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责任，孜孜不辍于建筑设计
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胡越 1964年1月出生，江苏宜兴人。1986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现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胡越工作室主任、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2003年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北京市级人才，2006年被评为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作为主持人和方案设计人，胡越先后主持设计了北京国际金融大厦、望京36号地综合楼、秦皇岛体育馆、望京36号地高层住宅、望京科技园二期、五棵松体育馆等工程。
胡越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建筑设计工作。他认为建筑存在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内，包含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与社会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从1996年主持设计第一个大项目到之后不断地创作出好作品，胡越一直在实践中探索着自己的建筑之路，对建筑的思考也在不断地推进并逐渐成熟。从最初借鉴国外优秀的建筑经验，并融合中国传统元素于设计之中，到在材料和技术上尝试并着力较前卫的设计手法，再到试图改变传统的设计方式，从而使建筑更好地为人服务，这些都记录着他的努力与付出。
胡越认为境界最高的建筑师应该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那些人，他也一直以此自勉。他倡导建筑师在为业主服务的同时，应时刻想到建筑的社会功能并维护好公共利益; 他积极地思考建筑的社会问题，倡导在民众中普及建筑审美意识。
建筑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胡越1986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一直在此工作至今。最初开始工作时，国内整个设计市场很冷清，1996年以前胡越没做过大项目。随着建筑市场开始活跃，1996年他的北京国际金融大厦设计方案脱颖而出，最终该项目囊括了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和20世纪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等建筑工程设计领域的全部奖项。之后，胡越不断有好的作品产生，秦皇岛体育馆、望京科技园二期、五棵松体院馆、上海青浦体育训练馆的改造等项目即是其中的代表。这一路走来，胡越做出的成绩被充分认可，而这与他全身心地投入建筑之中是分不开的。
胡越在中学时就决定了要走建筑之路，他对建筑的喜爱源自内心。他认为建筑总是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内存在于某个地方，它包含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建筑与社会以及社会中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建筑对人们的生存环境的影响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的。诸如当我们去到某地，若感觉别扭，大多是因为那里的建筑与周围的山、水、树等周边环境的关系处理得不融洽; 相反，若身处某一地段而舒心惬意，大多也是因为建筑的关系。所以说建筑物除了实现本身的商业价值、使用功能外，还应该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建筑的社会功能就是给人们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但是在我国，建筑的社会功能还没有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主要原因是当前我国的建筑市场比较混乱，各种诱惑很多，以至于很多建筑行为不成熟，建筑物发挥的社会功能远远不够。胡越认为，无论业主是政府部门、私人企业还是开发商，都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一 要把眼光放远。一个优秀建筑的产生要求建筑师不仅要有高超的专业水平，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实践推动思考 北京国际金融大厦工程是胡越作为方案设计人和工程主持人所接的第一个大项目。