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驷，胸腔外科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早年在上海创建中国胸腔外科学专业，是中国胸腔外科学奠基人之一; 毕生从事并主持医学教育工作，创办八年制医科大学，主编 《外科学》; 长期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制定规划并组织重大科研项目的实施，开展医药卫生的国际协作和学术交流，努力探索中国医学现代化的方向。晚年致力于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工作。黄家驷，字午峰，英文名Chia-ssu Huang。1906年7月14日诞生于江西省玉山县县城大水坑一个封建的书香门第。祖父官至嘉兴知府，父亲曾任盐运使。他6岁起读家塾。因受新思潮的影响，13岁时同胞兄、堂兄4人瞒着家庭借端午看龙舟之机出走省城南昌，投考中学。自1919年起，他先后就读于南昌省立第二中学和上饶信江中学，经刻苦学习迅速弥补了私塾教育在数理化方面的空白; 尔后北上，在北京汇文中学补习半年英语后，于1921年春季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初中二年级，与吴大猷、万家宝、许英魁、张志基等同窗共读，成绩名列前茅。
1924年夏，黄家驷刚刚读完高中一年级，就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接受燕京大学3年预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5年医本科的严格训练，1930年获燕京大学理科学士学位，1933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为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生。1935年起，黄家驷就职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先后任附属医院的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 1937年任外科助教兼附属医院主治医师; 1939年任外科讲师;1940年随医学院内迁昆明、重庆; 1941年升任副教授。同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惟一的医学名额，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医院钻研胸腔外科学，1943年获得外科硕士学位，还通过了美国的全国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
1925年，“五卅”惨案震惊全国，黄家驷曾与协和的同学们冲破学院的禁令，上街游行、演讲。1932年，日军进逼热河，他参加了林可胜教授组织的首批救护队，奔赴前线。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他担任上海医学院医疗队的副队长，前往无锡组建伤兵医院。上海沦陷后，他积极参与上海医学院的内迁。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积极为抗日募捐，经常组织留学生举行以重建祖国为题的讨论会。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他立即乘军用飞机返回祖国。他恪守自己为祖国服务和不私人开业的诺言，首先在重庆做胸腔外科学进展的学术报告和手术示范，并投入医学院回迁上海的工作。
回到上海，黄家驷担任国立上海医学院教授、外科主任，致力于胸腔外科的创业。1949年4月，他同一些教授联名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他还在家中掩护过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并帮助推荐医务人员去支援东北解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黄家驷任上海医学院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1950年冬，他带头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1951年1月担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率队开赴东北前线。他不仅出色地完成救治伤员的医疗任务，而且帮助部队医院进行正规化建设。为改进战伤医疗的理论指导，他还组织编译出版了 《军政外科学》 (六册)。1952年，上海医学院更名上海第一医学院，黄家驷任副院长兼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1958年，黄家驷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1959年，他负责筹建八年制的中国医科大学 (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并担任校长。在很长的时期内，他虽肩负繁重的领导工作，但始终坚持临床和教学实践，挤时间参加门诊、查房、手术和会诊，认真为学生讲课，并着书立说。黄家驷自1950年代起，主持编写《外科学》第一、二、三、四版。
黄家驷在国际医学界有很高声誉，他是美国胸腔外科专家委员会创始委员、苏联医学科学院国外院士、印度医学科学院国外委员、国际外科学会会员、美国约翰·亚历山大胸外科学会 (John Alexander Society) 委员、莱蒙·布鲁尔国际外科学会(Lymen A. Brewer Ⅲ International Surgical Society)杰出会员，1979年获美国医学会颁发的世界杰出医学教育家荣誉奖，被载入美国International Who’s Who(《世界名人录》)。他的足迹遍及亚、欧、美、澳，为中国医学界赢得了友谊和信任。
1982年底，黄家驷改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和北京第二医学院 (今首都医科大学) 名誉校长。1983年他接受了切除腹主动脉和双侧髋总动脉的大手术，术后体质虚弱，但仍以饱满的热情忘我工作。1984年5月14日，他在前去参加会议的途中，心脏病突发，救治无效而逝世。
