何、韩信)之一。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认为： “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
②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②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③④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① 《汉书·张良传》。
① 《汉书·韩信传》。
①② 《汉书·韩信传》
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① (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五上。
② 《资治通鉴》卷十二,高帝十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