胡越后来回忆说对于这样的重大工程除了兴奋还有点发怵。当时工期非常紧，而整个设计组里只有3名建筑师，老同志又不会用电脑，所有的图基本上都是胡越自己画的。由于甲方要求在春节后上报修改方案，1996年的春节他是一个人在设计院的电脑机房里度过的，还好工程甲方给予了设计人员充分的信任。但是对于胡越而言，甲方对他越信任，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就越高，所以他经常跑工地，一盯就是一天，最少的时候一周也要跑三次工地。胡越一直认为建筑师要对自己的作品负好责任，除了方案和施工图要精心地做，盯工地绝对是第二次创作，只有在全过程中都全身心地投入，才能保证最后出来的效果。付出终有回报，北京国际金融大厦那具有中国传统图案的铝合金窗式幕墙和点式连接钻石型玻璃锥顶技术，在当时具有独创性，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在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工程技术、商业开发等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就是从这个项目开始，胡越在方案设计上的许多构想逐渐从自发变为自觉，并且有意识地去遵循一些原则，比如在城市设计和建筑的功能与形式等方面的问题。同时，胡越对建筑有了一些新设想，产生了一些新的设计手法。前者体现为，胡越在建筑实践中体会到，建筑必须真实地反映其功能和材料本身，在建筑表现上要干净利索，避免拖沓啰嗦。另外他早前一次对欧美建筑文化的实地考查经历对他的建筑思考影响很大。胡越在1992年时第一次出国到巴黎参观，从古老的巴黎旧区到德方斯的新区，整个过程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古城优美的环境、有活力的城市生活与新区可怕的城市设计，这种古典与现代建筑的巨大反差，使得他对城市设计、对现代建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认为一个优美的城市必须建立在和谐有秩序的结构之上。此外新建筑必须有表情，在人的尺度上有细部，应该创造能使城市环境产生活力的建筑。
北京国际金融大厦
胡越在北京国际金融大厦这个项目之后对建筑产生的新设想主要体现在：首先，建筑设计应该以城市为基础，它应该对破碎的城市结构进行修补而不是使城市结构更加破碎。因为建造一个和谐优美的城市比修建一个漂亮的建筑更重要;其次，建筑应表现人的创造力和特点，最有力的形式就是简单几何形和直线; 第三，功能是建筑设计的基础;第四，材料和技术是创造新建筑的构思源泉，建筑师应熟练地掌握材料和建造技术; 第五，用简单的几何形组成复杂的室外空间; 最后，用一些违反结构逻辑的造型表现建筑的个性。
同时，胡越一直把满足功能作为建筑设计的基础，形式跟随功能一直是他和他的设计团队所遵循的信条。当然，建筑是一个整体，功能与形式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端，满足了功能就是一种美，而美也是功能的一种，功能与形式并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一个统一体的两部分。建筑设计是建筑师用建筑材料去建筑一个形体和空间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活动，当建筑师做到了这一点，建筑就实现了其本身的价值，也就达到了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结合。但是建筑师的设计在实际的建造过程中会受到诸如资金、地形、气候、材料、建造技术的限制，建筑师的工作正是要克服这些困难来尽量满足人的需要。胡越认为手段和方法能够更好地帮助建筑师达到目的，但一定要避免它们成为桎梏建筑师的枷锁。
胡越的这些想法很好地体现在了望京科技园二期这个项目上。这个项目是一个高档办公建筑，方案设计开始于1999年初，最初是一个约8万平方米的办公楼，后来由于规模和用地的问题，其面积被控制在5万平方米以内。胡越的设计团队经过三轮方案，最终第三轮方案被甲方选中并依次进行设计。胡越认为这个项目的业主为他的设计提供了很宽松的发挥空间，所以能让他表现一些更个性化的东西。这个项目采用了通过简单几何形体来构筑复杂外部空间的手法，而且该方案构图方正，主动形成整齐的地界边缘，表现出对修补城市空间的渴望及对简单几何形体的偏爱。这些正体现了他在建筑设计上对一些构想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北京五棵松体育馆
到了做五棵松体院馆这个项目时，胡越进一步考虑了建筑设计的问题，提出了“工作系统”的设想，这个系统试图改变传统的设计方式，从而使建筑更好地为人服务。