黄家驷生前还任职国家科委医学组副组长，生物医学工程组组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明评奖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科学》 和 《科学通报》 的副主编、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的主编、《中华外科杂志》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 的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的副主编。
1974年，一名严重工伤而生命垂危的青年工人送到首都医院 (今北京协和医院)。黄家驷闻讯赶到，果断地切开气管，胸部穿刺降压后立即开胸手术，奇迹般地使工人转危为安。这是黄家驷生平完成的最后一例手术。
1973年5月他在日内瓦第2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作了关于“关于中国农村卫生工作” 的报告。1974年5月他在日内瓦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报告“居民在参与保持和恢复人类环境中的作用”。1979年5月他在美国医学会召开的第75届医学教育大会上作题为“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中国的医学教育) 的报告。1982年3月他在澳大利亚Cumberland 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的讲学，作题为“Med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present status and further development”(医学教育在中国：其历史背景、现状及进一步发展) 的报告。
他在国外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题为“Health service for one billion people including care of the aged”(《为十亿人民包括老龄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1983)。
1976年，黄家驷接到《希氏内科学》 13版全译者王贤才的来信。王贤才因冤案入狱，在狱中将该书译成中文，出狱后希望将译文出版。黄家驷对此十分支持，后此书出版时他还写了序言。
1992年11月，黄家驷花岗石半身雕像在他的故乡江西省玉山县黄家驷园内落成揭幕，30多个单位和个人为此捐款21万多元。
中国胸腔外科学奠基人之一
1941～1945年，黄家驷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医院，该院的胸外科享有盛名。他的导师约翰·亚历山大 (John Alexander，1891～1954) 教授是欧美胸腔外科学专门化的创始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伤员和疗养院中的肺结核病患者急需外科手术，黄家驷经常被导师派往各地完成手术。他还结合临床实践深入探讨结核性支气管炎的病理学问题。他四年中从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美国早期的胸外科事业作出贡献。为此，后来美国胸外科专家委员会成立时，大家推选他为这个委员会的创始委员。
1945年，中国仅有少量胸内手术见于文献报道，胸腔外科尚未形成专门化。黄家驷回到上海，迅速在国立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和红十字会总医院创建起胸外科基地，设置了专科病房，使用他向美国医药援华会申请购置的支气管镜、麻醉机等一整套最先进的手术器械，细心而大胆地开展控制压力麻醉下的开胸手术，治疗晚期肺结核病、肺化脓性感染、食管癌、缩窄性心包炎和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等疾患。起初，相当一段时间内专业人员短缺，没有专职助手和专职麻醉师，他独自担负教学、专科门诊和两所医院40张病床的医疗。他亲手给患者做食管镜、支气管镜及支气管造影等各项检查，亲自主持术前讨论会，分析病情并制定手术治疗方案。每次手术，他要为患者做气管内插管，然后洗手上台，手术中随时观察麻醉情况，手术后作胸膜腔穿刺抽液，帮助患者咳嗽排痰，吸除呼吸道分泌物、进行胸部X线检查，必要时还要再做支气管镜检查等，一切都要自己动手。他还定期到上海国防医学院、同济大学附属中美医院和上海澄衷医院等处施行手术，将胸外科技术向全市推广，进而带动全国。当年上海的胸外科专家顾恺时、陈夏丰教授和肺结核病专家汪士教授，都与他有密切的协作关系。
1940年代，肺结核病在中国蔓延。晚期肺结核病需胸外科手术治疗，但当时中国只有极少数医院能够做较简单、危险性不大的手术，如胸廓成形术和膈神经手术; 国外正在推广的肺切除治疗在国内尚因死亡率高而被视为畏途，仅有个别的手术病例。黄家驷自1947年初至1949年终，3年内施行肺切除术50例，主要医治肺结核病、支气管扩张、先天性肺囊肿及肺癌等，病例数当时在国内最多，成功率也最高。他同时还开展食管癌的胸内切除术。因此，上海医学院胸外科发展迅速，至1952年已由不足30张病床发展到了96张，每年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生，成为提供大量医疗服务、培养专业人才、开展临床研究的基地。这时，他的学生和助手石美鑫、苏应衡均已独当一面开展工作，科内青年医师人才济济，历届总住院医师如钱中希、万德星、林尚清、钱定一、邱敬华等，后来都成为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
黄家驷多次着文介绍有关肺切除手术治疗肺结核病的经验，并在1955年全苏外科医师代表大会上报告了肺切除术治疗肺结核的经验和动脉导管切断术。1956年，他组织全上海胸外科界系统总结1 376例肺结核切除治疗的经验，并在中华医学会作报告，肯定肺切除术为肺结核病外科治疗的主要方法。
食管癌是中国常见的癌症之一。1947年以前，手术切除部位多在中下段，预后不良。1950年，黄家驷为一位因化学烧伤致长段食管瘢痕性狭窄的患者施行食管切除和颈部食管胃吻合术成功，这是国内首例。将这一方法用于治疗食管狭窄，国外文献也尚未见报道。国内高位食管胃颈部吻合术的建立，大大改善了食管癌手术治疗的预后。
