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因地的建筑
上海项秉仁建筑设计公司主持人 项秉仁 1944年1月出生。1966年获东南大学建筑系学士学位，1981年获东南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85年获东南大学建筑系博士学位。曾任美国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访问教授、美国旧金山Brown Baldwin Associates，LTD.项目建筑师等职。1999年8月至今，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秉仁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总监。代表作有： 富春山居、江苏电信综合楼(获南京市优秀建筑二等奖)、深圳天利中央商务大厦、江苏移动通讯枢纽工程、合肥文化艺术中心建筑设计等。出版《国外著名建筑师丛书——赖特》、《城市的印象》(译作)、《项秉仁建筑与室内设计作品集》等著作。
项秉仁是中国第一个建筑学博士，曾获得贝聿铭旅美中国学者奖学金。自称对于建筑的选择，是源于对“有一点文艺” 的生活的想法。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他在现代主义的原则下发挥出最大的自由，因时因地，将建筑的基桩打入环境、文化、历史的深厚土壤中。在路上，他渐渐明白获取信息有个抽象的过程，抽象帮助我们拂去现象的尘土，显露深藏的基石。在逻辑思维下，观察思考让他不停行走，亦走得更久更远。
国内第一个建筑学博士： “有一点文艺” 1944年出生的项秉仁说自己从最初选择建筑学至今，都是源于那“有一点文艺”的生活。自小他就比较喜欢艺术，喜欢画画，那个时候选专业，他希望能够选一个不仅仅只是工程或科学类的学科，最好是可以和艺术相结合的，顺着这样的思路他就去读了建筑学。
在那个建筑学还是比较高尚的学科的年代，大学的学习氛围，追求的更多的是艺术的美感，在绘画方面训练很多，也会有很多艺术方面的教育。除了这些学习建筑学中所接触的“文艺”，他一进大学就参加了文工团，在学校里的管弦乐队演奏长笛。谈起大学校园的岁月，他觉得虽然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对他来说艺术还是快乐的，比如星期天拿着画板去外面画水彩画、写生，是学习，也是一种休息和放松;去乐队演奏，是对自己艺术修养的一种提高，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样丰富的“学习”，项秉仁持续至今，因为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本身的工作涉及多方面的东西。他也一直认为，做任何工作，只要将来还可以回归建筑师这个职业，实际上以前所花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对自己的专业有好处的。
“建筑师并不是单纯的只做设计而已，他需要有足够的社会经验，要了解一个城市或一个建筑背后所涉及的多种因素。建筑师的工作是要分析其中多方面的矛盾，然后综合考虑，找到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而且有的时候自己的想法不一定都被接受，还需有协调甚至舍弃，以配合整体项目的完成。”
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全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少之又少，项秉仁却成了建筑学专业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的硕士研究生，怀着对博士学位的好奇和对建筑学的热爱，读了博士。期间国内外交流的机会很少，他不是很清楚国外的博士是怎么样的，所以有关的一些东西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去进行的。写论文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建筑专业有它自己的特点，不能是纯理论，还要注重实践。他还记得最后答辩的隆重场面，从北京、上海、南京来了总共13位专家、院士和领导，从下午两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多才结束。因为当时大家都很看重中国第一篇建筑学的博士论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的认为好，有的认为不好。他说，对于他的城市建设基础理论，当时也有很多的争论。
1989年，项秉仁获得贝聿铭旅美中国学者奖学金。旅美的日子里，他自己驱车去考察了美国的很多建筑。项秉仁说： “当时我在美国，条件不像现在的留学生那么好，那时候国家就给几百块钱一个月。实际上贝聿铭给的奖学金也不多，但是它代表的是一份荣誉。贝聿铭先生希望祖国同胞可以有机会去了解美国的建筑，希望我们多看看，然后在结束以后写报告向他汇报。”在与贝聿铭先生的会面中，贝先生鼓励项秉仁回到中国去，他觉得中国将来有很好的前途，而他提供奖学金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在美国学习以后回国来做贡献。
