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得体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关肇邺 1929年生，北京市人。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设计大师。1947至1948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理学院，1948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52年毕业并获得工学学士学位 1952年至今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
作品北京地铁东四十条站获首都20世纪80年代十佳建筑奖; 清华大学图书馆获1993年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 清华大学理学院楼群获1997年度首都建筑汇报展十佳建筑; 北京大学图书馆获1998年度首都建筑汇报展十佳建筑一等奖; 徐州博物馆获教育部2000年度优秀设计二等奖; 海南大学第二教学楼获海南省优秀设计一等奖。
建筑是一门艺术，充满艺术思维特质的关肇邺常借用大家论画的分级法来谈建筑。他说建筑可分为四等—产品、作品、精品、神品。“产品” 是简单地为了完成任务，敷衍塞责之作; “作品” 是真正有兴趣、有追求而作; “精品” 是背负着责任感、尽最大努力的创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至于 “神品”，则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有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的境界。
而作为一个严谨、求实的建筑学人，关肇邺有着笃实的、负责的建筑态度。他曾说，自己始终怀疑以 “创新” 作为衡量一个建筑设计优劣的主要标志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已有几千年的建筑活动，创造了无数的建筑类型，现在还在每日成千成万栋地建造。若想不重复已有的类型而取得成功，突围者也不过凤毛麟角。不顾各种条件，只是为了不与人同而盲目追 “新”，后果将是不妙的。他主张，重要的是得体，而不是豪华与新奇。只有有助于建筑的完美之“新”，才是有意义的。在关肇邺数十年来设计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也正是这种“有助于建筑的完美之 ‘新’”。
建筑有书香 祖籍广东南海的关肇邺，1929年10月生于北京一个书香世家，其父为清末甲辰进士。浓厚的传统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造就了他谦谦君子之风。从小勤奋好学的他，18岁就顺利考入燕京大学理学院。大一那年选修课上结缘梁思成先生，梁先生儒雅的谈吐、翩翩的风度和睿智的思辨，使年轻的关肇邺深为折服，倾心于建筑艺术，并最终转投清华梁先生门下。而童年时代老北京那些互相穿套的四合院落、曲折的胡同、重叠的灰色院墙屋顶，与故宫、太庙一起构成的同质、统一、有序、主次分明的环境，都深深印在关肇邺的脑海中，并对其建筑设计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的启蒙教育，让年轻的关肇邺对建筑深感兴趣并得以逐渐步入其堂奥，窥见建筑学百花园中的“宫室之美，百官之富”。而他们言传身教中最富感染力的当属其对建筑文化无比的真挚情感和广博学识。回顾关教授50多年来的作品，不难发现，图书馆、博物馆类的文化建筑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且每部作品不同的风格下都隐隐透出谦谦君子之风。
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关肇邺在清华园工作了近60年。在这座美丽的校园，许多建筑均出自他之手。清华大学图书馆是关肇邺最主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对于很多清华学子来说，厚重中透出轻灵感的图书馆是他们一生难忘的美丽记忆。若非特别留心翻阅资料，很多人难以想见，这座几乎可以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的建筑是经过了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扩建而成的。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1919年由墨菲大师设计的一期工程则是乐章的起点，1931年杨廷宝先生设计的第一次扩建是主旋律，1982年关肇邺设计的第二次扩建，则达到了整组建筑乐章的高潮。正是这三位建筑大师薪火相传、珠联璧合，才成就今日清华图书馆之风貌。
