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建筑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 崔恺 1957年8月出生于北京。1984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恺建筑设计工作室主持人。
崔恺的代表作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外国语大学逸夫教学楼、拉萨火车站、西昌文化中心、北京德胜尚城办公小区、水关长城3号别墅等，曾多次获奖。1997年获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称号，1998年被评为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9年被评为 “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3年获 “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7年获 “梁思成建筑奖”。2007年获 “亚建协金奖”。
从踏入设计院到现在的20多年里，崔恺从未离开过设计一线，他的建筑设计道路走得踏实，走得专注而真切。一路上，他突破了对建筑形式的早期认识，开始有更多的空间语言，继而又在对建筑与城市的问题上形成自己的看法，让设计来源于特定的场地之中，比较自然地表达出空间应有的状态……一路探索，结下累累硕果。如今，崔恺认为，所谓设计就是 “自问自答的游戏”，他已然掌握了 “自个儿找问题” 的方式方法，并坚持 “找不准问题不下笔”。而他的设计作品，也就成了一个又一个 “自问自答” 的典型范例： 20世纪90年代，教学与外语研究出版社办公楼让他深入地思考起建筑如何成为环境的一种延续，如何回归建筑本体? 下沉式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博物馆，回答的是如何 “把现代化建筑与历史遗址衔接起来”。在设计首都博物馆时，他更是在诸多条件的限制下，坚持着自己对博物馆对城市与市民之意义的看法，并尽可能在设计中体现出来……
建筑和盖房子不一样 1977年，崔恺考上了天津大学建筑系。那时候，当邻居家孩子知道他的专业后，说： 哦，就是盖房子呗。他纠正说，不对，和盖房子不一样，建筑，需要艺术感。由于父亲是设计院里的采暖通风工程师，崔恺小时候没少见父亲和同事们画图，他自己绘画也不错。考大学时，他的父亲特意从国外写信回来，建议他报考建筑系。然而，崔恺的第一志愿却是清华大学物理学专业，第二志愿才填上了建筑学专业。
当时的天津大学在设计教育上遵循的还是古典主义建筑的均衡、严谨的原则，崔恺在那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并没有留校或到清华大学去教书，而是选择到建设部设计院去。回顾在教书、做设计、出国等事情上的选择，崔恺说，1977年入学，乃至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学生，很多人都出国了，留在国内设计院里坚持创作设计的人相对较少。在那个年代，崔恺并非没有机会出国，而在1987年，当他得到了自己建筑设计生涯中第一个重要的机会——设计西安的阿房宫凯悦酒店时，他一做就是4年。酒店建成后，更多的机会就接踵而来了。他说： “因为我坚持下来了，所以做出了一些作品，虽然不是很好，但在当时也是一种新生力量。”后来，崔恺又先后被派驻深圳、香港工作，较早地通过这两个“窗口” 了解到国际建筑的发展情况。
崔恺在众多建筑实践项目中锻炼、成长并成熟，他曾这样描述自己走过的路：
“学建筑的时候，不善于提问题，总想着，答案已经在书本里，在老师的脑子里了： 办公楼是这样的，酒店是那样的。干建筑的时候，常碰到问题，总被业主、领导、专家提问：这是为什么?那儿是不是考虑到了?答案在摸索和调整中逐渐清晰。现而今的路子是自个儿找问题：这是哪儿?谁来用?怎么用?找不准问题不下笔。在我看来，所谓设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自问自答的游戏。”
建筑是城市的背景 作为建筑师的崔恺，很强调“城市”的概念，甚至将自己定位为“城市建筑师”。他说，在学建筑时，自己对老师讲到的建筑、建筑师、设计思潮总是潜心领会。而最近十几年，随着出国开会、旅行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得以去观察各地的建筑，甚至特意去重新印证、阅读曾经崇拜过的建筑师的作品。在亲身的感受中，崔恺发现： “你看到杂志上的某个建筑可能很漂亮，但是真正去实地寻找的时候往往非常费劲。因为这个建筑淹没在很多平庸的建筑当中，即使你就在它周围打听，也未必有人知道。所以你会觉得一个建筑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显得那么渺小，好像不那么重要。”
他渐渐意识到，城市是由大量的背景建筑构成的，所以城市的质量并不由其拥有的著名建筑决定，而是取决于和城市关系很好的大量普通建筑、甚至非建筑师的作品。“一些传统的小城市、民居，甚至非洲、南美洲的很多地方，他们的一些由棚户区衍生出来的建筑，给我的感觉是，真正让人喜爱的、让人很着迷的事物恰恰是在建筑师的视野之外。”
