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字士载，三国后期魏国的将领，义阳郡棘阳(今河南新野东北)人。他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卒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自幼丧父，小时候家境贫寒。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兵破荆州，致流民以万计。①十一岁的邓艾，随母避乱，东徙汝南(今河南息县)，给地主放牛为生。第二年，母子二人又北徙颍川(今河南许昌东)。颍川，是东汉名士陈寔的故里。邓艾在邻人故知的帮助下，茹苦愤读，诵陈寔碑文，效陈寔的文才和刚正不阿的品行，成为都尉学士。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战火烽烟的熏陶，使青少年时期的邓艾就酷爱军事。他常常独自研读兵书战策，学习行军布阵之法。每次出门，见到山岭沮泽，总要在那里踏勘地形，指划安营扎寨的处所。邓艾的这些行为，引起许多人对他的白眼和耻笑。他毫不介意，照旧我行我素。后来，邓艾的品学终于得到司马懿的赏识，先被用为掾属②，后被封为尚书郎。
邓艾在魏国崭露头角，是因为他力主实行 “屯田开漕”、“积粟富民”的农战政策。魏正始二年(241年)，邓艾东行陈、项，至寿春(今安徽寿县)。经过实地考察，他向曹魏提出了开发两淮，“且田且守”的庞大计划，并著《济河论》，详陈利弊，得到司马懿的赏识。同年，魏国兴师动众，“开广漕渠”，不仅 “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而且为军事上用兵东南，“泛舟而下”，开辟了通道①。这对魏国后期军事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尔后，连年争战，邓艾进一步发展了自己 “足食足兵，食在兵前”的农战思想。他主张： “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②可以说，曹魏后期，在政权更迭，内乱外患丛生的境况下，仍能贯彻屯田政策，发展生产，是和邓艾极力倡导分不开的。
邓艾领兵为将时，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当时，蜀汉乘司马氏与新任曹臣争权夺利无暇他顾之机，从魏正始八年(247年)至元帝景元三年(262年)，派大将姜维先后九次在陇西发动进攻;东吴则从正始二年(241年)至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年)，四次大规模攻魏。曹魏内部先后有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大将军毋丘俭、诸葛诞起兵淮南等叛乱。在这连天烽火的岁月，邓艾协助司马氏(始司马懿，又司马师，又司马昭)，东征西讨，屡建战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他又奉献妙策，亲率锐师，一举灭亡了蜀国。
淮 南 布 阵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即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的第二年，毋丘俭、文钦举兵反叛。从此，两淮乱起。毋丘俭、文钦 “迫胁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寿春城，为坛于城西，歃血称兵为盟”
①。然后，将所属老弱及臣民用以守城; 俭、钦二人则率兵五六万渡过淮河，西至数百里外的项县(今河南沈丘)。项县城坐落在颍水之阳，北沿蒗荡渠可至陈留; 西溯洧水可抵新郑，进逼魏都洛阳。俭、钦占据项县，形成兵窥司州之势。
当时，邓艾为兖州刺史。起初，毋丘俭“欲疑惑大众”
②，离间邓艾与司马师的关系。他派能疾走者，率先抵达兖州(今山东鄄城东北)，致书邓艾，详数司马师之罪。邓艾见书大怒，传令斩杀来使。然后，率军万余，兼道而进，直趋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与项县之间的乐嘉城。这时，司马师驻兵汝阳，以邓艾为前锋; 派王基进据南顿(今河南项城西); 遣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自安风(今安徽霍丘西南)，兵向寿春，抄袭叛军后路; 派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之师，出谯(今安徽毫县)、宋(亳县南)之间，断项县守敌的退路。这一部署，虽各军紧相呼应，陷敌于被动，但项县与寿春远隔数百里，拔寿春不足于制项县。项县为劲敌，毋丘俭与文钦，据城扼守。“俭坚守，钦在外为游兵”
