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秩序的建立中确立文化身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 刘克成 1963年出生。1984年获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硕士学位。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院长，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建筑设计作品有： 三门峡虢国君王墓地博物馆、汉阳陵帝陵外藏坑遗址博物馆、秦始皇陵百戏俑遗址博物馆、唐西市遗址博物馆、剑南春古酒窖遗址博物馆、富平陶艺博物馆、贾平凹文学艺术馆等。目前主要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负责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规划设计。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环境建设面临两大主题： 其一是建立全球秩序，其二是确定自我身份。前者主要集中在可持续发展研究; 后者则侧重于文化遗产保护。刘克成认为，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以及世界城市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尤为重要。
秉持城市与建筑一体化，规划与设计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刘克成立足西安，开始了他的研究、设计及创作。西安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使他有机缘较早地明确了将地域建筑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作为自己学术研究和实践的方向。从汉阳陵遗址公园规划及遗址博物馆设计开始，他先后主持完成了秦始皇陵、唐大明宫、唐西市、汉长城、西安碑林、厦门鼓浪屿、四川剑南春古酒窖、哈尔滨731遗址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及博物馆设计项目，在西部建筑科技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组建了陕西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西安城市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在大遗址保护、遗址博物馆设计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确立 “地域建筑” 之学术方向 少年刘克成曾有一个梦想，要当一名数学家。“这也是受了徐迟的文章《哥德巴赫猜想》的一点影响。那时候，华罗庚、陈景润是中学生的偶像。”加上刘克成曾在很多数学竞赛中拿到第一名，老师也鼓励他去学数学。但最终刘克成被调剂到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前身)。对建筑学、对西安一无所知的他，心里很不情愿。这时，他的大哥告诉他，这是个挺老的学校，建筑学也很有意思，能够把艺术与技术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刘克成学画已经多年，还是适合读建筑学的。
回忆起大学生活，刘克成说，自己直到将近大学二年级时，才真正喜爱并投入建筑学。未实现的数学梦让他耿耿于怀，一年级建筑系学生面对的制图、水墨渲染等课程又显得那么枯燥，让他提不起兴趣来。直到他自己设计了小茶室，他才一下子捕捉到了建筑学的快乐。
真正将刘克成引导到学术研究道路上的，是他的老师李觉教授。早年毕业于之江大学的李教授主要从事城市研究。“那时候，很少人能给学生讲解系统理论，而李觉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刘克成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上大四的时候，听李教授在课上一口气讲了4小时的“人、建筑与环境”理论。“这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当年就算是最新的理论了，非常吸引人。”于是，毕业以后，刘克成追随老师先后参与了华山总体规划等一系列规划设计项目，并在老师手把手的教导下，走上教学岗位。后来，还义无反顾地去考了他的研究生。李教授鼓励刘克成 “规划、设计两不误”。因此，在追随老师从事城市规划的同时，刘克成一直也没停止做建筑设计。那时候建筑市场还没有开放，没有很多实际建筑可做，但是有各种国内外竞赛。他与一个高两级的师兄李京生 (现为同济大学教授)合作了8年，参加了很多建筑设计竞赛，变成了获奖专业户。
研究生毕业之后，刘克成在建筑研究与创作的道路上，也一度遭遇迷茫。自己的基点在哪里?这时候，“张锦秋院士和韩骥先生以自己的创作道路以及成就为我做了很好的示范”。他开始意识到，个人的建筑道路，应该依托于所在的地域文化。找到了方向后，1993年，刘克成在老师李觉的支持下，成立了 “西安城市与建筑研究所”，明确了三个基本点：
其一，坚持城市与建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
其二，坚持规划与设计一体化的工作方法;
其三，坚持以西安为研究中心。
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对我国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的现状与趋势，立足所在城市而产生的。“在当时形势下，单纯去做建筑设计，有点像在抹布上绣花，你绣得再漂亮，结果也不好。”单纯做城市规划，又容易跌入“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务虚境地，城市规划实现的周期太长，规划师经常连证明自己规划正确与否的机会都没有。