五棵松体育馆的设计工作于2002年开始，原始方案是由瑞士布克哈特公司设计的。从2003年6月开始，由胡越带领他的设计团队负责方案优化和调整工作。布克哈特公司的方案将体育馆与大型娱乐、商业设施结合，此种模式在体育场中已有一些实践经验，典型的做法是体育场与旅馆结合，但在体育馆中采用这种方式的很少，特别是与一个大型商业设施结合则更为罕见。这一方案极富挑战性，建筑外型近似立方体，体育馆上部设置了约6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业中心，其主要设想是平时商业建筑和体育馆可以进行互补，在比赛时观众可以进入到上部的商业中心进行消费。大胆的布局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在一个大跨度的建筑上设置这样大规模的商业设施，结构设计的技术难度大大增加; 另外，两个大型设施均存在大人流疏散问题，流线问题非常突出。胡越和他的团队针对这些问题，对方案做出了重大调整。为了节省投资，将体育馆上部的商业设施移走，体育馆整体向上抬高18.4米。调整后的方案采用了国内体育馆普遍采用的模式，即体育馆只按比赛考虑，整体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观众入口层与室外地面处于同一标高，观众可以很方便地进入体育馆，避免了过去通常需要上大台阶的弊病; 二是特殊人员的出入口全部在位于地下10米的大型下沉广场内。
北京五棵松体育馆
方案调整后的体育馆在赛时必定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高水平比赛场馆，但在赛后的利用上却可能存在着很大风险，因为观众服务设施比较简单，除门厅、厕所外，只配置了必要的小型商业零售摊位。另外，比赛层设置大面积赛时功能用房，特别是针对奥运比赛的用房，面积大、规格高，此部分用房在赛后将很难利用。这对这个问题，2007年体育馆又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包括： 扩大下沉广场，为大型货车预留了卸货区; 为南、北两侧主看台的观众增设了大量餐饮设施; 调整了VIP服务区，增大了餐饮的面积;增加了货梯，为餐饮设施服务;调整了观众区的厕所，增大了售货区; 增加了自动扶梯; 上部看台栏板外侧增加了液晶显示屏。
这一次又一次的调整，实则包涵了胡越对设计模式背后隐含的经营方式的考虑。最后的方案采用了商业化赛事结合多功能利用的模式，并重点采用了美国NBA的管理模式，为国内大型体育馆的赛后运营探索了一条新路。当然，探索也代表着某些地方还不尽成熟，但毕竟有了尝试，才有成功的可能。
普及大众的建筑审美意识 胡越认为建筑师有几种，境界最高的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那些人，胡越也一直以此自勉。正是在这个想法下，胡越对建筑问题有诸多积极的思考。
胡越认为我国民众对建筑的认识不够，在社会整体的建筑审美意识上还有待提高。究其原因，我们是将建筑作为一个专业门类来看待，而非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的审美认识来培养。目前，在社会的整体认知中，建筑是一门实用美术，像一个碗、一口锅或者是一辆车那样，并非完全是一个艺术品。其实建筑和时装或者说和工业用品不一样，一件衣服过时了那就算了，但是建筑会长久地影响人们的生活环境。胡越认为如果要想提高中国普通民众的建筑审美意识，可能还要做大量的普及工作。在我国，我们是将建筑作为一门学科、一种技术放到大学中去教去学，而不是将其作为一项修养。其实建筑甚至比任何一个日用品对人的影响都大，因为一个糟糕的城市环境会直接降低人们的生活品质，但是优美的环境则会带来健康、舒适的生活。中国人由于传统的原因，特别不注重外在的东西，比如公共环境。在我们民众的概念里，可能会注重将家里设计得很好，但不关心周边环境的经营，推开门外面其实很糟糕。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教化和影响。
关于在建筑方面的传统与创新问题，胡越认为中国建筑师包括整个社会，在面对这一问题时，背了一个太沉重的包袱，而他觉得这是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必须承认我们还属于一个弱势的文化，我们的国家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一直处于一个落后的状态，所以这也决定了我们必然要受到他种文化的冲击，这也是一个客观规律。胡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从主观上做任何的努力也不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美国有一个未来学家，他画了一张图，这张图的纵坐标代表西化，横坐标代表现代化，最后这个图呈现出的是一个抛物线。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从很落后的状态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逐渐西化的过程，只有在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再去现代化，这就成为自己的东西了。正是基于此，胡越认为中国现在不必担心西化或者是不能够继承传统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地进步，必然有一天我们会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建筑。他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都市实践
