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根厚德催新苗
中国科学院院士 彭一刚 1932年9月出生于安徽合肥，195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系，并留校任教至今。1983年晋升为教授; 1985年担任博士生导师; 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彭一刚长期从事建筑教育工作，同时致力于建筑理论研究及建筑创作，曾出版专著《建筑空间组合论》、《建筑绘画基本知识》、《中国古典园林分析》、《创意与表现》、《感悟与探寻》等。代表作有： 甲午海战馆，天津大学建筑系馆，天津水上公园熊猫馆，山东平度公园，福建漳浦西湖公园规划设计，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百年校庆纪念碑亭，华侨大学校庆40周年纪念工程“承露泉” 等。
2003年2月，彭一刚在第二届 “梁思成建筑奖” 参选陈词中，回顾自己从事建筑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历程，认为存在 “三个局限性” 和坚持 “四个追求”： 时代的局限性，工作岗位的局限性和个人性格的局限性; 不甘平庸、与时俱进的人生追求，时代性与民族性融合的人文精神追求，纪念性建筑设计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创作追求，立足本土、谋求创新的中国建筑现代化追求。人们在惊叹其坦诚和胆识的同时，更为彭一刚所代表的这一代建筑专家们厚德载物、启迪后鲲的精神品质和职业操守所感动。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不甘平庸的人生追求;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努力探寻建筑美学; 在西方文化喧嚣尘上之际，深思熟虑如何融汇古今，学贯中西; 在市场经济大潮搅动、学风浮躁之时，恪守教书育人之本，把有限承担的建筑设计工程作为理论实践的样板，实现建筑审美的社会效益最大化——这是彭一刚足以代表这一代建筑学人的精神风骨。
手工绘图是建筑设计水平的重要标志 建筑设计是一门需要兼通文理的综合性学科，自然科学是基础，人文艺术是灵魂。建筑设计的本质，是一种满足功能适用前提下的艺术创造。手工绘图，是捕捉创作灵感，描绘建筑愿景，记述想象踪迹的一种专业技能。彭一刚致力于此，得益于此，倡导于此。
早在中学时代，彭一刚就对绘画很感兴趣，能设计一手好板报，并且对数学、物理也很有兴趣，成绩突出。20世纪50年代初，他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后并入天津大学)建筑系。受系主任徐中先生的赏识和影响，他被图书馆中建筑期刊和建筑图书中精湛的建筑绘画深深吸引。他最喜欢的是美国建筑师莱特的表现图： 清新流畅的线条，建筑与背景统一、和谐地相互衬托; 重点处浓墨重彩，着力刻画，其余则轻描淡写，放松而简约……这种洒脱的风格深深地吸引了他，也影响了他。在建筑画方面，彭一刚非常欣赏美国著名画家考茨基在铅笔画和水笔画上大刀阔斧，十分讲求笔触的手法。1954年去承德做古建筑测绘实习，他就模仿考茨基的手法，创作了一批古建筑写生画。
另外，还有三本书对彭一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本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版的《钢笔画》(Drawing With Pen and Ink); 另一本是《彩色速写与渲染》(Sketch and Rendering in Color);还有一本是《建筑设计基本原理》(Fundamental Theory of Architectural Design)。这三本书中都配有大量精美的插图，让他爱不释手。由于当时没有复印机，他只好自己动手临摹。功夫不负有心人，大量临摹的结果是练就了他一手扎实的基本功。对于人们敬称他为“钢笔画家”，彭一刚还不无委屈地表示，他对水墨、水彩渲染、铅笔画以及彩色铅笔画，其实都十分感兴趣……在政治挂帅年代所谓“拔白旗”的运动中，彭一刚被诬陷为 “构图万能论”而受到批判。很多年过后，彭一刚坚持认为，他从来没有讲过 “构图万能”，但是，他对构图和表现等基本功确实非常重视。正因如此，他对现在学生过分依赖电脑辅助设计的 “无纸化”倾向深表忧虑。在他看来，建筑设计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构思初始阶段，人的思维几乎是处在一种模糊的朦胧状态，灵感往往闪现在瞬息之间。手绘的基本功在追寻灵感踪迹，为灵感服务期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世界上诸多著名的建筑大师，从老一代的莱特、勒·柯布希耶、路易斯·康，到当代的斯特朗、罗杰斯、迈耶，乃至稍后的安藤忠雄，他们在设计时都画得一手很帅的方案构思草图。
2006年中国建筑学会主办 “手绘建筑画大赛”，彭一刚应邀担任评委，在接受采访时说： “电脑在方案构思阶段往往表现得无能为力。它虽是为人服务的工具，但有时会因它的特点而桎梏或影响人的灵感发挥。当然，电脑在设计后期出图时其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它的精密、细致、准确、快速、高效率等特点确实胜于手绘。”彭一刚不是一味地反对电脑绘图，而是辩证地分析手工绘图与电脑绘图的长短优劣，希望学生们能够知己知彼，取长补短。特别是进入后现代社会，一些业主明确要求必须配备若干张手绘表现图，还有一些著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也把手工绘制的表现图当作设计水平的标志。因为每一张手工绘图都是独一无二的，凝聚着设计师的人文情怀、创造精神和艺术才华，其精美程度标志着生命所及的深度和宽度。
功能合理性是建筑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从建筑美学出发，彭一刚大量接触西方现代、后现代建筑理论，深入探究建筑风格演变与时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令人敬佩的是，他没有简单移植可能会成为时髦的西方建筑学理论，而是追根溯源，探骊得珠，勘透现代、后现代建筑流派风云变幻背后的本质，特别强调建筑设计的功能合理性，显示出难能可贵的学术独立品格。
