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保护传统，是保护历史的见证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陈志华 1929年生于浙江，1952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留校任教，曾经讲授 “外国古代建筑史”、“文物建筑保护” 等课程，现已退休。
近十几年来，陈志华率领清华大学建筑系乡土建筑组，从事乡土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出版了许多专著，如 《乡土建筑遗产保护》、《楠溪江中上游乡土建筑》、《碛口》、《诸葛村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关麓村乡土建筑》、《张壁村》、《福宝场》等。主要著作有 《外国建筑史》、《外国造园艺术》、《外国古建筑二十讲》、《意大利古建筑散记》等，译著有 《走向新建筑》、《风格与时代》等。
“每一个人，每一类人，在历史面前都应该谦逊，因为他们的财富、权力和知识在历 史面前都很渺小，微不足道。” 陈志华在他的文章中如是说。为了保护记录普通中国百姓千百年来生存状态的活生生的历史物证—乡土建筑遗产，这位八旬老人还在中国天南地北的村庄中跋涉着。挡在他面前的有形无形的沟壑很多，他讲述那些无可奈何之事时结尾总是大笑，然而殊无欢愉之意。这笑仿佛是一种轻蔑，一种抵抗—“坚持原则即使注定要失败，也要坚持”。他的担忧和愤怒不是为了 自 己，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
可以说，这位老者在精神上始终是青年，他身上那种激扬锋锐之气质沿袭自 “五四” 精神，虽年深月 久，但不可磨灭，不可摧折。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乡土历史建筑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这部史书，就如同编写成册的书籍一样，内容极其丰富多彩，只有保留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才可能接近历史的本真。在古建筑保护的工作中，属于皇家、世家与文人士子的建筑类型相对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而对于乡土历史建筑的注意力与保护力度，对于保护乡土历史建筑的出发点与宗旨，则有待更多的探讨。关于这个问题，陈志华有自己清晰的见解：
“我们保护古建筑、古村落，不是为了保护传统，是为了保护历史的见证，为了去认识中国人的历史。我们认识自己的历史，要通过什么?只通过《二十四史》是不行的，用梁启超的话说，那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和断烂朝报。中国的平头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干什么、想什么，《二十四史》里头没有。最多有点笔记，但笔记是从文人立场写的。我们要知道老百姓的历史，资料不是很多，而建筑往往凝聚了一个时代普通老百姓生活最丰富的信息，它是物证。建筑携带的信息比任何一本书都生动，特别是乡土建筑，因为农村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心。”
在这个意义上，陈志华认为，文物建筑保护不是传统领域。“不要以为我们是维护传统，”他说，“我从来不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好，弄到现在那么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传统。我们保护古建筑恰恰跟传统是针锋相对——我们的传统是拆古建筑。”因此，他强调，要保护好乡土历史建筑，首先文物工作者就要去克服我国文化传统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士大夫文物价值观，需懂得着眼平民的、农村的、下层社会的文化遗存;懂得重视稍稍晚近一些的、日常使用的、寻常材质的、为普通人所制作并为普通人所使用的历史建筑。
这样的观点，与陈志华曾受过社会学的训练不无关系。在刚上大学时，他本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出于他对建筑的热爱，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先生破例同意他转了专业。陈志华认为，社会学的训练其实是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无分文理： “清华大学从1952年 ‘教改’ 以后，只办理工科，迁走了文法学院，以前那么高水平的文科和社会科学教育，你看我们以前老一代那些理工科的教师，写诗写得很好。华罗庚写诗写得好着呢。”老人自嘲道： “现在，我这辈子没写过一首诗啊。”他说，自己甚至碰到过有电子系的学生来问他，为何清华的人文气息那么少? “电子系啊!这么一个纯技术的科系的学生问我这个问题……”陈老说，这种环境下教育出来的人，他就始终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古建筑。
保护乡土历史建筑究竟难在哪儿 在国际上，文物建筑保护还是一个较新的学科领域，从1964年《威尼斯宪章》出台，学科建立，历经几十年，才形成其完整的学术体系。在乡土建筑保护方面，更是迟至1999年，才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二届大会通过了 《乡土建筑遗产宪章》(Charter on the Built Vernacular Heritage)，提出了乡土建筑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在这一领域，还有太多需要探索与解决的问题。
在《乡土建筑保护十议》中，陈志华分析了多项对乡土历史建筑保护造成困难的原因。他认为，我国文化传统中缺乏世界的、历史的眼光，因此也不能认识到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对世界的责任，是一种历史使命;我们国家当前一些制度，一部分村、乡、镇干部的工作存在着缺陷和片面性;而我们的一些文物保护工作者，也缺乏一丝不苟、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在多样的原因中，陈志华认为，与技术层面上的难度相比，在“意识”层面上的问题是深层次的。
“最近某部出台的保护历史文化城镇的条例不合理，认为保护古村落就是为了搞旅游。其实旅游除了娱乐身心外，还应该有文化教育的功能呀。我接触到外国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旅游是为了长知识，什么苦都能吃。外国那些青年旅社，条件很差，但你一看墙上那些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的留言簿，告诉后来的人哪儿的建筑非常好，有什么典故，出过什么人物……”
“还有建筑界，老要盖新的。”对于这种看法，陈志华认为，还是核心价值观无法转变的问题，不理解建筑或村落一旦被评成文物，它的核心价值就变了，而并不是因为它设计得多好，多漂亮，功能多完善，才要去保护它。对于 “保护乡土建筑就是让农民住破房子”的批评，他主张用积极的心态去保护、改善，而不是消极地退却，降低保护工作标准。“如果要继续使用，里面可以装电灯、自来水、空调呀! 收拾出来也很舒服的，我们请了一些很会过日子、很会享受的人去住，他们觉得舒服着呢。”又，“我们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者最常说的就是中国建筑都是木结构的，不好保护。那你做做看啊!你做了多少?结果木头的防火防虫防腐防变形都是那些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国家研究出来的! ”
陈志华坚信，就像古建筑保护有原则一样，做人也有原则。“古建筑保护有原则，可是在实际工作中你还得让步，真要一点不让步，那就难了。可是你搞理论的时候不能让步，理论是不能让步的。理论一让步，全崩溃了! 完了! 实践工作呢，你不让步，也完了! 空调能不用么?卫生间能不改么?电灯避雷针能不装么?可是你理论怎么说?就是原样保护。”在陈志华看来，理论工作者无所谓教条主义，“他的任务就是建立教条呀! 实际工作者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了，不肯让步，那是你实际工作者教条主义，可是教条没错。现在有些人就搞折中主义，怎么都行。这些人表面看起来最公道，最和平，最实惠，他实际上就是把原则化解了。”
我们怎样保护乡土历史建筑 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来看，对于乡土历史建筑，我们还缺什么?
