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序渐进的建筑生涯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汪孝安 1953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市业余土木建筑学院。1969至1978年，在黑龙江省瑗珲县插队。1979年4月，进入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1999年至今，任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汪孝安设计的上海广播电视国际新闻中心获国家优秀设计银奖、上海市优秀设计一等奖;上海电视台制作综合楼获国家优秀设计银奖、上海市优秀设计一等奖。其他代表作有： 泸西清真寺、上海房地产交易信息中心、蒙特利广场、康吉综合楼、工新大楼、中组部办公楼、武汉广播电视中心、江苏广播电视城等。
言辞恳切、语气柔缓的汪孝安，对待很多问题心态开放，不黏滞，不偏颇，但又有着自己一些不能放弃的坚持。在他的平静叙说中，人们感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筑师面对涌入国门的各种境外建筑理念和技术，经过了喧嚣中一段时间的迷失后，今天已渐渐寻找到自己的建筑语言，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占有自己的位置。从以汪孝安为代表的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公共建筑设计实践中，人们也看到公共空间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一些地方政府和建筑师越来越考虑公众的需求，“我们的城市” 的前景已值得期待。
设计人生： 循序渐进的过程 汪孝安说，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突然的蜕变都是不存在的，累累硕果需要经历长久的酝酿，每一个季节的守望，都是为了最终的收获。小时候，他喜欢航模，也喜欢鼓捣半导体，照他的话说，如果没有 “文革”，他可能就学机械或电子去了。“文革” 中，他远赴中俄边境的黑龙江插队，从16岁一直到25岁，一去就是9年。在当时艰苦的环境里，他想的是如何以一技之长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为此他去学绘画、乐器，期望有朝一日能进入文化馆工作。虽然后来的工作与当时的想象大相径庭，但由此受到的艺术熏陶成为他多年后步上建筑之路的坚实铺垫。
“文革”后，汪孝安回到上海，因为父亲曾是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的结构工程师，他按照政策顶替父亲进入了研究院。刚进去时，他从普通的测量工人做起，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深得大家赞赏。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让他对建筑设计渐渐产生了兴趣。一年后，他通过设计院的内部考试，正式接触建筑设计工作。
为了对建筑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汪孝安报考了上海市业余土木建筑学院(现更名为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利用晚上在理论基础方面充电。而设计院的工作，又在实践上为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他从设计院的前辈身上学习到怎样了解项目条件的需求，怎样用自己的设计来满足这些需求，怎样解决在设计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而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人才青黄不接，用人单位不拘一格起用人才、培养人才。这种形势也为汪孝安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机会，加之他自身的刻苦努力，在经过七八年大量项目的设计实践之后，开始独立承担一些项目，包括丁香花园改建、沪西清真寺、上海广电大厦等等。从测量工人到总建筑师，他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这一路的升迁，但也有几分感慨，对当今社会在选拔人才方面过分重视学历的现象有些忧虑，认为社会的人才评价体系应该是开放的、全面的，除去理论基础，个人的努力、领悟力和实践的磨炼也很重要。他认为建筑师都是很有个性的，建筑设计上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需要结合地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去判断。他的成长深得华东院的滋润，如今他又把自己的所学所长无私地与年轻人共享。“青年建筑师在华东院感觉不到任何技术上的壁垒，只要他们愿意沉下心来认真工作，可以接触从方案到施工配套的完整项目环节，这与境外事务所很细的分工完全不同。对青年建筑师的培养，华东院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