之所以坚持以西安为中心，是因为刘克成认为学术研究需要一个稳定的学术对象。“她应当像你的妻子，早晚看得见、摸得着。当你对研究对象的了解胜于其他人的时候，你才能对她有发言权。”在刘克成看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天时地利，比如上海就有 “天气”，在上海能够感受到时代最前沿的东西。西安则是个有 “地气” 的城市，能够让人感受到民族文化深厚的内容。经常在不同城市和国家走动，通天地之气，有助于拓展和把握自己的建筑创作方向。但根据地是西安，去其他地方主要是 “看天气”、“照镜子”。
文化遗产保护是身份认同的一个基点 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刘克成带入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中。他在这个领域的起点，在于20世纪90年代各界共同关心、亟待解决的 “大遗址”问题。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尺度大、规模大的文物，比如大城址、大陵墓，大宫殿。这些文物暴露在自然环境下和社会环境下，保护工作不同于一般文物。过去，由于中国经济活力比较低，城市化进程比较慢，大遗址大多处在城市郊区或农村地区。很长的一个时期它们就静悄悄地待在那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许多原来在郊区的大遗址已经被开发区所包围和占领，变成开发用地的一部分。另外，比较严重的是，盗掘文物变得很猖狂，这在当时的陕西，乃至全国都是大问题。
为了讨论 “大遗址”的保护问题，国家文物局1995年在西安召开全国性的文物工作会议。由于陕西拥有全国最为集中的大遗址，此次西安会议就成为一次现场会。为此，陕西省文物局邀请陕西的大专院校、相关的科研设计机构，每个单位负责一个或几个大遗址，进行方案设计，提出大遗址的保护方法。刘克成负责的是汉阳陵。在形成思路的过程中，他的城市规划学的背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做大遗址保护的有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史等多方面专家，好像只有我一个有规划学背景。”出于规划学者的本能，他从城市整体以及汉阳陵保护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番较系统的研究，最后提出建立一个遗址公园的设想，试图将旅游和文物保护、文化记忆的传达结合起来。在当时，这样综合性的思路显得非常新颖，在工作会议和全国文物系统都引起了关注。但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文物系统的状况，没有人认为可以实施。
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入口
这件事情在1997年发生了变化。当时，陕西省提出“以文物旅游为桥梁为纽带，发展经济”的总思路，成立了一个文物旅游公司，到处寻找发展项目。这个规划被人发现，开始启动，陕西省政府下拨1.3亿元，在汉阳陵附近买了200公顷地，进行遗址公园建设。2001年，这个项目进行国际竞赛投标，刘克成和他的同事中标。整个项目从1997年启动，到2005年正式开馆，前后8年，刘克成一直在做汉阳陵遗址公园规划以及遗址博物馆设计，越做越有兴趣，渐入佳境，以后又陆续完成了秦始皇陵、西安碑林、西安半坡、唐大明宫、唐西市、汉长安城等一系列项目。2005年，他还主持完成了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总体规划。
“汉阳陵”项目之后，文化遗产保护就成为刘克成主要的工作领域。回忆这段经历，刘克成认为它意义重大。“汉阳陵项目是一个重要机缘，就像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研究院前院长张廷浩先生(当时是陕西文物局局长)所说的那样：汉阳陵保护汇集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最高智慧，全国考古学、历史学、保护学和建筑学等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专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了，汉阳陵不仅改变了我们国家对遗址公园、遗址保护、遗址博物馆的概念，也改变了从专家到领导各个方面对遗址的认识。”与国内相关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一起研究问题，让刘克成对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认识迅速提升，在多达50余次的会议讨论过程中，他渐渐走到了学科前沿。
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门厅引道
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遗址参观廊
尤其是当刘克成阅读了更多相关书籍并出国参观、访问后，他进一步坚定了投身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信心与决心。在罗马，他曾听一名中国人对一名罗马市民说，“罗马街道那么窄，灯很暗，你们怎么不把灯弄亮点?”而这位罗马人回答道： “哦，是吗?罗马的文明光辉还需要电灯泡照亮吗?”刘克成认为，像西安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这样的精神。