黄家驷还和石美鑫一起，较早在国内开展动脉导管结扎术和心包切除术。
胸外科发展迅速，但缺乏系统完整的专科论着。黄家驷于1954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安且拉娃 (А.В.Антелава) 的《胸部外科学》。该书详细叙述了常见胸部疾病及其手术治疗方法，是很有价值的专业参考书。
1950年代，中国结核病防治工作成效显着，发病率下降，而肺癌病例相对增多。当时早期肺癌病变常被误诊为肺结核病或肺部炎症，以致贻误手术治疗的时机。针对这一情况，黄家驷一方面开展气管、支气管外科的动物实验研究，一方面认真总结全院肺癌病例误诊的原因。他依据大量事实发表论文“为肺癌的早期诊断而呼吁”，这是一篇在中国肺部肿瘤防治方面具有战略意义的文献。
1950年代后期，中国心脏血管外科得到发展。黄家驷虽然行政工作日益繁忙，仍积极组织低温麻醉和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并撰文介绍心脏外科的前景，对中国心脏外科的发展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
为了进一步开展心胸外科学术研究，在黄家驷倡议并主持下，上海第一医学院与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市南洋医院密切合作，于1957年共同组建成立了上海胸科医院，黄家驷任院长。这是中国最早的心胸疾病专科医院之一。
1958年黄家驷调任北京时，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已并入阜外医院。他坚持每周去阜外医院胸外科查房并做手术。1959年八年制中国医科大学 (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成立后，他调来徐乐天、孙成孚等人，一起重建协和医院胸外科，以满足临床教学的需要。
毕生从事并主持医学教育
黄家驷始终重视并致力于医学教育。他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编写讲义，认真备课，讲课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细致耐心，教学效果好。他也十分重视培养青年医生。1945年以后，他分别担任上海医学院两所附属医院的外科主任和胸外科主任，与中国外科学前辈沈克非一起，推行严格的住院医师24小时负责制，在临床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实行长达5年的培养训练和人才选拔，造就了一代代训练有素、富有临床经验的学科候补带头人。
1952年，黄家驷出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他经常听课，检查教学效果，注意教学方法的改进与改革。他同全院教职工齐心协力，使医学院的教学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在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中，他不仅抽调师资力量支援内地，还亲自主持了新疆医学院和重庆医学院的筹建。他参加与主持了统一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的学制和编写教学大纲的工作，为中国医学教育的基本建设作出多方面的贡献。
黄家驷对中国医学教育的突出贡献更在于八年制医科大学的创办和重建。1958年，他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不久，即与张孝骞等教授共同建议恢复长学制的医学教育，以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1959年，卫生部决定以原北京协和医学院为基础建立八年制的中国医科大学，由黄家驷负责筹建并担任校长。他带领一个人数很少的筹备班子承担起办学重任。他首先邀集原协和医学院的老教授座谈，迅速草拟出医科大学的学制、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进而组织起师资队伍，落实设在北京大学医预科这一特殊的教学环节，解决教学仪器、设备、用房，制定招生方案及录取标准等。1959年9月5日中国医科大学举行第一届开学典礼。
然而，办学的道路艰难而坎坷。老协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新形势下需要一个改造与完善的过程。当时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以提高为目标的教学工作成为运动的矛头所向。究竟要不要办八年制医科大学的争论，贯穿着办学的始终。为了医学科学事业的长远利益，黄家驷任劳任怨，知难而进。他忙于讲课、听课、检查备课、观看实验、手术示范，主持教学巡诊和临床病理讨论会，逐步完善了教学行政管理机构，还亲自规划、落实了教学大楼的建造。
黄家驷提出了 “形态结合功能、局部联系整体、基础结合临床”的教学方案，并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对不同学派、学说的介绍和分析，补充了中、西医的最新发展成就; 在教学方面加强了集体备课，并运用各种不同的辅导方式和考核办法，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为适应教学的需要，他整顿和充实了医学科学院的基础学科。根据学科的系统性，加强了基础理论研究，增补了生物物理学等尖端专业。1960年9月，他从全国各地医学院校选取400名三年级结业生，由医学科学院各研究所设置10个专业班，进行尖端科学的培养，两年后大部分学员被择优留校。
1961年，黄家驷带领教学调查研究小组，总结一年多的教学工作，起草了 “中国医科大学当前工作的九条意见”。文件强调医科大学办学需要“吸取国内外的经验，继承和发扬原协和医学院的优点”，并将协和办学的主要经验 (如重视基础理论，课堂讲课少些、实际操作多些，注意启发诱导、精雕细刻、因材施教、鼓励学生深入钻研和独立思考，临床教学实行导师制，以及对学生的严格选拔等)融会到中国医科大学的办学方针之中。文件就当时政治运动对于教学的冲击特别指出： “完善的教学计划是保证教学质量的枢纽，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强调保持医科大学的教学秩序。1962年2月，他主持召开了老协和部分毕业生和在老协和工作过的教授座谈会。会后形成文件“老协和医学院教学工作经验初步总结”。同年，制定了 “中国医科大学贯彻执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的五年计划”，坚持“九条意见”所指出的方向，使协和培养高质量人才的一些好经验在医科大学教学工作中逐步得到贯彻执行。