③，防守严密，不易力取。破敌的关键在于分俭、钦之兵为二，各个击破。
邓艾兵至乐嘉后，见敌坚守城池，内外有备，故未立即采取攻势，而是以后发制人，诱敌上钩的方式，引敌出战。他隐兵不进，故作示弱; 另派将士引汝阳之师潜入乐嘉，暗增兵力，布阵以待。驻项县城外的文钦之师，闻邓艾骤至，“惊愕未知所为”。他们进退两难，“困兽思斗”，急欲求战
④。文钦之子文鸯，见邓艾止兵不进，以为是立足未稳，“击之可破”，因而力主出战。急欲求战的文钦，不察虚实，便将所部分成两支，离开项县，趁夜急驰乐嘉，夹击艾营。早已作好战守准备的邓艾，见诱敌成功，遂发城内之兵出城迎击。战至天明，文钦见乐嘉艾军早有戒备，愈战愈勇，方知中计，慌忙收兵东撤。邓艾见机，挥军追杀至百里之外的丘头(今安徽界首县西南)。
邓艾乐嘉诱敌之举，分散了项县守敌的兵力，完全打乱了毋丘俭当初的部署。城内毋丘俭与城外文钦所部，由此一分为二，两相兵单势孤。文钦之败，使毋丘俭困守孤城，惊恐不已。当天深夜，他弃城败逃，行至慎县(今安徽颍上县北)，被当地居民射死。项县之敌从此不战自溃。司马师派往东路袭击寿春的诸葛诞军也顺利占领该城。
文钦在乐嘉惨败后，见项县失守，寿春亦溃，感到 “孤军无继，不能自立”
①，于是率队投奔了东吴。这时，吴国大将军孙峻早已屯兵沿江一带，伺机攻魏。接受了文钦的投降以后，吴军乘势北上，直向寿春扑来。刚刚平息的淮南局势，又处于严重的战争状态。
当时，魏国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新督扬州。面对吴军的进逼，他采取了被动的分兵把口的阻敌方针。诸葛诞亲督所部驻守寿春，而令邓艾远扎数百里外的肥阳(今河南杞县东北)，以为后援。这种布局，实际上是毋丘俭起兵讨魏的故伎重演，是极易被吴军分割击破的。邓艾反对这一部署。其理由： 一是肥阳地处陈留国，“与敌势相远”; 二是交战的关键在确保寿春，寿春失，淮水优势俱去，而肥阳对于抵抗吴军的入侵实“非要害之地”
②。于是，他毅然改变了驻守肥阳的计划，移兵东下，直抵寿春城南约二十里的附亭，并派主力驰往黎浆(寿春南)拒战。附亭、黎浆是保卫寿春的重要屏障。据此，不仅可以阻止敌军从淮水上游、黎浆水、肥水三条水路的进攻，且是陆路抗击东吴北侵的要地。在兵力使用上，邓艾的行动，集中了兵力，使东西两路魏军合为一体，大大加强了寿春前线的防御力量。
孙峻等人率队北上，遭到邓艾的阻击，水陆均不得进。他们见强攻寿春无望，只好督队回撤。邓艾乘势进击，攻敌惰归，阵斩吴军大将留赞等，一举粉碎了孙峻号称十万大军的进攻。这一仗告捷，为司马氏彻底平定了正元初年淮河南北的叛乱，稳定了魏国东南局势。邓艾“以破钦等功，进封方城乡侯，行安西将军”
①。
陇 西 退 敌
当魏国淮南兵乱之际，蜀汉派大将姜维从西部入手，进犯陇西。
以往，邓艾与姜维在陇西一带，有着数次交锋的经历，始终胜其一筹。魏邵陵公嘉平元年(249年)，姜维率军北犯雍州，兵逼陇西。随后，“依麹山(今甘肃岷县东南)修筑二城”，企图长期坚守。该地东毗秦岭，西依岷山，山岭重叠，形势险固，对魏军威胁很大。邓艾当时参与对蜀作战不久。他协助征西将军郭淮，乘姜维 “去蜀险远”，粮食匮乏，且 “山道阻险，非行兵之地”等弱点，“进兵围麹城，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
②。蜀军数次挑战，邓艾均按兵不出。与此同时，郭淮督兵，进扼城西南数十里的牛头山(今甘肃岷县南)，切断麴城蜀军的退路; 阻止后续蜀军的增援。这样，围而不攻，“不战而屈人”
①，迫使敌军陷于极度的困境。麹城蜀军进退不得，“分粮聚雪以引日月”
②。姜维率救兵至，刚抵牛头山即遭到郭淮的阻击，遂逃之夭夭。最后，麹城之敌，围久困绝，举城投降。邓艾初试锋芒、首战姜维，就打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围困战。
姜维退后，郭淮欲全力西击诸羌
③。邓艾认为： 姜维此去不远，很可能伺机回军，断我后路，因而 “宜分诸军以备不虞”
④。郭淮接受了邓艾的建议，留邓艾驻守白水(今四川白龙江)以北阻敌。邓艾的这一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仅隔三日，姜维果然派其部将廖化率队来攻。廖化见邓艾有备，只好在白水南岸扎营，与艾军隔水相峙。邓艾看到：对岸敌军虽虚张声势，但只不过是牵制之师，旨在吸引我主力于北岸，而蜀军主力姜维部，“必自东袭取洮城”