行走，并成熟着 1993年，项秉仁取道回国。他先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很想了解这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城市。他对香港感觉很好，但最终还是选择回来。“当时待不下去，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大部分建筑师在那边一直处在激烈的商业竞争当中，反倒是内地的环境会相对好一点，生活压力不会那么大，建筑师还能有自己的一些创作空间。但在香港没这种机会，很多时候还是客户至上。”
在这一路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过程中，项秉仁对于建筑学的理解从最初的追求艺术美渐渐深化： 建筑学，归根结底是一门研究空间和形体的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空间和形体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从封闭空间到开放空间再到复杂的多维空间。城市设计和室内设计本质上只是不同尺度的建筑设计。虽然建筑学是一门非常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专业，建筑专业人士，无论是设计者、管理者或决策者都必需了解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但他们终究不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纯艺术家，社会期望他们将这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了解最终落实到具体物质环境的营造，而非其他。
他认为，尽管外界有时将建筑的重要性抬到了较高的位置，但作为建筑师，还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建筑不变的本质要素仍然是空间和形体，要加强对建筑本体的研究，深入领会和挖掘建筑特有的审美本质，包括空间、形体、材料、结构、节点、施工方式等等方面。只有在有了大量的能够设计出富有内涵的高品味建筑的成熟建筑师，才可以期望有高品质的人居环境。
对于中国的现代建筑与现代主义建筑的关系，项秉仁觉得中国建筑的现状是中国特殊的建筑教育发展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系学生没有条件系统地理解现代主义思想; 60年代的学生全面接受了现代主义思想，但却很少有实践的机会; 70年代末及以后的学生接受的是后现代多元化的思想。可以说，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其实并没有在中国被系统地实践过，这是中国当代建筑面貌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设计界的混乱状况正是这种不稳定的思想输入的结果，脱离对西方现代主义及以后的历史过程的理解，简单狭义地吸收了后现代思想，对中国建筑其实是非常有害的。”
现代主义与地域环境的结合 项秉仁一直坚信，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某种特定的形式，而是建筑所特有的形式美如何由逻辑推理来生成。他以北京首都博物馆方案作为例子，在描述它的形式时，项秉仁几乎无法将其形式与形式的目的剥离。建筑实体前的超尺度柱廊是它最强的特征，它就像一个屋顶早已坍塌的 “遗迹”，期待着各种可能的功能，呼应着博物馆的主题。“遗迹”下抬高的平台就像中国式的舞台，造成了建筑与前面长安街的对话关系。平台将人流从北面引到东南面，把光线带到了建筑的入口前。形式与形式的目的之间不断的相互推理构成了现代的设计逻辑。
同时，在项秉仁的众多实践作品中，人们还可以看到他在这种逻辑之下对现代主义“因时、因地” 的诠释。
2003年开始设计的合肥文化艺术中心，是项秉仁 “新现代”的一项作品，使用混凝土、钛金属板、玻璃幕墙造就的艺术中心实则是刚中带柔的纽带。艺术中心选址在新区科技轴两侧，北临东流路，南临天鹅湖，从城市空间形态分析，项秉仁试图营造一个优美、高雅、反映时代特征的造型，来衬托位于中心轴线远处的市政府大楼，同时使其成为符合天鹅湖自然形态的背景建筑。他选择了两个成角度的椭圆作为建筑的主题轮廓线，使其在轴线的交汇点落在城市主轴上，同时将主轴的端部作为建筑对外的主要入口空间。这样既解决了两个建筑在城市主轴上遥相呼应的对位关系，同时其曲线的形态也与天鹅湖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 “富春山居”，他借鉴了附近的浙江民居。浙江民居是浙江建筑历史遗产中的瑰宝，它与环境共生、适应生态、就地取材、丰富的内部空间与使用功能合理地配合。所以在 “富春山居”的设计中： 室内空间力求紧凑和灵活以充分提高套内的使用效率;使用天然和常用的建材，既降低成本又符合生态和健康; 玄关的上空、挑空的起居室和落地的大玻璃窗使得上下内外的空间融为一体。紧密结合环境地形是富春山居别墅设计的另一个重要的考虑，依山傍水，保留原有林木，“把家轻轻的放进大自然中去”是项秉仁遵循的原则。而 “富春山居”建筑的外观设计更是细致到一砖一瓦。恰是借鉴江南民居的思考，用现代的构造方式加以表现，创造出了没有理由拒绝让人陶醉的美。
合肥文化艺术中心
