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崇瑞，妇产科医师，医学教育家，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创始人，中国助产教育的开拓者。对发展中国的公共卫生妇幼保健事业及倡导、推行节制生育工作呕心沥血，勤奋耕耘了60年。她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助产学校，培养和造就了一支为民族的健康而奋斗的妇幼保健队伍。杨崇瑞，字雪丰，英文名Marian Yang或Yang Chungrui。1891年9月6日出生在河北省通县燕郊镇兴都庄 (今属三河市) 的一个中农家里。父亲杨云阶16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年轻时有“少年才子”之称，当时一面在通州协和大学教历史和汉语，一面照顾农事。他性格刚毅正直，思想开放，乐于助人。母亲出身富宦之家，因仰其父之才，甘愿下嫁为他的第三任妻子。大哥教书，二哥务农，三哥 (与她同母) 是外科医师。受家庭环境影响，杨崇瑞8岁就提出要上学、放足，并解除6岁时家庭包办的婚约，随即得到父亲支持。她四五岁起在家认字块，7岁在通县富育小学上学。因经常搬来搬去，读书也时有间歇，1906年就读于北京贝满书院 (后为贝满女中、女十二中、一六六中学)，学制4年。她对数理化很感兴趣，并学好了英文。1910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人协和大学理化科 (医预科)，毕业时获得理学士学位。1912年正式考入协和女医学院。191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堂，并成为中国最早的一名女医学博士。获得博士学位后，她毅然放弃在城市行医的机会，自愿到山东省德州博济医院任普通科医师。由于医术精湛，待人热诚亲切，她受到患者的尊重和爱戴。1918年，黄河发大水，医院被淹，她积极投身救灾工作中，整天和难民在一起，同吃同住，为难民送医送药，身上长了虱子。同时宣传妇幼卫生知识，她是中国最早将现代卫生知识送往农村的人。1920年底，她来到天津南关下头妇婴医院工作，从此就与妇婴卫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在工作中时时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全面，因此于1922年初回北京入新建成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原计划在外科、妇产科、眼科各学习一年，但在妇产科仅做了半年就由于医术高超被聘为妇产科专任医师。在协和妇产科3年时间里，她利用工作余暇深入社会，每星期在北京灯市口卫生部服务半天，灯市口卫生部其实是一家小诊疗所，主办者是男女青年会和几家教会学校组成的地方社会服务团的卫生委员会。通过该卫生部，她到慈善工厂为怀孕的女工进行产前检查和治病，并介绍她们到医院分娩。后来又每周到朝阳门外的产前门诊部服务半天。
1924年，三河县一位农民给北京协和医学院外科写信“你们外科治得好，不知要生产安全，使孩子不死，可吃什么药?”外科觉得这是公共卫生科的工作，将此信转交给负责公共卫生科的英国人兰安生 (格兰特，James B. Grant)。兰安生觉得此事与妇产科有关，又与妇产科商量。妇产科与公共卫生科共同组成调查团，到河北遵化、三河县农村进行四六风(新生儿破伤风)调查。杨崇瑞参加了调查团，了解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很高，产褥感染和新生儿破伤风流行。1925年，杨崇瑞获得奖学金，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学习妇产科一年。行前兰安生问她是否愿意在开学前先到加拿大考察公共卫生和妇产科，并为她争取到奖学金。于是她先在加拿大参观了两个月。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随后又获奖学金到英、法、德、荷、丹麦、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实习参观公共卫生和助产教育6个月。实习参观使她大大开阔了眼界，拓宽了知识面，同时也了解了世界先进国家妇幼卫生事业的经验，认识到公共卫生“是一条保障民族健康的捷径，比医疗机关更具有建设性和积极性。”“对于样样落后，经济贫困的中国是最节约、最易生效的预防疾病、保障健康的方法。”
1927年，杨崇瑞回国后毅然投入公共卫生和助产教育事业，她转到北京协和医院的公共卫生科任讲师，兼任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保健科主任。1928～1937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教授兼卫生部技术室技正、北平市妇婴保健所所长。
原来她家乡兴都庄的小学只招收男生，1927年，杨崇瑞在兴都庄办了一所小学，只收女生，由其父杨云阶照管，名为云阶小学。1940年，云阶小学与村里的 “会立小学”合并，称为“兴都村小学”。
