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拱璧(1886—1976)，名璋，字拱璧，后以字行，河南西华县孝武营村人。

王拱璧16岁(1902年)为邑庠生，科举废除后考入河南大学堂。1906年赴沪，就读于中国公学。他热衷时务，与新党交游，初入同志社，后转光复会，又转同盟会。曾为争夺路矿主权，反对英人强修浦信铁路(从浦口到信阳)，撰《告河南父老兄弟书》(登载于《神州日报》)。还不时向河南内地的学校和朋友输送革命出版物，如同盟会主办的《民报》、河南留日学生主编的《河南》《女界》等。1910年奉组织之命返豫，在开封一中任教，奔走于汴、郑、宛、洛之间，组织同志，宣传革命。后与方仞千、林潞生结为三人小组，赴邓州(今河南邓州市)以蚕桑中学和师范讲习所教师为掩护，积极发展组织，共图起义。两校师生大多翕然相从，一小部分还参加了同盟会。由于运动发动太急，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蚕桑中学校长路某勾结当地豪绅丁午桥从中破坏，致使袭击州官裕某的计划未能实现。在当地士绅的掩护下，王拱璧、林潞生相继离开邓州。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国，王拱璧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教育。课余组织同学进行“护法反袁”之宣传，还以“工碧”“共辟”等笔名发表“反袁”文章于国内外进步报刊。五四运动时期，王拱璧是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带领留学生在日本东京进行游行示威，游行中还曾和阻止游行的日警进行械斗，因而受命回国。他所着的《东京挥汗录》两集和《河南人的当头大祸》等专着，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于唤醒民众贡献颇大。但却遭到军阀嫉恨，被视为“巨逆”，甚至省垣开封各校不敢聘他任教。王拱璧乃返回家乡，从事新村建设与普及农村教育工作。组织青年自治会，改本村崇实小学为青年公学，实施农教合一教育;设高等补习班，为地方培育新学教师200余人;办暑期体训班两期，为各校培训体育教师百余人。并倡建青年村这种“政教合一”的新村制;改革村政机构，充实自卫力量，推行新法耕作，成效颇为显着。受到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及日本、美国学者的重视，一时国内外前来参观的学者络绎不绝。教育部曾颁发给王拱璧“嘉惠青年”匾及二等金质嘉禾奖章。所办之“青年公学”于1925年秋在军阀混战中，被土匪放火焚烧，数年之功毁于一旦。

青年公学被焚后，王拱璧忍痛离校，再次到省垣开封。次年任省教育厅编委会主任，旋受聘中州大学(后改河南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王拱璧在各学校、团体和公众集会上奔走呼号，发表演讲。他作的《东征曲》和《为自由而战》，广泛在学生和部队中流传。他撰写的《抵制日货之理论与实践》一文还刊登在上海《大公报》上。东北大学迁开封后，王拱璧兼任东北大学教授。他积极参与营救地下共产党员刘少楼、马腾霞、张国英、郭力唐等十余人出狱，并帮助马腾霞等多人到豫鄂边区参加红军，遭到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嫉恨，以思想“左倾”之名，与嵇文甫、王毅斋等八教授同时被解聘。

1931年，王拱璧曾对驻防湖北黄陂、麻城一带的第三十师彭振山部进行策反工作。

抗战爆发不久，王拱璧把女儿王俊岚(后改名程迈 )送往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国共产党培养教育下，终成为一名优秀干部。

1938年春，王拱璧携眷迁居河南镇平县，组织成立镇平自治研讨会，被选为副会长。还组织“救亡十人团”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支援抗战，很快发展到6个团，最后成立近20个团，在当地颇有影响。当年10月王拱璧迁家四川成都，受川康禁烟督察处处长张静愚委派任西昌禁烟所所长。他深入川康腹地，组织边疆建设协会，了解少数民族风俗民情，发表很多有关边疆建设的文章，特别是他撰写的长达5万多字的《川康一斑及宁属问题》，经由学者推荐给边疆学会会长顾颉刚先生，被编入《边疆丛书》第一辑。1940年西昌禁烟所撤销，王拱璧回到成都，被中国乡村建设协会聘为总会干事，主办《会讯》;还被聘为华西大学特约客座教授，主讲乡村建设课程。

1942年春，王拱璧接受家乡请求，回乡主持青年中学的工作。他以青年中学(即今郾城三中)为阵地，积极协助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斗争。并组织地下武装，与新四军张超支队合作抗日。1945年夏初，新四军第一二八团团长王定烈与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员冯明高等，在西华西关、上蔡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王拱璧给予大力支持，提供办公地点，动员部分师生参加新四军。1948年郾城解放后，王拱璧再次动员该校师生响应号召，一次为革命输送军政干部170余人，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王拱璧被推举为河南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民盟省委委员，1951年任河南图书馆副馆长。1962年王拱璧还作为辛亥革命老人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1976年逝世，遗着有《版本论》等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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