城市化进程中的建筑实践
深圳都市实践设计有限公司 刘晓都 (中)
1961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79级，美国迈阿密大学获建筑学硕士。曾在美国的建筑事务所工作多年，1998年回国运作Urbanus都市实践，创立深圳公司并负责具体管理与项目设计。
孟岩 (左)
1964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83级，美国迈阿密大学建筑学硕士。Urbanus都市实践创建人之一，美国纽约州注册建筑师。1999年，回国运作Urbanus，负责具体管理与项目设计。
王辉 (右)
1967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85级，清华大学建筑学硕士、美国迈阿密大学建筑学硕士，Urbanus都市实践创建人之一。
Urbanus都市实践代表作有： 深圳福田区图书馆，深圳南油购物公园城市设计，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教学楼，地王城市公园，深圳地铁大厦，深圳规划大厦，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深圳城中村研究福新村、岗厦村，CCTV媒体公园，大芬美术馆，唐山城市展览馆等。
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大背景下，建筑师作为见证者与参与者，也面对着相应的城市责任问题。对此，“都市实践” 设计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刘晓都认为： “建筑师能在城市里做的努力其实不多，但至少他能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东西，给这个城市施加一点好的影响。” 为此，刘晓都、孟岩和王辉将公司的设计主旨定位为 “从广阔的城市视角和特定的城市体验中解读建筑的内涵”。
他们认为，建筑是一种介入城市问题的方式。一方面，他们将建筑视为有能量的装置，力图让它对城市的局部区域起到激活作用; 另一方面，他们从自己所关注的城市问题出发，在具体的项目中去进行实践，如深圳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设计的 “大芬美术馆”，以及从2005年就开始启动的为城市低收入者所设计的廉租屋 “万汇楼”。在工作中，“都市实践” 强调，要从现有的条件出发，主动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主动地寻求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项目)。
并无 “国外经验” 可照搬 “都市实践”由四个有相似背景的青年建筑师在1999年成立。如今，公司的合伙人是刘晓都、孟岩和王辉。他们不仅是清华大学的校友，在美国迈阿密大学学习期间也是前后届的学生，因为对建筑有共同的话题，一起开办公司。开始时公司的名字叫“都市国际”，但几位合伙人后来决定要修改它。孟岩解释说： “实践这个词特别直白，说出去这不像一个公司的名，但不像就不像吧，它更加脚踏实地，给人一种更积极、更现实的感觉。”
从“都市国际”到“都市实践”，还包含着另一层考虑： 在近年来设计市场青睐“洋面孔”的背景下，许多有海外背景的华人设计师常常强调所在公司是在国外注册，拥有强大的国外经验。于是，人们不禁要发问——“国外经验”在设计中的现实意义究竟有多大?对此，“都市实践”曾有过专门的反思。“虽然当初我在KPF工作，王辉在GENSLER公司，但我们在国内做出来的东西与国外经验没有太大关系，建筑设计环境完全不一样了。” 孟岩说，“都市实践” 并没有有意识地照搬公司在国外做的任何东西。王辉则认为： “事实上，国外所有经验几乎没有直接能照搬的，因为国内外完全处于两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模式，人口分布状况以及工业化水准的差异也非常大。”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有众多人口，居住、交通等问题，也有新富起来的群体对于建筑空间的欲望问题，如此种种，都需要有针对性的建筑方案，并不能“依葫芦画瓢”。
“平行交叉”，互相批判 说到三位合伙人之间如何共同工作，孟岩使用了“平行交叉”一词。在他看来，因为大家的教育背景非常接近，在专业上的差距并不是太大，反而是在性格和做事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因为刘晓都比我们都大一点，相对来说，他更成熟，更全面，更有号召力和领导才能，是他把我们号召到一起;王辉更加细腻一些，做事非常认真，可能在细节上考虑会更多一点。”而他自己，则处于中间状态。在实际的运作中，三人的关系是平行的，无分“老大、老二、老三”，也不像许多设计公司“三分”的管理模式——一个人专注于设计，一个人负责管理，第三个人抓市场。在“都市实践”，三个合伙人都参与管理、设计和对外事务，虽然有所侧重，但均有涉猎，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分工。
