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光，药理学家。毕生致力于一元数理论的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早年创办中央药物研究室(后改为中央药物研究所)，为中药研究现代化和中成药研制科学化奠定了基础，是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创始人之一。刘绍光，字子书，1897年4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嘉鱼县(现洪湖县)一个官宦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刘心源，曾任成都知府9年，为官清廉，擅长诗词、书法，研究甲骨文卓有成效。父亲刘化南，早年留学日本，通晓10国语言。在这种家庭环境熏陶下，刘绍光自幼聪颖过人，深受祖父、父亲的喜爱，很快被送到武汉读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学生时代，刘绍光热衷于体育运动，是学校足球队队员。他认为体育运动能为国争光，但考进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后，特别是参加了 “五四”运动，他才猛然醒悟，感到中国落后挨打，并不完全因为国民体弱，更主要是因为缺少科学与民主。从此，他发愤学习，立志攻克科学尖端，将来报效祖国。
刘绍光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理论探索和科学实验。20年代在欧洲留学期间，他就用德、英文发表了20多篇科研论文，博得不少科学家的赏识与好评。30年代回国后，他创办了中央药物研究室，开始从中草药中寻找抗疟新药，先后研制出 “瘴灵”、“新灵”等; 还对中药贝母、防己、远志、红花、牛膝、益母草、黄芩、当归等进行了药化和药理方面的实验研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实验资料。在深入研究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他创立了一种科学探索理论——一元数理论。
刘绍光一生献身于伟大的科学事业，走过了漫长而又坎坷的道路。他60年如一日，对科学矢志不渝，刻苦钻研。他热爱科学，更热爱祖国，曾多次拒绝国外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国。为了科学与民主，他不怕牺牲，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同民主革命家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一道，进行过英勇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屡遭误解，蒙受多年不公正待遇，但他心里燃烧多年的爱祖国、爱科学的熊熊火焰却从未熄灭。刘绍光刻苦严谨和勇于探索的治学精神，是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榜样，他为祖国勤奋奉献的光辉一生，一直为后人所称颂。
远渡重洋求科学
刘绍光1916年毕业于湖南雅礼大学预科，1924为北京协和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并以优异成绩获得文海 (Wen Ham)奖，奖金500银元，同时获中国教育部首颁的医学博士学位和美国纽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旋又考取湖北省公费留欧。
1924年，刘绍光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不久，考入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就学于勃朗克、爱因斯坦等着名科学家的门下，进修的主要课题为： 勃朗克的量子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戈尔泰等人的理论医学、毒理学和心脏学等。
1925年，刘绍光在柏林大学第三医学院院长戈尔泰指导下，主持实验室工作，校方专为他配备一位德籍医学博士克鲁格(R. Krüger)作助手。在2年多的实验中，解决了当时的几个重大科研题目，如大脑水液中枢对于血液的反应问题、准量化学反应力学问题等。他将这段时间完成的科研工作整理成20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胶体化学》、《生物化学》和《实验医学》等德文杂志上，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赞赏。
在柏林大学进修期间，他曾去法国聆听过居里夫人、朗之万等科学家的学术报告，并参观过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受到了热情接待，在学术研究上他颇受启发。他悉心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如醉如痴，还常去爱因斯坦的住处共同探讨学术问题。爱因斯坦在拟定四维坐标之后，即算出相对系数：
刘绍光对老师说： 如将系数全部展开，会产生许多除不尽的小数，影响结果。爱因斯坦看过他的演算后十分惊叹，嘱托他进一步解决这一难题。此后过了30年，刘绍光果然用自己创立的一元数理论(Unichor theory)实现了爱因斯坦的愿望。
1927年，刘绍光在柏林大学完成进修学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血液化学的三度测量》得到了戈尔泰院长的高度评价，并上报德国皇家科学院，被授予“最高荣誉奖 (Maximum Cun Lauda)。”
