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药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参加创建大连医学院，培养了几代医药科技人才。他还长期从事药理学研究工作，并着书立说，在药理学教材建设及推动我国药理学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张毅，又名光梗，号雄飞，字子敏。1902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中医的家庭。1913—1916年就读于湖南省宁乡县立云山第二高小时，接受了革命前辈何叔衡、谢觉哉等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进步思想熏陶。1921年，毕业于长沙私立岳云中学。1921—1926年在湖南湘雅医学院学习。1925年，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由于在学校积极参与反军阀统治、反对列强侵略的学生运动，张毅被学校当局认为是过激分子，于1926年被开除了学籍，转入武汉医学专科学校继续学习。他仍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不久参加了叶挺将军率领的部队，在北阀军中担任上尉军医，经常出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为抢救英勇的北阀军战士而忘我工作。后随叶挺部队到了南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 “八一”南昌起义。旋即南下，转战会昌、瑞金、长沙、上杭、潮州、潮阳等地。最后，在海陆丰一战，部队被打散，他藏身禾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后被一位农民发现并给以帮助，逃出虎口。于1928年初，辗转回到宁乡，在县立林山高小和湘乡春原中学教书年余。
1929年初，张毅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进入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前身)继续学习。他虽身居闹市，但从不上街游逛，连公园也不去，3年学习期间只看过一次电影，他说： “我的兴趣就是学习科学。努力，持之以恒，就是我的经验。”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32年，被留校任药理科助教、讲师。1935年，张毅考取了庚子赔款留英，先后在伦敦大学生理系和爱丁堡大学药理系攻读研究生。留英3年，他只参加过一次中国留学生组织的郊游，连世界闻名的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塔等名胜古迹也顾不上参观。他每天除吃饭睡觉外，全部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终于在哺乳动物心脏的新陈代谢、心脏能量来源以及药物或缺氧时对心肌代谢的影响等研究方面取得优异成果，在英国《实验生理学》 (季刊) 上发表了 《关于哺乳动物心脏新陈代谢的研究》等5篇论文，获医学和哲学博士双学位。他发现的不同种属动物心脏对药物反应的差异及其与心脏糖代谢的关系，在当时是有开拓性的。这些研究成果曾被英国着名生理学家伊文思主编的 《生理科学进展》及美国药理学家索尔门主编的 《药理学指南》所引用，推动了心脏生理学、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理论的发展。他的导师克拉克(A.J.Clark)在祝贺他取得成就时称赞道：“你的论文是我多年所未见到的。”并一再挽留他继续留在英国共同搞科学研究。但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不能贪恋异国的物质生活和科研条件，应该把力量献给自己的祖国，因而在学成后毅然携眷离开伦敦，回到烽火连天、灾难深重的祖国。
1938年7月，张毅回到了母校上海医学院，先后任药理科讲师、副教授、教授兼药科主任和上海天丰药厂厂长。除教学外，他克服了当时实验条件差的困难，因陋就简地继续从事有关心肌代谢的实验研究，并对局部麻醉药的药理作用进行了探讨，发表论文10余篇。
1949年2月，张毅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离开上海，绕道香港，来到大连，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他找到了理想的归宿，并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
到大连后，他积极参加了大连医学院的创建，先后任药理组主任、教务长、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并于1961年重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69年，又随学院南迁遵义，任遵义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主任、副院长。他不仅负责药理教研室日常教学、科研及师资培养，还担负繁重的全院教学科研领导工作，事无巨细，他都一一过问，亲自处理。
1958年后，他先后任旅大市副市长，第三、第四届民盟中央委员，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贵州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兼贵州省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兼贵州省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学会名誉主任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全国性学术刊物《生理科学进展》顾问、《中国药理学报》编委。他十分重视专业学会组织在传播科学知识和交流学术经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参加学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79年9月，当时他已重病在身，还不辞辛劳，亲自出席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药理学会成立大会和12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药学会第四届年会，分别作了 《我国药理学的回顾与展望》和《中国药学会第四届年会总结》发言，为学会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1980年9月当 《中国药理学报》问世时，张毅已卧病在床，他翻阅着自己写的创刊词，微笑地说： “祝中国药理学报越办越好。”
毕生致力于医学教育 参加创建大连医学院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张毅就参加了大连医学院的创建工作。他曾任大连医学院和遵义医学院的副院长，主管全院教学科研工作。他根据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需要，在继承老解放区办学的优良传统基础上，适当吸收国外医学教育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反复为学校制订和修改教学计划。1958年以后，有的院校教学计划年年修订，政治运动冲击教学，随便破课程体系或立课程体系，搞大合大改，但他始终把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实现培养目标放在首位，不受大合大改的影响。为了保证各个时期教学计划的实施，他认真细致、积极稳妥地组织全院各科室进行落实。1963年，卫生部肯定了大连医学院在贯彻《高教六十条》 中提高教学质量所取得的成绩。
他十分重视基础理论课，认为在医学教育中，基础理论课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个医科学生基础课学好了，临床课就容易学，基础课只学一次，而临床课则学一辈子。因此，他对基础课学时的分配、师资力量的安排、实验室的建设都作了合理的安排，保证了基础课的教学质量。