“这种合作模式对于一般的商业公司不一定合适，”孟岩说，“但对于我们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好处，是每个合伙人之间保持平行关系，能够互相批判。”在美国期间，孟岩接触过另一种“平行”的模式，合伙人之间各人接自己的项目，单独核算成本，甚至有独立的人员班底，这样的单干模式是平行的，但没有交叉。“我们是一种平行交叉关系，都有权参与对一些项目的讨论，包括对管理、对市场的讨论，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讨论和批判。这个是我们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孟岩说，如果缺乏讨论和批判，去做“让一个人专门做设计，他就永远能把设计做好”的假设，恰恰是危险的——时间长了，这个人可能会故步自封，受到很多个人因素的主导，以致公司整体思路发生偏差。“我们之间经常有很多非常公开的讨论、争论和辩论。这主要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为了项目的利益，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在孟岩看来，如果失去这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审视，公司的发展动力就将衰弱。
如今，“都市实践”在深圳与北京两地开设了公司。在深圳公司，除了几位合伙人，“我们还有副总建筑师职位，实际上从技术上和管理上对项目整体负责。这是一个层次;下面还有项目负责人，相当于设计经理这个级别;再下面是高级设计师、设计师，他们专注于设计”。北京公司因为设立较晚，组织架构则更简单，“更像工作室”。
从城市视觉解读建筑内涵 在拉丁文中，URBANUS是“城市”的意思。孟岩说，“都市实践”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十分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去定位公司的设计行为。“设计主旨是从广阔的城市视角和特定的城市体验中解读建筑的内涵。”这一自我定位，从来未曾改变过。
巧合的是，“都市实践”在初期，做得最多的项目并不是单体建筑，而是公园、城市设计等与城市、民众关联度更高的案子。第一个项目是位于深圳市深南路的一处景观设计，内容很广，“包括地铁出入口、地铁与商业的连接、地下空间与地面环境整治，是一个综合性项目，”但并没有完全实现，最后建成的是一个市民公园。事实上，“都市实践”的三位合伙人并不是以景观设计、城市设计为专业的，只有孟岩在读研究生时是研究中国园林的，“沾了点边”，但他们有着自己的立场——“我们是把景观设计当作城市设计来做，从城市生活的角度来考虑，怎么连接现有商业?怎么打通原本被阻隔掉的空间?就是通过景观设计这样一个机会，重新去整合城市的公共空间。”公园建成后，得到了市民的认可，并为“都市实践”带来了后续若干个公园的项目。
“慢慢地，城市设计部分，包括景观、配套小建筑、公共空间、商业空间成为我们的主要设计内容。直到深圳规划大厦建筑设计，才开始做比较大型的公共建筑项目。同时，我们还做了几个住宅项目，如大梅沙心海伽蓝。”孟岩说，如此经过一个时期，其他人才知道“都市实践”不仅仅做景观设计，还做建筑设计。公司也通过投标，去参与高层写字楼、旧厂房改造、艺术中心工程等，项目范围也因此变广。“我们不挑项目，并不是只做一种，我们是全方位的： 从景观到建筑，大到城市设计，小到公共厕所，我们都做过。”他认为，项目大小没有关系，关键是做项目的态度和方式。
之所以“对项目本身是没有选择的”，孟岩认为，这涉及到社会责任感问题。“如果把当前中国的建筑设计和欧美发达国家的进行比较，最大的不一样是中国的建筑师面对的问题更多，所以要面对更多的责任。”一方面，甲方希望建筑师能够通过设计来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建筑师在社会、城市和文化的巨变中，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绝不是一个旁观者，由此，建筑师还会主动地去发现更多的问题。“你还要去想，建筑师本身的创造兴趣在什么地方?自己的专业在中国现实的大环境下能够创造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对当代建筑学本身的一个思考。”
城中村改建
大芬美术馆
华侨城展馆
基于这样的思考，“都市实践”倾向于积极的参与，制造对城市或区域的良性影响。“建筑是一种建筑现实的手段，”孟岩坦言，这是几位合伙人的自我鞭策，“我们不是研究院的，也不是纯商业的，而是希望通过建筑实践积极地去介入，去利用现有的条件。”也许现有的条件是不利的，甚至很糟糕，但建筑师依然可以去研究，是否有可能从中产生新的创造价值?比如使自己所涉及的建筑、景观等能够激活一个城区，甚至是一个小区域。在这个理念上，“都市实践”将这种概念概括为“做城市装置”——“把一个建筑作为一个有很多能量的装置，它能搅动、能激活，在一个局部里能够发生作用，带来变化。这个是我们一直特别有兴趣的，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机会。”