孜孜不倦 广拜名师
1928年春，美国罗氏基金会赞助他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理科，并研究当伦定律 (F. C. Donnan’s Law) 的离子分布法则。当时，西方国家广泛应用英国着名科学家当伦的“膜渗平衡律”于胶体化学和医学等领域，却得不到理想效果。在经过实验和精确核算之后，刘绍光发现该定律确有问题，因膜的内外液体不可能相等，故认为该定律尚需继续研究，加以修正和完善。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研究，他完成了毕业论文《电位测量溴的方法》，深得芝加哥大学医学院院长黑斯廷斯马克麟(Harkins Mcclan) 和罗氏科学院范斯莱克 (D. D. van Slyke)的赏识。这篇论文于1930年在美国《生物化学》杂志上发表。
1929年，刘绍光完成了理科进修学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并被吸收为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协会(Sigma Xi)会员。1930年，刘绍光谢绝了美国罗氏基金会的重金聘请，重返德国，希望能在勃朗克、爱因斯坦等指导下，继续完成准量分子化力学这个重大课题研究。当时，鼓励并促进他去德国攻克科学难关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倪征琮女士。
倪征琮，江苏吴江人，先后毕业于美国司密斯女子大学和康乃尔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领取了美国行医证书和金钥匙奖。她和刘绍光在美国相识并结秦晋之好。那时，刘绍光33岁，倪征琮长一岁，都是孤身一人在国外，潜心学业，无暇他顾。继刘绍光之后，不久倪征琮也到了德国，俩人很快就订了婚。从此以后，他们在科学的道路上相互关心，相互支持，携手共进，直至白头。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中，刘绍光能够激流勇进，忍辱负重，继续进行科学探索，其间无不浸透着倪征琮女士的一片深情。
柏林大学校长、着名科学家勃朗克热诚欢迎刘绍光重返柏林大学，并为他在各方面提供方便。通过他的介绍，刘绍光认识了不少科学家。刘绍光分别同胶体化学研究所所长福罗立希(Freundlich)、《胶体化学》杂志总主笔讨论了化学反应和当伦渗透定律的修正问题，还与数学研究所所长讨论了曲元几何的形成等问题。他的独特见解得到这些学者的赞赏和支持。
1930年，民主革命家邓演达在柏林找到刘绍光，俩人相见恨晚，推心置腹地畅谈了革命理想，同时还讨论了筹建农工民主党的问题。邓演达劝他先别急于回国，而应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约定今后要各尽所长，以身报国，造福民众。邓演达归国后不久，组建了农工民主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但不幸于翌年被捕，惨遭秘密杀害。噩耗传到德国，刘绍光极为震惊，悲愤难忍。于是，他决定立即结束国外的科研工作，设法尽快回国。
1931年，刘绍光完成了 《准量化力学》 (化学计量动力学)的长篇科研论文，《胶体化学》杂志总主笔看过之后，欣然应允分三期发表。
1926—1932年，刘绍光分别在德国《生物化学》、《实验医学》、《胶体化学》和美国 《生物化学》等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20多篇。当他在科学的殿堂崭露头角以后，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纷纷发来聘书，争相邀请他去从事科学研究。然而，刘绍光以身报国的决心已定，他一一谢绝各国的高薪聘请，毅然投奔自己祖国的怀抱。
以身报国 研究中药
1932年春，刘绍光夫妇冲破重重阻碍，绕道印度回国。他在《过印度洋》诗中吟道：“怒发长驱印度洋，鲛人乱耀美人狂。针风扑扑挥魂扇，斗焰摇摇落魄光”、“徘徊斗室望京华，愤激心中涌战花”。
回国后，在刘瑞恒 (当时是南京政府卫生署署长) 的支持下，刘绍光在中央卫生检验处的化学药物系中创办了中央药物研究室，并任室主任。主要研究人员有张发初 (协和医学院毕业)、张耀德 (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还有马杰、罗振福、李士毅3名大学毕业生，加上总务、技工全室不足10人。由于经费困难，仪器设备不全，刘绍光便将自己所有的医药学书籍和从国外购置的精密仪器，全部搬来公用。他和大家一道，含辛茹苦，日夜奋战，终于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
当时确定的研究任务主要是常用的中草药、中成药及少量的西药。他们制定了研究常用中药的四条原则： (1) 疗效高; (2) 毒性低; (3) 产量、用量多; (4) 价格低。根据这些原则，他们首先对常用中药当归、防己、黄芩、红花、贝母、益母草、远志、香附子、牛膝、海藻、金鸡纳等进行药理和药化方面的实验研究，成果发表在1933年创办的《药理研究报告》专刊和《药物化学报告》专刊上。在1933年出版的四期专刊中，共发表以刘绍光为首的科研论文72篇。1934年，刘绍光参加远东热带病医学会议，在会议《特刊》上用英文发表了科研论文9篇。后又参加了中国生理学会，在《中国生理杂志》上用英文发表论文8篇。1935年，刘绍光在中国 《化学》杂志和 《药理研究报告》专刊上，分别发表了他的长篇研究论文《准量化力学 (化学计量动力学) 之初步报告》和《化学反应动力学之新进展及其结论》，前者还由英文版 《译丛》摘译刊登。短短几年能取得如此丰硕的科研成果，这在科学界是不多见的。
