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必泰，甘薯遗传育种学家，我国现代甘薯遗传与育种学开拓者之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薯类研究所，先后育成 “华东51-16”、“南京92”、“一窝红”、“宁薯1号”、“宁薯2号”、“苏薯2号” 等甘薯品种，其中“宁薯1号” 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为我国甘薯生产和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必泰，1915年10月5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祖父张敬文是清朝的秀才，民国时曾任过合肥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自治讲习所的所长、众议员、安徽省署高等顾问等职务。因拒绝北洋军阀曹锟的贿选，在官场受排挤，毅然回乡靠祖产和卖字为生。抗日战争期间，合肥县域沦陷后，因风闻日本侵略军将迫其任汉奸伪职而投井自尽，其民族气节得到重庆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并给予抚恤金。他的父亲张家钧是旧制中学的毕业生，曾做过中学会计，但常常失业，一生潦倒。因此张母尽其全力培养张必泰读书，希望他将来能比父辈们更有所作为。张必泰7岁进入私塾读书，16岁进初中，1934—1937年，先后就读于江苏扬州中学、杭州中学和上海民光中学。在中学里，他对化学和生物学尤感兴趣，这奠定了他以后学农的基础。1937年9月，张必泰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38年春，因日本侵略军侵占杭州，学校搬迁，他只好休学回到合肥老家。不久，合肥沦陷，他又被迫随家人先后流亡到湖北武汉、湖南沅陵和乾城等地。在颠沛流离之中，他参加当时教育部办的中小学教师登记，被公派到湖南保清八中初三部女子班教学。教了一年书，积了一点钱，1939年暑假后，他从湖南乾城到广西宜山，回到浙江大学重新读书。两年多的流亡生活，张必泰备尝国破家散的痛苦，痛恨黑暗的旧社会，立志走“读书救国” 的道路。读大学时，他家里已很穷，父亲维持一家生活已很困难，没有经济力量来接济他上学。他除了依靠当时贷学金外，不得不靠做家庭教师以及在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兼课以维持生计。
1943年7月，张必泰获得学士学位。经校长介绍，他到贵州德江县任建设科长，主要担任农田水利测量和筹备农场等工作。1944年夏，又调至贵州正安县政府任建设科长兼农业推广所主任。就任两年来，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一心想为老百姓做实事，立志找一个科研单位工作，在科研事业上有所成就。1945年8月，几经周折，经同学祈绍暲介绍，他来到中央农业实验所任技佐 (当时已从南京迁至重庆北碚)，从此开始了他从事甘薯科研的生涯。
1947年11月，他随中央农业实验所迁回到南京，继续从事甘薯研究工作。在南京解放前后，他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园艺系任技佐，主要从事美国甘薯品种南瑞苕的引种驯化工作。通过研究，明确了该品种在南京地区和皖北的适应性，以及在长江一带最适宜的栽插期。1951年，他利用蕹菜种、月光花为砧木，以甘薯为接穗，通过嫁接和辅以短日照处理，诱导甘薯开花获得成功，撰写了 《论甘薯的开花习性》 一文，为我国开展甘薯有性杂交开辟了道路。这一成果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53年，他在苏北和皖北地区调查甘薯贮藏问题，发现黑斑病是这些地区导致甘薯贮藏中腐烂的主要原因，根据当地群众“坑芽子” 和温床育苗两次高剪苗的实践经验，总结、归纳出防治黑斑病的措施，取得显着效果。这一措施在江苏徐州杂谷试验场、淮阴杂谷试验场、安徽宿县专区农场、安徽涡阳县农场、河南省等地得到广泛应用，并在1954年农业部召开的甘薯黑斑病防治工作会议上确定为夏薯区 (包括河南、江苏、山东、安徽等省) 防治黑斑病的主要技术措施。安徽省1954年推广 “胜利百号” 33.3万公顷 (500万亩)，结合此法取得了显着的增产、防病效果。
1954年，张必泰在安徽进行马铃薯贮藏技术指导，提出了“分级、入仓、管理、检查” 等一系列技术措施，并协助有关部门在淮南和蚌埠两地作典型示范，再在各贮藏基点上传授技术，巡回检查督促，保证了当年种薯的安全贮藏，使1955年将近6.67万公顷 (100万亩) 马铃薯及时种植。
1958年，他奉命在江苏宿迁筹建中国农业科学院薯类研究所。1958—1962年，任该所副所长。在任职期间，他表现出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在科研工作上，他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试验他都亲自动手，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和欢迎。例如，他针对农民种植甘薯有翻蔓的习惯，就亲自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试验，结果证明翻蔓是一个减产措施，便利用一切机会向农民群众宣传解释翻蔓导致减产的科学道理。在此期间，张必泰先后发表了 《甘薯的翻蔓研究》、《从甘薯群体结构谈甘薯垄植问题》 等论文。
精心培育甘薯良种 刻苦攻关攀登高峰
张必泰在密切关注甘薯生产、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同时，十分重视甘薯育种及其方法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选育出51-93、51-16等食用品质优良的甘薯新品种，在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大面积推广。
