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固音乐的指挥大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良镛 1922年5月出生于南京。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曾留美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良镛先后主持了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扩建方案等国家重大工程，其研究性规划作品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被授予联合国1992年世界人居奖。吴良镛其他成就还有： 1976年，参加新唐山的城市规划工作; 1999年，主持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起草了国际建筑领域的世纪宣言——《北京宪章》; 2001年，主持完成《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 自2002年12月起，参与 《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等。
“我豪情满怀地目睹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 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
这是1999年6月，吴良镛作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二十届建筑大会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北京宪章》 起草人，在大会报告中讲的一番话。《北京宪章》 的通过，标志着吴良镛在2 0世纪历经几十年形成的 “广义建筑学” 与 “人居环境” 学说，将成为指导21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的纲领性文献。
“谋万人居”。带着这个萌生于对百姓生活切身之痛的信念，吴良镛已然为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倾注了近乎毕生之心血，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
废墟中孕育的建筑师之梦 吴良镛的建筑师之梦，诞生在抗战时期四川一座小城的废墟之上。当时他跟随家人颠沛流离，来到蜀中合川逃避战祸。在他参加完大学入学考试最后一门科目的那个中午，日军的飞机轰炸合川，半个城被烧，大火到第二天还没有熄灭。满目疮痍的景象让吴良镛心中十分震动，当时他就想： “要把城市重新建好。”
1940年，他如愿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1945年毕业后，又来到清华大学协助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筹办建筑系。1948年，梁思成推荐他远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攻读建筑与城市设计专业，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利尔·沙里宁。“沙里宁希望在中与西、古与今结合方面找出自己的道路，这对我后来治学影响很大。”
学业既成，他收到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一封来信，信里写道：北平百废待兴，城市规划工作正待展开，望你从速回来，尽上一份心力。1950年底，吴良镛取道香港返回祖国。回国后先后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图书馆新馆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主持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市镇组工作，并与中国农业大学汪菊渊教授一道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1959年，在他的倡导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建设高潮迭起，吴良镛也投入了与火热的实践与研究中。步入花甲之年，在许多人看来是人生休养阶段的开始，而对于吴良镛，这才是他20年辉煌事业的发轫。这位生于1922年的老人，在自己61岁时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73岁时创办了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从广义建筑学到人居环境学 面对中国大动乱之后建筑百废待兴的局面与种种矛盾，吴良镛深感传统建筑学难以满足中国当时错综复杂状况的需要，在道萨迪亚斯“人类聚居”概念的启发下开始进行 “广义建筑学” 的思考。历经长达6年的酝酿，1987年8月19日，吴良镛在清华大学召开的 “建筑科学的未来”学术讨论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 “广义建筑学”的思想。1989年《广义建筑学》一书出版，该书是吴良镛用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积长时期的教学工作及参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实际经验而结出的硕果。
正如2002年4月7日，吴良镛在 “21世纪建筑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所说： “在实践上我从最基本的盖房子做起，后来认识到不能孤立地就建筑论建筑，需要研究城市，于是面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事城市设计、园林景观和城市规划问题的研究。”