在深圳，“都市实践”曾有针对性地研究并参与“城中村”的改造。其中一个行为，是设计了 “大芬美术馆”。大芬村是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下辖的一个村民小组，占地面积仅0.4平方千米，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发展，逐渐成为 “中国油画第一村”。然而，这个“文化产业基地” 的特色，却在于copy画。刘晓都认为，大芬村的拷贝美术作品产业是自发形成的，活力是自然产生的。当政府试图进行“改造”，要修建一个11000平方米的大美术馆，建筑师就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芬村原发性的活力，是否会因此被扼杀?建筑师决定不去切断大芬美术馆与周围“混乱”状态的联系，并通过美术馆来提升整个大芬村的价值。他们以 “倒置的城中村”为概念，让美术馆的第一层作为油画超市，第二层用于办展览，第三层则做成街道。考虑到大芬村每年都会举办画工比赛，他们提出，可以将每年比赛的前五名作品放置于外墙框架里，让这些画作渐渐铺满外墙。刘晓都说，这是作为建筑师为建筑设计 “附加”的部分，同时也是建筑师需要去做，需要去与多方交流的。
“都市实践”还曾在深圳华侨城打造了一个创意园，产生了相应的城市效应。“华侨城是一个中产聚集的地方，很小资，很情调，层次很单一，缺乏一股生机与活力。”刘晓都认为，创意园吸引了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如设计师、艺术爱好者等参与到这里的生活，因此丰富了该区域的层次。
深入研究，发现真正有创造性的机遇 在审视建筑师职业特性时，孟岩认为，建筑师不应该是“绝对”地服务性的，“他一方面对个体(甲方)负责，同时还要对城市、对其他人负责”，所以在任何具体的工程项目设计时，都需要进行“角色扩展”。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断地问自己，能不能去积极地发现问题，能不能去主动地想一些事情?” 比如 “都市实践” 曾主动出击去做一个在深圳罗湖区的项目，尽管没有研究经费，但他们认为，基于深圳这个城市快速发展20年后出现的一些衰退，去研究该项目与城市的交流，是有意义的。
孟岩认为，如果谈到中国建筑，最关键的是它的当代性。“我们也会做一些所谓这样的中国式的建筑，因为我本人也有兴趣，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中国古代园林，还有村落。”但他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要依据中国当代的社会条件、城市状况来做，哪怕它是不完美的。“很难形容这种状态——但是我始终坚持认为，不要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些真正有创造性的机遇。如果没有找到，说明我们的研究还不够。”他以中国电影界与现实建立联系的方式为例，解释“都市实践”对于身边现实的态度： “有些导演关注中国传统的颜色、空间构成、故事;有些导演则关注中国那种看似非常一般、说不清楚、没有性格的偏僻的小地方;或是关注大城市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关注当代发生的事情。”建筑面对的问题比电影还要复杂，但孟岩希望建筑师也要关注身边的现实和状态，“从这里面能够得到很多东西，这对我们将来的创作真的很有意义。”
从2005年开始，“都市实践”与万科集团合作，对低收入者住宅进行研究，他们所设计的“万汇楼”，已经于2008年夏季投入使用，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试运营。位于广州、佛山交界处的这个大型低收入者出租屋，在形态、结构、物业管理方式等方面，引入了该类住宅新的探索。“都市实践” 的设计师为此曾专门对低收入者人群的居住现状、生活习惯和可负担程度进行调查研究。
万汇楼的原型来自福建传统土楼，刘晓都说，土楼的形体使得北向的住宅量变少，空间更加紧凑。从建筑学的角度去讲，万汇楼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空间的丰富变化; 从功能上讲，取得了较好的通风、采光效果。而向心的外廊的形式可以促进一些交流。收入相近的人群，生活状态差不多，闲暇时间能够互相认识，形成一个小社会。这种向心的形状能促进人对在楼里居住的其他人的认同感，从而改善了以往单元楼里相对隔阂的邻里关系。“都市实践”希望，这个他们参与的第一个廉租房项目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完结篇”。他们认为，城市中心和边界有大量被忽略的、无效的土地，它们实际上很适合用于建造廉租房。
翠竹公园
规划大厦
天津老城厢
北京华侨城世纪生活艺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