在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经常遇到产褥感染和新生儿破伤风。鉴于中国产妇多由老式接生婆接生，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极高的现状，1927年，杨崇瑞在北平办起了全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1928年7～9月底，杨崇瑞曾代表北平市到南洋菲律宾等地考察助产教育及妇婴卫生。1929年1月，她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示范性的助产学校——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设产院，她亲自任校长，并聘请名师任教。1933年，她又创办南京中央助产学校，亲任两校校长。
杨崇瑞深深感到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就要限制人口数量，必须少生优生。从1930年开始，她就利用各种机会唤起民众对节育优生的重视。1930年，她担任北平《晨报》“人口副刊” (周刊) 的主编，亲自撰写文章宣传节育。1933年，她与雷洁琼、陈达共同发起成立节制生育咨询部。杨崇瑞还开办节育门诊部，亲任技术指导，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并从事宣传和实行技术指导的实践活动。
1937年1～11月，杨崇瑞受聘为国际联盟妇婴卫生组专家，奉命考察印度、马来亚、越南、菲律宾、意大利、瑞士、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法国、丹麦、德国、奥地利、挪威、匈牙利、南斯拉夫等欧亚各国的妇婴卫生状况及助产教育。在一起考察的还有兰安生的儿子，小兰安生·格兰特(James P. Grant)。20世纪后期，小兰安生·格兰特曾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1991年9月3日，杨崇瑞百年诞辰纪念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小兰安生·格兰特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席身份参加了会议。
“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正在国外考察的杨崇瑞紧急万分，当年11月从国外飞抵汉口，一下飞机立即参加了红十字医疗队，组织伤兵医院以救助伤病员。年底她建立了第一助产学校武汉分校 (后迁往四川歌乐山)，由她的学生江兆菊任校长，左奇任教务主任。这所学校按杨崇瑞的办学方针，培养了大批妇婴卫生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妇女座谈会，商讨如何开展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并邀请全国妇女运动领导人及妇女界着名人士参加。杨崇瑞以着名妇幼卫生人士的身份应邀由重庆前来与会。教育部计划在贵阳建立医学院，杨崇瑞前往协助。贵阳医学院建成后她在此教授过妇产科。1938年8月，她回重庆卫生署任职，协助筹划儿童保育院医药方面的事务，并筹划妇幼保健事务，组建成都保健事务所三处。抗日战争转入持久战后，杨崇瑞在贵阳、重庆、成都、兰州处开办妇幼卫生机构以支援抗日战争，并且还把自己编写的《妇婴卫生学》教材托人送到解放区。她编写了《妇婴卫生纲要》、《简易产科学》和其他宣传小册子以及一套妇幼卫生挂图，发行各地。1939年，她在重庆帮助筹划儿童保健院。1939年底，杨崇瑞患伤寒，病后很长时间未能恢复。她于1941年6月赴美，一面治疗疾病一面考察妇婴卫生，再到妇产科进修。1942年，杨崇瑞回国任卫生实验院妇婴卫生组组长，在四川壁山县和遂宁县组建妇婴保健所，在兰州和成都办妇婴卫生院，在重庆沙坪坝实验区筹建有30张病床的产院，同时协助重庆市卫生局开展公共卫生工作。1944年，她协助联合国救济总署训练医药复员人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崇瑞着手恢复京 (南京)、沪、平、津等市的妇婴工作，于1946年1月回到阔别8年的北平，接管、恢复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并帮助上海市卫生局开办妇婴保健院。
1947年11月，杨崇瑞再赴加拿大、美国考察妇婴卫生与人口的关系。
1948年4月1日，杨崇瑞为 《助产学报》创刊题词“母婴万岁”。
杨崇瑞原拟访美、加后再赴欧洲考察。1948年，中国卫生部推荐杨崇瑞为立法委员，她在催促下于6月回国。因按规定立法委员不得兼职，她遂辞去卫生部及助产学校的职务。
1948年10月，杨崇瑞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国际妇婴卫生组副组长，帮助整理妇婴卫生工作队的标准和设备事宜。于1949年1月前往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妇幼卫生专门委员会会议。随后以联合国妇幼卫生组织官员身份考察参观瑞士、捷克、芬兰、瑞典、丹麦、法国、埃及等国。3个月后回日内瓦。因对政局不清楚，于是决定到美国居住。
