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平凡生活，探非常建筑
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张永和 1956年出生于北京。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1993年成立非常建筑工作室，任主持建筑师。曾任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2005年9月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
作品有洛阳老城幼儿园、清溪山地住宅、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楼工程、北京现代城样板间室内设计工程、北京怀柔山语间住宅工程、稻宅、北京大学(青岛) 国际会议中心、东莞松山湖科技城生产力大厦、康明斯亚洲总部(北京)、北京玻璃洋葱西餐厅、深圳润唐山庄集合住宅等
张永和热爱文学，喜欢看电影，尤其喜欢侦探小说。即使每天工作繁忙，没时间看电影和读书，他也会在 “临睡前的被窝里、清晨的马桶上” 翻几页侦探小说。他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自己要写一部侦探小说。同为建筑师的其妻鲁力佳则觉得，张永和整个生活状态就像是一部侦探小说，张永和本人就是侦探，最擅长在平庸的背后发现别人看不到的蛛丝马迹。鲁力佳说： “他侦探城市、人、微小的事物及其各种变化。对张永和来说，他的侦探小说从没停过……”
首位执掌美国建筑重镇的中国人 张永和出身建筑世家。其父是被称作“设计了半个北京城”的中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观礼台、北京天文馆等首都地标式建筑都出自其手。张开济始终遗憾自己没有出国留过学，所以一心把儿子送出国。张永和于1981年赴美国留学，毕业后在多所美国大学任教。2000年，他亲手组建了北京大学建筑系。2005年春天，张永和受邀就任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成为首位执掌美国建筑研究重镇的中国人。这个任命标志着国际建筑界对中国建筑师的认可。
MIT建筑系成立于1895年，是美国最古老、最优秀的建筑系之一，但前些年却一直在走下坡路，陷入了 “只空谈社会政治问题，却忽略设计的基本问题” 的教育怪圈。校方寻求改革，从国际上多位重要建筑师和专家学者中严格筛选，最终选择了张永和。宣布这一任命时，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和规划学院院长安得勒·桑托斯(Adele Santos)称赞张永和是“富有实践经验和探索精神的新一代建筑师，对于建筑学充满热情”，希望他能带领建筑系“开创新天地”。
张永和在美留学以及多年执教的经验使得他对整个美国的建筑教育现状十分了解，加上他深厚的实践经验，为他执掌MIT建筑系奠定了基础。张永和到任后，立刻着手进行教育改革。他修改教程，增加学生实践的内容，聘请新一代的年轻教师。在他的努力下，原本暮气沉沉的MIT建筑系变得充满活力。
张永和常谦虚地说自己做得好是因为运气不错。其实，“美国比大多数国家都要保守，民主制度伴随的是效率奇低，所以张永和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让这个效率很低的地方获得遍地开花一样的成果，是很不容易的。” 鲁力佳说。
架一座展现中国建筑的桥梁 2008年9月，张永和作为唯一的华人策展参加 “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是世界建筑界的最高盛会。该届双年展的主题是“那儿：超越房屋的建筑”，中国馆的主题为“普通建筑”，由“应对”和 “日常生长”两部分组成。张永和负责“应对”。张永和曾担任2005年深圳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之后，他公开说自己将不再策展，这次他 “食言” 了。之所以如此，是张永和感到 “有话要说”：通过这样一个展览，向外界展示出中国当代建筑比较准确的面貌，让外界知道中国不仅有那些奇特的大楼和展馆，“中国还有这样的建筑，中国还有这样的建筑师”。张永和发现，国际建筑界对中国建筑有很大的误解——人们普遍把中国建筑描述成两种样子：一种是少数国际建筑名角做得特别精彩的建筑，这些虽然是重要的项目，但这些特殊的例子无法代表中国建筑; 另一种是以设计院为代表的大生产建筑。“实际上，在中国有很多建筑师——这里面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是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但却没有人知道。威尼斯双年展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说说这个事，所以我又做了策展人。”张永和说。