1962年，薯类研究所被调整撤销，他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粮作系继续从事甘薯研究工作，不久选育成功高产、高抗黑斑病新品种 “南京92”，先后在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省推广20多万公顷 (300多万亩)，获江苏省技术改进三等奖。1967—1972年，他又主持选育成功 “宁薯1号”、“宁薯2号”，在全国各地推广面积达100多万公顷 (1500多万亩)，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江苏省科学大会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必泰担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甘薯研究室主任，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充满了信心，以更加充沛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拼命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他根据甘薯在我国作为粮食消费的比重逐步下降、作为工业利用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率先提出了“抗病、高产、高淀粉” 的育种目标。这一育种目标在1983年正式被列为国家 “六五” 育种攻关计划，他被任命为全国甘薯育种攻关协作组组长。他从全国大局出发，广泛团结甘薯同行，开展密切协作。为了组织育种攻关，他与盛家廉先生一起，把多年来全国分散的甘薯科研力量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团结协作的整体。在他的领导下，国家 “六五” 甘薯攻关在短短几年中成果卓着，荣获国家“六五” 攻关成果奖，这与他的精心组织和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张必泰十分重视甘薯种质资源的研究工作。在 “文化大革命” 期间，他被无辜地戴上 “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 的大帽子，遭受批斗，甘薯科研机构被撤销，他的科研助手被调走，只剩下他一个人，并被监督劳动。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岿然不动，坚持甘薯育种工作，并千方百计地保存了300多份甘薯品种资源免遭丧失，为后来开展甘薯科研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他组织人力开展，并亲自参与国内外甘薯品种资源的大量征集工作，进行整理、鉴定、筛选和利用，为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甘薯种质资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探索甘薯育种新的途径，从1977年开始，他先后从国外引进了17种甘薯近缘野生植物，在国内率先开始进行野生种在甘薯育种中利用的研究工作。通过广泛的杂交试验和F
1代遗传变异的观察分析，证明甘薯近缘野生植物三浅裂野牵牛与甘薯具有良好的杂交亲和性，并可以筛选到强优势组合。与此同时，他还组织进行了甘薯远缘杂种的细胞遗传学研究，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
1983年，他利用从日本引进的甘薯新品种 “南丰”、“金千贯”、“红小町” 等，与国内优良品种进行亲本杂交试验，经过艰苦探索，筛选出优良的杂交组合南丰/栗子香等，从其杂交后代中选育出含有野生种质基因的高淀粉高产抗病新品种 “苏薯2号”，该品种在全国推广面积达33.3万公顷 (500多万亩)。这不仅为我国甘薯高淀粉育种开了先河，也为我国在甘薯育种上扩大亲本利用范围提供了重要经验。
1978—1985年，历时7年，他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甘薯专着《中国甘薯栽培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这部着作系统地总结了1949年以来我国甘薯生产、科研的经验与理论成果，为宣传普及甘薯科学和对外交流、培养甘薯科学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甘薯科学的一部经典着作。
张必泰十分重视甘薯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对甘薯产量、干率、早熟性、抗病性等特性的遗传规律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研究，明确了甘薯主要经济性状的遗传特点和合理选配亲本原则，为提高甘薯育种效率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甘薯2n配子、组织培养、细胞遗传等方面他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发表了 《甘薯产量、干率和抗病性的遗传》、《论甘薯早熟、高产、抗病育种的亲本选配》、《甘薯高淀粉高产育种的配合力分析》、《甘薯遗传距离测定及其在甘薯育种中的应用》 等多篇重要研究论文。这是他在晚年对甘薯育种事业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1981年，张必泰参与筹备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遗传研究所，并被任命为该所副所长，协助奚元龄所长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他受组织委派，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农学院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考察访问，着重了解植物遗传育种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广泛收集国外作物遗传育种的最新研究资料，回国后他参考国外经验，为筹建我国第一个农业生物遗传所做出了较大贡献。
热爱祖国孜求事业 言传身教培育后人
1962年，张必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深深感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他把自己的命运时刻与党的命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向党组织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多年埋藏在心底的强烈愿望。1980年，他被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1981年，当选为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82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必泰治学严谨，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为了甘薯事业，不论严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他从无休息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田间和温室，与助手或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从事实际工作。