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钧镒，大豆遗传育种学家、数量遗传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搜集、研究大豆遗传资源，并将种质研究推进到基因组学领域; 提出了我国大豆品种熟期组分类标准与方法和全国大豆品种生态区划的方案; 组建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主持国家大豆育种攻关，育成20多个大豆新品种; 研究发现了栽培大豆起源的分子遗传学论据; 建立了整套数量性状遗传体系分离分析方法。对我国大豆科学和大豆生产以及农业高等教育均做出突出贡献。
盖钧镒，1936年6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父亲盖寿昌原为一家米行的会计，后为一家动力机厂的出纳，母亲龚仪操持家务，后参加街道工厂的工作。盖钧镒有兄弟姐妹四人，这是一个重视子女教育、俭朴、忠厚的普通家庭。盖钧镒从小便被送到竢实小学读书，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包括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道德教育和新式文化教育，对他日后的成长、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无锡名校——辅仁中学。当时的数学老师李永灿、物理老师朱孔容采取的是启发式教育，教学方法十分活跃，对少年时代的盖钧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对数理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之他思维敏捷，学习勤奋，数学成绩越来越好。
20世纪50年代初期，盖钧镒参加高考时，被录取在南京农学院。这对于从小生长在城市，对农业没有一点感性认识，又立志学习理科的年轻人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所幸的是他在南京农学院遇到了一批十分优秀的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知识分子怀着对祖国的无限赤诚，对新社会的向往，不远万里、义无反顾地从当时生活、研究等条件远好于国内的西方国家赶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当时的南京农学院就云集了这样一批在农学界享有崇高威望的优秀农学家。我国小麦科学泰斗金善宝教授是当时的南京农学院院长，棉花科学泰斗冯泽芳教授，着名的大豆遗传和试验统计学家马育华教授，着名小麦育种家吴兆苏教授，着名水稻遗传育种学家朱立宏教授均担任过他的老师。正是这些博学多才的良师们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使年轻的盖钧镒逐步走进了植物遗传育种的科学殿堂，尤其是马育华教授将他引入了大豆科学的大门。导师们的品德和言传身教对他毕生产生了重要影响，马育华的 “尊敬长辈，团结同辈，提携后辈” 的名言使他领会了做人的准则。
1957年盖钧镒在南京农学院农学本科毕业后就响应号召，主动争取，首批到苏北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在农村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一年。当时的苏北农村，农民住的是低矮、昏暗的茅土屋，吃的是胡萝卜玉米糊，整天苦干，但种植的玉米、大豆等作物产量低、收益少，生活十分贫困。农业的落后，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民的勤劳淳朴，深深触动了盖钧镒，当时他就默默立下为农业、农民、农村服务的誓愿。
劳动锻炼结束后，他又回到南京农学院任助教。为了提高自己科学探索的能力和水平，1963年盖钧镒报考了马育华的研究生。作为马先生的主要助手和研究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参加育成并推广了南京农学院第一批大豆新品种 “南农493-1”、“南农133-3”、“南农133-6” 等。从此他就将根深深地扎在大豆遗传育种领域，勤奋耕耘，终于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
但是，科学和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1966年 “文化大革命” 席卷全国，农业高校是重灾区，学生停课，教师到农村劳动，学校被撤并，大豆育种田间试验也被迫中断……。面对这场文化、教育、科学的空前浩劫，有的人迷失了方向，有的人蹉跎了岁月，但盖钧镒在作物遗传育种领域里钻研、探索的步伐没有停止。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们育成的“南农1138-2” 大豆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成功。“文化大革命” 后期，学校撤并到江苏扬州恢复招生，“复课闹革命”，大豆研究课题重新开始了，盖钧镒常常白天在田间工作，晚上秉灯夜读。1980年盖钧镒的第一本译作 《数量遗传学原理》 (原作：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W. B. 马塞) 的出版就是这段时间努力的产物，也记录了他放眼世界、向国际数量遗传学界进军的足迹。
