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些真正的“东方建筑”示范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 王澍 1963年生于新疆乌鲁木齐。198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1988年获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硕士，2000年获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博士。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营造研究中心主任
王澍的代表作有陈默工作室、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垂直院宅(钱江时代)、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宁波当代美术馆等。曾参加多项国内外展览活动，如德国柏林依德斯美术馆 “土木——中国新建筑展”、中国美术馆 “梁思成建筑艺术双年展”、第二十二届世界建协大会中国建筑展、意大利帕尔玛国际建筑节中国新建筑展等。
王澍，这个自命为 “1 7世纪文人” 的今日江南才俊，其实是一个来自西北的硬汉——颇感自豪的小时候干活的经历，学生时代的 “三无理论”，“文人” 身份的提出背景，自我建筑语言的建立和转译，由隐士重新入世的角色转换，自认为走得比较稳健的从建筑艺术专业到建筑艺术学院的美院办建筑教育的路径，志在培养 “哲匠” 的教育理想，独立于 “主流” 之外的 “业余建筑” 立场……王澍不太关注别人对他作品的评价，他认为，关于中国传统向现代转换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像一只叫了一百年都没有下过蛋的鸡。一定要把东西做出来，大家看得到，这时候工作才能真正朝前推进。“我觉得我能够做的就是一些真正的示范。”
“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干活的人” 王澍的建筑理念和建筑实践中，时常体现出古代建筑工匠的劳动色彩和传统智慧，这和他自幼的成长经历以及多年来形成的读书喜好有关。他说： “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干活的人。”王澍1963年出生于新疆，外公是一个很优秀的木匠，亲手为王澍做了不少玩具。而父亲，则被他称为 “家中的革新能手”，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按当时的风气由父亲自己做的，甚至包括各种各样的小饰品，为此他特别崇拜自己的父亲。在祖辈和父辈的影响下，王澍自己也从小干活，并且对自己干活的经历很骄傲。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帮家里挑水，一直挑到有自来水。关于这段经历，他认为“这对我是特别大的收获”。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澍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和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开始了建筑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王澍是观念反叛、但却是手上功夫极好的学生，甚至有的老师看他的方案，刚开始时会说，你敢这样做下去就是0分，但他最后能把一个0分的作业以极高的标准做完，老师不得以给他一个全年级最高的分数。1997年，东南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候，学院做历史回顾介绍的第一张图片就是王澍当年的作业，尽管那份留校作业只剩下了一张轴侧图纸。其余的图纸，因为他图画得特别好，都被学生偷掉了。在东南大学，王澍深受中国近代造园理论研究的开拓者童寯老先生的影响，在建筑中追寻中国文化的情趣。童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话： “今天的工程师是没有能力胜任像造园这样的任务的，因为你没有情趣。情趣要比你掌握很多的工程技术重要得多。”
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以后，王澍在众多城市中选择了杭州，在浙江美术学院任教。刚到杭州的时候，由于编制紧张，王澍并没有正式当老师，加上学校需要多方筹集办学经费，王澍参与到了当时如火如荼的创收行列中去，主要是做装修。他利用做装修的机会做设计，接下来参与施工管理，最后演变到小型工程的总承包。从设计到施工，成天泡在施工工地上，他会注重每一个细节，从钉子怎么敲进去，到不同的材料怎么搭接，以至整个施工过程的管理，这段经历让王澍有特别大的收获。他说，自己并没有受过正规的施工图训练，但现在，他做的施工图能让工人一看就明白，这些都是根据在工地上的经验改进而来的。
早在东南大学学建筑的时候，王澍就已经开始对简单地模仿西方的建筑学教育方式产生了质疑。从1988年到1995年的七年时间里，他除了看一些中国的建筑书外，也时常游山玩水，在这个过程中，王澍发觉 “以前学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做建筑，基本上是西方教育对基本观念的塑造”，“要真正了解中国自己的东西，我恐怕要把以前学的东西基本上忘记掉”。同时，他也意识到“建筑师是一个非常社会性的职业，如果你要成为建筑师的话，你必须要进入体制中”。因此，1995年王澍到同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有人说王澍的论文看不懂，他轻描淡写地说： “真正的道理，永远都属于少数人的，真正明白道理的人不会太多，一定是这样的。大家都看得懂，就等于我没说什么，就说明我写的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