他十分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不仅从专业技术上不断帮助他们提高，放手让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鼓励他们开拓思路、大胆创新，同时，更注重在政治思想、职业道德和业务上给予严格的要求。他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言传身教，深受大家敬重。在他的领导下，甘薯研究室成为全院有名的团结协作、业绩显着的先进集体。他针对当时中青年科技人员外语不过关的状况，一方面鼓励大家抓紧学外语，一方面经常抽出时间到图书馆借阅一些重要的外文刊物，让中青年助手阅读学习，并进行辅导或直接翻译介绍给大家，帮助大家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研究动态。他不仅对身边助手耐心培养，而且对全国各地甘薯同行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对全国甘薯科研工作起到推动作用。目前，中国的甘薯总产量居全球第一，甘薯科研队伍人数和水平也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也是张必泰等老一辈甘薯科研先驱打下的基础。
在张必泰的心里，事业与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很少考虑个人得失。1982年，他在美国访问期间，利用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外汇，为所里购置了计算器、投影机、图书资料，回来后还把所剩的300美元作为党费全部交给党组织。1984年，他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80年，张必泰的老伴不幸去世，他强忍悲痛，振作精神，仍然一如既往地埋头于甘薯事业。晚年，他身患坐骨神经痛和心脏病，又身兼多职，但仍然坚持每天到试验田、网室和同事们一起观察记载，指导研究生。
1981年，张必泰担任了江苏省遗传学会秘书长和副理事长，为开展遗传学学术活动、培养急需人才做了大量工作。
1982年，张必泰主办了全国甘薯培训班，聘请全国知名的甘薯专家来讲课。他为了讲授世界最新甘薯科研成果，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深入浅出地讲解，受到学员们一致好评。他为培养我国甘薯专业人才、促进甘薯科研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4年，他被确诊患胃癌后，先后住院治疗一年多，动了两次手术，但他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躺在病床上，他强忍病痛，坚持写文章和翻译资料，指导全国的甘薯育种攻关，利用星期天从医院回家的时间，到田间和温室指导工作。1985年，他带病完成了全国农业大专院校教材《甘薯的营养与施肥》 一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甘薯条目的编写，主持他指导培养的我国第一批甘薯专业研究生的论文答辩等工作。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惦记着全国的甘薯育种攻关进展，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1985年3月1日，张必泰在南京逝世。不幸的消息传到正在合肥召开的全国甘薯会议上，与会的人们无不悲痛：
“七十古来少，君去偏恨早。攻关鏖战急，主帅岂可离?去者不瞑目，留者深悲怵。洒泪酹英灵，遗志誓继承。”
“七十年春秋，五十年风雨，一生心血育良种，鞠躬尽瘁;一亿亩甘薯，八万万农民，饮水不忘掘井人，伟业长存”。
我国着名甘薯专家，曾与张必泰患难与共、长期共同奋斗在甘薯科研领域的王寒教授满怀深情撰写的挽联，是对张必泰一生的生动写照。
简历
1915年10月5日 出生于安徽合肥。
1943年7月 浙江大学农艺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1943年8月—1944年7月 任贵州德江县建设科长、贵州正安县建设科长兼农业推广所主任。
1945年8月 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佐。
1949年 任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园艺系技佐。
1954年 任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958—1962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薯类研究所副所长、江苏宿迁县政协委员。
1962—1985年 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甘薯研究室主任。
1980年 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1981—1985年 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遗传研究所副所长。
1981年 任江苏省遗传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
1982年 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农学院考察访问。
1983—1985年 任农业部甘薯育种攻关组组长。
1985年3月1日 在南京逝世。
主要论着
1 张必泰. 甘薯栽培技术.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2 张必泰，汤敖荣. 甘薯翻蔓减产原因商讨. 中国农业科学，1961，2(9)：30—35
3 张必泰. 从群体结构谈山芋密植问题. 江苏农学报，1962 (创刊号)：15—22
4 张必泰： 中国肥料学.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
5 张必泰. 山芋百题.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65
6 张必泰等. 淮北地区甘薯增产的途径 (油印本)，1965
7 张必泰，徐品莲. 选育早熟、高产、高干甘薯品种的亲本选配. 江苏农业科技，1978 (4)： 22—27
8 张必泰，徐品莲，张黎玉. 野生山芋——三浅裂野牵牛的一些性状观察初报. 江苏农业科学，1979 (4)： 21—24
9 张必泰，邱瑞镰，徐品莲. 甘薯的产量、干率和抗病性的遗传趋势.遗传，1981，3 (1)： 28—30
10 张必泰，张黎玉. 甘薯近缘野生植物的研究和利用. 江苏农业科学，1983 (8)：24—26
11 张必泰主编. 中国甘薯栽培学.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12 张必泰，戴起伟. 甘薯的营养与施肥. 见：作物营养与施肥.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