⑤。洮城，位于白水北岸，距艾营六十里。洮城一失，艾军即有后路断绝之危。于是，邓艾将计就计，召集诸将作了部署： 一、留兵一支与廖化部对峙，敌“来渡而不作桥”
⑥，把敌军死死钉在对岸水旁; 二、自己率主力，趁夜色衔枚疾进，先机占领洮城。企图偷袭洮城的姜维军，毫无警觉，乘兴而至。早已埋伏在洮城一带的艾军，蜂拥而起，奋勇冲杀。蜀军遭此突然打击，慌乱不知所措，仓皇后撤。这一仗，邓艾将计就计，出敌不意，以准确的判断，灵巧的战术，再次大败姜维，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八月，姜维率兵数万又一次进犯陇西，兵至枹罕(甘肃临夏县东北)，直逼狄道。魏雍州刺史王经，与之稍战即大败，死者万计。王经仅以万余人还保狄道城，姜维则乘势督兵围城。面对蜀军此次大规模进攻，曹髦诏命邓艾为安西将军
①，与征西将军陈泰，并力解狄道之围。
这一仗，邓艾协助陈泰，抓住姜维 “孤军远侨，粮谷不继”，且不去乘胜 “放兵收降”扩大战果，反而 “挫峻城之下”
②，放弃周围有利地势等用兵上的弱点及骄狂轻敌的思想状态，命令部队衔枚潜行，在夜色的掩护下，占据了狄道东南侧的高山。然后，居高临下，与城中王经所部构成内外夹击蜀军之势。为了给敌以错觉，并与城中魏军协同行动，他们在山头遍燃烽火，击鼓鸣角。城内王经所部魏军见救兵至，士气大振。姜维不知计之所出，仓忙列阵来攻。刹时间，魏军从狄道城内外同时发起冲击，实施前后夹击。姜维大败，收队退至钟提(今甘肃临洮县南)。狄道之围遂解。
当初，魏军许多将领畏敌怯战，是反对在狄道城外与蜀军交战的。他们认为： “王经新败，贼众大盛”，“继败军之后，当乘胜之锋，殆必不可”
③。狄道解围后，这些人又产生轻敌麻痹情绪，他们 “多以为维已力竭，未能更出”
④，可以马放南山，安然无事了。邓艾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与众不同。当初他支持并主张出兵陇西; 狄道战后，他又特别注意从一时的胜利中，体察不利因素，不懈怠、不麻痹。邓艾认为： 王经 “洮西之败，非小失也”。那次失败，已经使 “士卒凋残，仓廪空虚，百姓流离”。我今虽胜，但与敌相比仍有四失： 一、从全局来看，蜀军并不是败势，反而“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 二、敌“上下相习，五兵犀利”，而我却 “将易兵新，器杖未复”; 三、“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军行 “劳逸不同”; 四、“彼专为一”，兵力集中，而我须分兵各地，四处把守等等。因而，他断定蜀军非但不会就此止兵，反而 “其来必矣”
①。在邓艾动员说服之下，魏军将士全力加强防守。他们兵分四支，一守狄道、一守陇西、一守南安、一守祁山，据险扼要，形成了紧相呼应的数百里防线。
第二年七月，姜维果然再次率众出兵祁山。他们见该处艾军戒备森严，不敢蛮战，率队回撤。尔后，又改由董亭(今甘肃武山西南)北攻南安(今甘肃文峰镇东)。南安同样有艾兵防守。当维军出董亭不久，邓艾即督兵抢占了武城山。该山位于渭水南岸，地势险要，是北入南安的必经之路。由于艾军先机而至，“维与艾争险不克”
②，只好趁夜色缘山东行，占领百里之外的上邽(今天水市)，企图东犯魏郡。见此情景，邓艾敌变我变，立即挥师疾行东向，阻蜀军于上邽东南之段谷。姜维四处受阻，又不料艾军骤止，士气大衰，乱不成军。邓艾利用山间地势，督兵猛进，大破蜀军于段谷。
这一连串的胜利，初步改变了陇西蜀魏兵力悬殊及魏国“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诸将意沮”
①的局面。邓艾因谋略过人、军功卓著被晋封为镇西将军，总督陇西诸军事。
阴 平 偷 渡
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邓艾又大败姜维于侯和(今甘肃卓尼县东北)，迫使蜀军退保沓中(今甘肃岷县南)。魏国军事势力的发展，终于导致了灭蜀战争。这是魏蜀两国的最后决战。
景元四年(263年)五月，曹魏下诏 “征四方之兵十八万”
②，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在司马昭亲自率领下，分三路大举攻蜀。其部署是： 一由邓艾率兵三万余，自狄道直向甘松(今甘肃迭部东南)、沓中，进击蜀军主力姜维部，“绊姜维于沓中”
③; 二由诸葛绪率兵三万自祁山兵向武街(今甘肃成县西北)，南下桥头谷(今四川青川县北)，配合邓艾，切断姜维向东向南的归路; 三由钟会率主力十余万，取汉中，直逼成都。
