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型的实践”或“实践型的思考”
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朱涛 1969年出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工学学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硕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博士候选人; 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ZL建筑设计公司 (ZL Architecture，P.C.)设计主持。
朱涛近年来在建筑评论界十分活跃，试图推动建筑评论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并在建筑史及建筑设计课程中进行更新; 曾参与或主持的工程项目有深圳文锦渡长途汽车客运站、四川华存希望小学等。
近年来，朱涛以活跃的建筑评论引起建筑界及社会层面上的关注。与此同时，他在实践和理论建构、阐释方面也着力甚大，走上了 “实践、理论、批评三结合” 的道路，朱涛说，这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建筑师，希望实现一种 “思考型的实践” 或 “实践型的思考”。在 “现在中国建筑评论还处在一种贫瘠状态” 的大环境下，他试图推动建筑评论为社会的现代化、走向公民社会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他以独特的切入与整合方式讲授历史，反思上个世纪的建筑发展; 在建筑实践中，他则十分关注如何以明确的手法来协调建筑的形状、空间和建造等诸多系统之间的关系，关注一栋建筑如何能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构筑物。
建筑，这么远，那么近 朱涛“发现”建筑并与之建立起联系，开端产生于一个丰富的语境里。因为母亲是一个图书馆的馆长，高中时朱涛常常在晚上以做功课的名义，在图书馆里随意读书。他渐渐觉察到，建筑学的确如“听说”的那样，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融合了人文艺术和科学技术。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文学作品更是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滋养。这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到80年代的建筑系，是常有的现象。“比如我的前辈校友刘家琨，他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读建筑的。你看他当年设计建筑乃至现在写建筑，都是很文学性的。”后来，朱涛与许多诗人、评论家都有交往，像朱大可、翟永明、欧阳江河以及北岛。他说，他感觉与这些比他大了一辈的朋友们精神上要更加接近。
1990年，朱涛大学毕业后先后到成都西南设计院及其上海分院等单位工作，而后又到深圳和珠海做了几年设计。回忆那些年的建筑实践，朱涛觉得，“就是在粗浅的层面上磨炼技艺、手法”，也积累了宝贵的社会经验。“记得我24岁到深圳时，每晚都在加班狂画各种超高层建筑，深圳的、海南的、北海的……”看似疯狂的工作速度背后，是对泡沫经济的初次体验，真正实现的设计并不多。不过，真正让他“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是与他当时十分推崇的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的近距离接触。他说服珠海规划局邀请矶崎新为珠海南部横琴岛的南滩做一个开发规划。没想到，本来很简单的一个推山填海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在矶崎新手里“彻底搞大了” ——矶崎新因发现珠海地处亚洲中心，于是乌托邦热情大发，开始构想一个海中的人工岛，取“海市蜃楼”之意，叫“海市”。朱涛作为珠海规划局和矶崎新之间的协调人，亲见这场方案构想的戏剧化发展过程。他说，尽管矶崎新对城市乃至政治经济的构想实在太幼稚，但他那种乌托邦式的磅礴热情，在当时不失为很大的震撼。
实际上，朱涛本人对于乌托邦与建筑空间的情结并不是偶然的闪现。1993年，他自己就曾策动这种讨论。他为同是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建筑师汤桦在上海美术馆策划了一个名为“诗意的栖居”展览，展出许多纸面建筑，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与此同时，他和文艺评论家朱大可还曾在上海的一个小旅馆里，组织了20多位画家、建筑师、音乐家和摄影家等，包括何多苓、翟永明、钟鸣、刘家琨、刘小枫等，召开了一个名叫 “21世纪新空间”的研讨会。
早在大学时，朱涛就对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很感兴趣，翻译过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院长Bernard Tschumi的书。1998年，他如愿踏入哥伦比亚大学，先是读了三年硕士，继而自2002年始攻读历史和理论博士。他硕士时期的教育，是意在培养“前卫建筑师”的，朱涛自己也全心全意认可这种理念。然而，当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后，他发现，硕士阶段的教育有许多幼稚和片面的地方，而“从建筑历史和理论中获取的营养，可以很好地帮助我思考当下的中国建筑现象”。