1982年，关肇邺承接的图书馆新馆逸夫馆建设任务为2万多平方米，约为旧馆面积的三倍，体量可谓相当庞大。如何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解决好建筑群中礼堂与它的主次关系，使两者相得益彰，是始终要努力解决的重要而困难的课题。在思考的过程中，他谨记老一辈建筑师杨廷宝的话： “在完整的建筑群中新修和扩建，有时并不一定要表现你设计的那个个体，而要着眼于群体的协调。”他认为建设和谐统一的建筑环境，尊重历史，尊重有历史价值的旧建筑，尊重前人的劳动和创作，应是在旧建筑群中设计新建筑的重要原则。所以关肇邺在图书馆新馆的设计上煞费苦心。在新馆的位置和高度上，它尊重大礼堂的中心地位，甘居偏位和次高，但却一箭双雕，形成了图书馆区和西大操场区两个环境空间在建筑形式上与旧馆建筑在呼应中有变化; 在采用欧美建筑形式的同时，不是 “一览无余”，而是采取了中国传统的院落空间，几进几出，院中有院，如围合的庭院平顶女儿墙和坡屋顶的连接、过街楼和八角形楼梯间等的应用，恰与一、二期老馆中的某些手法相互呼应。另外，在选择传统建材 “粗粮细作”的同时，也应用了铝合金大玻璃门窗采光、共享大厅天窗采光通风。正是这些现代建筑元素的运用，使设计既具历史感，又凸显时代精神。
在1994年所做的清华大学理学院建筑群的设计中，关肇邺根据原有建筑的条件，创造出了一个带有围合空间的学校建筑形象。建筑群选址的四周均有建于20世纪30年代、带有ART DECO意味的旧楼——北面，有沈理源设计的滑雪馆;西南部的小山，有杨廷宝设计的气象台;南面隔河，有同为杨廷宝设计的生物馆。关肇邺认为，这些建筑反映了当时美国建筑的影响力，颇能引起人们对抗战前清华处于上升阶段的那份辉煌的回想，是清华园记忆中值得留存的部分。因此，他将新旧建筑之间的关系作为设计中最重要的课题。
清华大学理学院
由于设计任务的要求，关肇邺需要在地块的北半部为物理系、数学系建造大楼，而南半部的东侧则预留给生物系今后之用。他和同事们很快想到了在新楼使用三合形式，与北面的化学馆形成围合空间，并保持贯串生物、化学二馆中轴线的格局，形成大体对称的布局形式。新楼以清水红砖砌面，使用少量石料做勒脚，基本上没有装饰，朴素平和。这种形式，与原有建筑彼此应和。关肇邺在文章中记录这次创作时曾说： “这里没有任何追求气派和新颖的意图，有的只是努力创造一种和谐安宁、适合大学校园性格的文化学术气氛。”
关肇邺认为，文化教育建筑会长久且强烈地影响人的思想，甚至会塑造使用者的人格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文化教育建筑，尤其是大学校园建筑，使用它的人正值青春年华，正是学习知识的年龄，它们的教化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不能像商业性建筑那样只是通过追求时尚和新奇来吸引眼球，却没有历史文化底蕴而显得浅薄。尽管第一眼看去显得平淡，但它们却是真正有魅力的建筑，在经历了数百年之后会愈品愈有味道。
建筑之美在于和谐 作为建筑师，绝大多数人都有树立自己纪念碑式代表作的心理，他们往往在设计时尽其所能建造一座规模雄伟、夺人眼目的作品，而忽略了建筑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重要原则。关肇邺却一直把 “尊重环境、追求和谐”作为信奉一生的基本理念。
关肇邺强调说，他初学建筑时，梁思成先生就开宗明义告之，建筑就是体形环境。大到城市、园林，小到室内家具，建筑学就是设计环境的。“孔夫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建筑其实也一样。”与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设计相隔12年，在另一个优秀学府——北京大学，同样是设计图书馆，关教授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设计思想，大胆地使用了颇多非议的大屋顶形式并在组合、细部处理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因为考虑到该图书馆处于周围建筑群的核心位置，建成后要成为这片建筑的主角而统领全局，所以关肇邺采用了 “歇山顶”和 “攒尖顶”以及相应的外檐形象，檐下部分斗组合适当简化并加大构建尺度，采用 “人”字做补间，从而巧妙地将新楼旧楼连成整体，在建筑体里也形成了丰富的空间层次。建筑色彩以靠近中央区建筑的灰色调为参照，放弃了西北区建筑的红、白、青。考虑到建筑的永久性和重要性，屋瓦用了无光的带釉瓦，其色度较周围建筑略深。总之，图书馆从总体到细节都是在本体性质和时代特征的需要与环境和谐的矛盾中寻求着平衡。
建筑设计在较好地满足各项使用功能和形象处理的前提下，如何作进一步的艺术追求，使其表现出更多的思想内涵，具有更好的建筑自明性?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设计是关肇邺的又一杰作，它对此作出了回答。设计采取了总体不对称、入口处局部对称的形式，以期与图书馆前幽静、曲折有致的小游园产生呼应，并保持庄重的格调。为了不破坏小游园的完整性，主入口设在二层，利用门廊前的平台和台阶，将东西两侧的人流引到中间来; 在使用功能上，建筑集中、紧凑，大体上像一个横卧的 “日”字，形成南北两座大楼和三个连接体，同时产生大小两个内院，分别为学生及员工使用。总体上说，各层平面之功能分区、各部之间的联系、各主要房间的通风、采光均得到了合理的处理，室内主要大厅的功能和空间处理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表现力。