1963年，18 000平方米的8层教学大楼落成时，学校已拥有27个教研室，341名教职工，其中教师233名，绝大多数为专职教师; 此外，基本配齐了教学仪器和实验设施，形成了完整的教学体系。1964年，中国医科大学开始向国家输送了首批20名八年制本科毕业生。
医科大学的临床教学对教学医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校本部的建设之外，黄家驷十分重视教学医院的建设。他设法调回各科专家，恢复北京协和医院原已调出的诸如循环、呼吸、肿瘤、内分泌、胸内、胸外、小儿、精神、皮肤等科系及实验室，使协和医院重新成为科系齐全的综合性临床教学基地。他在协和医院设置专职教学管理机构，整顿医疗秩序，并征得上级同意减少常规医疗任务，以集中力量解决疑难病症，提高医疗质量，保证医生有时间用于教学。他还报请卫生部批准每年从全国抽调优秀的医本科五年级结业生来协和临床实习，经严格训练择优选拔留作住院医生。同时，全面恢复协和模式的住院医生培训制度，实行24小时负责制，从而保证了教学医院的师资力量和业务水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骤起，八年制医科大学被迫停办。教师们调离、下放。在校学生全部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基层卫生机构接受“再教育”，其中低年级学生仅在医预科学过数理化和生物学基础知识，尚未接触医学专业课程，难以担当基层医疗卫生工作。1971年，黄家驷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就立即上书卫生部要求允许原中国医科大学的低年级预科生回京进修。1972年底，他再次在全国科教会议上向周恩来总理面陈，终于得到支持，使180名学生得以返回首都医院 (即原北京协和医院) “回炉”进修，为他们的成材铺设了道路。当时，他还竭力促成医学科学院基础组与首都医院合并，以保存科研力量，使首都医院继续朝着医教研结合的方向发展。
1978年，中国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黄家驷向各有关方面呼吁，将招收研究生的年龄限制放宽5年，为一大批文化大革命前的毕业生、肄业生争取到深造的机会。
1979年，中国医科大学复校，改名中国首都医科大学。此时，教学大楼早已被占用，教具设备丧失殆尽，教师队伍不复存在，人们心有余悸，办学十分困难。黄家驷向卫生部领导呼吁，建议从思想上澄清对办学的认识，提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解决办法，即由医学科学院的基础医学研究所兼医科大学的基础医学部、首都医院兼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部。
为了培养师资队伍，黄家驷积极促进国际学术交流，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争取国外的资助，选派中青年骨干出国进修。1979年黄家驷访问美国期间，与1950年代以前提供北京协和医学院全部经费的美国中华医学会基金会(CMB) 董事会取得联系。1980年该基金会决定恢复资助，提供出国进修奖学金，提供师资培训、科研资助、图书建设三项合作基金，另有单项科研资助和专项建筑修缮资助，总额达100多万元。1979年，黄家驷成功地会见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恢复了两所学校之间渊源60余年的传统友谊。1983年，黄家驷与同届学友发起协和之友基金会，募集海内外资金，用以奖励优秀的学生和教师。
复校的5年间，他多次召开专家、教授和教师会议，强调要充分吸收国内外高层次大学的先进经验和继承协和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把学校办得更好。他对复校后从预科转入本科第一班的基础医学教育给予深切关怀和精心指导，特别重视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基础医学课程全部结束后，他在基础部为学生安排了4个月的实验室科研训练课，由导师带领学生进入研究工作的全过程。科研训练的设置成功，是他发扬协和精神，为培养高科技人才而作出的一项创举。
主编《外科学》
1954年起全国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并举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为了统一医学教育的程度和提高教学水平，亟须编写统一教材。卫生部委托黄家驷主持编写外科学教材，黄家驷邀集外科同道于1957年开始编写。1958年书稿完成，先作为讲义印出，供一些医学院试用，并送全国各校外科教研组广泛征求意见; 1959年讲义由编写人员分头进行修改、补充，再经编写组逐章逐节集体讨论和修改，又接受了评阅人的重要修改意见，然后才定稿发排。1960年，《外科学各论》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统一的医学院中文外科教材。黄家驷担任主编，并执笔绪论和胸部疾病篇，他还为统一现代外科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付出很大精力。他在绪论中阐明外科教学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求医学生树立整体观念，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重视临床思考和临床工作。他特别指出，手术只是外科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应该重视和考虑患者整体和局部病变的综合疗法; 对手术须有高度的责任心和集体协作精神，任何决定都必须符合患者的最高利益; 要求一切外科工作从患者的利益出发，反对为手术而手术和为练习技术而手术，防止外科教学和外科工作中的片面性及错误倾向。