偏离，或者说回到正轨的教学 在纽约，朱涛与祝晓峰、张轲、李虎、黄文菁、赵仲贵、王辉、孟岩等青年建筑师一起形成了一个叫“建筑同志”(Archicomrades)的圈子。时值国内设计工作机会众多，人们陆续都回国了。朱涛说，其实他每年夏天和冬天也都回国做设计，但在“大好形势”下，他也心生犹豫——“如果思想不够清晰、不够坚定的话，在现实中很快就会失去评判自我的高标准，就很容易做平庸的东西”。在纽约，毕竟还有国际性的标准在，不如借读博士的时机，再保持几年的距离。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制度是没有学习年限的，就读期间还可以在美国25所加盟的大学里无限地免费听课，朱涛因此变成一个疯狂的学生，到处听课，再加上纽约层出不穷的各种展览和讲座，让他渐渐产生一种反向的觉悟—— “以完全无防线的心态去接受信息爆炸，可能会把一生都耗去了。我现在需要静下来涵养一些由内至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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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纽约，朱涛的下一站是到香港大学去教书。“对我来说，我内心一直是想做建筑师的，只是人生每一次选择都使我原来的方向偏转了几度。而这种‘偏转’的经历恰恰使我对建筑历史和理论越来越有深入钻研的兴趣，看一些建筑实践的问题也越来越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角度和深度。通过教学，自己也能更仔细地想很多问题。”而之所以选择香港大学，除了对香港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感兴趣，也是为了更好地整理思路——如何在21世纪的今天反思上个世纪的建筑发展?如何在一个极其关注现在、但历史意识淡漠的环境中讲述历史?如何在一个多文化碰撞的地方讲述“世界”建筑史?更进一步，如何能在香港与内地的微妙距离间设置一种“批判性的张力” ?
在香港大学，朱涛同时教授建筑历史和设计两方面的课程，并探索新型的建筑史课程。他不用固定教材，自己准备讲稿，安排学生读的不是诠释历史的通史类的书，而是历代建筑师自己写的宣言、批评和阐述文章等第一手材料。他尝试不单纯从编年史的角度讲建筑史，以“20世纪现代建筑史”为例，“讲1910年代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思潮，宣扬建造全新的机器文明和城市，这种思潮一方面是编年史中的一环，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特定的文化主题，可以跨越时代，一直讲到今天的中国，更具体讲到香港疯狂填海、高速度地进行开发……一个纵向的贯穿性的历史”。朱涛觉得这样讲很过瘾，学生会发现，人类的历史经常表现得像是“有限的几个主题不停地在重复”。
设计课上，朱涛更强调教学生基本的建筑语言，尽可能地简化建筑的命题，在一定时间内专攻某一个方面。他将运用建筑语言能力的培养视为建筑设计教育的基石。在这个层面上，他说自己在教学中几乎可以称为一个“形式主义者”。朱涛认为，当下建筑师有两个方向的危机——是完全不关心社会，仅仅沉浸在“非常自我的空间趣味中”孤芳自赏;一是宣称关心社会，但实际上囿于自己的小圈子，并不能直接为社会做出什么“参与性贡献”，靠空洞的社会关怀姿态来包装低质量的设计。作为一个教师，他觉得，如何在建筑教育中帮助学生避免将来迅速滑向这两种困境，是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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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评论的贫瘠与建筑史学的重要性 2000年，朱涛开始写建筑评论。当时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每年只有假期可以回国做设计。当互联网的力量蓬勃壮大时，他意识到，自己更有效地参与中国建筑的方式，是写作而不是设计，而且在纽约，获取各种信息的渠道更多。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朱涛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受到的建筑史和理论训练，让他对中国建筑的状况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
朱涛将建筑评论分为两类： 一类是探讨建筑学本身发展的评论，一类是探讨建筑学跟社会之间关系的评论。前者读解建筑学的内在价值，后者则读解建筑学跟社会之间界面的关系。“当然，这样分纯粹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是很复杂的。”
对于建筑学内在价值的评论，需要对建筑学本身有精神的认识，才能阐释清楚何为好的建筑，包括其空间质量、形式语言的创新程度、建造的手段等因素。“就像美术评论，如果不懂美术史中形式语言和观念的演变，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美术评论家。”朱涛认为，现阶段，中国建筑评论界能细腻准确地读懂建筑学、建筑作品的评论家其实少之又少。
对于建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评论，同样需要对建筑史、社会文化发展史有深刻的认识，才能着力这个界面上的各种问题。如建筑学在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里能起到多大的社会作用、文化作用?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的话，建筑学在空间维度上能作出多大贡献?