八月，魏军主力从洛阳出发，扬旗击鼓，浩浩荡荡。蜀军获悉魏军大举进攻的消息，急忙分兵两支： 一支西援沓中姜维部; 一支东扼阳安关口(今陕西勉县西)。这样，蜀军的主要力量仍然集结在沓中一带。因此，邓艾能否牵制住姜维，乃是关系到东路大军顺利进攻及整个灭蜀计划成败的关键。姜维遭到邓艾和诸葛绪的两路钳击，立刻陷于被动。这时，他听说
“钟会诸军已入汉中”，急忙收队东下，采取了退守要地的方针。由于诸葛绪阻敌不力，使姜维越过了阴平及桥头关，与援军会合。然后，收缩兵力退守剑阁(今四川剑阁北)要隘。
剑阁，以剑门而称天险，“连山绝险，飞阁通衢”
①，是由陕入川的咽喉。它位于两山之间，狭径三十里，实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姜维凭险固守，阻断了魏军主力入蜀的道路。钟会屡攻剑阁不下，又因千里奔袭，粮运不继，十余万兵马，拥挤于山间狭道，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样，魏军严重受挫，原来的进攻形势，突然逆转，整个灭蜀计划面临破产的危险。
时间的拖延对魏军十分不利。邓艾听说钟会前进受阻，欲收兵回撤，便进见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指出：现强攻剑阁，久则师老兵疲，劳而无功。自古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为制胜之策，因而，与其强攻剑阁，不如迂回敌后，从阴平、江油(今四川江油)，沿邪径，经广汉、德阳亭(今四川梓潼北)直取涪城(今四川绵阳)。这样，涪城东距剑阁数百里，西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守敌必定回保涪城，魏军主力即可乘机推进; 若剑阁守敌不退，涪城兵力寡少，奇袭部队即可一举夺之，直逼成都
②。正在一筹莫展的司马昭，听了邓艾这一出奇制胜的用兵计策，十分高兴，立即命令邓艾付诸实施。
阴平，位于白水南北两条支流之间，是陇南入蜀的孔道，东经阳平关可通汉中， 南出江油可达成都。 但阴平以南， 山陵重叠，道路险峻，行军十分困难，故素不被人重视。这年十月，邓艾简选精锐一万人，轻装前进，沿山谷小径，一鼓作气，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途中山高谷深，有许多路是属于只能单肩挑担的 “左担路”或 “右担路”，行动极为困难。军至马阁山(今四川武平东南)，许多陡峭山壁，阻断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
①。见此情景，邓艾身先士卒，用毡裹身，滚转而下。他的部下见主帅临危不惧，也都附葛攀藤，缘崖而进。在邓艾率领下，这支精悍的部队，很快越过崇山峻岭，抵达江油，插入了蜀国腹地。
守卫江油的蜀国将领马邈，以为魏军从天而降，惊恐万状，不战而举城投降。蜀国卫将军诸葛瞻(诸葛亮之子)，欲率队迎战，因摸不清魏军的虚实，不敢轻进。尚书郎黄崇曾建议他 “速行据险”，阻魏军于山间狭途，甚至 “再三言之，至于流涕”，诸葛瞻仍犹豫不决
②。后来，诸葛瞻率队抵达涪城，遭到邓艾的迎头痛击，仓惶退到了绵竹(今四川德阳)。
当时，邓艾虽然占领了涪城，但轻装奔袭，兵少粮缺，又加三面临敌，非速战速决不能立足。为了挫败诸葛瞻的拦阻，迅速打开局面，邓艾派儿子邓忠与师纂，分左右两路，出击绵竹。不料，初战失利。邓忠回帐后，连称 “敌不可击”。邓艾听说进攻失败，又见邓忠如此畏敌怯战，勃然大怒。他斥责道： “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怎么竟有不可击之理呢)! ”
③当即要将邓忠、师纂问斩。邓忠、师纂见军令难违，只好拼死再战。结果，大获全胜，不仅阵斩了诸葛瞻，而且一直推进到雒(今四川广汉)，兵锋已接近成都了。
邓艾出敌不意，偷渡阴平，采用战略迂回的计策，抓住了蜀军战略防御中的弱点，反被动为主动，一举改变了整个战局。守卫剑阁的姜维军，腹背受敌，进退不得; 成都一带的蜀军更是 “不意魏兵卒至，不为城守调度”，争相逃命。艾军逼近成都时，“百姓扰扰，皆迸山泽，不可禁制”
①。十一月，蜀汉幼主刘禅在内外交困的境况下，遣使捧皇帝玺绶向邓艾请降。随后，他缚手于背，驱车载棺至艾营请罪。姜维也奉命向钟会投降。十数万魏军以胜利之师，进占成都。建立四十三年之久的蜀汉政权，就这样败亡了。
灭 吴 方 略
蜀汉灭亡，震动了江南，东吴上下颇有唇亡齿寒之感。吴国文武认为： “彼(指魏)之得志，我之忧也。”
②于是，有的建议迁都武昌以实长江防御; 有的认为魏军东下灭吴，只是时机而已，建议修备以待
