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锐(1891—1949)，女，原名纬坤，曾化名张芸，河南新蔡县古吕镇新华街人。任芝铭次女。她16岁入开封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岁到北京女子师范学堂学习。任锐目睹清政府腐败，国难临头，毅然投入反清斗争。

1911年，任锐加入京津同盟会，往来京津运输炸弹，参与攻击天津督署衙门和刺杀天津侦探队长杨一德的斗争。她经常装扮成达官显贵的闺秀，带着外表华丽内装炸弹的箱子，昂然坐上黄包车，来往于大街小巷。有一次，她被几个清兵拦住，要检查箱子。她故意怒气满面地大发小姐脾气，然后把钥匙往地上一扔，让他们检查。她做好了思想准备，只要敌人敢把箱子打开，她就马上抓住一颗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那几个愚蠢的清兵，终于被她的娇贵气派骇住了，不但未敢检查她的箱子，还毕恭毕敬地向她道歉。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帝逊位，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锐退出，返校读书。校长关鼎昌昏庸反动，使整个学校陷于不良状态，任锐即联合其他同学向教育部控告关鼎昌。教育部与关鼎昌臭味相投，仇视革命，以“学生嚣张之风不可长”的罪名，将任锐等7名学生开除出校。教育部的决定引起当时舆论界的愤慨，各报纷纷揭露关鼎昌的罪恶，关鼎昌不得不灰溜溜地下台。学校恢复了任锐的学籍，但她由于经济困难，无力再读。

1913年春，任锐和同盟会会员孙炳文在北京结婚。当时北京形势紧张，袁世凯到处捕杀革命党人，为了躲避迫害，他们回到了孙炳文的家乡——四川省南溪县。

1916年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孙炳文与朱德结成莫逆之交。1922年9月，朱、孙结伴出国留学，任锐坚决支持丈夫出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留在北京，一面抚养子女，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1922年11月，孙炳文和朱德在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孙炳文回国。经孙炳文介绍，任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夫妻并肩，开始了新的战斗。

1926年3月18日，任锐参加了北京青年抗议北洋军阀段祺瑞卖国行径的游行示威。在和反动军警搏斗时，她腹部受伤。同年6月，广州革命军开始北伐，孙炳文任后方留守处主任。任锐也到了广州，任孙炳文的秘书。

1927年，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时，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4月20日，孙炳文在上海遇难。任锐强忍悲痛，逃往武汉，挥泪写文痛斥蒋介石杀害革命人士的罪行。她还亲自将文章印成传单，到街头散发。

大革命失败后，任锐和党失去了联系，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回到南溪县，个别劣绅忌恨她，诬告她搞暴动，要逮捕她。她带着子女逃出虎口，至安徽浮山中学任图书馆主任。不久有人以安排“共产党家属”攻击董事长，任锐被迫去上海。在上海贫病交加，几陷绝境，得人照顾，才免冻馁。1930年由邓演达资助，任锐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办学。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1934年，任锐重返上海找党，次年春任党的“外围交通”，后因负责人被捕叛变，任锐又与党失去了联系。1936年返回新蔡任教，屡受国民党县党部的迫害。抗日战争开始后，任锐在郑州组织妇女救护队，后加入郑州各界抗敌后援队，任慰劳队长。1937年底，她带领几个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中途受阻。辗转至山西入民族大学学习，始与朱德取得联系。1938年2月，经朱德介绍到延安。历10年迂回曲折，受尽磨难，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到延安后，任锐和女儿孙维世先后同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母女同窗被传为佳话。由于任锐年龄大，同学们亲切地称她为“妈妈同志”。

1939年任锐被分配到壁山儿童保育院工作。她对这些从日本炮火下救出来的孤儿，慈母般地抚育，经常给他们讲革命故事，用自己微薄的津贴，买些营养品，补贴患病和体弱的孩子。这年冬季，她又调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任图书馆主任。1941年初，因形势紧张，组织上为了她的安全，又把她调回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监印。1942年，在大生产运动中，任锐和青年们一起开荒种地，喂猪纺线。组织上照顾她年老体弱，每月发给她生活津贴，她用这些钱买些白糖和鸡蛋，分给有吃奶孩子的母亲和身体不好的同志。她自己的生活艰苦朴素，衣服补了又补，把发给她的新衣服送给前线的同志。

1945年秋，任锐的三儿子名世由前线归来探望老母，组织上打算把名世留下来照顾她，她又毅然把儿子送回前线并写诗劝勉：“送儿上前线，气壮情已怆。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烽火遍华夷，音信两渺茫。昔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模样。相见泪沾裳，往事实难忘。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

1949年4月11日，任锐在天津病逝。党和人民为了纪念她，把她安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并追认为烈士。墓碑上镌刻着周恩来亲笔题词：“任锐同志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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