陈志华认为，缺者有三： “我们是一没有强有力的机构，二没有环境，三没有一个‘界’——‘保护界’。像意大利的古建筑保护协会，在国会里就很有势力。”
楠溪江上游古村落林坑
楠溪江上游古村落上坳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学者、建筑师和有识之士在宣传和普及上多下工夫，也需要来自于官方的方向性的引导。陈老说，自己曾向英国一位文物保护权威人士“诉苦”，对方告诉他，英国也曾有如此现象，国家管起来很难，私人行为也不容易奏效，还得靠宣传。“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欧洲搞了一个古建筑保护年，他们就出了一本书，讲欧洲历史上好多有价值的建筑是怎么被破坏的。这本书一出，比其他宣传方式都厉害。”最后，在民间，保护建筑意识上升到这样的程度——有些老建筑，政府没有把它列为文物建筑，拆改都可以的，业主自己花高价去请文物建筑保护师，修缮后在门口挂上铜牌，业主便觉脸上有光。在国内，是否有这方面的宣传?有，但并不多。陈志华说，后来有人写了一本可以说是北京的古建筑破坏史——《城记》。“我遇到那个作者，问他，你这本书起作用了没有?他说没有……所以社会的文明程度太重要了。而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呢，上头得有推动，有一个方向性的引导——社会风气的形成早着呢。”
现在，陈志华很重视写书，用文字和图记录古村落。“我有时候安慰自己就这样想： 保不住的话我至少还可以做点记录，实在不行了我们还留几本书呢! 还有图片，总比一无所有好。”更重要的是，图书出版后还是会在社会上引起一些正面的影响，吸引人们的兴趣，唤起人们的自豪感。
基于长期在乡土建筑保护一线工作所取得的经验和研究成果，陈志华总结出了乡土建筑保护的战略性指导思想，即以保护聚落整体也就是完整的古村镇为基本方法，原因在于，这是保护乡土建筑所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的最有效的方法。而与此同时，也需要注意有保护聚落群的必要和机会。
在“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上，陈志华认为，乡土聚落的合理利用，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村民们，至少不太少的一部分，能在那里继续安居乐业。这就要努力设法在文物保护的前提下提高古聚落和老住宅的居住舒适度。第二个“合理利用”，便是发挥它的认识、教育价值，通过设置陈列室、编写书籍、培训讲解员等方式，让旅游者在轻松愉快的状态下增长知识，提高修养。
对于农村因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带来的“扩容”需求，他主张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不但不应该妨碍这个进步，还要及早为之准备条件，开辟新区，将现代化的设施建设在新区中，一切旅游开发的娱乐场所也建立在新区，从而保护原始村落不受现代建设的破坏，维持原有的生活风貌。而且，农村新区的规划与建设，也正是当下亟须关注的大问题，“老区跟新区比起来，很小。如果新区没有规划，更费地。”
乡土历史建筑保护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回忆起与同事、与学生为考察与保护文物建筑所吃的苦头，陈志华不以为苦：
“不管怎么说，现在毕竟比20年前好多了。20年前人家把我们当怪物，我们在诸葛村工作的时候，人家拿着手铐来赶我们，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后来还是那个支部书记告诉我们的。当年我和李(秋香)老师要蹲在地摊上吃豆腐丸子，现在还可以混吃混喝了。交通也好多了，那时候交通多困难呀，我们到楠溪江去，介绍我们去的省建设厅厅长告诉我们，那条路上经常发生车祸。我们还是去了呀。那根本不是公路，都是烂泥。第二年我们又去了，带着学生去的，早上五点出发，半夜里两点到，花了22小时。我还记得那天是八月十五，月亮其美无比。到了后，大家洗洗、吃点儿，都赶紧睡了，七点就起来工作。我们学生真是不错，一点怨言也没有。”
福建连城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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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正视、需要面对、需要解决，乡土建筑的保护与利用，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据2007年《新京报》上的统计数据，我国有380多万个自然村，“保到现在也就一二百个”。陈老说： “你知道印度有多少国家级文保单位? 6万!就算它历史长、地方大吧，那你知道越南多少么?3万多!我说的仅仅是国家级的。”
谈到文物建筑保护的未来，陈志华并不十分乐观。他说自己的态度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是凭着良心去做，去说服别人。“我们的情况也会变好。不过就怕变好的时候到了，这些老房子就都已经没了……” 陈志华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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