药物研究室的工作，对于发展我国的中医药事业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和生产厂家的高度重视，他们主动与研究室联系，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鉴于药物研究室的影响不断扩大，科研任务不断增多，1936年，卫生署下令将它改为中央药物研究所，刘绍光任所长。但因办所经费短缺，无法添置仪器设备，更不能招聘研究人员和技工，故工作难以开展。在这山穷水尽的危难之际，幸得好友、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支持，政府才答应每月拨款3千元。数额虽微薄，但药物研究所总算得以维持下去，实验工作也勉强可以进行，只是全所人员生活更加清苦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在一次空袭中，药物研究所的实验室全部被炸毁，刘绍光仅从废墟之中抢救出部分书籍药品和残破的仪器。“芦沟炮发夕阳斜，南国痛哭失京华”、“四路枪声破晓至”、“痛恨江山又付人”。他当时悲愤的心情足可以从这些诗句中反映出来。
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刘绍光怀着以身报国、坚守科研阵地的满腔热忱，决心带领大家重建药物研究所。
在逆境中坚持研究工作
1938年，刘绍光与另外5名科研人员辗转跋涉转移到云南昆明。与此同时，他托红十字会运往昆明的部分书籍、药品、仪器等也相继运到。但是，他们一时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更无钱购置房产和应用物资。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云南日用药品化学公司，与对方合作研究、生产广为社会所需要的云南白药、保险子和抗疟药品。日用药品化学公司因合作而盈利，刘绍光领导的药物研究所也因此获得了生机。
云南知名人士黄衡秋对研究所的重建，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他在自己住所附近的小沽浪村 (在昆明西郊) 给他们找到一座古庙。于是，刘绍光以这座古庙为基地，重整旗鼓，组成一支短小精悍的科研队伍，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重建的中央药物研究所正式划分为2个研究室、1个总务组。化学研究室主任陈德仑，一直坚持到药物研究所停办，以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 药理研究室主任张耀德，也是在中央药物研究所工作不能开展时才去了美国，先在华盛顿卫生研究院工作，后来成了美国着名的药学家。当时，新老人员已有10多人，任务繁重，生活清苦，但大家都自觉地发奋工作。
1940年，刘绍光领导的中央药物研究所改属教育部，但教育部每月只发2千元法币，还不敷房屋修缮费，而教育部却要向研究所索取代价极高的新药。1941年，由于刘绍光查问美国罗氏基金会资助他的经费(当然毫无结果)，教育部中断了与药物研究所的隶属关系。不久便大难来临，一天，药物研究所突遭国民党特务袭击，一些设备被捣毁，还抢走了一些贵重药品和物资。
1942年，中央药物研究所濒临停办困境，科技人员在生活难以维持、安全又无保障的情况下，纷纷离去。只有化学研究室主任陈德仑同刘绍光坚守，而不忍离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为了生存下去，刘绍光在亲友的支持和资助下，办起了 “模范医药实验厂”，专门研制当时所急需的紧缺药品，供各医院试用，颇受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绍光将整个研究所和药厂主动移交给了云南军区卫生处。
本草探源 寻找抗疟新药
刚到昆明，刘绍光就发现南方疟疾横行，为害甚大而苦无良药。当他得悉山区民间有防治疟疾的秘方时，便同张耀德亲赴文山、马关等边远山区进行实地调查，终于寻访到两个秘方： 一是木犀科白腊树属植物白枪杆的树皮，对疟疾有明显的解热作用;另一为绣球花科常山属植物土常山的叶子，对恶性疟疾有显着疗效。他们经过反复实验，把两个秘方分别研制成 “瘴灵”和 “新灵”，其效力较奎宁大20倍。
1939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医学会议上，刘绍光报告了他们研制 “瘴灵”和 “新灵”的经过与实验结果，引起与会医药学家的极大关注。列席会议的美、英、法等国学者，也纷纷索取有关资料，并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前往现场采集药材标本，均被刘绍光婉言拒绝。
1944年，刘绍光趁好友缪云台先生(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赴美之便，托他把一盒 “瘴灵”带交纽约大学医学院休姆(Dr. Hume)院长，请他帮助给予精密检验。一个多月后，他们接到了美国艾伯 (Abbott) 制药厂的检验报告，证实了“瘴灵”药效高出奎宁20倍。该厂还高薪聘请刘绍光为制药研究所所长。法国、英国也先后发来聘书，但刘绍光毫不为之所动，一一谢绝。
当时，刘绍光与陈德嵛创办的 “模范医药实验厂”还研制了一批社会急需的高效药品，如维生胃、维生肝、安经露、发奶露、喘咳露、癣药水等，深受广大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喜爱。为了维持药物研究所的生存，刘绍光曾几度赴重庆、成都等地求援，但均无着落。