明星设计师总能拿到一些很特殊的项目，而且一旦他们拿到这样的项目，常常会被给予很大的空间; 而设计院的大生产建筑师往往就没有机会接手大项目，只能做一般的工作。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批建筑师，他们即使拿到的是最一般的项目，在最一般的工作条件下，也要做不一般的工作。正是为了将“这样的建筑师”展现出来，张永和选择了这样五部作品作为 “应对”系列参展： 一栋用纸盒、纸筒、透明胶带搭起的建筑——这是鸟巢中方设计师李兴钢做的 “纸砖宅”; 一间屋顶向中间凹陷，能将雨水收集重新利用的房子——刘克成的 “集水墙”;一面墙，由中空的灰色砖砌成，一旁展示的制作过程告诉观众，这些砖是以残瓦碎砖为原料制成的——刘家琨为汶川地震而设计的 “再生砖”; 给脚手架钉上木板，让造房子的工具变成可以供人住的房子——童明的 “支架栖所”; 几面会反光的铝板制成的 “墙”，各自构架在钢支架上，每个支架下还有一辆自行车，可以载着 “墙”移动——完全概念化的建筑模型，这是葛明的作品 “默默”。张永和选择的这五位建筑师在中国有名气，但国际建筑界对他们却不熟悉。张永和要打破 “中国出色的建筑师都是 ‘海归’”的偏见，选择参展建筑师时，没有以是否留过学作为标准，最后选出来的建筑师竟然没有一个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五个人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和城市，有的来自大学，有的来自设计院，甚至还有像葛明这样根本不做商业实践，只在学校里 “盖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的建筑师。张永和说： “共同的特点之下反映出的是共同的态度，这说明这一类的建筑师逐渐多了起来，虽然绝对数字还是很少。”“应对”的主题也是张永和一直以来在国内坚持的实践工作和理论。“应对”针对的是一些最普通的情况，满足的是建筑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人们居住的最基本的需求，“包括房子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好用、是不是经济等等”。汶川地震之前，国内许多建筑师的设计都偏向形式、艺术和文化。地震一来，建筑师都决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 “解决问题”之上。当全世界都在追求标志性的 “纪念碑式” 的建筑时，张永和为国际建筑界、尤其为国内建筑师提出了掺不得半点水分的 “应对”思考，也将国内一些优秀建筑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展现给了世界。
平凡生活，“非常建筑” 刚做建筑师时，张永和就认为，建筑设计者应该像小说家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生活，像人类学家那样研究人们活动的每个细节及其意义，以此仔细体察人们的活动与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
1993年，张永和与鲁力佳从美国归来，成立了 “非常建筑”工作室，开始了他们在国内的实践。“非常建筑”意味着“非常规的建筑、特殊的建筑、紧急的建筑”，也意味着张永和想要在符合建筑规律的基础上“非常规地建造”。张永和从美国归来时带回的建筑理念让父亲张开济无法理解，甚至大为反感。张永和在北京成立了 “非常建筑”工作室，苦心经营几年却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项目。直到他设计的席殊书屋、山语间、晨兴数学中心等几个建筑出炉，事务所的情况才逐渐好转。2000年，张永和作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历史上第一个参展的中国建筑师而大受关注，“非常建筑”的名字开始为世人所知，工作室的建筑实践也慢慢开始对国内建筑界产生影响。对张永和而言，建筑有极复杂的涵义，是“又软又粗的科学”，是跨越最多门类的学科，是参与社会经济最多的学科。张永和的“非常建筑”工作室从不是以建筑的数量和规模取胜的。张永和以类似侦探的敏锐和直觉去关注和发掘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建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应起到的作用，并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城市规划的实践中去。张永和说： “15年来，每个项目对我们来说都是研究项目。在每个项目里面我们都希望有所发现，而不是创作和表现。‘非常建筑’ 不是一个形式的非常或本身一种趣味的引导，它的重点在于批判地参与现实的态度以及一整套非常的工作方式。这就是 ‘非常建筑’ 所非常的地方。”
第11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
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参展作品