他一直把培养学生独立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要求学生勤于动手，重视实践。在全院各科教学中，他反复强调要按三基 (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三严 (严肃态度、严格要求、严密方法)进行教学。各科教学内容不要重复太多，教学时数要减少，自学时间要增加。为了使同学有更多动手机会，他提出各课程实验小组编组人数不要过多。1961年卫生部进行全国医学院校教学质量检查时，大连医学院学生实验考查成绩优良，受到赞扬。在领导临床教学中，早在1954年，他就提出要解决好医疗与教学关系的意见，强调附属医院各科室要在提高医疗质量的基础上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从而加强了教学和医疗工作。
张毅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在教课期间，他认真备课，在精练内容上下功夫。他讲课一贯以少而精、逻辑性强闻名全校，深受广大师生欢迎。有的教师曾说：“张教授讲课，一句也不能丢。”
他在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重视科学的思维与开创精神，这样即使在简陋的条件下，也能创出高水平的成果。50年代，他的第一批研究生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较好地完成了毕业论文。他主张放手让青年去实践，到科学的大海洋里去游泳。他反复强调事实是科学研究的基石，有多少事实讲多少话，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他经常为青年教师逐字逐句地修改讲稿，进行检查性听课。从50年代到70年代他先后培养了多批研究生，主办过高、中级药理师资进修班，还接收过许多由全国慕名而来的进修生，他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药理学专业人才，分散在国内外，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所在单位的负责人或骨干。此外，对各地专程来访或来信求教的同志，他总是亲自接待，亲自回信，耐心指导，满腔热情地给予鼓励和帮助。1980年下半年，他已身患晚期癌症，当腹腔巨大的肿瘤迫使他不能坐着书写时，他就躺在床上，把研究生的论文稿垫在墙上，侧着身子为他们一字一句地修改论文。
编着药理学教材
张毅在上海医学院讲授药理学时，都是沿用外国教材。这些书不符合我国国情，理论脱离实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早在1951年，他就为大连医学院编写了第一本药理学教科书——《应用药理学》。他历来主张教科书要重点突出，要有科学性、逻辑性，要简明扼要，既能反映国内外新成就，又要通俗易懂。他认为讲课要少而精，教材也要少而精，书不能越写越厚。1979年，他为《基础药理学》编写总论时，根据他多年来对药物作用的理解和构思，从五个方面归纳并提出了药物作用的基本规律，既简化了内容，又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30多年来，由他主编、编写和主审的药理学教科书或参考书共12部，多数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及医疗、研究单位所采用。这些教材、参考书内容丰富新颖，有些属国内权威性着作，深受广大读者和药理工作者的欢迎和好评。为了编写这些教材，他几乎放弃了自己全部休息时间，而乐此不疲。1980年，他已卧床不起，还对家人说：“我还有5名研究生未毕业，还想编几本书，如果再给我一年时间，我就满意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的仍是为人民多做贡献。
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药理
早在1921—1926年，张毅在湘雅医学院学习时，每逢暑假回家，他除抓紧时间复习课程外，总要挤出时间学习父亲的中医手抄本，钻研中医药知识。他还利用当地中药材，结合自己所学西医知识，以中西医结合方式治疗外科疮疖，收到良好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并认为走中西医结合道路是我国在医药事业上能赶超世界水平的捷径。他以身作则致力于中草药的研究，坚持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整理中草药。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助手们根据中医传统理论，系统地研究整理了具有利尿、降压、抗癌、降血糖及止咳、平喘等类别中草药百余种，并对有效单体的药效学与药代动力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论文30余篇。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临床用药提供科学论据，整理并发扬了祖国医药遗产，而且在中药药理研究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组织领导全院科研工作方面，他提倡搞大协作，破除门户之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不同学科角度共同搞清某个问题。在他的主张与推动下，学院曾组织临床与基础有关学科的协作组对急腹症的理论与医疗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使该学科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居领先地位。
张毅在病重期间仍念念不忘他为之奋斗30余年的大连医学院和遵义医学院，关心两院的办学，关心人员的去留，体现出他对医学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在他弥留之际，他要求组织上将其遗体进行解剖，并将肿瘤做成标本，献给教学、医疗和科研。他把一切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医学教育事业。
简 历
1902年11月18日 生于湖南省宁乡县。
1921—1927年 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武汉医学专科学校学习。1927年任北阀军第十一师叶挺部队上尉军医。
1928—1929年 任湖南省湘乡春原中学教员。
1929—1932年 在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学习。
1932—1935年 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药理科助教、讲师。
1935—1938年 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学习，获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1938—1949年 任上海医学院药理科讲师、副教授、教授兼药科主任和上海天丰药厂厂长。
1949—1969年 任大连医学院药理组主任、教授、教务长、副院长、旅大市副市长。
1969—1980年 任遵义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副院长。
1956—1980年 先后任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兼贵州省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兼贵州省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学会名誉主任委员。
1980年11月30日 逝世于遵义。主要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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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ang I.Effect of asphyxia on the adenosine triphosphate content of the rabbit’s heart.Quart J Exp Physiol，1938，28 (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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