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城市规划事业结缘一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邹德慈 1934年10月出生于上海市。195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1986至1996年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现任该院学术顾问。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1991年获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3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近十多年来发表论文80多篇，其中一部分在国外刊物发表。主持的《温州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研究》课题获浙江省2000年度优秀城市规划一等奖和2003年度优秀华夏建设科技二等奖。主编《城市规划导论》，出版研究成果专著《城市设计概论》。1992年起和1994年起分别担任过英国Habitat International 和PlanningStudies两杂志的国际编委。
邹德慈是一位在城市规划领域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专家。年过古稀的邹德慈从1951年踏进同济大学的校门开始，就注定将与城市规划结缘。他用一生的时间在研究城市规划，研究城市与人的关系，研究如何将城市规划得更好。回顾他的事业发展，尽管中途出现了些许不可避免的曲折，但仍可以看出，他始终在自己的领域里尽职尽责地耕耘着，为这一门科学的枝繁叶茂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即便已过古稀之年，他仍认为自己 “还有很多新的知识需要学习，许多新的经验需要体验”。对于城市规划，他依然热爱着，坚持着，奉献着。
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 邹德慈祖籍江西余江。他的父亲早年留学美国，主修土木工程，回国后曾任唐山交通大学教授，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工务局任工程师。他的母亲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是一位小学教师。
1938年，由于日寇入侵，4岁的邹德慈随父母从上海逃至昆明避难。由于要躲避日军的空袭，幼年的邹德慈几乎没接受幼儿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他才开始接受正规的教育。抗战胜利后，邹德慈随母亲回到上海，进入市西中学(上海市的重点中学，原为工部局西童公学)读书。由于父亲已在昆明病逝，母亲依靠小学教师的薪水带着邹德慈和妹妹艰难度日，也盼他读好书，将来有出息。初中毕业后，母亲要邹德慈转学至圣约翰中学。这所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使用美国的课本进行教学，不少课程(除中文、历史外)直接用英语讲课，毕业成绩优秀者可以直升美国的大学。邹德慈读高三时新中国成立，但圣约翰中学的学制并没有很快改变，直到1951年他高中毕业。圣约翰中学的教育对邹德慈而言，最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帮他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邹德慈73岁时还说： “直到今天，我的英语水平还是吃 ‘圣约翰’ 的 ‘老本’。”另一方面是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影响到他后来对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关注及其对我国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借鉴。
1951年，全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考。起初，母亲希望邹德慈报考圣约翰大学医学系，但由于邹德慈曾见过圣约翰大学人体解剖室的“可怕景象”，便打消了学医的念头。也许他在冥冥之中受到了已经过世的父亲的影响，并看到了 “招生介绍” 中同济大学土木系李国豪先生的学识和业绩，想到国家要开始 “一五”建设需要大量人才，邹德慈选择了同济大学土木系。
1952年选择专业时，邹德慈被分配到建筑系的都市建筑与经营专业 (即现在的城市规划专业)。尽管这是他当时填报的 “第二志愿”，但邹德慈仍很高兴，因为他中学时喜欢绘画，而且对人文学科有兴趣，所以他很快就喜欢上了城市规划。四年的大学生活里，邹德慈认真地对待每一门课程，毕业时，他的各门功课(除体育外)都成绩优秀。回顾在同济的大学生活，邹德慈想起曾经指导过他的金经昌、冯纪忠等诸位先生的教诲，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 “在一生中，大学本科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基础，而关键在于教师”，先生们的教导对邹德慈一生的事业和工作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动荡中的厚积薄发 1955年邹德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设计院(现在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前身)，从此开启了他投身于城市规划实践的新篇章。