汪孝安说，他在建筑设计上的探索与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明晰的阶段划分，没有突然间的飞跃。不同的项目会带来不同的收获和教训，正是这些经验的积累，造就了今天这个能在工作中做到游刃有余的建筑师。
没有刻意专做文化建筑 华东院建筑专业现在分为三个所，每个所里有若干各有所长的设计团队，逐步形成主攻一些特定建筑类型的专业化发展方向。对于“博”与“专”的问题，汪孝安认为，长期做某种类型的项目对于积累更多的相关经验，形成一定的设计特色肯定有好处，但也要避免形成思维定势而降低创新能力。他相信 “专业化可以造就一个好的建筑师，非专业化、个性化也可能造就一个好的建筑师”。而汪孝安的作品中文化建筑占了很大比重，但这并非他刻意追求的结果。
上海沪西清真寺算是他的第一个文化类建筑作品。该寺于1990年7月动工，两年后正式投入使用，建筑面积较以前扩大了4倍，曲折的回廊处设有喷泉，沐浴室、讲经堂、外宾接待室、教长室等场所功能划分明确。因为基地的限制，沪西清真寺并未完全按照传统清真寺的建筑形制，但该寺内部空间和外部形态的设计都很好地考虑到了信众的宗教习惯，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做到了最优方案。
而从上海广播电视国际新闻中心开始，他承接了很多广电类项目，如上海电视台电视制作综合楼、武汉广播电视中心、江苏广播电视城等。广电类项目中最大的要算和库哈斯的OMA建筑事务所合作的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建筑工程。汪孝安为此项目中方设计总负责人，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团队先后赴荷兰与北京，与OMA设计团队密切合作。为这个项目，设计团队已付出了7年的艰辛。
由汪孝安担任总建筑师的世博演艺中心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核心建筑之一。世博演艺中心被定位为文化娱乐集聚区，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剧场，而是一个融合了文化表演、电影、音乐俱乐部、商店、餐饮、溜冰场的综合场馆，使用对象主要为年轻的大众群体。汪孝安和他的团队的设计有着两大特色。一是众多的科技亮点。首先，场馆设计灵活可变。观众席可以根据演出需要和观众容量进行选择变换。其次，是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采用江水源冷却系统、气动垃圾回收系统等，体现其设计上的绿色建筑理念。另一大特色是汪孝安通过巧妙的设计，使它极大地调动了观众及场馆包括商业空间的互动性，颠覆了人们通常对文化演艺场馆的印象，拉近了演艺场所与观众的亲近感。场馆的观众休息空间均有快餐供应，观众席的座位都设计了杯架，观众可以边喝饮料边看演出。他坦言，所有设计都是希望能让观众“放松压力、激发热情”，世博演艺中心似乎还原出了中国旧时戏园子的那种热闹和随意性。
世博演艺中心或许与汪孝安从前做过的文化建筑不一样，与一般的文化类建筑也不一样。但他好比一个戏路很广的演员，虽然碰到很多新的、难度大的剧本，但最终都以精彩谢幕。
在多面的环境里成长 对目前中国建筑业招投标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汪孝安以一则生动的比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就像裁缝一样，裁缝手艺好，大家就去找他做衣服。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目前的建筑招投标却与这种方式不同，要求裁缝给顾客展示的不是他以往的成品，而只是衣服的效果图，这往往让业主很难判定和放心。毕竟方案与效果图很难较全面体现建筑师实际的设计能力与项目的控制能力，招标表面看似公平，背后的潜规则有时也难以说清。”一些国家级的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他觉得这很容易理解，但不应是所有项目都必须要通过招标，业主应当可以直接选择并委托自己所信任的建筑师去完成。“考察与选择的依据当然主要是建筑师以往的业绩。西方有与我国不一样的做法，业主有时找建筑事务所来谈，请建筑师谈谈对项目的看法，比如说这个项目你打算如何去做，你派哪个团队去做，因为这对项目的成败非常重要。这道理与一位病人去医院动手术一样，总是希望知道给他动手术的是哪位专家。”业主唯有根据建筑师以往的业绩来选择设计者，才能促使建筑师认真做好每一个项目。
上海沪西清真寺
江苏广播电视大厦
武汉广播电视大厦
当前，很多建筑师喜欢把建筑冠上“标志性”的头衔，汪孝安认为，一些特殊的区位或特殊的建筑其本身就常常具有标志性的特质，这无可非议，但不考虑周边环境滥用所谓的“标志性”，以致形成建筑群体的不和谐，也就无标志性可言。但他也无奈地表示，有时做不做所谓的 “标志性”的建筑，不是由建筑师决定的。在这种情形下，建筑师应尽可能地引导业主。“我觉得建筑师和业主应该一条心，建筑创作常常是一个相互启发的过程。”
所以汪孝安和他的团队对沟通协调非常重视，在与业主、项目主管部门、施工单位及与他们合作的设计公司、管理公司等的沟通方面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同时，需注意协调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工作。“建筑设计是一项团队协作性很强的工作，沟通是建筑师非常重要的工作组成部分。”他说，“建筑设计不仅仅是画几张漂亮的效果图，建筑最终需要呈现在人们面前，业主实地考察时很容易发现它们存在的问题，所以每一部分工作都不能马虎。”但他也坦承中国建筑师对项目实施控制的力度受到一些体制方面的约束，选材料、选队伍的发言权较小，这一点较国外建筑师要弱一些。