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各种西方建筑流派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彭一刚用自己的深厚学养和独立思考，告诫学生，也警醒同道，要真正把握20世纪西方建筑风起云涌的变化格局，“就必须从哲学、美学、心理行为以及科学技术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对引发这种变化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进行探索”。1996年，他在参加中国科学院第八次院士大会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精到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流行于西方的各种先锋派建筑，泛称 “后现代建筑”，旗号各异，腔调不一，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一反现代建筑初衷，推崇商业化和俚俗化设计思想，在美学上背离统一和谐的传统法则，转而追求复杂性、矛盾性和含混性，借助当代高科技成就，用极端逻辑性和高度夸张手法，追求建筑形式的新奇感。其哲学思想根源，主要表现为理性的衰落和情感的回归，反映在设计手法上则强调偶然性和随机性，甚至推崇扭曲、残破、断裂、重构、畸变等与传统观念不相容的美学法则。这种建筑审美观念的变异，其积极意义是活跃创作思想，不为传统观念所羁绊，强调环境意识和历史文脉赋予建筑形象以寓意和文化内涵等; 其消极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无视建筑功能与经济成本，无视建筑师的社会职责，甚至把建筑设计当作游戏或建筑师个人的自我表现和情感宣泄。
与之相映的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没有西方建筑那种明显的阶段性，不同类型的建筑各具特色，城市、宫殿、住宅等的布局和形式大体遵循一定的典章规范，充分体现了基于儒家思想所确立的伦理观念，既具有程式化特点，又因时、因地、因人而千变万化。园林、民居、村庄聚落则更加崇尚自然，尊重环境，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随机性。特别是古典园林，不仅在布局和手法上不拘一格，而且还刻意于营造环境氛围和追求意境，从而达到诗情画意的境界。如果说西方园林是理性主义美学的产物，那么中国园林则重在抒情。特别是在强调自然美和意境美，追求含混和随机性等方面，与西方当代建筑思潮不谋而合，有殊途同归、异典同工之妙。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人们形象地形容世界是平的，东西方社会文化相互碰撞、冲突后，开始走向更高层面上的交流、对话、融合。“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以完成近现代社会历史以来中国文化新生的使命，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一种新的建筑生态秩序。
建川博物馆之正面战场馆
漳浦西湖公园
站在这个学术高度，彭一刚严厉地批评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建筑界泛滥一时的所谓“欧陆风情”，认为其病症与曾经出现的 “复古主义”是相通的。1999年他撰文《从建筑与社会角度看模仿与创新》指出，我们犯过复古主义的错误，现在又普遍地存在着盲目抄袭西方建筑的倾向，特别是当前又刮起一股追求 “欧陆风情”之风，虽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与我国当前的现实社会相脱节。“复古主义思潮源于时代的错位，而模仿抄袭西方建筑的倾向则源于地域的错位。只有既不复古，又不模仿抄袭，才能走出一条创新的路来。”建筑不是单纯的数理技术，也不是纯粹的个人艺术，而是有着深刻社会责任的综合性学科领域。他特别强调，建筑师必须对社会有深刻理解，只有从现实社会的需求出发，才能创造出体现时代精神的建筑新风格。
世纪之交，彭一刚应邀参加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的审议。他认为安德鲁的最后中标方案没有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缺憾。但是，在时代性与民族传统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性为主。安德鲁的方案将剧院功能全部覆盖在一个巨大的壳体之中，外部体形特征浑然一体，无论其室内空间感还是艺术表现力都显得气势宏伟，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的气概。最大限度地实现建筑功能需要，就必然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时代特征。
把建筑的根深深地扎在自家的土壤里 在彭一刚的建筑生涯中，他始终辩证地看待时代性和民族性矛盾而又可以共存的特点，努力寻求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当代建筑创新的新路径。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建筑文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伴随着坚船利炮的滚滚浓烟和物质消费主义的时尚潮流，席卷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作为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同性带来的是人们精神空间的狭隘、模仿、浮躁。正如物种健康需要保存生物多样性，人类精神心理健康同样需要保护文化多样性。带着这样的思考，彭一刚将自己关注世界建筑发展方向的眼光，转向日本、印度等同样深受西方建筑文化影响，却坚持自己民族文化特色，谋求时代性与民族性兼备的建筑创新。