继 “广义建筑学”之后，吴良镛在1993年提出了 “人居环境科学”的理念。这是 “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 目标是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宜人的居住环境”。他强调： “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学科的目的是要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吴良镛在《建筑·城市·人居环境》一书中写道： “我们研究建筑，要从房间——房屋——邻里——市镇等等各种物质构成的大小不一的空间中，看到人群，看到人的需要，觉察人们的思想、活动、喜怒哀乐的心理变化，看到即使是同一个人，各时间的需要不一，有时需要热闹、交往、流动，有时却又要安宁、私密、静态，因此，为他们服务的这一切物质设计都要做到 ‘粲乎隐隐，各得其所’。”
从建筑走向城市，又从城市跳出来走向人居环境，核心思想都是 “以人为本”。而吴良镛又绝不满足于在象牙塔中雕琢理论，虽然由他亲手设计的建筑项目并不多，但每一处都渗透着他深切的人文关怀，是他的理想之光照进现实的产物。
菊儿胡同： “有机更新” 的典型探索 青砖红檐、典雅古朴的北京菊儿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全438米，居住着200多户居民。20世纪80年代，菊儿胡同被列入北京的 “危房”改造项目。对于北京的旧城改造，吴良镛关注已久，早年北京城墙的拆毁让他心痛，改革开放后对旧城区老四合院无规划、无节制的拆毁，让吴良镛深感忧虑。在他的眼中，北京旧城代表了中国封建大一统社会城市建设的最高成就，是 “卓越的纪念物”和 “一个文明的顶峰”。这个城池的院落体系，从故宫太和殿，到每一套四合院，不问大小，都呈方形。街道也都是正南正北，非常完整，呈现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平铺式城市的美感。
为此，吴良镛提出了对旧城改造 “有机更新” 的理念，在发展中保护旧城格局的完整性，保持平铺式城市的特色。遵循城市发展的固有规律，以新替旧，并使新的建筑有机融入城市的整体。他说： “有机更新就好像一个人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其实，只要精心缝补，即使旧了的百衲衣也不失其美丽。”
为了在实践中发展 “有机更新”的理论，1987年，吴良镛接手了菊儿胡同改造项目。改造工程最初仅有2000多平方米，他不嫌其小，精心设计。他说，在这里他实现了一个多年的梦想。
他将胡同的房屋按照质量分为三类： 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成的质量较好的房屋予以保留，现存较好的四合院经修缮加以利用，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
他采取了更多的进深数来强调庭院中 “进”的概念，而且在 “院” 的形态上又不断出新。胡同吸取了南方住宅 “里弄”和北京 “鱼骨式”胡同体系的特点，以信道为骨架进行组织，向南北发展形成若干“进院”，向东西扩展出不同 “跨院”，有的在传统厢房的位置用过街楼联系两个庭院，使整个建筑群交通方便，突破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两条南北信道和东西开口，显得更通达，解决了院落群间的交通问题。
著作《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菊儿胡同原貌
菊儿胡同改造工程
菊儿胡同新貌
菊儿胡同住宅楼设计参照了老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又吸取了公寓式住宅楼的私密性的优点。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他用二三层的单元楼来围绕原有树木作为庭院，形成“类四合院”。胡同中的树木尽量保留，原有的每一棵老树都在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再结合新增的绿化、小品，新的院落构成了良好的 “户外公共客厅”，颇有趣味。建筑基本沿袭了传统灰瓦粉墙，并不时以稳重的暗红提示人们这是一组谦逊但很有活力的建筑群。
菊儿胡同的改造，既讲究人工与自然的巧妙结合，又保护了城市的历史，在吸取国内外优秀建筑文化和经验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中国的人居环境建设理论，被认为是旧城更新实践的成功典范。1993年，联合国为吴良镛颁发 “世界人居奖”，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建筑界获得的最高奖项。
曲阜孔子研究院：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改革开放后，快速的城市建设步伐，带来了 “千城一面”之虞。作为一位长期进行城市研究的老学人，吴良镛对此十分关注。他认为，文化作为历史积淀，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它融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对城市氛围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规划和设计中，吴良镛决意将其定位为： 既要有高度的文化内涵，承载着研究和发扬儒学文化的历史使命，又必须是现代建筑，渗透着现代建筑的审美和特色。为了更好地处理 “继承与发扬” 的关系，他对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以及中国书院建筑发展的沿革、形制进行专门研究，借鉴 “河图”、“洛书”和 “九宫”的观念，采用 “方圆”结合的建筑形式，集中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文化意义。
