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培根，药用植物学家。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门包括植物、化学、疗效和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渗透的新学科一药用植物亲缘学设想。结合生产实际，在药用植物资源开发途径上，提出了以发展原料、药品制剂以及寻找新药为主的三级开发理论。近年来，致力于扩大中草药的国际影响。他为我国药用植物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肖培根，1932年2月2日出生于上海市。1948年，由上海南光中学考入厦门大学生物系植物生理专业。1953年春，肖培根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卫生研究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药用植物研究工作。1954年，肖培根和几位同事到河北省张北、沽源和东北去调查药用植物，他从图书馆借来了仅有的几本药用植物图谱和手册，到实地对着图谱一种一种地核对，并向当地药农请教这些植物的土名、鉴别特征和效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调查任务，并与同伴合作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华北及东北地区野生麦角的调查》。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一种含有效成分很高的国产麦角新资源——拂子茅上寄生的麦角。
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成立，肖培根担任药用植物研究室的负责人。研究室刚一组建，卫生部就要求他们把全国中药的情况摸清楚，用现代科学方法把传统的中药作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提高，并编写出一部能反映新中国在这方面成就的着作—— 《中药志》，以迎接建国10周年。当时经验、资料缺乏，以肖培根为首的38名年轻人，走出实验室，到山区和边疆进行中药资源普查，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国主要药用植物的普查，所采集的标本达到5万份，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根据实物标本和实地考察资料，他们对全国近500种常用中药，一种一种地进行研究，从原植物、生药、成分、炮制和效用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科学总结，至1961年底，终于写成4本《中药志》，总计200余万字。这部着作出版后，赢得了国内外的好评，国际药学界把这部着作比喻为中国近代本草的代表作。
60年代初，肖培根刚结束了《中药志》的工作，便主动要求到西藏去进行考察，迄今已先后6次进藏，足迹遍及西藏大部分地区。1961年，肖培根第二次进藏时，西藏刚刚平息叛乱，局势仍然十分紧张，调查工作是在部队的保护下完成的。为了工作，他经常露宿在耗牛帐棚中，和牧民同吃糌粑，同饮酥油茶。他和藏民一起，第一次对传统的藏医藏药进行了科学的调查整理，并出版了《藏医藏药的初步整理》一书。他还对西藏产的莨菪类、大黄类、小檗类、雪莲花类、乌头类药物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新发现了一种莨菪碱含量很高的托品碱原料植物——矮莨菪。他先后发表了10余篇与藏药有关的学术论文。
在60—80年代，肖培根积极投身生产实践，把先进技术引进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地开展学科渗透。对一些重要的药用植物类群，如乌头类、大黄类、黄连类、芍药类、小檗类、蒲黄类等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其间他还多次受组织派遣或国外邀请出国进行药用植物考察和学术交流。1963年，曾赴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1965年，曾赴保加利亚、柬埔寨; 1973年，赴阿尔及利亚; 1974年，赴埃及、坦桑尼亚等国访问并考察药用植物。1978年，开始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咨询团顾问、同年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召开的“药用植物选择与标准化” 国际会议，并为大会编制了“世界常用药用植物名录”。1981—1982年，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担任临时顾问，负责编写《世界常用药用植物手册》。1983年，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临时顾问，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 “非洲药用植物工业化”的咨询学术会议，在会上作了报告。同年，任世界卫生组织临时顾问，负责对《世界常用药用植物手册》的定稿。1985年，应澳大利亚药学会邀请，在墨尔本进行 “中国传统药物”的讲学，同年，任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临时顾问，考察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及西萨摩亚的药用植物，并写出专门的考察报告。1989年，肖培根应加纳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的邀请，赴加纳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他到加纳后深入基层，走访民间医生、医院和科研部门，并向加纳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 “加纳传统药物制剂商品化的战略目标”的技术报告。这份报告受到了加纳政府的重视，被称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进行“南南”合作的典范。