然而，作为孔子故乡培养师资的大学图书馆，仅达到适用、经济、美观的要求显然还不够，还需要更清晰地表现一下中华文化，把孔子之乡的题点出来。关肇邺在设计中就使用了一些简化了的中国传统建筑语汇，如传统瓦檐、明间扩大的柱廊、门廊和藻井等。为让入口标识更加醒目，关肇邺最终选用一座原型出自曲阜的小石坊，立在柱廊的明间之下，石坊上入口面刻“就道”二字，出口面刻 “弘道”二字(均出自《论语》)，表达了今天广大青年学子以先贤为楷模，追求真理、弘扬真理的顽强精神，从而使建筑的思想文化内涵愈加浓厚。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国际设计竞赛上，关肇邺 “将建筑融入环境的 ‘和谐’ 设计理念”再次受到赞誉。尽管由于邮路关系错过竞赛截稿时间，但组委会还是被关肇邺的设计打动，特别授予关肇邺 “特别奖”，这也是我国建筑设计师首次获得的国际设计大赛重要奖项。
除了多座图书馆和校园建筑外，关教授主持设计的北京地铁东四十条车站建筑被评为20世纪8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博物馆和美术馆等文化建筑也是关肇邺的专长。在 “天安门广场空间环境优化设计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深圳市如何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等科研项目中，关肇邺也取得了累累硕果。
呵护并建立城市的 “肌理” 与 “文脉” 作为新中国建国后早期毕业的建筑人，关肇邺亲历了我国建设史上的多个时期。在他的记忆图景中，有20世纪50年代火热而快速的一批重点工程，有 “文革”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城市面貌的变化，也有着一系列的城市与建筑文化现象。
在建筑界颇为关注的文化保护问题上，关肇邺的主张是 “呵护城市 ‘肌理’ 与 ‘文脉’”。对于城市肌理的保护要比单幢建筑的保护更重要。所谓城市肌理，指的是一座城市的主干道，有历史价值的街道、胡同等。以北京的老胡同为例，胡同两旁的四合院可以修缮、改造甚至重建，但胡同本身是不可再造也不可拆改的，它就是北京的城市肌理。对一座城市而言，保住肌理，才保住了这座城市的风貌。当然，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有节制地建设一些或拓宽一些干道也是必要的。关肇邺的另一个主张就是坚持文脉与和谐。一个城市是有它的历史积淀和独特气质的，这就是所谓的文脉。一方面要避免毁掉那些与城市文脉一脉相承的建筑; 另一方面，在重建中也要讲究新建筑与周围建筑的和谐、与整个城市气质的和谐。有的时候，比拆更重要的，是新建什么样的建筑。在这方面，关肇邺颇为认可北京的菊儿胡同。原有的胡同盖起二、三层小楼后，气质没变，文脉没断。北京的国子监、什刹海、琉璃厂地区也是不错的案例。
北京大学国书馆新馆
对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关肇邺从自己的学识积累出发，撰文为建筑界提供具有指导性的分析。在1994年发表的《市政厅和市政广场》，就是其中一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市兴建广场、增建或新建政府办公建筑的风气日渐浓厚，甚至刮起了不切实际的模仿风、攀比风。关肇邺在文中将西方市政厅与市政广场的结合方式、政治意义、公众意识、建筑及规划要点等娓娓道来，并加入日本相关类型建筑之介绍，翔实可信。在文末，关肇邺说，近年来在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城市行政中心建筑的建设也有不小的数量，但尚未听说有吸取国外几个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主要经验，建成具有高度精神功能的、和市民广场有良好结合的市政府建筑之例。“这应当是我国规划者和建筑师要努力承担的许多重要任务之一吧! ”而作为一名在高校中耕耘的建筑学人，关肇邺不浮躁，不流于批评，这样恳切的学理探讨，正是一个学者对现实务实的参与。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尽管建筑设计占去了关肇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他从未忘记先贤韩愈的这句至理名言，一切活动都围绕着教学展开。身为博士生导师，除了设计之外，关教授在五十多年的从教生涯中为国家培养出无数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在教学过程中，关教授重“质”不重 “量”，为了尽可能联系实际，总要让学生选择真实项目来做。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常让学生草拟最初的方案，且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总是尽可能保留其基本想法，只稍加改进和润色。有的属个人性格爱好，无所谓高低，即便他自己不太喜欢的，也尽可能加以保留。对需要修改甚至改变思路、推翻重做的，也不是简单地发表“指示”，他总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从理论上、中外有关的历史经验上、不同条件的比较上以及外围学科相互借鉴上加以分析，使学生不只提高了设计水平，开阔了眼界，更帮助他们提升了素养和品位。
台州图书馆 (效果图)
徐州博物馆
西安欧亚学院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