吴良镛还为孔子研究院设计了辟雍广场。广场借用古代学宫中的 “辟雍”圆形水池围绕方形台基模式加以变形而成。广场硬质铺装纹样总体成十字玉形，在广场中心部位以《周礼·春官·大宗伯》中的典故为据，“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琼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玻礼西方以玄瑛礼北方”，利用特形石，分别在东、南、西、北做圭、璋、玻、磺形。正中心递阶成台，台心铺地，做璧形以喻天。并设圆形干喷泉，不喷水时，平台可以做多种用途。这种设计模式既表现了建筑美，又体现了自然美，并将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与鲜明的时代精神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深邃文化内涵的 “场所意境”。
中央美术学院： 城市、建筑、地景的三位一体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深厚兴趣与研究的吴良镛，素来推崇 “城市规划——建筑——园林”这一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的良好传统。他从传统中吸取营养，创造性的提出了 “建筑、城市、地景三位一体”的建筑创作观，即用城市规划的原则与创造以明确城市设计的思路，以城市设计的观念来指导建筑设计，在建筑设计的基础上推进城市设计，以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妙造自然”的园林设计原则组织生态空间，创造出时代人文精神，富有诗情画意的建筑艺术作品。他多次强调，“建筑与城市要综合起来考虑，要同时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相分离的现象。”
2003年，由他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新校园规划，正是城市、建筑、园林设计三者有机结合的典范。
新校园坐落在北京东北郊望京新区中心绿地东侧。这里原为废窖坑，最深的地方有30多米。这一特殊地形在给吴良镛的设计增加了难度的同时，也为善于因势利导的吴良镛开启了创造的契机。通过对绿地、操场的合理布局，建筑在高低起伏的地势实现与南渠湖公园的开放式连接，形成校园起伏并开敞的独特风貌。根据艺术学院建筑的独特性，他吸收了中国方丈院和西方修道院这两种古代讲学场所的建筑特点，并借鉴旧式书院的建筑特点，采用十字形的院落式设计，以寓意学校的原始形态。在确定建筑风格时，根据美术教室需要大量天光和雕塑教室要有高低不同的创作空间的特殊要求，尽可能地利用屋顶层，以新的合院式布局为基本形态的建筑群进行组合。整个校园给人的印象是建筑不高、错落有致、线条简明、青砖堆砌、深灰色调。
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
“大北京” 规划： 打破 “同心圆” 吴良镛创建的“广义建筑学”和 “人居环境科学”，不仅对建筑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拓展，将建筑从房子推进到社区、城市乃至城乡区域发展，更将生态、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纳入建筑之中，强调了人居环境建设的整体观念和区域协调的战略思想。他的眼光早已超越了单一的建筑，甚至单一的城市规划，而是扩大到了区域城市规划和协调的研究中。
北京是京、津、冀北地区的特大型城市及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然而，长期以来它不自觉地陷入了新城套旧城、“同心园”式的发展模式。这不但不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还形成了以古城区为单一中心、以一圈圈环路向外扩张的 “摊大饼”式的恶性循环，使得城市的就业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区，从而带来一系列环境和交通问题。
“老北京与新北京为什么一定非得你死我活呢?”面对北京的这一发展瓶颈，吴良镛提出，“必须从更大空间范围来研究北京的未来。重点解决包括京、津、冀北诸多城市在内的大北京地区的发展战略，然后再回到北京的问题上。”
1999年，吴良镛组织国内跨学科的100多名学者历时两年多，完成了 “京津冀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该研究确定了大北京地区规划的基本思路，提出以北京、天津 “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京、津两大枢纽应进行分工与协作，实现区域交通运输从“单中心放射式”向“双中心网络式”的转变。城市应沿区域交通轴呈 “葡萄串式”分布和发展，并以生态绿地相连结，建立行之有效的区域协调合作机制。
2004年，吴良镛受北京市政府委托，作为首席领衔专家，直接参与并指导《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该修编对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进行了调整，重新构建了 “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发展模式，即完善中轴线和长安街 “两轴”强化 “东部发展带”和 “西部生态带”，构筑以城市中心与副中心结合、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 “多中心”。修编后的北京城市规划合理地引导了城市功能布局，将全市各类分散的资源和功能整合到若干联接区域的交通走廊上，实现了城市的集约化发展。
老北京和新北京，终于有望“和谐共处”了。
江苏南通博物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