由此，崔恺不由自问： 建筑师的立场，到底是个人的立场，还是社会的立场?他也因此转变了自己的思考方式。
如今，对于单体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他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宽容的心态。比如，对于北京奥运前后出现的奥运场馆、中央电视台新楼、国家大剧院等许多引起争议的公共建筑，他的看法是： “北京是一个历史古城，人们以往对北京的认知是建立在故宫、中轴线等传统的城市格局上的。在过去的10年里，北京忽然产生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的建筑，而且是很有争议的建筑。从国际视野来看，这些争议、反差比建筑本身的艺术价值还要高。” 另一方面，崔恺觉得它们是一些通过特殊的建筑形态、特殊的建筑营造方式所形成的“超级建筑”，确实让一个古老的城市焕发出一种惊喜、一种建筑奇观。而从文化的属性到城市设计层面上的适应性，以及国家经济的发展角度来看是否适合建造这些昂贵的建筑物，这些都是可以讨论和批评的。
在崔恺看来，这些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工人建成，尽管它们的创意来自于世界，但它们是属于中国、代表中国的。
“将来代表北京的可能就是‘鸟巢’或者是中央电视台大楼，或者国家大剧院——当然同时人们也会想到故宫、长城。但是这中间还有很多过往的50多年来我们自己建成的建筑，像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民族宫，我们也曾经很喜欢。但我觉得它们在中国建筑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折中性和艺术立场的融合感，造成它们缺乏一点时代的张力，没有面向未来的东西。”崔恺说，可能城市需要反差非常大的建筑，但中国建筑师在中国建筑教育背景下不太敢走出这一步。
因此，他觉得这些建筑将来无论是好还是不好，一定会记录一个历史，记录中国建筑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至少是某一个阶段的里程碑。“我们总是希望这个里程碑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但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是谁设计的实际上也不是那么重要。”在当前，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崔恺说，北京正在发展成国际大都会，而不仅仅是一座历史名城，因此，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经参加过一些讨论会，有时面对的是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从他们的语气当中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们今天学术界一些比较保守的观点，是很不以为然的。”
我的设计来自于场地当中 回顾自己在不同阶段的创作，崔恺首先提起的，是1993年开始设计的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项目。在此之前，他已经设计过北京的丰泽园、西安的阿房宫凯悦酒店。他说，在凯悦酒店的项目中尽管也有过城市、空间方面的考虑，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注重造型的。直到北京外研社项目，才让他开始觉得建筑重要的不再是“形”的问题，而是空间语言的问题，“项目完成之后，我感到建筑本身作为一个人工环境的整体质量，其实不在乎造型。我开始注意到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我们以往的传统建筑教育中并不突出的。对城市的重新认知，对一个特定城市地段重新深入的思考，实际上也是让建筑做得与众不同、不再重复自己、不断地发现新的解决方案的一个基本的原点和思路”。
西昌文化艺术中心
西昌文化艺术中心
外研社项目由两栋南北朝向、进深不大的建筑构成，中间有公共空间。崔恺把两栋楼中间的院子划出一半，做了一个大厅，还有一些用来做图书馆和职工健身娱乐的用房。这两栋楼朝向城市的角度，是一个开敞的立面，他将它做成一个总体的立面，中间用一个廊桥把两个建筑连起来。“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三角形?仔细看会发现，从城市道路的路口走到学校方向，两个入口之间是45° 的一条线，这就把矩形的平面变成了动感的三角形。”
崔恺说，一些公共建筑，尤其是办公建筑，不像住宅那样需要私密的隔离的空间，它应该是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本来不希望外研社前面的小广场停这么多车，我想它应该是安静的院子，有很多树，不设栏杆，与城市的街道能很方便地沟通。”
在外研社项目之后，崔恺自己也觉得不错的是前几年落成的北京德盛尚城文化区。建筑区域内由七座独立的写字楼构成，整体上采用传统的围合庭院式格局。“它是作为一个城市空间的设计，而不是一个建筑设计。”他说，这个设计跟特定的环境有关系。