《外科学各论》出版后，黄家驷与编写组继续对各论进行修改，并编写了《外科学总论》，黄家驷还在绪论之后增写了外科学发展简史，全书字数由107万字增加到150万字。1964年，总论、分论合编的《外科学》出版。
《外科学》的进一步修订，原计划1968年开始，因文化大革命无法进行。1975年方组成第三版编委会。修订后，该书内容大幅度增加，程度加深，由医学院教材提高为基层医院外科医生的参考书。1979年，第三版《外科学》 问世。
第三版修订以后，外科学发展迅速，特别在外科基础、心血管外科、显微外科、器官移植等方面进展更大。为了及时反映国内外的新成就，1983年决定重新编写第四版，作为各级医生和医学研究生的外科学参考书。黄家驷写成“胸部损伤”一章提供给编委会作为样稿。1984年5月11～12日在北京召开第四版编写会议，拟订编写计划和分工，通过了样稿。会后两天黄家驷不幸辞世，为了纪念他，第四版《外科学》命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于1986年出版。
为广大农民服务，培养农村医生
黄家驷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和医学教育提高与普及的辩证关系有很深的体会。他为数众多的科普文章文笔流畅，说服力强，深受读者的欢迎。他多次下乡，累计在农村逗留3年之久，有深入基层劳动锻炼的体验。1965年，他率领由北京协和医院各科专家及中青年医务人员组成的巡回医疗队赴湖南湘阴农村，为医疗农民疾患、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做了大量的工作，4个半月内救治3万多人。黄家驷认识到，要根本解决农村问题，必须为农村培养医务干部，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他带领医疗队的专家教授在当地办起了农村卫生员短训班，随后又开办了学制两年的半农半读医学班，接收初中程度的知识青年，农闲学习，毕业后成为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生。他和专家们一面授课，一面赶写教材; 1965年12月和次年2月，两种教材《农村医学》和《农村卫生员课本》先后正式出版。在湖南湘阴的农村办学，是中国农村“赤脚医生”培训的最早尝试之一。他们还帮助当地建立了一所小型的农村医院。
文化大革命前后，黄家驷多次到农村、厂矿接受 “锻炼”、“改造”，每到一地，他都尽其所能地为群众医治病痛。1971年他年届65岁由江西永修“五·七”干校被调往当地的江益卫生院。他既无助手、麻醉师，又无手术室，从消毒到护理，都要亲手操持一切，在农舍暗淡的灯光下，他为数十位晚期血吸虫病患者成功地实行了脾切除和胃大部切除等外科手术。
制订医学科学研究规划，组织重大项目的实施
1956年、1962年和1977年，黄家驷3次参加制订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负责医药卫生方面重点科研课题的拟订和说明。
1957年底，停止招生已4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同以中央实验院为前身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合并，成为国家医学科学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被命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自1958年起，连续26年担任院长、名誉院长。
黄家驷到任后，认真了解了各院所的研究课题和工作情况。他于1959年提出6项带全局性的问题交院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他认为，“任务带科学”的口号不全面。“任务不能带起来的学科上的主要问题、尖端问题也必须进行研究。这是目前任务和明天任务的问题。”在中西医研究的关系上，他主张在重视中医的同时不能偏废西医，要求纠正一些单位西医研究过少的倾向。对于中医研究，他提出3点基本看法： 一、中医是祖先数千年经验的积累，但也不可能尽善尽美; 二、中医的研究与应用须抱积极态度; 三、研究中医应采用科学态度，有多少成效就肯定多少。对于研究机构所属的医院，要求迅速纠正因医疗任务重而把研究工作挤掉的现象，并指出临床学科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临床观察和病例分析的水平上，“须开展实验性工作，研究理论问题，做创造性的工作”。此外，对研究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动物和器材等实际问题，他也一一提上议事日程。
黄家驷团结各学科的专家教授，关心与爱护中青年知识分子，体察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专长和智慧。他倡导学术民主，1961年他曾主持学术会议，邀请病理学家胡正详教授和内分泌专家刘士豪教授介绍曾一度被全盘否定的学说，从而广开了思路，活跃了学术空气，并纠正了片面学习苏联和将学术见解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的错误倾向。他在八年制医科大学办学的同时，致力于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相互促进，通过建校充实了科研体系，使得教学相长，提高了医疗、科研队伍的水平，而医学生、研究生的成长则加强了医学科学院的科研力量。
文化大革命中，医学科学院遭到严重的破坏，原有的22个直属单位只剩下9个。1971年，黄家驷从干校回北京总结建院以来的工作，并参加业务组工作。此期间，他深入每一个直属院所，两次奔赴位于四川深山中的简阳分院，详细了解每个专业科室的研究课题、发展方向、人员、设备、组织机构及工作进展情况。1977年，他出席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后，立即着手医学科学院的恢复和整顿。他规划以简阳分院为主体建立基础医学研究所，以首都医院 (今北京协和医院)为基础建立临床医学研究所，把这两个研究所列于报批的七个重点研究单位之首，作为医学科学院的两个拳头，在北京地区恢复科研、教学、医疗相结合门类齐全的国家医学科学研究中心。由于他的努力，基础医学科学研究所很快迁回北京。