“文化大革命” 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盖钧镒以其良好的英文根底考取了教育部首批国家公派出国访问学者，并于1980年1月赴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教授。依阿华州是美国大豆的主产区，依阿华州立大学农学院在大豆科学和数量遗传方面的研究水平及条件堪称一流，初次走出国门的盖钧镒无心留意异国的风土人情而一心投入到他所钟爱的大豆科学和数量遗传领域中去。凡是数量遗传和植物育种理论的最新进展，大豆资源的发掘、研究与创新，农业教育与管理，尤其研究生的教育、课程设置、管理体制都是他关注、考察、搜集材料的范围。他主动找寻各种机会，考察、访问了美国大豆产区12个州的大学，结交了国际学者，拓展了视野，丰富了见识，为日后发展科研、教育思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赴美两年半的留学经历，对盖钧镒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作物育种领域的薄弱环节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该领域向纵深发展的核心问题与突破口，就是一定要抓住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一定要加强对作物品种的搜集、研究、整理，并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其遗传性状开展深入研究。
盖钧镒回国后，1983年受命担任第二届中美大豆科学讨论会的中方副团长，会上结识了美方科学家Kauffman，经他的介绍，得到了国际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资助，开展了搜集、整理与研究以中国南方地区大豆品种为主的大豆遗传资源工作。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该群体主要经济性状遗传潜势，重要性状种质发掘与遗传基础的研究，并深入到基因组学领域，获得多项成果，成绩卓着。他先后主持国家“七五”、“八五”、“九五”大豆育种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重要科研项目40余项; 获奖20余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累计发表论文 (着作) 400余篇(册); 同时还主持或参加育成南农73-935、南农88-48、南农88-31等五代21个大豆品种，在长江中下游累计推广面积3 000多万亩。此外常年坚持为研究生授课，开设了多门硕士生、博士生课程，培养了3名博士后、40多名博士生、60多名硕士生和一大批农业教育、科研的业务骨干，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知名中青年学者。他主编《试验统计方法》 和 《作物育种学各论》两部面向21世纪教材，新着《植物数量性状遗传体系》 最近出版，他参编的 《田间试验和统计方法》 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在马育华建立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的基础上，创建国家大豆改良中心，成为我国大豆研究的重要基地。1986年越级晋升教授之后，曾任南京农学院副院长、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务。当选为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现为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主任、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大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并任 《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中国农业科学》、《作物学报》 等期刊编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五届召集人。曾任世界第五届大豆研究会常委，2002年北京国际大豆技术及开发合作研讨会暨展示会技术委员会主席。
由于他的突出成就，198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获中华农业科教基金科研奖，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年被授予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拓展了大豆遗传资源的研究、利用和创新