首都博物馆是又一个备受关注的项目。他介绍说，这个项目初期的构思是与法国建筑师一起做的，很多重要的想法和环节是来自法国建筑师同行，并在他的主持下完成，后期有很多他们自己做的调整。
总的来说，崔恺认为这是一个城市大型公共建筑。博物馆应该是城市的一个客厅，要考虑到城市的尺度，所以厅堂做得很大。“有人说一个博物馆需要这么大一个大堂吗?你看上海博物馆，它的收藏比 ‘首博’不差，但是门厅很小啊。”他将此归结为为观念的不同——上海博物馆前面有一个人民广场，首都博物馆没有广场，场地条件远不如上海博物馆，因此，设计者的策略就是，既然我们外面没有这样一个文化的氛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里面营造，把里面的空间放大?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楼
当崔恺在巴黎研究方案时提出这一看法，合作的法国建筑师很支持，因为在巴黎，卢浮宫、奥塞美术馆包括蓬皮杜艺术中心都是市民的客厅。“现在博物馆设计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从私人化的收藏，或者是一个地区政府的收藏、展示，或者我们国内还有的文化宣传的功能，转向为一个文化活动的场所、一个城市的礼仪场所，当然也是市民日常休闲、交流的场所。”因此，设计者在最初的设计当中是把付费区放在展厅，其他的地方尽可能多地开放，无需付费。比如说，人们可以不需要买票，去到地下一层和地面大厅找人聊天。
如今，首都博物馆和我国其他城市的博物馆都已对市民免费。崔恺说，这样更好，只要不影响管理的质量。
说到个人在建筑创作和设计上的特点，崔恺坦言： “我不太像有些建筑师，包括国际上有些建筑师，有个人的符号，到哪儿都盖一个章，这个章就是我的建筑，一看就知道是谁做的。我没有这样的立场，当然我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天才。我的设计来自于场地当中，通过我对场地的理解，比较自然地表达出空间应有的状态。”
首都博物馆
不着急，不悲观，也不要骄傲 作为一个在大型设计院里工作多年的建筑师，崔恺亲历了设计院不同阶段的变化。“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应该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们院里的传统是强调树立集体价值观。当时我们叫建设部设计院，项目署名都是部设计院。”他参加院里的领导工作后，坚持把个人的价值与集体的价值同时呈现给社会，在后来的作品集和很多宣传中都注明了是谁做的。崔恺说，这个很小的动作只是内部一个小的宣传策略的改变，实际上是反映了如何将大设计院、国有设计机构的建筑师应有的价值呈现出来。在他看来，即便是国有的机构，里面的设计机制上也需要调整到更符合市场的需求，以个性化的服务和主要设计师的社会信誉、社会责任感来开展这样一个行业的服务。
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崔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近年来，工作室的许多项目都与文化、艺术、城市公益有关系。“我不仅仅是自己做，而且还想带着年轻人，培养我的助手，让他们一起来做。”他说，自己的工作也不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而是出于责任感。他主要是搞建筑创作，大量的时间还是用于讨论项目，与业主沟通，指导年轻人工作，协调专业和学术的交流。
对于当下的中国建筑，崔恺认为，可能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向前发展的，是有希望的。这种希望第一是来自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第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城市的问题，关注人居的环境质量，了解最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崔恺对悲观的态度很不以为然： “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否可以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个质的改变，我也不那么乐观。中国文化传统上对城市、对建筑的认识，还需要很多年才能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师包括专业团队的自我觉醒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他认为，建筑师们现在太急于把中国所有的事在他们这一代做成。“那我们给我们的子孙留些什么东西?我们后面还有建筑师呢。”崔恺说，建筑这件事不是我们自己能彻底完成的，我们努力能达到一定的状态，但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赖于社会。我们不要急也不要悲观，同时也不要那么骄傲。
拉萨火车站
拉萨火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