1949年10月，杨崇瑞的好友李德全让杨崇瑞的侄女打电话转告她说： 毛泽东、周恩来请她回来。于是杨崇瑞放弃了联合国优厚的待遇和要职，毅然收拾行装辞职回国。她于1949年11月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1950年9月8日，政务院任命她为卫生部妇幼卫生局 (后改为妇幼卫生司)第一任局长。在她的领导下，中国的妇幼保健事业取得很大成就。1957年，杨崇瑞参加了 “九三”学社，并与医学界的朋友林巧稚、胡传揆、林崧、严仁英、陈文珍等共谋妇幼卫生事业发展大计。杨崇瑞知识渊博，文化素质深厚，勤于总结实践经验。她编写了“六年来妇幼卫生工作经验”(《中华妇产科杂志》1956年第3期)，又主编了《妇幼卫生》教材，详细阐述了节制生育的意义及措施。
1957年，马寅初提出 “新人口论”书面发言，主张计划生育。杨崇瑞觉得这与自己早就提倡的节制生育，提高人口素质的目标相吻合，于是撰文论述节制生育的观点。结果被划为右派，免去卫生部妇幼保健司司长之职，下放到中华医学会中华妇产科杂志社做编辑。
1972年，美国人John Z. Bowers着的“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1917～1951” (在中国王府建立的西医院，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1951) 书内有3章记述了杨崇瑞开拓妇幼卫生工作的情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崇瑞的沉冤得到昭雪，这时杨崇瑞已年过八十。平反后她的惟一要求就是工作，回到她阔别22年的妇幼卫生事业第一线去。1979年11月21日，卫生部党组根据杨崇瑞的请求，批准她为妇幼卫生司顾问。她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到建立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原址上的东四产院看望产妇和婴儿，访问医院老职工。1980年，杨崇瑞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并提交了发展助产教育的提案。
1980年，她身患白血病，但仍然坚持学习、看报。她将自己终身积蓄的6.9万元捐献给国家。她终身没烫过发，没穿过高跟鞋，没穿过华美服饰，一生都过着粗茶淡饭，布衣布鞋的俭朴生活。她一世忙碌，终生未嫁。她曾说： “我和妇幼卫生事业结了婚，全中国的儿童都是我的孩子。”
1983年7月20日，杨崇瑞因白血病逝世于北京，享年92岁。
1988年4月20日，北京医科大学校友总会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友分会成立。
1988年7月27日，北京市政府决定建立杨崇瑞助产学校，原批准建在东城卫生学校，因卫校校址迁移未定，又因资金和社会因素，助产学校未办成。
1989年3月10日，为纪念杨崇瑞博士特成立了杨崇瑞基金会，理事会由原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友组成。2000年5月21日，杨崇瑞基金由中华医学基金会管理。
1991年，为纪念杨崇瑞诞辰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和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友会合编了《杨崇瑞博士百年诞辰纪念》一书。200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妇幼卫生司、中华医学基金会杨崇瑞基金等合编了《杨崇瑞博士——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开拓者》。
1999年11月，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 (今北京东四产院)举行建立70周年纪念大会，并举行杨崇瑞铜像揭幕仪式。
献身妇幼保健事业
1922～1925年，杨崇瑞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时就开始妇女保健工作。她到农村调查，发现那里的妇幼卫生问题很多。1925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留学后到欧洲国家实习参观，学习到先进国家妇幼卫生事业的经验，认识到公共卫生是一条保障民族健康的捷径，比单纯的医疗工作更能积极预防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1938年，杨崇瑞在贵阳、重庆、成都、兰州处开办妇幼卫生机构，把自编的 《妇婴卫生学》教材托人送到解放区，成为解放区不可多得的卫生教材。1938年8月至1939年底，她在重庆卫生署负责筹划妇幼保健事务。她组建成都保健事务所三处，编写了 《妇婴卫生纲要》、《简易产科学》和其他宣传小册子以及一套妇幼卫生挂图，发行各地。1939年，她在重庆帮助筹划儿童保健院。她于1941年6月赴美治病时一面考察妇婴卫生，一面进修妇产科。1942年10月，已过不惑之年的杨崇瑞回国，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任卫生实验院妇婴卫生组组长，在四川壁山县和遂宁县组建妇婴保健所(设在乡间的十床产院)。在兰州和成都各开办一所妇婴卫生院，在重庆沙坪坝实验区帮助筹建一所有30张病床的产院，同时协助重庆市卫生局开展公共卫生工作。她还到兰州考察了由陈桂兰任校长、杨咏霓 (第一助产学校本科第二班毕业)任教务长的助产学校。