刚刚参加工作时，邹德慈和同济1955年、1956年毕业的两个班的同学都分配在经济室，承担经济工种。当时苏联专家组组长是经济专家，邹德慈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段时间，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设计院的工作还处于照搬苏联的模式的阶段，工作程序往往是： 苏联建筑专家准备好草图纸和6B铅笔，等经济专家提供数据，然后他才会在纸上构图。那时邹德慈就曾怀疑，这种不研究城市人口和用地，而是将城市当作机器来设计的作法是不是可取?后来，大家开始冷静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城市设计院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基本摸清了我国城市生活居住用地的现状情况，这个结果比过去参照的苏联用地指标低一倍左右，这些数据也成为以后制定国家城市用地规划标准的重要基础。另外，在城市发展的预测上，也突破了过去机械地根据计划项目做规划的 “框框”，采取 “经济假定”的方法，分析城市长远的发展可能，在规划上留有余地，这可以被认为是今天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思想的雏形。
1962年，国家提出 “三年不搞规划”，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设计院也随之被撤销，全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停滞下来。这段时间，邹德慈参加了我国自己的高校教材《城乡规划》的编写工作。这套教材由吴良镛先生主持，李德华、齐康等先生合作，邹德慈是编写组秘书。教材编写历时两年多，系统地梳理了苏联的城市规划理论，结合建国以来十多年的经验教训，探讨了我国自己规划理论的基本框架。这本书的编写对邹德慈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与诸位先生的合作中，他坚定地立下了坚持城市规划的科学性的学术理念。
从1963年到1973年，邹德慈陪伴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荡不安的中国一起度过了动荡与变更迭起的10年。这10年里，他做过机关干部，也去 “五七干校”学习改造过。回忆起这段被别人看成是 “荒废青春” 的岁月时，邹德慈更多的是报以感激之情：机关干部的工作让他的文字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政治运动与劳动锻炼让他在政治上、体力上和思想感情上得到磨练。他说：“今天我逐渐意识到，起码对于规划师而言，这种磨练也是十分重要和可贵的。或许可以说，胜读十年书。”
1973年，从国家建委的“五七干校”出来的邹德慈被分配到交通部天津第一航务工程设计院，从事港口建设工作。尽管专业不对口，但邹德慈却 “横下一条决心，一切从头开始”。经过了一些挫折和几年的努力，邹德慈基本掌握了建筑设计的全过程，也当上了建筑专业组的组长。尽管后来又回归到了城市规划的队伍，但邹德慈却十分感激这段做建筑的时光。这段时间让他深刻地体会到，建筑设计不只是建筑大师 “挥毫”式的草图构思，而是要把一个好的构思和方案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建筑物，“这其中需要有大量认真细致的设计工作，需要多种专业人员默默无闻、协调合作的团队精神”。后来，在邹德慈拟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风”时，特意提出“严谨的作风”，就是受此影响。另外，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统一技术措施”的做法，也是借鉴于天津第一航务工程设计院的经验。
重返中规院，孕育累累硕果 1979年，邹德慈调回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当时的名称是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重新回归到城市规划的队伍中来，并从此在这里扎下根，逐渐孕育出后来他在城市规划领域结出的累累硕果。
1982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新组建时，邹德慈担任经济所的所长。当时做的第一项大事就是参与三峡水库可行性研究报告中 “移民拆迁”部分，对14座(县以上)计划淹没的城镇进行调研、迁建选址、做规划设计、进行投资估算等。这项工作20年后被三峡工程建设的实践所采用，并在实际操作中证明了其科学性。
除了三峡工程移民拆迁部分之外，邹德慈在20世纪80年代还参与了天津震后重建、陕西安康县城灾后重建规划、山东齐鲁石化公司30万乙烯项目职工生活区的选址、深圳国际机场选址等众多项目。在邹德慈看来，这些项目对于开拓思路、科学论证，特别是突破过去某些禁锢思想的“教条”大有好处，也让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城市规划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在编制‘法定规划’上，而是在于城市规划的 ‘活的灵魂’”。此外，这种实践对于邹德慈个人而言，也让他学会了城市规划师必须具备的两种素质： “一是为事业敢于碰硬的勇气; 二是足够的学识和经验。”
中规院的工作重新启动以来，邹德慈和他的同事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实践中诸多要解决的问题，还有理论层面的问题。1984年，邹德慈与金经元先生合译P·霍尔的 《区域和城市规划》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现代城市规划的起源与发展，对国内规划界了解西方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还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城市规划条目的编纂、《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的审定、《土木建筑大辞典》的编委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使邹德慈自己的规划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同时也推进了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水平。1991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授予邹德慈荣誉博士学位，他认为这个学位不仅是对自己的肯定，更多的是对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肯定。