大豆种质资源的搜集与保护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盖钧镒首次赴美国进修期间，了解到美国20世纪70年代初玉米生产因小斑病几乎陷入灭顶之灾，国际上掀起了丰富遗传资源克服遗传脆弱性的热潮。盖钧镒深刻认识到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国，蕴藏着宝贵丰富的大豆遗传资源亟待人们保护、发掘和研究，作为中国大豆科研工作者这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回国后他立即以大豆资源研究为切入点，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IBPGR) 的资助下，在相关农业科研单位支持、协助下，搜集大豆资源，并与他的同事们组织研究生在南方偏远地区征集大豆地方品种，历时20多年，迄今已保存以中国南方地方品种为主的国内外大豆资源15 000多份，建立了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保存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遗传资源库。保存了这批宝贵资源，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利用数量遗传学方法揭示我国南方大豆种质群体主要经济性状遗传变异潜势 对于浩如烟海的大量大豆遗传资源，盖钧镒先后从不同渠道开展研究。第一项工作是采用数量遗传学方法将中国南方资源作为一个总体通过抽样试验估计重要经济性状的遗传潜力，这项研究结果发现各生态区都有各自的丰富潜力; 我国南方大豆地方品种每荚粒数的选择潜力小于其他产量因素，提出须引进外地种质以改良南方品种生产潜力的策略性建议。“我国南方大豆地方品种和优良种质的发掘与遗传基础研究”，获1992年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育种目标性状种质发掘、遗传和创新 第二项工作是按育种目标性状进行种质发掘、遗传研究、基因标记和遗传改良，迄今一共建立了7类12种性状的研究系列。通过这项研究为产量(产量因素)、抗病性 (大豆花叶病毒病、胞囊线虫病)、抗虫性(豆秆蝇、大豆食叶性害虫)、耐逆性与根系 (干旱、铝毒)、品质 (油脂与蛋白质、豆腐、菜用)、生育期光温反应、育性等性状发掘出一大批特异种质，揭示其相应遗传规律，并创造出大豆质核互作雄性不育系及其相应保持系、恢复系以及具高产、优质、抗性等性状的系列创新种质。
高产一直是育种家的目标，盖钧镒除通过常规育种方法选育20多个高产品种外，还探索通过选育高产理想株型来达到高产突破的目标，提出了动态和静态的高产理想株型模式，发掘、创造出一批高产和特异株型种质。通过十多年的高产育种与栽培实践的结合，选育出超高产大豆新品种南农88-31，2002年在江苏大丰实现了亩产250千克的南方高产纪录，获2004年教育部提名科技二等奖。
1982年盖钧镒就开始了大豆抗病虫育种研究计划，在对大豆花叶病毒病抗性研究方面，经过10年研究明确Sa、Sc、Sg、Sh为本地区主要SMV株系，从6000份国内外资源中鉴定出28份抗大豆花叶病毒的优良抗源。明确对4个株系的抗性分别由1对显性等位基因控制，且属同一连锁群。选育出NJR25-8、NJR32-8、NJR44-1等兼抗4个株系、农艺性状优良的新一轮抗性亲本。这项成果获1990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鉴于国内大豆株系鉴别寄主体系的混乱，承前启后选拔出8个代表性鉴别寄主组成一套新鉴别体系，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田间SMV群体已产生根本性改变，从黄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鉴定出10个新株系 (SC-1—SC-10); 并揭示了抗N1、N3、SC-7、SC-8、SC-9的遗传均各由1对显性基因控制并与R
sg-R
sh-R
sa-R
sc属同一连锁群，在N8-D1b+W连锁群上排列的次序为R
sc-8-R
nl-R
n3-R
sc-7-R
sa-R
sc-9。根据SMV株系群体的高度变异特性，进一步发掘出对SMV株系为程度型抗性的大豆资源，进而提出数量抗性度量和研究方法，鉴定出优良的程度型抗性亲本，发现数量抗性的遗传属于一对主基因和多基因的混合遗传模型，因而拓展了对SMV抗性育种的内涵。
对大豆胞囊虫病也开展了系统的抗性鉴定、遗传和品种选育研究，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合作的 “山东省大豆胞囊虫病小种分布与抗源鉴定” 和 “大豆种质对胞囊线虫1号生理小种抗性的鉴定、遗传和品种选育” 分别获1990年和2000年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抗虫性方面，20世纪80年代首先开展对南方主要害虫豆秆黑潜蝇抗性研究。提出花期自然虫源诱发，荚期剖查的抗性鉴定技术及以高抗、高感材料为对照的标准品种分级法，全面鉴定中国南方4 582份资源的抗蝇性获得优异抗源; 发现高抗与高感亲本间抗性遗传由1对显性基因控制并有多基因修饰，但无细胞质效应; 育成NJ87-23农艺性状优良的新品系。“夏大豆抗蝇性利用的研究” 获1986年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20世纪90年代以后，鉴于国内食叶性害虫严重发生而国内抗食叶性害虫研究还是空白，开展了系统的抗性研究。在明确本地区主要害虫种类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利用自然虫源及网室接虫的抗性鉴定方法与标准。从6 724份资源中筛选得6份高抗材料，其抗性与国际常用的3份抗食叶性害虫材料各有特点。发现对综合虫种和对斜纹夜蛾单一虫种植株反应的抗性遗传均属2对主基因和多基因的混合遗传模型; 抗性的虫体反应 (抗生性)也由2对主基因加多基因控制，通过杂交育种获得了NJ89-30等优良抗虫新品系。
