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道增 1930年1月出生于上海市。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留校任教，曾任该系主任、建筑学院首任院长。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84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李道增曾于1958至1960年主持国庆工程——国家大剧院和解放军剧院的建筑设计 (限于国家财力均未建成); 主编了 《剧场设计手册》、《国外剧场图集》、《中国会堂剧场建筑》、《2300座剧场设计总结》等书籍; 承担过5座剧场设计，其中天桥剧场方案获首都十佳优秀公建方案第一名。1997年秋参加了国家大剧院国际邀请赛，属入围报送中央的三个方案之一。
在我国剧场设计领域内，李道增是 “第一人”。他数十年来在这方面所作的实践与研究，本身既是我国剧场设计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也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建筑类型的发展。李道增曾三次参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其间的故事，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里大型文化建筑的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可堪回味; 他对中外剧场之历史沿革、形式变化、技术进步都有笃实的研究，所出版的 《西方戏剧 · 剧场史》，更是一本富有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著作。
李道增在许多方面都延续了老师梁思成先生的衣钵，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在当下、在未来的发展，尤有关注与研究。他主张对传统建筑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 《环境行为学概论》、《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观》 等论文中，他的 “新制宜主义” 设计哲学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师出名家，扎根清华 李道增系晚清重臣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的第五代孙，于1930年1月出生于上海，自幼便是家族中公认的学习榜样： 小学就读于中西女中附小，初中时考入南洋模范中学初中部，高中时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今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后，他又考取了清华大学机电系。
在清华大学，自幼喜好艺术的李道增得知梁思成先生创办了建筑系后，他立刻向学校申请转入建筑系学习。这样，他良好的物理学基础和对于美术的爱好可以在学习中得到很好的发挥。清华建筑系创始于1946年，1947年李道增转入时，全系才两个年级，学生共20多个，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建筑系虽是草创，但在当时却是名师风流。梁思成先生是建筑系的系主任，他邀请来了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讲授城市规划，北京大学著名的侯仁之先生讲授北京的历史地理……在清华这片沃土上，初涉建筑的李道增在名师的指点下，不仅在学业技能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形成了统揽全局的建筑观。
回忆起自己的求学岁月，李道增最不能忘怀的是恩师梁思成先生的谆谆教诲。梁先生是一位很有民族骨气的学者，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感情。在李道增的新生入学会上，梁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极大的鼓舞了中国建筑学人的士气： 他当年在美国拜访了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莱特。莱特见了他以后，第一句话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学建筑?你们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两千年以前就在《道德经》里把建筑的哲学问题讲透了，‘建筑是空间，而非实体，实体包含的空间才是建筑中的主角’。”《道德经》的原话是“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而今，这句话已经成为中国建筑界的一句名言了，其渊源正是始于梁先生的故事。李道增先生说： “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增强了不少，我一直记着这件事。”
除此之外，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和研究情有独钟，但是绝不保守。他在设计课中引进了现代建筑的理论，尝试用包豪斯新学派中的一些观念来大胆改革传统学院派的教学体系和内容。李道增他们从一年级起就学习抽象构图原理，而不是画古典的渲染图，这在当时可谓开全国建筑教育的先河，这充分体现了梁先生大师级的胸怀。
梁先生还十分注重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认为只有全面提高审美趣味才能设计出充满“灵气”与 “内涵”的艺术作品，因此，他主张建筑师 “要善于体验，善于观察，善于分析，处处皆学问”。
梁先生的教诲让年轻的李道增受益匪浅，在他日后的建筑和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关注建筑与文化以及艺术的关系，不断在已满足功能需要的建筑作品中增添审美及文化的要素。时至今日，每每忆及梁先生的教诲，李道增都激动不已。
剧场设计的先行者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设计师，李道增留校任教不久就把专业重点放在了过去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剧场设计领域。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李道增曾三度参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李道增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最终未能付诸实施，但其他剧院项目，如东方艺术大厦、北京天桥剧场、中国儿童剧院和台州文化艺术中心等多座剧场已落成使用，这些美轮美奂的剧院都已成为李道增剧院设计生涯中的代表作。在从事剧场设计实践的同时，他还将教学与实际相结合，为我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剧院设计师。
1958年，周总理提出建设国家大剧院的设想，并亲自选址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为了保证设计方案的合理性，总理要求开展设计竞赛。经过评比，最终选中了当时年仅28岁的李道增的设计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作为设计单位。方案入选后，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调选全校师生，组成了由建筑、土木、机械、自动化、电机等系300多人组成的设计组，全面深入地开展设计工作。在当时的设计方案中，国家大剧院为一个单一的歌剧院，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3000个座位，可满足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观看演出的需要。舞台的主台、侧台、后舞台呈 “品”字形布局。黄绿色琉璃檐体现着民族传统文化特色，这在当时是一大创新，后来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的建筑中被广泛采用。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国家大剧院以及1 959年由李道增主持设计的解放军大剧院均未能开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决定重新将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提上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工作。李道增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其中一个方案的设计。与20世纪50年代的设计方案相类似，1991年的方案仍以 “品”字形舞台平面为基础，不仅广泛借鉴世界范围内剧场设计经验，同时也考虑了一定的民族形式。而在舞台设计上，则借鉴了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模式。