而江苏移动通信枢纽工程的建筑及环境设计，则是项秉仁将新老建筑互相映衬的又一力作。该项目的基地毗邻举世闻名的南京古城墙，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地域性; 而新建筑是现代高科技产业建筑，要求高度满足现代人的物质和心理需求。设计将50米高的调度指挥中心布置于基地东南侧，三层机房布置于西北侧，七层部分布置于两者之间，既满足了规划高度、日照间距等要求，又获得了起伏有致的沿街城市界面。建筑整体以一条规整的主轴贯通，配之以局部的偏转和移位，产生尺度宜人和生动有趣的视觉效果，使整个建筑群体以一种恰当的姿态融入这一特定的地域环境中。整合主体建筑物与现存地域环境条件的空间关系也是建筑师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这也是在现代建筑的外部环境设计中达到地域性和现代性相统一的重要环节。
这些建筑与环境、地域的思考与实践，其实体现着项秉仁始终坚持的“城市设计”思想。“建筑不是孤立的个体，有了好的建筑不等于就有了好的城市。如果街道上都是形状各异的建筑，即使每栋建筑单独来看都非常出色，这个城市也未必就是一个美好的城市。比如浦东陆家嘴，有些外国人说它是 ‘建筑动物园’，就是说每栋建筑都是一个动物，都不一样而且互相独立。所以我们必须注重城市建筑的整体性。” 同时，好的建筑或者好的城市，不单单只是靠物质环境的优劣来评判。城市除了漂亮的高楼大厦以外，还要符合人的行为和心理方式，要体现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
江苏移动通信枢纽工程
“传统” 与 “现代” 环境是相平等的元素 虽然项秉仁的作品中大部分都是使用现代的手法，但其中却不断流露出与传统的关联。而对待传统，项秉仁有着自己的见解： “传统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 ‘原料库’，而应被看成与现代环境相平等的元素。其意义需要发掘、解释和不断的重新理解。”
复兴公园大门的设计是项秉仁近期的设计的一个建筑小品，其中将非现代与现代感相糅合的效果让人惊叹。复兴公园是一个浪漫而充满记忆的地方，它最初是法国人的囤兵场，后来被开辟为租界里的公园。它的老大门很有特点，项秉仁说那是他童年记忆的一部分，他相信它也应该是这座城市记忆的一部分。抱着一线希望，他到上海城市档案馆查询历史记录，竟然找到了老的复兴公园大门的建造图。于是他突发奇想，原封不动地将它搬回来，并想用全新的现代体块将它夹起来，不过最终两旁的体块选择了折衷形式。它像是树的自然生命衰而是竭了之后，靠种子又生长出同样的形态，演绎了生命的轮回。它既不仿古，又不是真的古董，介于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
在着眼传统的时候，也是应当联系未来的。对于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项秉仁也有着敏锐的触觉与思考。数字化对建筑学的影响不只限于用电脑辅助设计，或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 “激变的超前建筑形态”，或是利用 “虚拟现实技术”使设计成果更具有可视性和可评价性等等，而是牵涉到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学的各个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所以，研究数字化时代的建筑学也不应只限于懂电脑的人，而是所有与建筑有关并对此有兴趣的人都能够参与。
“正如在数字化时代中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将会共存一样，传统的建筑学不但将继续存在，而且会有更深入的发展。数字化时代的人将会对建筑设计有更高的要求，在功能上更细致，更能适应变化和不同的需求，在技术上更先进，在审美方面更丰富和复杂。”
在一定的社会形态、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下，所产生的建筑形态正是一定时期的建筑文化的自然体现。项秉仁认为，以往的建筑师对于这一认识几乎从来没有怀疑和动摇过，之前影响中国建筑界甚大的后现代主义之风，而后建筑的内涵和外延被过分地强调，建筑的文化和象征作用被夸大。相反，建筑的本体价值被忽略。其结果是在我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矗立起来了许许多多造型夸张而设计粗糙的房屋。在面对数字化时代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化，怎样重新使我们的建筑学教学聚焦到建筑的本身，进一步加深在建筑整体环境功能、建筑空间和形态、建筑美学等基本方面的研究和训练，培养能创造与未来虚拟世界等量齐观的现实建筑和城市的人才，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这一路的学习、实践和思考中，项秉仁渐渐开始理解： 建筑师有许多机会观察这个世界的不同侧面，但不能只贪经历不图理解。对于获取的信息应该有个抽象的过程，抽象帮助我们拂去现象的尘土，显露深藏的基石。这个过程就是观察与思考。
宁波行政中心主楼(效果图)
江苏电信业务综合楼
宁波文化广场(效果图)
深圳天利中央商务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