1938—1948年期间，刘绍光将中药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实现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愿望，为中成药研制科学化和中药研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10年中，他不仅研制了不少急需的新药，而且还鉴定和整理了许多中成药。其中，较为突出的是： 发掘并研制了2种新的高效抗疟药—— “瘴灵”和 “新灵”，特效抗痢药—— “鸦胆宁”和“泥丘散”;重新鉴定并整理了止血消炎特效药“云南白药”和 “保险子”。
刘绍光曾把自己回国后这段药物研究工作分成三部分：第一，中药研究 (研究药物的临床效能); 第二，准量研究(研究药物分子、离子的药理演变); 第三，一元论研究 (研究大脑对药物的作用机制)。
关于刘绍光在中药研究方面所作的历史贡献，着名药学家张昌绍曾有详细的论述。他把当代中药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陈克恢研究麻黄时期，又称麻黄时期。
第二时期——刘绍光研究常用中药时期，又称贝母时期。
第三时期——刘绍光研究防治疟疾高效药时期，又称瘴灵时期。
历尽艰辛 完成一元数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东北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医药学论文集》一书，辑录了刘绍光在第二、三时期所发表的大部分论文。然而，遗憾的是，刘绍光对中医药的研究因故未能坚持下去，1950年他失去科研阵地后，研究工作便告中断。
1951年，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刘绍光被拘留审查，受到错误批斗。1953年，刘绍光的无辜冤案得以平反，云南省主席亲自派人慰问，并聘请他为省参事室顾问。
1954年，刘绍光去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请求未被批准，而到了新成立的中医研究院任研究员。在此期间，他继续潜心研究一元数理论。1956年，他完成了探索一元数理论的论文50篇，约60万字，满怀激情地请院方呈报中央。
1957年，他偶然发现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论文并未呈报上去，而是被丢弃在焚纸炉旁，只剩寥寥几篇时，他非常气愤，一怒之下责骂了有关领导。当时正值全国开展反右运动，他被错划为右派，被免职降薪，劳动改造。1962年，被迫退休，只领取降级后工资的60%的退休金。
1979年，刘绍光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以纠正。至1986年，他的工资、住房等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前卫生部部长崔月梨还亲自给刘绍光写信表示慰问。刘绍光为此也感叹不已，表示 “决心再干十年”。
在1957—1979年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刘绍光默默无闻，夜以继日地埋头钻研，以耄耋之年，写下了约250万字的科研论文，其中大部分是在陶然亭公园内一张简陋的茶座上写成的。他自称这些论文是“字字血泪”，足见当时他的悲痛心情已达到极点。尽管如此，却丝毫无损于他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一片赤子之情。
1980年8月，刘绍光应上海市科委、科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邀请，在上海科学会堂作了4天学术报告，汇报他几十年来研究一元数论的成果，每次到会的专家、学者逾百人。其后，复旦大学又请他作了2次学术报告，并解答了学生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同年9月，他还应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之约，作了 《药学研究总结》的报告，引起很大反响。
1984年，年届87岁高龄的刘绍光在友人的协助下，整理出版了 《一元数理论初探》一书，全书共20余万字。翌年，该书荣获 “优秀科技图书奖”。
1990年4月4日，是老科学家刘绍光诞辰93周年的日子。但是，他却没有等到这一天来接受亲友们的祝贺，便于2月15日凌晨溘然辞世。
简 历
1897年4月4日 生于湖北省嘉鱼县 (现洪湖县) 龙口镇。
1916年 毕业于湖南雅礼大学预科。
1924年 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分别获得中国教育部和美国纽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24年 入英国剑桥大学进修。
1925年 入德国柏林大学进修。
1927年 获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29年 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0—1932年 在德国柏林大学做研究工作。
1932—1950年 创办中央药物研究室(后改为中央药物研究所)，任主任、所长。
1953—1954年 任云南省参事室顾问。
1954—1990年 任中医研究院 (现名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
1990年2月15日 逝世于北京。主要论着
1 Schau-kuang Liu. Über die regulation der wasserstoffion konzentration im blute.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Chemie，1927.