③。这样，在邓艾兵进成都后，就有一个正确处置蜀国后事，从战略上如何对待东吴的问题。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十二月下旬，邓艾致书司马昭，指出： “兵有先声而后实者(先示之以声威，然后再用兵攻取)，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可是，经过灭蜀之战，“将士疲劳，不可便用”，须缓行，以充实军力。因此，邓艾主张集兵四万，“煮盐兴冶”，缮作舟船，准备顺流东下。这样，国富兵强，首先造成了灭吴的声势，然后再遣使赴东吴，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此外，他还主张 “厚刘禅以致孙休”，“以显归命之宠”，
①从对蜀国君臣文武的处置政策上来感化东吴。具体做法是： 一、封刘禅为扶风王，封其子为公侯，同时厚给资财，专赐宫舍; 二、严束将士 “无所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安定人心; 三、将蜀国的降臣、降将，“各随高下拜为王官”，妥纳叙用; 四、开放与东吴都城建业(今南京)临近的广陵(今江苏清江市)及滨海城阳郡(今山东诸城)为王国，以待吴人前来归附。这样，使吴人 “畏威怀德，望风而从”。
邓艾这种充实国力、修治军备，以威势和政策感化力来征服东吴的方略，是他多年来农战思想的具体表现。几年来，尽管征战不止，但邓艾一直把发展生产、充实国力，作为战胜攻取的前提。在与姜维连战陇西时，他就注意 “修治备守，积谷强兵”，甚至 “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
②，进行农业生产。从尔后晋灭吴的战争实际进程来看，邓艾的这一方略，是卓有见识的。
邓艾不仅作出了正确判断，提出了征服东吴的方略，更在实施上表现出军事将领独具的风度和气质。他上书不久，司马昭派监军工瓘晓喻邓艾说： “事当须报， 不宜辄行(此事必须上报，不可立即实行)”。邓艾看到： 今蜀国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与吴国毗连，应及早安定局势; 如果等待王命，往返道途，延引日月，势必贻误事机。将在外，奉命征行，有指授之权。眼下执行对蜀之策，是符合时宜的。因而，邓艾引用《春秋公羊传》之言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以及《孙子》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之言，非常恳切、郑重地劝说司马昭及早实施上述方略。邓艾表示：“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国家计也(我虽没有古人那样的志节，但终不能为避自身之嫌，而有损国家大计)”。
①就在邓艾忠直论兵之时，早已 “忌艾威名”
②，久存叛志的钟会、胡烈、师纂等人，皆诬告邓艾有反逆之心。钟会平时“善效人书(模仿他人手书)”。他在剑阁听说邓艾大功已就，赶紧派人将邓艾向魏王所奏的表章以及邓艾向司马昭递送的信件找来，“皆易其言，令辞指悖傲，多自矜伐”; 又毁改司马昭给邓艾的报书，全部模仿邓艾的字迹，加害邓艾
③。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正月，曹奂听信馋言，颁诏捕拿邓艾问罪。面对囚车，邓艾仰天长叹： “艾忠臣也，一至此乎! 白起(指战国时期的秦将白起)之酷，复见于今日矣。”
④随后，在押解途中，邓艾被叛将卫瓘杀害于绵竹西。其子邓忠一同被诛，余子也在洛阳被害。
邓艾征吴的主张被尔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钟会弃职叛魏的行动也从事实上判明了忠奸。年近古稀，屡立战功的邓艾，终遭陷害而被诛，“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后人对此多报以婉惜之情。难怪事情仅隔三年，即武帝泰始三年，就有人发出 “七十老公，反欲何求”
⑤的责问。
① 当时,仅随刘备南逃的就有十余万人,辎重数千辆。《蜀志·庞统传》裴注引《九州春秋》曰: 赤壁战后,“荆州荒残,人物殚尽” 。
②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引《世语》作注曰: 邓艾少时,受阳翟郭玄信保荐,“从典农司马求人御” ,后为典农功曹,才奉使诣司马宣王,被提拔。
①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及《资治通鉴》卷七十四,魏邵陵厉公正始二年。
②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① 《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
②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③ 《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七十六,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
① 《资治通鉴》卷二十八,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
②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①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魏邵陵厉公嘉平元年。
① 《孙子》曰: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善之善者也。”
② 《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嘉平元年。
③ 羌,古族名。三国时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以游牧为生,部落众多、分散。
④⑤⑥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①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曰: 战后“乃以艾为安西将军”,此为通鉴之说。
②③ 《资治通鉴》卷七十六,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
④ 《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高贵乡公甘露元年。
① 引文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高贵乡公甘露元年。五兵,古时称步卒五兵为: 弓矢、殳、矛、戈、戟;战车之五兵为:戈、矛、戟、酉矛、夷矛。此处当为器械总称。
②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七十六,魏邵陵厉公嘉平五年。
② 《晋书·文帝纪》。
③ 《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帝景元三年。
① 《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引《水经注》曰: “小剑戍西去大剑山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
②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①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帝景元四年。
③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① 《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帝景元四年。
② 《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帝景元四年,张悌语。
③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武帝泰始二年,三年。
①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②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①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②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帝景元四年。
④ 《魏氏春秋》。此处转引自《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注。
⑤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