2000年博士毕业之后，王澍回到中国美术学院，参与美术学院建筑系的筹办。2001年中国美术学院创办了建筑艺术专业，2003年有了建筑艺术系，2007年成立建筑艺术学院。这个过程，王澍和他的同事们自认为走得还算比较稳健。
文人建筑师的 “业余” 建筑观 外界对王澍的描述中总少不了 “17世纪的文人”这几个字眼，王澍也自认为是文人。他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文人，一直是这样，就没有改过。”
文人，除了有立场、有思想外，与 “情趣”也紧密相关。在这里，情趣不仅指气质，同时也是一种能力，一种参与现实、改变现实的能力，用真正很敏感的、能够观察到自然生活中情趣的能力去颠覆建筑学中所有那些振振有词的严肃理论。面对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的软弱性，王澍也不回避自己对现实的逃避，他经常说： “我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消极的立场，我对今天整个社会现状是持一种基本批判的态度，但是我不是一个所谓的革命者。”他主张 “不再用简单的对立的态度来谈论问题，而是真正的在最基础的层面去建立一些东西”。因此，他十分推崇李渔，他并不认为这位具有超群艺术鉴赏力的先贤 “逃避现实”，反而是 “真正扎根在生活和现实中”。热衷于哲学的王澍认为： “人和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持有一个和别人不同的革命主张，可能还有些更基础的东西，在决定你是不是真的不一样。而这更基础的东西，就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
1986年，还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王澍提出了中国 “没有现代建筑理论，没有现代建筑师，也没有现代建筑” 的 “三无理论”。他理解的现代建筑，“一是有很强烈的观念性，它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它是以很强的批判性和观念性的姿态出现的，我称之为现代。第二个是它对应的和注重的是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包括生产和建造技术的变化，并能够与其发生真实的关系。最后一个是它有很强的精神性”。而能够设计出如此建筑的建筑师，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建筑界的实践经验丰富起来，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争议。但王澍觉得，更重要的是真正做出来一些好的建筑，因为关于中国建筑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尽管已是老生常谈，却像一只 “叫了一百年都没有下过蛋的鸡”，所以，“一定要把东西做出来，大家看得到，这时候工作才能真正的朝前推进”。
建筑师对于社会的影响，也正是需要通过做出一些示范来将工作一步步向前推进。这样，即使将来人们可能会悲观地说 “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仍然没有大的进展”，但 “大家回过头来看，仍然有另外一条道路是存在的”。
王澍将自己的工作室命名为 “业余建筑”，希望保持一种边缘性，与 “主流”之间保留一种距离。对所谓主流社会所做的建筑和城市研究的大方向，王澍是有疑问的。他认为讨论“业余建筑”，“实际上是在讨论专业建筑师该有的对社会的伦理、良心和责任，同时你要意识到你手上掌握的专业的设计权利的严肃性，你要对这种主流的专业制度保持独立性”。他眼中 “一个好的建筑师需要披荆斩棘，能应对 ‘反对意见永远多于赞成意见’ 的局面，这需要有非常清楚的头脑、很强的信念才可能做到”。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二期草图设计
钱江时代草图设计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文人王澍的建筑思想里面有一种中国古典哲人般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理想里面包括重建整个社会价值观。尽管他基本上没看到这样的前景，但仍觉得在中国多样性的社会支撑下，我们有可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它从来就没有形成过真正的、从上到下贯彻始终的主流，这是这个社会的优点。
不关注评论，做 “东方建筑” 示范 王澍的建筑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他本科三年级的一次作业。那是一个旅馆，以福建土楼为原型，但是是一个现代的建筑，而且把功能造型都处理得很妥帖。当时英国有一个建筑教育的老师看到这个作业，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后现代主义的作品。” 但这个项目因种种原因而搁浅，并未付诸实践。