品质性状是面向21世纪最主要的一类大豆育种目标性状。盖钧镒组织了大豆油脂、蛋白质、豆腐、脂氧酶缺失、11S/7S、异黄酮、毛豆品质等品质性状从鉴定技术到种质发掘创新的系统研究工作。从4 000余份资源中筛选出8份蛋白质含量52%以上，3份油脂含量在23%以上的稀有种质。南方、黄淮两组遗传试验均证实蛋白质含量与油分含量的遗传效应以加性为主，世代×组合不显着，早代、中亲值均能预测后代。提出早代选蛋白质/油脂含量，高代选产量的策略。育成南农87C-38、南农88-29等蛋白质含量在48%—50%农艺性状优良的高产品种 (系) 可直接用于生产。“大豆品质资源的生态、遗传特性及其育种应用” 获1994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探求可用于杂种种子生产的雄性不育材料的研究中，从栽培大豆杂交组合后代中发现了雄性不育突变体NJ89-1，由杂交试验及细胞形态学观察证实是一个新的突变基因，命名为ms0，已用于轮回选择的群体合成及育种计划。1987年开始通过大量杂交组合的筛选发掘质核互作雄性不育种质，发现两个栽培大豆品种间 (N8855×N2899) 杂种不育，其反交杂种可育，经多次回交从该组合选育出综合性状优良的质核互作雄性不育系NJCMS1A及其保持系NJCMS1B，之后又育成新不育系NJCMS2A，并实现三系配套，还发现另一个不育细胞质N21566，育成新不育系NJCMS3A。通过光镜与电镜揭示NJCMS1A、2A、3A的花粉败育特点，明确NJCMS1A和NJCMS2A的恢复性由二对重叠基因控制。这为进一步大豆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奠定了基础。
盖钧镒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认为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利用研究结果，因而十分强调材料创新，迄今已发掘出具有高产、优质、抗病、虫、逆等育种目标性状的资源近千份，创新种质400份。在单个育种目标性状研究基础上，还与理论相结合创造出一批群体种质，包括利用核不育基因ms1和NJ89-2创造5个高产、优质轮回选择群体，将众多优良亲本的有利基因聚合在群体中以供育种应用; 还育成8个重组近交家系群体，为育种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他同时注重研究成果的交流应用，“九五” 以来已向全国20多个省市的120个研究、生产单位交流大豆种质资源2500余份次。
中国大豆育成品种的系谱及遗传基础分析 盖钧镒认为已育成的品种是种质资源核心的核心，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育种经验，因而第三项工作是开展了从中国第一个育成品种开始到1995年共651个育成品种的系谱分析和质核遗传分析。通过系谱分析追溯到348个祖先亲本并建立了这348个祖先亲本衍生的系谱树，并从中选出75份核心亲本，研究其系谱的特点、细胞核和细胞质家族、遗传基础、直接亲本类型及其地理来源与组配方式，揭示了我国种质利用的地区局限性和加强生态地区间基因交流的紧迫性。写成专着 “中国大豆育成品种的系谱分析 (1923—1995)” 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及美国农业部分别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中国大豆育成品种的系谱分析与种质基础 (1923—1995)” 获2001年教育部高校自然科学二等奖。随着新品种的不断育成，这项研究正在扩展深化之中。
提出我国大豆品种熟期组分类的标准和方法 第四项工作，鉴于以往各地品种都称早、中、晚而难以相互比较，根据国外熟期组划分体系，通过对各地代表性品种多播期、多点试验，将我国大豆品种划分为000-Ⅸ共12个熟期组，选出一套品种作为比较标准，并据我国南北品种生育期结构的特点，以秦岭、淮河为界，将O、Ⅰ、Ⅱ、Ⅲ组再分为南北不同的亚组。使我国大豆熟期组划分既有自身特点又纳入国际轨道。进一步根据生育期光温反应特性进行品种生态区域的划分，在全国大豆种植区域基础上将全国大豆品种生态区域调整为六大区10亚区。这一调整更便于区分及掌握南方不同生态区来源的品种特点。研究中还建立了用 “自然条件下播季间平均数和标准差” 作为品种光温反应特性测度的方法。