1981年，组织机构的整顿基本完成，体制、方向、任务与物质条件方面的矛盾变得十分突出。黄家驷及时提出：医学科学院应以“应用的基础理论为主”，以“科研为中心，研教医三结合，出成果，出人才”。他指出，中国医学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很少，理论储备缺乏，因而极少创造性的成就”，所以必须“在注意普及的同时，为提高组织必要的力量，保证必要的工作条件”。他呼吁在体制上尽快将医学科学院“从产业部门改变为科研部门，从行政机构改变为学术领导机构”，为医学科学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70年代，黄家驷担负针刺麻醉原理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他主持制订规划，组织会战，并随小分队深入四川山区针刺麻醉手术现场，从生理、生物化学和组织学等多方面开展针刺调整作用的研究。此外，他还参加了计划生育、冠心病、血吸虫病、克山病等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的组织领导、协调和学术交流工作。
积极开展医药卫生的国际协作与学术交流
1955年1月，黄家驷参加第26届全苏外科学会。1月22日，他在会上报告“动脉导管切断术”; 1月24日报告“肺切除术治疗肺结核病”。
1963年黄家驷主持筹办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有国外学者参加的外科学术会议。他在会上作题为“三年来中国外科的成就和发展”的报告，会后为国际友人作了手术示范。他还主持筹办了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1978年第九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以及与美国莱蒙·布鲁尔国际外科学会联合举办的1981年北京心胸外科讨论会。1983年，在他接受手术更换腹部动脉的前后，仍扶病筹办并主持了当年5月在武汉举行的中日美第一次生物力学会议和11月在天津举行的国际人工器官和血液灌注会议。
黄家驷与国外医学界保持广泛的联系。他多次代表中国医学界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向世界介绍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成就。1963年，他在莫斯科参加国际肿瘤会议期间，与美、英、法、意等国专家接触，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会后，意大利心脏外科专家Dogliotti于1964、1965年两次访华，并应邀在中国医科大学(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讲学，介绍世界心脏外科的最新进展。另一位年长的与会者、美国心脏病学家Paul White，则在1971年冲破两国关系上的障碍，成为首批来华访问的美国学者之一。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3和1974年，黄家驷分别以副代表身份，先后赴日内瓦参加第26、27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中国卫生工作和环境保护的经验，取得良好反响。
文化大革命之后，黄家驷多次访问欧、美、亚、澳各国，与国际医学界建立了进一步的友好关系。他建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1980年9月，他代表中国医学科学院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签署了合作协议，有计划地派教授互访。
致力于中国生物工程学的奠基
黄家驷一贯关注国内外医学科学发展的动向。早在1962年，他就邀请张孝骞等教授商谈医学遗传学的规划。1974年的医用高分子座谈会，是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研究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活动，黄家驷出席并给予热情支持。会后，他积极倡导生物医学工程学研究，并组织力量，建立研究基地，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先后开展人工心脏实验研究，初步形成生物医学工程的专业队伍。1977年，他在天津召开人工心脏研讨会，部署全国的协作，探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发展方向。1978年，他在广州主持的第一届人工心脏学术交流会，成为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界的第一次大聚会。同年，他率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简阳分院和刚刚迁京的基础医学院研究所分别建立生物医学工程所和生物医学工程系，以后许多院校也相继建立了有关的科系和研究机构。
这一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作出决定，在中国建立独立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黄家驷担负起筹建学科的领导工作，他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规划会议，草拟国内第一份生物医学工程科研发展规划。1979年11月，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正式成立，黄家驷任组长。1980年，他两次带领生物医学工程代表团赴日本、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地作专业考察，广泛建立国际联系，为这一新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创造条件。11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黄家驷担任理事长。他为各地研究人员的团结、各学科之间的协作与争取经费做了大量的工作。1982年，由他主编的《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创刊。