彭一刚将日本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变化，表述为是几代建筑师对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回应，着重探讨日本建筑一个多世纪以来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并展现出日本现代建筑风格的诱人魅力。在两种建筑文化谋求融合的初始阶段，如果侧重于文化层面，传统形式便得以彰显; 如果侧重于功能技术层面，则更接近于西方现代建筑风格。“但是就大的趋势看，传统形式自不免会由彰显而走向含隐。”这主要是因为在吸纳传统时最先总是着眼于其外部形式特征，这既是建筑师心灵的自然驱使，同时也受到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师和社会公众都不会停留在表面形式的吸纳上，而要由表及里地探索隐藏在形式背后更为深层的东西。这样，单纯从形式上展现传统的因素便悄悄地隐退、淡化。安藤忠雄的建筑设计堪称这种发展方向的代表。住吉长屋是其成名之作，受环境局促限制，他采用极简主义手法，甚至于日本历史文化符号之类的东西一无所有。安藤的解释是，亲近自然是日本人的天性，通过小院处理可以把自然的光、风、雨、雪、阴、晴乃至一年四季的变化引入到住宅之内，是更高层面上既现代又适合于日本人的住居习惯。这样他就把日本文化表征的外在形式转化成为内在的自省。同样，安藤设计光的教堂、水的教堂等，也是用自己的方式赋予了一些日本传统文化特色。
彭一刚对印度现代建筑发展方式的考察，选择了自然气候因素这个关键词。印度地跨北纬10°～30°，北回归线跨越国土中部，整体属于热带季风气候。这意味着每年夏至，印度中部地区太阳的入射角与地面呈90° ，阳光与地面保持垂直状态。这时不仅接受阳光的能量最大，而且直立的建筑物墙面几乎没有光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阳光与墙面的夹角很小。这给建筑设计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墙面上只要稍有一点凸出挑檐，便会产生大面积的阴影。印度建筑师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选择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阳光对墙面的直接照射。这种遮阳和通风的功能性特征需求，形成了印度建筑风格特征，可以起到遮阳作用的巨伞式屋顶、
纵横交错的格架式墙面便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
天津大学建筑系馆
王学仲艺术研究所
王学仲艺术研究所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经济、技术水平以及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不可能也不应该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其建筑发展方向。彭一刚坚持认为，无视国情，模仿抄袭西方建筑形式和风格，即使惟妙惟肖，从表面看貌似先进、新颖，但如果不能植根于自己的土壤，最终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建筑必须是在学习别人先进思想观念的同时，还要对本土的文化传统作深入发掘研究。只有把引进来的东西与本土实际紧密结合，才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既具有活力又富有地域特色的新建筑。
彭一刚不仅在建筑理论上独持己见，而且还在建筑实践中身体力行。他主持设计的几个公园项目，特色鲜明，品质卓越。其中山东平度现河公园是在现代园林建筑设计中引入传统的手法;福建潭浦西湖公园在此基础上又赋予了闽南建筑的地域特色; 而厦门日东公园通过在全新的形式中赋予建筑以传统韵味，在原本处于断裂与撞击的尖锐矛盾中谋求触合，艺术地表达了建筑创作对自然生态环境和地域文化意境的尊重。
坐落于威海刘公岛的甲午海战纪念馆是彭一刚的建筑设计代表作。他坚持纪念性建筑好比诗歌，要求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强烈的感染力。刘公岛是当年北洋水师的指挥机关所在地，中日甲午海战就发生在附近的海域。在这场改变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海战成了中华民族心头抹不去的伤痛。为了切合这一主题，他将纪念馆设计成军舰船体形态，极具雕塑感。但这并不是一个完整船体的造型，而是在形体组合上取各种船体相互撞击、穿插的形状，借以更好地表现当年北洋水师将领邓世昌弹尽后率舰撞击日舰的情景。特别是将入口处悬挑的巨大雨篷有意处理成斜插进室内的船体的样式，而支撑它的粗大的圆柱则处理成折断的桅杆的样子，以突出和丰富建筑的象征意义。在建筑入口处的突出部位，还设计一尊高15米的水师爱国将领雕像。昂首挺胸、怒目远视的雕像与残破船体的建筑造型完整统一，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纪念馆惨烈、悲壮的氛围。整个纪念馆依山就势，主体建筑按照地形变化相互叠错，底层部分最大限度地伸向海面。建筑的二层设有宽大的观海平台，供人们远眺，凭吊当年的古战场。整个甲午海战纪念馆巧妙地将功能和艺术结合在一起，受到业内人士普遍的赞誉，堪称当代中国建筑经典之作。
近年来，彭一刚深入研究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语言和风格，以及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在现代建筑上取得的成果，在业界引起很大反响。他自认为已垂垂老矣，在创作上恐怕再难有创新，因此对青年一代的建筑师寄予厚望。每当有学生超过自己的时候，他都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他深信，中国建筑师走出国门，冲向世界为期不会太远，而这项任务就落在莘莘学子身上。
刘公岛甲午海战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