“中国建筑评论还是处在一种非常贫瘠的状态，从大众评论到学术评论都是这样。” 朱涛坦承自己的观点，他觉得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两类评论没能建立在对建筑历史发展的认识的基础上。“其实，在我看来，大众建筑评论和学术评论的区别更多在于界面上，比如语言上是否通俗易懂，背景知识需要介绍多少等。我们要真正处理的难题不是业余和专业分工的问题，或者面向什么样的读者的问题，而是如何把评论写好的问题。”
在朱涛看来，唯一能让人们坚定清晰地做任何价值判断的基础，是建立在历史性的价值判断上的。“如果对建筑的历史发展是盲目的，就根本没有办法评论。” 为了使“历史”在人的判断中能够起到更可靠的作用，朱涛在关注建筑史本身时，也十分注重历史的阐释学——“在历史之上，我们还有一部历史学的历史。我在教学生历史时，还特别注意介绍针对同一历史现象不同史学家不同的阐释。知道了这些，就能掌握更丰富的解读建筑史的角度和立场，就为形成个人对建筑历史和当下现象的思考创造了可能性。”
营造空间的社会意义 近年来，朱涛越来越关注一个问题：建筑评论如何能对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走向公民社会起点积极的作用?他深感国内的民众在不直接牵涉个人利益时，很少意识到空间的问题。反映在建筑上，中国建筑师哪怕设计几十万几百万平方米的住宅，面对的也只是发展商，真正的使用者对建筑师而言是虚无缥缈的。
他以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为例，领事馆墙外的人行道被封掉了，行人必须在车道上绕行一段。朱涛曾亲见刚签证出来的学生，兴奋地想赶快过马路到对面去告诉家人，但路上车辆很多，几次差点酿成车祸。在他看来，如果是有公共意识的评论家看到了这种侵犯城市人行道的行为，应该立刻意识到这是对公民空间权益的一种侵犯。
反过来，朱涛在香港时代广场观察到一个现象： 以前游客想在门口花坛边沿坐一下，保安会过来阻止，大家以为那可能是私有场地，所以也无怨言。后来，报纸披露，时代广场的开发商曾与政府有过协议：政府允许开发商多修一部分建筑面积，而作为回报开发商应开放地面广场部分，使它成为公众可以逗留的空间。消息一传出，许多市民马上到广场去坐，一些旨在捍卫公共空间权益的活动家甚至搞起了行为艺术，以量度这“公共空间”到底能“公共”到何种程度?而商家，则不动声色地为市民提供一些半艺术装置、半坐椅式的坐具。“这就体现了一个公民社会的特征”，朱涛说，有空间意识的建筑评论家应该对此类现象敏感，去重视这些了解、珍惜自己空间权益的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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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筑评论者，朱涛在评价具体的建筑设计时，最重要的标准是建筑含义的丰富性和建筑语言的整合性。而作为一个实践中的建筑师，他认为，建筑设计意味着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空间平台，为人们的文化提供表现形式。比如，他所设计的深圳文锦渡长途汽车客运站是一个综合型的项目，有复杂的、三维叠加的人、车、物流和商业、办公、居住设施等。在极其狭窄的用地上，面对周边芜杂的、毫无特征而言的城市环境，朱涛试图以一种有力的姿态达到对城市周边环境的重组——通过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体量，对内有效地容纳多样的空间和功能，对外则建立起一种鲜明的可识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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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涛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研究生院硕士毕业设计1999-2001
而在他与建筑师李抒青合作的四川华存希望小学项目中，在造价极低、必须使用当地材料和工艺的条件下，仍努力尝试做一些非传统性的探索。“比如针对四川潮湿、多雨雾的气候，我们坚持在宽走廊内部设置上下贯通的自然采光、通风井。”在朱涛看来，关注“形式”其实是关注如何能以明确的手法来协调建筑的形状(几何学)、空间(全身心体验和功能使用)和建造(结构、材料、工艺等)等诸多系统之间的关系，关注一栋建筑如何能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构筑物。他认为，这是衡量一个建筑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的最重要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