在近40年的工作中，为调查药用植物，肖培根的足迹遍及国内的各个省、区和国外30多个国家，大量的实践使他在药用植物研究上的经验和才干不断增长，也使他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他共发表了140多篇学术论文，主编或主要参与编写了 《中国本草图录》 (10卷)、《新华本草纲要》 (3册)、《中药志》、《中国植物志》 (第二十七卷)、《人参的研究及栽培》等20部着作。以他为第一完成人的科研成果9项。其中，山西沙棘资源的调查及系列产品开发，1988年，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国家星火科技奖，5项为部级成果奖。1988年，国家人事部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年专家称号。1991年，美国国际文献研究所授予他“杰出领导者奖”。肖培根先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植物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咨询团顾问，国际传统药物学会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药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院士。
肖培根于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他在药用植物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为药用植物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和开拓性的贡献。
提出建立药用植物亲缘学
在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工作中，寻找新的药源是主要的目的之一。过去，因为盲目性很大，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能不能找到一种好的办法来指导人们有目的地去寻找新的药源呢?肖培根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早在60年代去非洲考察药用植物时，他就从当地居民中了解到，当地一个林场里的动物，在它们迁徙前总要啃食一种合欢属植物的树皮，他把这种树和国内属于同一科属亲缘关系很近的植物进行对照，发现它们都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化学成分也很相似。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他发现，不少药用植物存在着亲缘关系，它们的化学成分和疗效同这种亲缘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譬如，人参、西洋参、竹节参、三七、珠子参等由于亲缘相近，都含有一类三萜式皂甙，均具有某种程度的滋补强壮作用。又如黄连、鸭脚黄连、马尾黄连、刺黄连(三棵针)等，由于它们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亲缘关系，均含有一类苯甲基异喹啉类生物碱，都具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方面的作用。肖培根还在乌头类、莨菪类、大黄类等类群中发现和总结出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存在的联系及规律性，肖培根所从事的这项研究工作，渗透了植物分类学、植物化学、药理学、计算机技术等多门学科。对于其中不熟悉的学科，他敢于接触，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最后做到能为其所用。50年代，肖培根到全国各地进行中药及药用植物资源调查时，虚心拜老药农及当地草医为师，打下了扎实的植物分类基础，曾先后发现1个植物新属——人字果属、32个植物新种、11个新变种。60年代，化学分类学刚刚在国外兴起，肖培根就刻苦学习植物化学和植物化学分类学，并把这个新方法引进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中。他结合毛茛科一些重要药用植物类群，如唐松草属、黄连属、乌头属等，开始探索化学分类学在药用植物领域中的应用。在70和80年代，肖培根又自学药理学和计算机技术及植物数量分类学，开始将植物系统、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以及计算机整理结合在一起，先后对莨菪类、小檗类、大黄类、乌头类、芍药类、黄连类、唐松草类、紫草类、蒲黄类、杜鹃类等药用植物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在国内外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学术论文40余篇，为研究生开设了《药用植物亲缘学导论》的专业课，并多次被国内外学术机构邀请作“药用植物亲缘学”的专题讲座和有关的学术报告。1979年，肖培根被邀请参加在法国举行的“天然药物作为药物”的国际学术大会，作了题为《中草药的传统经验及其在药物研究和新药寻找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受到与会1000多名学者的好评。1981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药用植物”会议上，他又应邀作了题为《中国药用植物研究的新进展》的报告，提出了应用科学方法寻找新药的模式，再次引起震动，会议主持者把他的论文肯定为3篇最好的论文之一，当地报纸也用较大篇幅对肖培根这一卓有成效的工作进行了报道。
肖培根通过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提出了建立药用植物亲缘学这门新学科，使药用植物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提出药用植物三级开发理论
1983年，肖培根出任新成立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研究所成立伊始，肖培根根据自己在药用植物资源开发方面的多年实践经验，结合研究所的具体特点，提出了对药用植物进行三级开发的战略理论： 即主要针对发展药材和原料的一级开发，应用手段侧重于农学及生物学方面，目的在于不断扩大药用植物资源的数量和提高它们的质量; 针对发展药品和产品的二级开发，应用手段侧重于制药及轻工业方面，目的在于将药材和原料再加工为药品或其他轻工业产品; 针对发展新药和新制剂的三级开发，应用手段涉及新药开发的所有综合性方法，目的在于不断获得防治疾病的新产品。这三方面，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和紧密联系。例如一个新药的开发成功(三级开发)，最终仍以药品及产品的形式出现(二级开发)，同时必将大大促进并要求有更多的药材和原料供应(一级开发)。肖培根这一理论的提出，明确了研究所的任务和发展方向。同时，对我国药用植物资源开发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促进了药用植物资源开发走向良性循环。
肖培根将这一理论，应用到研究所建所初期，在西洋参、天麻、沙棘、灵芝、金荞麦五大具体开发项目中，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效果，推动了研究所的发展。
扩大中草药的国际影响