1983年，他住院手术前后，还主持了生物医学工程的国际学术会议，组织翻译了重要文献《辅助循环》一书并亲自校订全文。直至最后，他在前去主持生物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会的途中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1980年代，黄家驷多次着文介绍医学及外科学在国内外的进展，展望现代化建设的趋势和方向。1983年3月8日，《健康报》突出报道了黄家驷5日在中华医学会第19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国内外医学进展的报告，并发表了报告的部分内容“现代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 评论称：“报告揭示了现代医学发展的主要趋向，对了解当前医学发展及寻找对策具有指导意义”。他留下的遗稿中，有近2万字的长篇论文“医学科学研究的某些重要进展”，论文剖析了现代医学科学各个领域的发展趋向，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医学科学成就和不足，为人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在他去世两年后，这篇战略性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的中文版和英文版。
简历
1906年7月14日 生于江西省玉山县城。
1919～1920年 先后就读于南昌省立第二中学和上饶信江中学。
1921年 在北京汇文中学补习半年英语。
1921～1924年 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24～1927年 在燕京大学医预科学习并毕业，1930年获理学士学位。
1927～1933年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并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师。
1935～1941年 先后任国立上海医学院住院医师、主治医师。
1937年 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外科助教兼附属医院外科主治医师。
1939年 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外科讲师。
1940年 随国立上海医学院内迁昆明、重庆。
1941年 升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外科副教授。
1941～1945年 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医院，任讲师，获外科硕士学位。
1945～1952年 任国立上海医学院教授、外科主任、胸外科主任。
1952～1958年 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
1957年 兼任上海胸科医院院长。
1958～1982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
1959～1982年 任中国医科大学 (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第二医学院 (今首都医科大学) 校长。
1982年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北京第二医学院名誉校长。
1984年5月14日 因心脏病于北京逝世。
主要论着
1 Huang CS. Bone metastasis in carcinoma of urinary bladder. Chin Med J，1938，54：57～65.
2 Huang CS. Calculus in female ureter. Chin Med J，1939，55：154～161.
3 Huang CS. Intussuseption in adults： report of 8 cases. Chin Med J，1939，55：514～527.
4 Huang CS. Perforation of gallbladder in children.Chin Med J，1939，56：564～568.
5 黄家驷，顾恺时. 消化性溃疡之急性穿破. 中华医学杂志，1939，25 (12)： 1022～1035.
6 Huang CS. Tuberculous tracheobronchitis-a pathological study.The American Review of Tuberculosis，1943，47 (5)：500～508.
7 黄家驷，石美鑫. 肺结核外科治疗之经验 (初步报告). 1947，33(7～8)：241～248.
8 Huang CS. Tuberculosis of the chest wall. Chin Med J，1948，66：125～129.
9 Huang CS，Ju MC. Indications for lobectomy and pneumonectomy in pulmonary tuberculosis. Chin Med J，1948，66 (10)：527～534.
10 黄家驷，黄汉兴. 输血之并发症. 中华医学杂志，1949，35 (9～10) ：385～392.
11 Huang CS，Lin SC. Congenital cystic disease of the lung. Chin Med J，1950，68 (3～4)：71～80.
12 石美鑫，黄家驷. 由于左膈肌部分不存在而引起之先天性膈赫尼亚 (报告一例). 中华医学杂志，1949，36 (11)： 523～525.
13 黄家驷. 对于肺截除术之经验. 中华医学杂志，1950，36 (12)：567～575.
14 黄家驷. 食管截除与颈部食管胃吻合术. 中华医学杂志，1951，37 (3)：207～210.
15 苏应衡，黄家驷. 结核性支气管炎. 中华医学杂志，1951，37(5)：376～381.
16 苏应衡，黄家驷. 胸廓改形术对于肺结核的治疗. 中华医学杂志，1951，37 (5)：382～386.
17 吴德恒，黄家驷. 创口不愈的原因探讨. 东北军医杂志，1951，(11)：659～661.