在刘克成看来，全球化时代里，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全球秩序的建立，二是全球身份的确认。今天，关于全球环境秩序，国际的最高纲领是“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方面，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其经济地位，往往经济越发达，越能主导全球秩序。而全球身份的确认，对每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缺失身份与自我的国家和人民，成就感和进步感也就无从谈起。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整体记忆和进步的坐标，作为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和城市的面孔，与身份的确认密切相关。它帮助人们回答“你是谁” 以及“你从哪里来”等问题，帮助形成民族认同，巩固社会凝聚力。近年来，我国政府与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 “软实力”的培养。文化遗产保护是增强国家“软实力”，提高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普及正确的文化遗产观念，让城市的历史与现实并存 尽管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不断增强，在这个领域内也不断取得突破，但与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国家相比较，如何普及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还任重而道远。
对于文化遗产的辨析、选择、继承和保护，刘克成持有自己的观点： “以如何看待历史来说，我们习惯于对历史进行选择，判断好的历史与不好的历史，然后进行‘去粗取精’。”这曾为学界和大众普遍接受的逻辑与方式，往往也容易将人们引入误区——“由于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总是片面的。什么是 ‘粗’，什么是 ‘精’，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历史事实证明，由于认识上的错误，我们经常去‘精’ 留 ‘伪’。这样的错误对文化遗产所造成的损害，比自然造成的损害还要大得多。”刘克成认为，只有自信的民族和自信的城市，才可以正视自己所有的历史，更好地走向未来。但要普及这样的观点，还需要时间。
在自己担纲的项目里，刘克成也探索着以一种更为广大的文化遗产观念，来对待保护与开发的对象。他反对仅仅记录城市历史上光辉的一面，而是倾向于认为，城市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留下的痕迹，都有与今时今日共存的价值。在他所负责的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项目中，他就曾提出，除了帝王将相的历史遗迹，是否可以保存一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遗留至今的棚户区? 20世纪30年代，由于花园口决堤，河南难民顺着陇海铁路逃难到西安，在大明宫遗址安营扎寨。“这片1000多年前世界最华丽的宫殿，如今是城市里最破旧的居住区。”刘克成说，如果使两种遗产并置存在，可以更加彰显遗产的价值，体现历史沧桑巨变的魅力，凸显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先进性和示范性。
多年来在西安的耕耘，也为刘克成提供了一个以文化古城西安为基点，思考我国文化遗产保存与当下文化建设的绝佳平台。对于这座历经沧桑，见证辉煌的古都，刘克成充满了感情。他呼吁，人们应该更多地讨论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对全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因为如果离开西安文化遗产，中国历史将失去最精彩的篇章，中国的全球化角色也将变得含糊不清。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古都和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的文化遗产不仅属于西安，也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因此，国家以及其他城市，应当对西安文化遗产保护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而西安对全国最重要的贡献，正是文化遗产的大力保护。
说到西安当下的城市建设，如何与它作为古都的文化身份相呼应、相和谐，刘克成认为，张锦秋院士已然用自己的创作，做出了精彩的回答。张院士的作品与周秦汉唐等历史建筑一道，已经成为西安城市遗产的一部分。她所创立的“新唐风”建筑，满足了大众对西安盛唐气象的向往。在学习和继承张锦秋院士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刘克成在自己的工作中，一方面注重从深层结构解读西安城市历史空间结构，寻求从城市总体格局、空间秩序、建筑形态等多方面延续历史的方法与途径; 另一方面，则积极地从遗产保护角度出发，研究新建筑与城市不同历史时期遗产并置共生的可能性。“在历史的空间行走，探索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建立起建筑与建筑、建筑师与建筑师良好的代际关系”，这，就是他所持的地域建筑学的立场与态度。他更认为，今天在探索新地域建筑时，需要建筑师永不休止地努力，因为每代人，都应该对地域建筑、地域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贡献出多样化的风格与形态，贡献出对城市建设的“无穷解”。
富平陶艺博物馆主馆模型
富平陶艺博物馆主馆内景
富平陶艺博物馆主馆内景
河南三门峡虢国君王墓地博物馆
四川剑南春古酒窖遗址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