1950年8月20日，她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妇幼卫生工作座谈会，请全国妇幼卫生战线的专家、学者讨论妇幼卫生工作的前景和发展目标，总结了妇幼卫生工作经验。根据中国国情，确定妇幼卫生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降低死亡率，提高预防发病率的水平，培养造就妇幼卫生事业的人才，以推广新法接生和新法育儿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杨崇瑞指出： 科技人才应具有强健的体格、科学的素质和优秀的做人能力。在此期间，杨崇瑞还主持制定了妇幼卫生工作计划。她于1950年9月担任卫生部妇幼保健司司长。1951～1957年是中国妇幼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她的建议，建立了中央妇幼保健实验院、妇幼卫生人员训练所、儿童卫生研究所等一批妇幼卫生科研培训机构，并且还举办了全国妇幼卫生行政干部培训班 (第一期于1951年10月开学)、保育干部训练班。在全国建立起一支妇幼卫生人员队伍。1949～1953年间仅接生员就培训出26 894名。从1952年起在她的领导下全国建起了省、专区、县三级妇幼卫生保健网，省有妇幼保健院，专区有妇幼保健所，县有妇幼保健站。1957年，全国妇幼保健院、所、站共4599所 (这是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最发达的一年)，改造和培训接生婆、接生人员66万人，培训妇幼保健员9000多人，助产士由1.3万增加到35774人，京津沪三大城市的婴幼儿死亡率分别降至35.4‰，32‰和24.9‰; 4年之内北京市的产妇死亡率下降为以前的1/10。在短短的几年内严重危害中国妇女儿童健康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患病率大幅度下降，在降低孕产妇及婴幼儿死亡率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她编写了“六年来妇幼卫生工作经验”(《中华妇产科杂志》1956年第3期)，又主编了《妇幼卫生》教材，详细阐述了节制生育的意义及措施。
创办助产学校，提倡新法接生
1922年，杨崇瑞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在这期间她到农村进行调查。她通过大量调查得出结论： 当时中国产妇死亡率为17.6‰ (英国为3‰，日本为4‰，美国为5‰);婴儿死亡率为275‰ (英、美不到75‰)。其中产妇多死于产褥感染，新生儿死于破伤风(半数在中国出生的新生儿死于新生儿破伤风)。当时，全中国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助产士仅有500人，绝大多数妇女分娩时由接生婆接生。全国接生婆为数至少20万，她们不懂消毒，用随手得到的利器剪断脐带，甚至用牙咬，用烂布甚至泥土覆盖脐带的断端以止血。遇到难产 (如因骨软化症而骨盆畸形) 的产妇，她们会将铁钩或钳子伸进阴道牵出胎儿。1926年8月～1927年2月，杨崇瑞考察了美国和欧洲的妇婴保健，注意到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等用受过严格训练的助产士来接生，她认为这样的做法应当效仿。
在她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讲师兼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保健科主任期间，为解决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极高的问题，她从训练旧式接生婆 (姥姥) 开始。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主任英国人马士敦 (J.L.Maxwell) 的意见是招收小学毕业的女生，训练两个月或6个月，再将她们分派到城乡接替接生婆。杨崇瑞却更多地考虑这些妇女的职业前途问题。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妇女分娩被视为卑污低下的事，如果招收的学员文化不高，受训时间又短，从事一件不被社会看得起的事业，很快就会被淘汰。故她认为应招收文化程度较高的学员，并对她们进行较长时间的训练，使她们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能长期从事这个职业。