18 黄家驷. 诊断肺部外科疾病的步骤. 东北军医杂志，1951，(11)：662～664.
19 黄家驷，译 (E.A.Graham着). 军阵外科学. 上海： 华东医务生活社. 1951.
20 黄家驷. 为肺癌的早期诊断而呼吁. 中华外科杂志，1953，1(2)：159～163.
21 黄家驷. 参观苏联外科的感想. 中华外科杂志，1954，2 (1)：4～6.
22 黄家驷，译 (А.В.Антелава着).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
23 崔义田，吴英恺，黄家驷，兰锡纯. 出席苏联外科学会第二十六届全苏会议中国代表团工作报告. 中华外科杂志，1955，3 (4)：309～316.
24 Huang CS，Shi MH，Chien CH，Wan TH. Resection of lung for pulmonary tuberculosis. Chin Med J，1955，73 (3～4)：112～121.
25 黄家驷，石美鑫，钱中希，万得星. 用肺切除术治疗肺结核病——在中华医学会关于肺结核外科治疗座谈会上的报告. 中华外科杂志，1955，3 (5)：317～321.
26 黄家驷，梁其琛，石美鑫，顾恺时. 上海市1376例肺结核病的切除治疗——1956年7月23日在中华医学会的报告. 中华外科杂志，1956，4 (10)：781～785.
27 黄家驷. 胸内气管和支气管外科的进展. 中华外科杂志，1957，5 (5)：351～352.
28 黄家驷. 外科的教学问题. 中华外科杂志，1957，5 (7).
29 黄家驷，石美鑫，万得星，任长裕. 支气管扩张的外科治疗. 中华外科杂志，1958，6 (6)：650～664.
30 黄家驷，等译. 第26次全苏外科医师代表大会论文集.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8.
31 黄家驷，孟继懋，吴英恺，许殿乙，曾宪九，冯传汉，吴阶平，朱洪荫，冯传宜，尚德延. 新中国外科学的成就.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 庆祝建国十年医学科学成就论文集，下册.1959.207～233.
32 黄家驷. 新中国胸部外科的回顾与展望. 中华外科杂志，1959，7 (8)：846～847.
33 吴英恺，黄家驷，侯幼临，黄孝迈，张大为. 新中国胸部外科的成就. 中华外科杂志，1959，7 (9)： 865～873.
34 黄家驷. 我国心脏血管系统疾病工作的现状及今后发展的方向——1959年12月在西安全国心脏血管疾病学术报告会上的总结报告. 中华医学杂志，1959，46 (3)： 180～186.
35 黄家驷. 见： 吴英恺，主编. 胸部疾病.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36 石美鑫，万得星，罗野生，凌宏琛，任长裕，黄家驷. 体外循环的研究——静立垂屏式氧合器的探讨. 中华外科杂志，1960，8(3)：211～213.
37 黄家驷，主编. 外科学各论.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0.
38 Huang C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urgery in China. Chin Med J，1963，82 (10)：619～631.
39 黄家驷. 从截肢再植手术成功看外科干部培养问题. 中华医学杂志，1963，49 (10)：668.
40 黄家驷. 新中国青年外科医师的任务. 中华外科杂志，1964，12(10)：927～931.
41 黄家驷，主编. 外科学 (第二版)，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4(1972重印).
42 黄家驷，吴英恺. 中国心血管外科的现状——1964年8月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的报告. 见： 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论文集.1965.89～96.
43 黄家驷. 从我国外科工作的成就看其发展方向. 中华外科杂志，1977，15 (1)：3～4.
44 黄家驷. 十五年来中国外科的进展——在中华医学会第9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华外科杂志，1979，17 (1)：6.
45 Huang CS. Medic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yland State Medical J，1979，28 (9)： 35～39.
46 黄家驷，主编. 外科学 (第三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
47 黄家驷，朱宪彝. 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必须是最好的医院. 健康报，1980.6.19.
48 黄家驷. 生命科学和工程技术. 生物学通报，1981，(2)：2～3.
49 黄家驷.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发刊词.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1982，1 (1)：1.
50 Huang CS. The clinical practice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and acupuncture analgesia for surgical operation. Hospital Association Magazine，Australia，1983：11～17.
51 Huang CS. Health service for one billion people，including care of the aged. Hospital Association Magazine，Australia，1983.
52 黄家驷，主编. 中国现代医学家传 (第一卷).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53 黄家驷. 医学科学的某些重要进展. 中国科学院院刊，1 (3)：203～212，1986.
54 黄家驷，主编. 黄家驷外科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