2 Schau-kuang Liu. Uber die regulation der wasserstoffionen konzentration im blute.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Chemie，1928.
3 Schau-kuang Liu. Uber wasserregulation U. S. W. Zeitschrift für Expt Medizin und Theraputie，1928.
4 刘绍光.Electrical titration of bromide concentration in blood.美国生物化学杂志，1930.
5 Schau-kuang Liu. Report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dynamics. 中国科学社美国分会年会论文，1930.
6 刘绍光. Studies on blood concentration.南京：远东热带病医学会特刊 (英文版)，1934.
7 刘绍光. 准量化力学之初步报告. 化学杂志，1933，2： 3—26.
8 Schau-kuang Liu. Remarks on the chemical structure and malaricidal power of plasmoquine and atebrin.南京：远东热带病医学会1934年年会特刊，1934.
9 Schau-kuang Liu. The toxicity of sempervine on intestine. 南京：远东热带病医学会1934年年会特刊，1934.
10 刘绍光. 美产丙种钩吻素之毒性测定. 药理研究报告 (卫生实验处)，1934.
11 刘绍光. 二种延胡索之药理作用比较. 药理研究报告，1934.
12 刘绍光，张发初，张耀德. 防己之药理研究第一至第六次报告. 药理研究报告，1935，1： 1～50.
13 刘绍光，张发初，张耀德. 当归之药理研究第一、二次报告. 药理研究报告，1935，1： 51—66.
14 张发初，张耀德，刘绍光.黄芩流浸膏之解热作用。药理研究报告，1935，1： 67—74.
15 刘绍光，张耀德，张发初. 红花之药理研究第一次报告. 药理研究报告，1935，1： 75—80.
16 张耀德，张发初，刘绍光.贝母之药理研究第一次报告. 药理研究报告，1935，1： 89—102.
17 张发初，刘绍光，张耀德. 益母草流浸膏对于子宫之效用. 药理研究报告，1935，1： 103—108.
18 刘绍光，马杰，李士毅. 国产汉防己赝碱之精制. 药物化学研究报告，1935，1： 1—12.
19 刘绍光，罗振福. 日产汉防己赝碱之有机化学鉴定.药物化学研究报告，1935，1： 13—28.
20 刘绍光，马杰，李士毅. 日产汉防己赝碱之精制. 药物化学研究报告，1935，1： 29—36.
21 刘绍光，罗振福. 国产汉防己赝碱之有机化学鉴定. 药物化学研究报告，1935，1： 37—50.
22 刘绍光，张耀德. 云南白药的分析. 药物研究专刊(昆明)，1938.
23 刘绍光. 浙贝医治气喘报告. 药物研究专刊(昆明)，1939.
24 刘绍光. 红花当归止痒、解除过敏反应的报告. 药物研究专刊(昆明)，1939.
25 刘绍光. 药学的研究总结报告 (1980，上海). 见： 刘绍光着. 一元数理论初探. 北京： 展望出版社，1984.
26 刘绍光.一元数理论研究报告，上海：在上海科学会堂学术报告1—4，1980，8.
27 刘绍光. 一元数理论初探. 北京： 展望出版社，1984.
28 刘绍光. 地震的一元机制及其效应推算. 华北地震科学，1988，6(1)： 2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