那时Chinese Medical Journal (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发表了一篇论助产事业的论文，作者是在汉口工作的一位英国护士，她认为非护士不能学好和从事助产事业。兰安生看到此文，将其交杨崇瑞阅读。杨崇瑞认为虽然英国的助产士多为护士出身，但荷兰、德国、法国的助产士则否。中国总体文化水平不高，训练出来的护士不可能放弃现在的职业再去接受助产训练，因此应该训练专门的助产人员。兰安生鼓励她将自己的观点寄给杂志，引起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医务界和社会舆论都倾向于她，认为有必要训练专门的助产士来负责妇婴保健工作。
1928年，中华医学会召开第七次年会。杨崇瑞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助产士训练及助产士教育”，论述助产教育为当前的急需，在课目方面可分两年班、六个月班及两个月班。助产学校3种，应有附属产院以供学生实习。该文后在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
1928年，杨崇瑞在北平办起了全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第一批接受训练的接生婆30名，平均年龄54岁。据说给末代皇帝溥仪接生的接生婆也曾参加训练，开始她还不服气，经学习后便心悦诚服了。先后共有360名接生婆在讲习班受到严格的培训。结业时发给每人一个接产包，装有必要的器械、敷料和药物，使她们能按学到的科学方法进行工作。
但杨崇瑞认为这还不够，她四处奔走呼吁，制定计划在全国开展兴办助产教育活动。
当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和教育部部长蒋麟对开办助产学校均很热心。杨崇瑞1928年7～9月到菲律宾等地考察助产教育归来后，成立了由李德全、郑河先、宋友竹、曾宪章、杨崇瑞5人组成的北平市产科教育筹备委员会。该会筹设了北平市卫生局接生婆讲习班及助产士讲习班，并拟具“中国助产教育意见书”呈教育部。1929年1月23日，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刘瑞衡会同教育部组成助产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采纳了该意见。1929年11月，杨崇瑞在北平市政府的赞助和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协助下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示范性的现代化助产学校——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设产院，她亲自任校长，并聘请了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宋美龄女士为顾问，在助产学校任教的还有林巧稚、朱章庚、潘光旦。杨崇瑞确定这所学校以培养助产师资为宗旨，以“牺牲精神，造福人群”为校训，并指定了校歌，创办了校刊。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设有本科、助产士进修班、助产士特科 (训练在职护士)、助产士研究班 (实习科)、助产师资训练班等。1930年1月23日，助产教育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规定本科的任务是训练助产师资和行政管理人才。为适应在全国各地开展工作的需要，生源为高中毕业生，各科课程以70分为及格线。学生毕业前，除产院实习及出诊实习外，还要到各学校及产院的各业务科室实习行政管理，然后再到地方机构和农村实习。实习的地点包括北平市妇婴事务所、北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附属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和乡村实验区等。毕业生要具有独立管理助产学校和产院的能力，要学会骑自行车、骑马以便下乡及到山区工作。建校经费由中央卫生行政机关及万国公共卫生会议议决，前5年美国洛克斐勒基金会每年资助1.1万元，从国库支给3万元，共计4.1万元。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许多课程聘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授前来讲授。因为教学质量高，该校被誉为北平八大学府之一。由于第一助产学校成绩突出，卫生部部长刘瑞衡对妇幼卫生工作更加重视。杨崇瑞既考虑解决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问题，并选送人员出国进修，如1928年，她派从协和医院护士专科毕业的章斐成等8人到英国进修，学成回国任教。
助产师资训练班是1935年10月助产教育委员会会议决定开办的，目的是提高各助产学校的教学质量及教员水平。1936年开班。助产师资进修班的学员由各地保送，均为工作已满2年的优秀助产士，结业后仍回原单位。
1929～1939年的10年间，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共办本科13个班、助产士进修班11个班、助产士特科8个班、助产士实习科5个班、助产士师资训练班1个班，共毕业255人。毕业生中的88.92%派往全国各省立公共卫生机构和边远地区，只有13个人开业 (占5.10%)。在10年中，有20多名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教职员被派往各地担任助产学校校长、教导主任，附属产院院长等职。