发现栽培大豆南方起源的实验生物学依据 大豆种质资源研究的第五项工作是关于大豆的进化问题。盖钧镒教授发现生育期既是重要的生态性状又是重要的进化性状，因而由此对生态群体进行了遗传演化关系的分析，进而对栽培大豆的起源做出了相应的研究。他与日本北海道大学岛本教授合作，对中国东北、黄淮、南方三大生态区域700多份野生和栽培大豆代表性样本进行等位酶、线粒体和叶绿体DNA RFLP、核DNA RAPD的分析，发现我国三大区域的栽培大豆群体与南方野生群体遗传距离近于与各生态区域当地的野生群体，南方野生群体的变异谱带覆盖程度高于其他野生群体，从而提供了栽培大豆起源于南方原始野生群体的实验生物学论据。这项研究还在发展之中。
将大豆种质资源研究推进到基因组学领域 掌握种质资源关键在于掌握其所带有的基因，以便对基因做有效的操作、利用。盖钧镒带领课题组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合作，研究了作图群体的构建、检验与调正的方法，建立了国内最密的大豆连锁遗传图谱。在此基础上对各种主要农艺性状的基因 (包括QTL) 进行标记定位，将原来对7类12种性状特异资源鉴定、发掘与遗传的研究系列推进到基因定位和基因组学的研究，以便在此基础上发展标记辅助选择及与豆科模式植物蒺藜苜蓿比较基因组学的研究。
主持了全国大豆育种攻关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盖钧镒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基本思路是十分明确的，一方面着重在作物育种的理论与方法，包括与之相关的遗传与试验统计;另一方面着重在育成新品种服务于农民和农业生产，实现他在年轻时就立下的志向。
育成五代21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 1960年在导师马育华的主持下南京农学院的第一批大豆新品种南农493-1、南农133-3、南农133-6育成。盖钧镒深入到农村进行了大量调查、总结和推广工作。20世纪70年代，育成第二代品种南农1138-2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20世纪80年代育成推广了第三代品种苏协1号，苏协19-15，18-6，4-1。20世纪90年代育成推广了第四代品种南农73-935，南农86-4，南农88-48，南农88-31等。近期南农99-10、南农242、南农99-6等第五代新品种已陆续审定推广。同时还育成适应于菜篮子工程需要的宁青豆1号、南农菜豆1号、南农87C-37、南农87C-38和南农菜豆5号等毛豆品种在南京地区推广。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盖钧镒已参加或主持育成五代21个大豆新品种，据不完全统计，在大豆生产面积零星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推广了至少3 000万亩，为当地农民做出了贡献。
主持全国大豆育种攻关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1986年受农业部委托主持制定我国 “七五” 大豆育种攻关计划，随后受命主持该项全国性课题。“七五”、“八五” 前后两期分别组织东北、黄淮海、南方三大生产区19个与24个单位协同工作。该项计划根据中国大豆育种研究滞后及薄弱的方面，设计了纵深3个层次，近远期兼顾的方案，包括以原有工作为基础服务于近期的高产、稳产新品种选育，生产发展所急需而当时几乎是空白的抗病虫新品种选育和优质新品种选育工作的起动，以及为育种工作进一步发展必须准备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即目标性状资源筛选、鉴定、遗传、改良和育种新方法、新技术等。“七五”、“八五” 两期攻关研究的结果，全国育成了近百个新品种在各地推广; 创造出一大批育种新材料，其中有以往未曾注重的抗病、抗虫、优质新材料; 初步确立了全国抗四病 (花叶病毒病、胞囊虫病、灰斑病、锈病)、二虫 (豆秆蝇、食叶性害虫) 以及高油脂、高蛋白质含量等性状育种的体系和基地。“九五”继续主持该项计划，全国在大豆超高产育种的株型和质核互作雄性不育三系配套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新疆农垦科学院创造了实打实收397.1千克/亩和360.5千克/亩的全国最高产量纪录，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等多个单位育成了多套三系配套的不育系材料。盖钧镒连续3次主持制定的大豆育种攻关计划对我国大豆遗传育种学科及近20年的大豆生产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
建立了数量性状泛主基因+多基因遗传理论及其相应的分离分析方法体系
作物育种性状大部分是数量性状，盖钧镒将数量遗传看作为育种的理论基础。早期他按经典数量遗传的理论着重研究其利用。最初的工作是将遗传变异测度用于遗传资源研究，对随机样本用遗传变异系数、遗传力、预期遗传进度等估计总体的遗传变异度及选择潜势，用遗传相关估计性状间的相互消长关系，并提出了多元遗传变异度公式，用以测度多个性状综合的遗传变异度。
后来他注意到了杂种世代与配合力有互作，提出了家系品种与杂种品种选育的亲本选配应以不同杂种世代表现的亲本配合力为依据，不能只考虑F