与共和国的城市规划共同成长了半个世纪，邹德慈始终用自己的努力见证着我国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最初的效仿苏联模式到而今主动式的城市规划，他始终在用前瞻的眼光打量着城市的一切，并带领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邹德慈认为，现代城市规划有三个重要支柱，一是城市研究，二是城市设计，三是城市管理。作为城市规划师，认识城市和研究城市是其重要任务和职责。首先，城市是人类大部分活动的载体，各种活动在此交汇交融，并发挥出综合的作用。同时，城市还可以作为一个根系统，同时拥有多个子系统，如能运转得好就能发挥极大的效益。因此，要在充分调查和研究城市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师的聪明才智，为城市居民创造真正宜居的空间与环境。此外，城市管理也是现代城市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把城市的管理包括规划的实施等看作现代城市规划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当前国内外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趋势。城市管理就是对城市从宏观运营到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的具体管理。在实践中，邹德慈主张三者的交叉融贯是规划的重要方法。
同时，在城市规划理论方面，由于我国开始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时间晚于西方，因此，在理论方面也相对欠缺。面对这种情况，邹德慈客观地认识到，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城市规划理论，必须要先学习西方。他坦言： “我从研究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史中找到很多我们今天城市规划问题的渊源和答案。”早在1986年，邹德慈第一次出访美国的时候，就注意到了美国有效的快速路系统。回国以后，他撰写文章《汽车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一文，讨论汽车交通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并在国内较早提出大城市快速路网与常规路网结合的概念。
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对的问题是旧城保护和新城市建设问题。这个问题随着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变得愈发突出。针对这个问题，邹德慈提出要针对城市的独特性采取不同的保护对策和措施：对于遗址、遗迹，重要的是保护场所的“历史环境”;对于历史性建筑，不能仅保护单个建筑的形式和风格，还要突出空间组合的群体性和完整性。在新城市建设方面，特别是前几年各地风行的开发区建设方面，邹德慈主张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研究工作，起步谨慎，留有余地和弹性，既坚持城市规划理论，又要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和方法，使城市建设做到 “超前、适应和实用”。
从院长到院士，活到老学到老 从事城市规划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邹德慈，尽管在工作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封闭在书斋中。从1986年到1996年，邹德慈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担任了长达10年的院长。这10年时间，正是中规院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快速成长的10年。
刚刚上任时，尽管邹德慈对这个职位没有任何经验，但他决心尽力当好这个院长。他牢记邓小平同志的两句话，科研机构要出人才，出成果。他决定用出成果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因此，邹德慈要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树立一个良好的院风，建立一套规章制度，也要使全院职工有较好的收入和必要的生活保障。
在邹德慈的倡导下，中规院将“求实的精神、活跃的思想、严谨的作风”作为自己的院风，这个院风切合了城市规划工作的实际特点。“求实的精神”是指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发展的可能条件出发”，为城市做实实在在的规划; “活跃的思想”要求城市规划师在思想上不断接受新的知识和技术，以顺应未来城市的发展; “严谨的作风”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证新的思路和方案”，既要适应客观规律，又和求实精神互为补充。
邹德慈任院长期间，还在全院推广三句话的“学风”：读书不唯书，尊上不唯上，学洋不崇洋。他自己以身作则，为青年规划师做出榜样。
2003年，邹德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面对我国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邹德慈表现得相当淡然。他说： “这是我专业生涯的一个里程标志，但不是终结，更不意味着是‘最高’。”69岁成为院士的邹德慈认为这一荣誉鞭策着他“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尽管在城市规划领域已经工作了五十多年，但他从不承认自己是权威专家，因为城市规划没有权威，城市规划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很难有人具备全面的知识去穷尽它的直谛。他深感“自己又讲入了专业历程的一个新的阶段，还有很多新的知识需要学习，许多新的经验需要体验”。
这就是邹德慈，一位始终在学习在进步，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城市规划师。
《城市规划导论》
《城市和区域规划》，(英)彼得·霍尔，邹德慈，李浩，陈熳莎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