第一个建成的作品，是他读硕士时在南京设计的18层的三星级酒店，王澍负责了包括施工图在内的整个方案。那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建筑，但是在其中，王澍试图加入一些对中国的、东方的建筑平面的讨论。王澍在入口区域做了一个非常小的入口，为城市留出公共空间。他还做了一个抽象的立柱、横梁、斜屋顶的组合，门口两个，背后一个，形成了一个进院的状态。后面还有一个高层的塔楼，被称之为塔院式，有点像中国以前的寺庙，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概念化的东方建筑的因素。
毕业十年，经历了一系列的思考与实践后，王澍建立起了自己的建筑语言。促成因素，竟是在为自家做装修时的顿悟。那段时间，他又恢复了在工地上与工人切磋、讨论的状态。在这之后，他很快就承担了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的项目。从住宅装修到一个大型公共建筑设计，王澍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使他开始理解“见微知著”的道理。过去所读的书，如造园“小中见大”、“大中见小”等要义，在自己的实验中渐次实现。
在此之后，王澍所设计的建筑里面更多地流露出了对于中国古典记忆的追溯。对瓦的偏爱便是其中之一。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新校区的建筑中就大量使用了瓦片。王澍认为瓦体现了一种生活的趣味，新校区中使用瓦除了文化趣味之外，还有特殊的原因——回收材料的循环建造。他特别主张节约，杜绝浪费。
当一部建筑作品完成时，王澍并不关注人们对它的评论。对于好和坏的定义，他延续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时常引用这样一句话：“有人问孔夫子，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孔夫子的回答也就是，水平特别高的人说好就好，水平特别低的人说好就不好。”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11号楼
从高空庭院看另一栋塔楼(钱江时代项目)
我们的学生最后是要培养成哲匠 王澍说，自己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常有“归隐”之心，但在2000年博士毕业之后，他选择了一种更为入世的生活方式——参与创办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艺术专业，并与学科一起成长壮大，将其建筑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来，以期培养出更多的建筑人才。而今的王澍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对于建筑艺术，他有着与自己建筑思想一脉相承的教学理念。
王澍所在的学院原来叫做建筑艺术系，其学科定位是 “以研究实验建筑为其主攻方向的教学研究单位”。这种 “实验”，被王澍理解为一个沟通传统与当下的桥梁。“我一直觉得像中国这种文化的中断，包括建筑传统的中断，包括我们一些很有意思的生活方式的中断，得从一些更基础的事情做起，才有可能恢复。” 比如匠作的传统，假如学院里根本不教，它就无法恢复和延续。“我的定义就是说，老师和学生一起去做，一起追求的是连老师也没能够搞明白的事情，是一个一起探索和研究的状态，这才是实验的精神所在。”此外，对于 “建筑艺术” 中的 “艺术”二字，王澍认为它“已经远不是以前的那种古典艺术了”，而是“当代”的。现在的建筑艺术学院，就是把正在发生的、正在进行时的一种艺术性的想问题做事情的方式，和对中国传统的关注，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
王澍所设想的理想教学模式中，学生在前两年里，基本上是像一个工艺学徒一样，学习包括木工、石砌、砖砌之类的技艺。工艺学习之后，基本上是一种真正的生活经验的培养，需要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培养。王澍还强调，学生应在讨论、辩论当中形成自己的思想。所有课程都是讨论式的，有的课程会讨论得很激烈，老师说话也是不留情面的。“学生需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大学里应该教给学生他到社会上去以后不大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作为院长的王澍经常说：“好的建筑师基本就是一个哲学家。”建筑师要用哲学家的头脑去关注生活设计城市，同时也应具备人类学家的气质、文人的情怀和工匠的手艺。最理想的建筑师就是将这些看上去不可能的全部身份合在一起，因为建筑是一个高度融合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全部合在一块，那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建筑师。简而言之，王澍的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哲匠”——就是带有哲学气质的工匠： 他既是工匠，又是一个哲学家。
从公路上看钱江时代
钱江时代局部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十四号楼内院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十五号楼入口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十六号楼内部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十七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