1933年，杨崇瑞又在南京创办国立第二助产学校 (后改称中央助产学校)，亲任两校校长。国立第二助产学校原来设在中央医院院内，后得到国内外的资助才建起一座新校舍，包括附属产院，于1936年启用。第二助产学校于1937年冬因战事迁到重庆歌乐山。1942年，中央助产学校创办学制3年的助产师资专修科，专修班学员与国立上海医学院本科生一起上课，与师范学院学生享受同等待遇。第三班以后改称妇产科专修科。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助产学校迁回南京。1963年，中央助产学校改为卫生学校。到1962年为止，该校共办34届，毕业生有1000多名，分别在全国各地的助产学校、医院的妇产科以及妇幼保健机构工作。
到1937年止，全国各省、市立案的助产学校已达54所，其中有十几所学校附设产科医院。此外，还有14所私立助产学校和未立案的助产学校多所。在西北地区创建的农村卫生队分布在绥远、宁夏、青海。
1951年，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并入北京医学院，其附属产院改称为北京医学院附属产院。1954年，该产院由北京市卫生局接管，改称为东四产院。截止到20世纪末，在该产院降生的婴儿达11万多人。第一助产学校共办本科34个班。
另外，抗日战争前杨崇瑞曾建立第一助产学校武汉分校(后迁往重庆歌乐山)，由她的学生江兆菊任校长，左奇任教务主任。这所学校按杨崇瑞的办学方针，培养了大批妇婴卫生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止到1957年，中国改造旧式接生婆和培养新式接生员共计66万人。助产士由13000人增加到35774人。
在教学中，杨崇瑞不仅注意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关心学生的体质。她经常与学生一道到郊区踏青和参加体育活动。
杨崇瑞的学生毕业后多数听从她“把妇幼卫生事业创办到贫困落后的农村去，移风易俗，造福民众”的教导，像种子一样撒遍全国。她们克服种种困难，说服、感动了群众，使群众接受了新法接生，使妇幼保健工作得以开展起来。
建立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后，杨崇瑞拟订了一个大胆的中国妇婴卫生50年计划，希望50年内，在全国培养出15万名高质量的助产士，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妇幼卫生保健网，使中国每一位妇女和婴儿都能得到必需而可能的保健。该计划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的产褥期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后来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倡导节育优生的先驱
通过在国内的调查研究以及对欧美国家的考察，杨崇瑞在1930年代就认识到节育、优生、优育对国家昌盛、民族繁衍的重要。
1930年，杨崇瑞担任北平《晨报》 “人口副刊”主编，她利用这个阵地，发动有志于节制生育的学者和社会人士撰文，宣传计划生育。
1933年，杨崇瑞在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时，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达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共同发起成立节制生育咨询部，地址在东单煤渣胡同46号。他们对前来咨询的群众宣传节育、优生、优育，还编写、出版各种宣传节制生育的小册子、图片等，送给前来咨询的群众。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也开设了节育门诊部，杨崇瑞担任技术指导，解决节育手术的技术问题，并向妇女宣传多胎生育对妇女健康、家庭经济及国家、社会的危害。
1936年秋，杨崇瑞以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的名义，邀请美国计划生育运动倡导者山额夫人 (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 来华讲学。她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也热心节制生育工作的林巧稚医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院礼堂组织了两次讲课，请山额夫人作题为“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的演说，有1600多人前来听讲，听众多为医务界人士，包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本科和训练班的全体学员。那时国内对节制生育有许多反对意见，有些报纸载文攻击，杨崇瑞对此均不理会。