在 “人类要回归大自然”思潮的影响下，中草药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但这个潜在的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肖培根在多次出国考察中深有感触，人参本来是中国的特产，但国际上的人参市场却被韩国占领。我国中药的出口仍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东南亚地区，对欧洲、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广阔的潜在市场还没有很好地去开发。出口品种仍停留在传统的一些重要原药材上，例如甘草、大黄等，而再加工制成的药品、保健品和其他产品所占的比重则很小。因而中药出口金额的增长不够理想。如何使中草药走向更广泛的国际市场，肖培根提出了强化科学意识、加强市场调查、扩大知识传播、提高产品质量、新产品的创制及科学经营管理6项建设，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肖培根还紧密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加强中草药外向的宣传工作。近几年来，他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系统介绍中草药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到： 中药的概况和丰富资源、中药的现代研究方法及途径、中药在中国保健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草药中具有药理活性的成分、中药的药理作用及临床研究、中药的法定地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收载的中药介绍、中药的生产和国际贸易、中药与新药开发等。这些科技信息，大部分是结合他本人的科研工作，因而取得了更为显着的效果。美国着名生药学家Farnsworth教授在读过这些文章后认为，中药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值得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印度着名草药药理学家Darwan教授也说：中国传统医药与印度一样，疗效确切，是新药寻找的重要源泉。肖培根的这些文章发表后，先后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印度、韩国、波兰、澳大利亚、菲律宾、尼泊尔、埃及、尼日利亚等40多个国家，总计300多人次来信索取单行本，范围遍及世界五大洲。澳大利亚政府作出规定，凡有肖培根签字的中药均可以进口。1988年12月15日，在“中药科研进展的外向传播与交流研究”成果鉴定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肖培根所开展的这项中药外向研究工作具有很高的战略眼光，为中草药走向国际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几十年广泛深入地接触实际，丰富了肖培根的知识，开阔了他的思路，增长了他的才干，使他能够在药用植物的王国里不断开拓研究新领域。他曾深有体会地说：“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实际知识更重要。只有结合实际不断学习，才能增长才干。”在“干中学”、“学中干”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体会。
肖培根虽已年近花甲，社会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以饱满的热情，从事他为之奋斗不息的药用植物研究事业。
简 历
1932年2月2日 生于上海市。
1953年 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
1953—1962年 任中央卫生研究院 (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1962—1978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室主任。
1978—1983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室主任。
1983—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6年 当选为中国中医药学会中药学会副主任委员。
1989年 当选为国际传统药物学会理事。
1994年6月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院士。主要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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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肖培根，王文采.毛茛科——新属——人字果属.植物分类学报，1964 (4)： 315—333.
3 肖培根，王文采. 中国毛茛科药用植物的研究Ⅱ.乌头属的药用植物.药学学报，1965 (10)： 683—696.
4 肖培根，王文采. 中国毛茛科药用植物研究Ⅲ.唐松草属的药用植物.药学学报，1965 (11)： 745—753.
5 肖培根，夏光成.藏医常用药物的整理研究Ⅰ.花类藏药.新医药杂志，1973 (6)： 39.
6 肖培根，夏光成，何丽一.几种主要莨菪类生物碱在中国茄科植物中的存在.植物学报，1973 (2)： 187—194.
7 关克俭，肖培根，王文采等. 中国植物志，第2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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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肖培根，何丽一.一种新的托品类生物碱资源植物——矮莨菪. 药学通报，1980 (1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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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肖培根，徐克学，宋晓明.大黄属植物的外形、成分与泻下作用间联系性的多元分析. 中西医结合杂志，1982 (4)： 231—234.
12 肖培根.莨菪类药物的资源利用. 中草药，1985 (6)：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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