正式决定建设国家大剧院是在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1998年4月，在京开始举办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的国际邀请赛。李道增与他的同事们在1991年的方案基础上，两个月就完成了模型制作。参加最后角逐的有三个方案，李道增主持的方案也在其中。经过漫长的论证和等待，1999年7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采用法国巴黎机场公司的设计方案。虽然李道增的方案没有入选，但他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不管如何创新，国家大剧院也应该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要让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北京的、天安门的剧场，而不是一个天外来客。
虽然三次与国家大剧院这一标志性建筑的建设擦肩而过，但作为毕其一生研究剧院设计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却在其他剧院设计中展现了其建筑才华。北京天桥剧场可以看作是李道增剧院设计的代表作之一。天桥剧场始建于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家剧院。1993年，在李道增的主持下，在原址上新翻建了天桥剧场。新天桥剧场是一座高质量的建筑，要在声学、灯光、电声设计等方面同时满足大型歌舞、戏剧和交响乐的演出要求。而且，考虑到天桥曾经是老北京卞层市民的重要活动场所，在天桥剧场的立面造型上，李先生力求做到既高雅又有民俗气息，既现代又有传统的联想。剧场自东向西分为文化广场、前厅和休息厅、观众厅以及舞台化装间和演员公寓四个部分，整个建筑造型庄重典雅。新天桥剧场获得了首都十佳优秀公建方案的第一名。
与剧院建设实践相同步的，是李道增对剧场建设历史及理论的探讨。1958至1960年，在主持国家大剧院与解放军剧院建筑设计时，李道增主编了 《剧场设计手册》、《国外剧场图集》、《中国会堂剧场建筑》、《2300座剧场设计总结》等书籍，为我国刚刚起步的剧场设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93年，李道增应邀赴美国卡纳基 ·梅伦大学，担任剧场设计客座教授。1 999年，在四十余年国内外访问、调研的基础上，李道增撰写了《西方戏剧·剧场史》一书。《西方戏剧·剧场史》分为上下两册，汇集了1500幅插图，共计150余万字，横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融人文与科技于一体，史料翔实，被公认为是他对剧场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
“因地、因事、因时制宜” 的主张 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写到： “建筑活动是以其地域、时代、气候条件和当时能够提供的物产、材料的品种数量，更不自觉地受到同一时间的艺术、文化、技巧、知识、发明的影响，而建筑本身的规模、形体、工程艺术恰恰是民族文化兴衰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建筑，将最准确地反应这个国家、民族物质精神继往开来的面貌。”作为梁思成先生嫡系弟子的李道增，在多年的建筑实践中，始终将建筑与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在追求建筑文化内涵的同时，还时刻关注国内外建筑界及理论界的最新变化，用前沿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传统以及中国的建筑。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人文学者对全球化问题给予了较高的关注。李道增一方面像其他人文学者一样，从哲学和史学的角度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探讨; 另一方面，又凭借其建筑学者的独特身份，对建筑的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进行具体研究。
在李道增看来，文化全球化 “从任何意义上都是不能成立的”。“‘文化本土化’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具有无限生命力，适合于自然生长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力量，将与 ‘全球化’永远处于互动、冲撞、并存、抗争、均衡、对话的位置上”，“世界先进理论的本土化，结合本土的实际，创造出含有本土特色的新成果，不仅是对本国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的贡献”。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作为建筑学者的李道增提出了中国传统建筑在现代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观点。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传统建筑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建筑形式和做法，建筑组合中的具体方法、程式和规律，以及城市、建筑、环境与艺术相关的理念、话语、典籍、著述。在当今社会，要在建筑作品中再现传统建筑的气质，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建筑规划与建筑设计，从而实现 “创造性转化”。在这方面，上海金茂大厦作为一个现代建筑，成功地展现出了中国古代密檐塔的气质;而上海新天地的旧城改造则一方面成功地保持了原有风貌，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了新时代的人性化需求。这两个成功的案例得到了李道增的大力赞扬。
在广博的人文知识储备和坚实的建筑学基础上，李道增参考20世纪初德国著名戏剧导演莱茵哈特的 “制宜主义”主张，并结合日渐多元化的时代背景，提出了 “新制宜主义”，主张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建筑风格手法都包容进去，都为我所用，要求建筑除了反映高科技的时代精神以外，也能彰显这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历史连续性。“新制宜主义”主张 “因地、因事、因时制宜”，追求一种因地域、气候等自然条件与社会、民族、历史、文化之异而派生出的丰富多样带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符合 “新制宜主义”的建筑，除了建筑本身要具备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得体、切题、兼容并蓄”以及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设计哲理之外，还需考察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要充分体现城市设计和场所精神。
从对全球化和本土化建筑的研究到 “新制宜主义”的提出，李道增始终站在宏观的角度上考量建筑与文化的关系。具体到微观的建筑实践，李道增也紧跟时代步伐，密切关注科学领域的动向，主张用新的材料和能源开发出更好的建筑，以顺应当今世界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观。
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德瑞提出了 “生态建筑学”概念，从建筑生命周期全过程出发，全面考虑资源、能源、环境和健康舒适的要求。1982年，李道增到四川省崇庆县某村参观，注意到了当地合理采用沼气发电，因地制宜，经济且合理地改善了居住环境，并取得了生态上的良性循环。这次参观激发了李道增对生态建筑的浓厚兴趣，并使他成为国内较早步入这一领域的学者。近些年，随着材料、能源、环境等科学的不断发展，“生态建筑”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21世纪初，李道增曾撰写《国际建筑界有关 “生态建筑”的实践》一文，详细介绍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在 “生态建筑”方面的实践，并对多种新型环保材料进行了系统的介绍，预见了 “生态建筑”的发展将是大势所趋。
《后现代主义建筑20讲》
《李道增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