1957年，马寅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新人口论”书面发言，主张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杨崇瑞读后欣喜若狂，这正是她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正与她从1930年代起就大力提倡的节制生育，提高人口素质目标相吻合。她完全赞成马寅初的论点。同年，她在南京视察期间与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共同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报端，提倡节制生育，反对人工流产。不料风云突变，反右运动进入高潮，杨崇瑞被批判为实行三马主义(贩卖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拥护鼓吹马寅初新人口论，反对马列主义生育观)，而划为右派，下放到中华医学会中华妇产科杂志社做编辑。这件冤案21年后方得昭雪。
简历
1891年9月6日 出生于河北省通县燕郊兴都庄 (今属河北省三河市)。
1904～1910年 在北京贝满书院学习并毕业。
1910～1912年 在协和大学理化科学习。
1912～1917年 在协和女医学院学习并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
1917～1920年 任山东德州博济医院普通科医师。
1920～1921年 在天津南关下头妇婴医院任普通科医师。
1922～1925年 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
1925～1926年 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
1926～1927年 参观美、英、德、法、丹麦、奥地利的公共卫生及助产教育。
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讲师，兼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保健科主任。
1928～1937年 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教授兼卫生部技术室技正、北平市妇婴保健所所长。
1928年 开办中国第一所接生婆讲习所。
1929年 在北平创办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任校长。
1930年 任北平《晨报》“人口副刊” 主编。
1933年 在南京开办第二助产学校(后改名中央助产学校)，任校长。
1937年 受聘任国际联盟卫生组专家，考察欧亚国家。
1937～1938年 参加红十字会医疗队，组织伤兵医院。年底建立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武汉分校。
1938～1939年 在卫生署工作。
1939年 因病休养。
1941年 因患伤寒赴美就医，并考察妇婴卫生工作，到妇产科进修。
1942年 回国在四川壁山县组建妇婴保健所。
1946年 回北平恢复平、津、沪的妇婴卫生工作，并接管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
1947年 受聘为联合国妇幼卫生组织副组长。
1948～1957年 任卫生部妇幼保健局长 (后改妇幼保健司司长)。
1957～1979年 任《中华妇产科杂志》编辑。
1980年 被聘为卫生部妇幼保健司顾问。
1983年7月20日 因患白血病于北京逝世。
主要论着
1 杨崇瑞. 产褥期白血球的增加. Chin Med J，1924.
2 杨崇瑞. 产科教育计划. 中华医学杂志，1927. (1) ：6.
3 杨崇瑞. 助产士训练及助产士教育. Chin Med J，1928.
4 杨崇瑞. 助产教育的实施与管理. Chin Med J，1930.
5 杨崇瑞. 北平的节育情况——北平母亲保健委员会第一次报告.
6 杨崇瑞. 中国儿童卫生概论. Chin Med J，1931.
7 杨崇瑞. 婴儿死亡及其死亡原因. Chin Med J，1931.
8 杨崇瑞. 死产及新生儿死亡调查. Chin Med J，1931.
9 杨崇瑞. 家庭卫生及家政概要. 一至五版. 1931～1946.
10 杨崇瑞. 节制生育，提高人口品质. 1933.
11 杨崇瑞. 妇婴卫生学. 1938.
12 杨崇瑞. 妇婴卫生纲要. 第一版. 1940. 第三版，1945.
13 杨崇瑞. 妇婴卫生的过去与现在. 1941.
14 杨崇瑞. 妇婴卫生学 (助产学校教材). 1945.
15 杨崇瑞. 过去30年中的妇婴卫生. 1946.
16 杨崇瑞，译. 孕期及产后卫生纲要. 1947.
17 杨崇瑞. 六年来妇幼卫生工作经验. 中华妇产科杂志，1956.(3).
18 杨崇瑞. 我的自传. 见严仁英. 杨崇瑞博士百年诞辰纪念.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1990. 143～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