1993年回国成立建筑事务所之前，张永和在美国教了10年书。多年留学的背景以及丰富的教学经验并未使得工作室的初创阶段少一分艰辛。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建筑师回国来做建筑实践，而张永和俨然成为了 “风向标”。在他回国之后，越来越多曾留学美国、日本、德国的建筑师，纷纷回国成立事务所，从此卷入了中国的建筑设计大潮。在20世纪90年代那种风起云涌的掘金浪潮裹挟下，打出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旗号的建筑事务所，中国独此一家。相比起当时普通的建筑师，“非常建筑”的工作程序完全不同。在这里，建筑师是创作型的，他们的工作是通过建筑来表现他们的建筑才华。创业的初期无比艰辛，张永和不得不放弃在美国的工作，一心投入到国内的业务中来，他为了理想可以不计一切，可以不折不扣。1998年，工作室终于盖成了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楼，这栋房子有着与众不同的形式：由实体的金属板和透明的玻璃组成的单元构成了 “幕墙”，窗的功能被活生生地分离为采光和通风，并完美的对应了形式。首先窗是与外墙平的，有一块面积较大的固定玻璃扇，可开启的部分和窗框是同一材料的铝合金板。这是一个双层的可开启结构，向外开是实心铝板窗，向内是铝框纱窗，而固定的铝合金百页后面则是放空调机的地方。这样在外部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光洁完整的一扇组合大窗。使用玻璃是因为向外看以及采光的需要，而通风则与玻璃无关，不同的需要对应不同的材料。这显然是很正统的现代建筑观念，这个设计也带来一个好处，就是通过可开启的通风扇模糊了窗框的概念，从而形成了窗扇与窗框的对等局面。这正是张永和想要的平面感觉，这里任何一种构件的功能都是单一的，都从传统窗户的复合形态中独立了出来。门、窗和墙都是建造活动最基本的构件元素，也是张永和作品中乐此不疲表现的思辩主题。
15年里，“非常建筑”始终以其非常态的工作见证这个非常时代的历程，在不断革新国人传统建筑观念的同时，也成为国际建筑界了解中国当代建筑的窗口。
“实验” 与 “主流” 之间 晨兴数学楼于1999年落成，开幕庆祝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张永和在这里遇到了北京大学校长，也就是那一次见面让这位在国内建筑界始终处于 “主流边缘”的执著者成为了日后北大建筑系研究中心负责人。
张永和将北大建筑研究中心的教学方向定为两个：建筑构造和城市研究。他认为“自始至终，中国建筑缺乏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建筑最基本的是材料和结构……建筑是个实用的东西，做建筑是个很社会的事。社会性不抽象，具体体现就是城市。建筑师不仅仅考虑建筑的外在表现是个什么样子，而且要考虑城市中多栋建筑怎么把人的生活组织起来。今天，地球出现了能源问题、污染问题……建筑和城市的关系更加紧密，因而要把建筑放到城市中看。建造是建筑的根本，是城市构成建筑的框架。现在的建筑教学中，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
“山语间” 别墅
如此本真求源、关注现状的一位建筑师进行“实验”的目的是为了传递出一种信息。他认为：“建筑师被分为主流建筑师和实验建筑师，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于建筑设计行业，有人把它作为职业来对待，并不太关心领域的命运究竟如何，这样的人也有可能做得还不错，但有人关心领域的现状和发展，甚至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目标。这是建筑师之间真实存在的差距。”张永和正是属于后者，他不会因为在这一行业中受到挫折或者委屈而离开，也不会因为别的哪个地方有更高的经济回报而转行。建筑师在一个系统里操作，有些建筑师会质疑那个系统，当他们不愿意再在那个系统里厮守下去的时候，“实验”是一个要“造反”的由头。张永和是这一意义上的“实验建筑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个系统是唯一的系统。当时它是主流、铁板一块。如果把这个主流放在现在，绝对称不上主流，现代的主流就是丰富多彩，就是五花八门。”
以张永和为代表的今天，很多中国建筑师和理论家渴望将建筑学通过缩减和还原的工作，清除意识形态的重负和审美意识的不确定性，从而获得一种本质性的内核，以获得这个学科初步的自足性。回国后的十余年里，张永和的一些作品也确实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张永和自己也渐渐认识到了自足的本体建构的操作艰难，甚至只能作为一种意识现象而非具有现实性来对待。或许这也正是他游走在“实验”与“主流”之间完成着他的使命。
张永和回顾了以往的创作姿态，他说： “当我在伯克利念书时，总是感觉设计与社会责任感是相对立的，我现在则希望透过设计过程，建筑必须适度承担社会责任。”
黄永玉博物馆
河北教育出版社
二分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