汪孝安以他一贯的踏实作风，以持久的热情、真诚的态度，在充满种种局限的环境里最大化地实现建筑设计的理想，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坚定不移。
演艺中心滨江(效果图)
创新动力来自公众期待 谈到做公共建筑设计，汪孝安认为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使用者的感受。专家和领导的认可，往往是第一关。有时，一些领导对建筑形式的期望值往往比较高，但他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片面追求地标性建筑的现象会慢慢改变。“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来自社会其他层面如媒体、公众的评价。人们对大型公共建筑的期望值较高，设计师必须考虑方方面面，外形是不是美观，内部设计是不是合理，商业价值是不是能顺利实现，这些压力都是设计师要承受的。”
其次，公共建筑也需要经营，要考虑回收成本和盈利。例如世博演艺中心，这是完全面向公众的建筑，因此在运营中能否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就成为政府、业主和公众都普遍关心的事情，建筑师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所以，建筑师提出的诸如在演艺中心设置观光层等举措，都是为了增进演艺中心在未来的效益。世博演艺中心项目的设计得到业主的信任和支持。业主东方明珠集团引进了境外场馆管理公司AEG，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团队与管理公司不断沟通，倾听他们的意见，优化设计方案。以业主与管理公司的倾情投入，有理由相信，演艺中心场馆的经营模式可以带动周边的区域开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第三，应尽量在设计中贯彻绿色建筑的理念。作为建筑师，汪孝安总是努力将绿色建筑的理念融入建筑设计中。公共建筑的节能问题尤其重要，因为它与住宅节能不同，比如老百姓可以冬天不开空调，衣服穿厚一些就行，但公共建筑不可能如此。虽然一己之力有限，但他和他的同仁们依然执著于此。这是一个建筑师的责任心。
第四，创新应来自项目本身的需要。他这样评价自己： “我不太自我，不是个性很张扬的人，在设计风格上也不刻意追求标新立异。”但他的作品却绝不平庸，这一点，汪孝安将其归因于环境的压力，“环境逼你创新，公众期待创新”。正是这样的踏实、包容，执著又不偏颇，才让他能够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在设计上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
让作品说话 汪孝安说，他并没有特别去崇拜某一位建筑师，但会有一些特别喜欢的建筑作品。“我很期盼一种理想化的评价体系，一种相对脱离建筑师背景的建筑评价，让我们去比较客观地看建筑，你喜欢上它，那就是真的喜欢。”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许多老建筑被拆掉，保留下来的精华部分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说出它们的设计者是谁了。这就是汪孝安追求的建筑评价状态。建筑在岁月的风雨中留存下来，不是因为其他背景，而是因为建筑本身的魅力。“让作品说话”，这就是他一贯秉持的设计主张。
对于当今中国的建筑设计界，汪孝安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中国的建筑设计水平确实与发达国家存有差距，但随着对外学习交往的增多和与境外设计师多年的合作，目前中国建筑师的设计水平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只是专业化分工不如他们那样细致。“一个建筑要做好，需要很多技术支撑，个人的技术能力不可能全部涵盖。这就需要专业咨询公司的支持，但我国目前建筑专业技术咨询业还不发达。同时，我国的总体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低，建筑造价对新技术和新材料的推广和运用也造成了一定的限制。建筑设计水平不仅与建筑理念和建筑技术有关，还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汪孝安爱好旅行，但繁重的工作已让他的这个爱好变成一种奢侈。尽管如此，他对环境的敏锐感觉，总能帮他找到创新的灵感，这是一个好的建筑师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应具的基本能力。他说： “建筑师必须学会在短时间内抓住创新的依托点，敏锐感受环境、功能的要素，甚至是不利的环境带来的动因，想办法通过设计避免不利因素，这其实上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建筑设计如是，汪孝安的人生亦如是……
上海广播电视国际新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