1代表现的亲本配合力。继而，他从育种实践中发现随着育种规模的增大，品比试验参试品种数大量增加，进一步组织研究出广义格子设计，对可用区组容量整除的任何供试品种数，均可构成不完全区组设计，并推演出相应的修饰方差分析方法; 还研究出用于大容量品系数随机区组设计的近邻差分分析法以改进精确度。这两种方法比随机区组设计的常规方差分析法效率分别提高92%及216%。有关成果 “大豆育种交配制度和选择试验方法的应用基础研究” 于1998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近期随着对数量性状遗传现象的拓展与深入，他发现有三类事实与经典数量性状微效基因假设不符： 一是他发现大豆杂种分离有多峰态分布出现，证实有大效应基因存在; 二是有些杂交组合春播条件下生育期出现多峰态分布，夏播条件下出现单峰态近似对称分布，启示同一组基因在不同条件下可表现主效应和微效应; 三是在QTL定位研究中存在效应不同的大小位点。由此对经典假设提出质疑，在前人基础上形成数量性状 “泛主基因+多基因” 遗传理论。将植物数量性状看成由效应大小不等的基因所组成的遗传体系，其中效应大的表现为主基因，效应小的表现为多基因，一个数量性状遗传体系中包含的基因可能均为主基因，或均为多基因，或主基因与多基因混合，而以后者具有普遍意义，前两者只是后者的特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数量性状主基因+多基因混合遗传模型分离分析方法体系，包括单个分离世代、多个分离世代、RIL群体的可检测1—3对主基因加多基因的数量性状遗传分离分析方法体系。该项分离分析方法体系经在大豆、棉花、玉米等作物上与分子标记QTL法平行使用，发现在检测遗传模型、估计主要基因效应上获得相似的结果，因而使数量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相沟通，起到相互印证的作用。本研究成果，以 《植物数量性状遗传体系》 一书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相应的研究成果 “植物数量性状主基因-多基因遗传体系的分离分析方法”2003年获教育部提名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创建了国家大豆改良中心
美国农业部在伊利诺大学成立 “区域大豆实验室” 后，因为有固定的编制和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以及一批优秀专家主持研究工作，使之很快发展成为美国的大豆研究中心，推动了美国大豆研究工作的发展。盖钧镒跟随导师马育华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艰难起步，通过20多年的努力，在大豆研究工作及研究队伍方面已初具规模，于1981年8月经农业部批准建立大豆遗传育种研究室，确定了新品种选育、种质资源、数量遗传、病虫抗性及栽培生理生态5个主要研究方向，从此大豆研究走上了全面、系统的发展轨道。1985年8月经农业部批准，大豆遗传育种研究室又扩展成为大豆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初期盖钧镒从美国进修回国后，大豆科研领导工作的重担便逐步转移到盖钧镒的肩上。他没有辜负导师的厚望，与同事们共同努力，组织研究生们从预定的5个方向全面发展研究工作。他十分重视队伍建设，重视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选派人员出国进修，吸引优秀学术骨干到所工作; 先后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大豆研究单位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建立合作研究关系，获得多项成果并多次应邀出席国际会议，宣读论文，宣传我国大豆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1998年国家启动种子工程，建设作物改良中心项目时，在全国众多的大豆科研单位中，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以其雄厚的科研实力，齐全的学科方向和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脱颖而出，经农业部批准为建立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的依托单位。几十年的奋斗，几代人的夙愿，得到了肯定的回报。
“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项目” 经过近5年的建设，已正式通过国家验收。盖钧镒和他的助手们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业的精神，一丝不苟地、高质量地完成大豆种质库、分子遗传、品质分析等5个实验室和试验场等设施的建设，软硬件条件均得到很大改善。“国家大豆改良中心” 的建立对盖钧镒及他的科研群体带来的不仅是喜悦，更多的是使命感和压力。今后，他们不仅要把自身的事情办好，还要联络和协调全国各个改良分中心的工作，组织联合攻关，解决大豆育种和生产中的重大技术问题; 以种质创新研究为主，组织全国大豆亲本资源搜集、引进、鉴评等工作; 建造学术交流和高级人才的培训基地; 代表国家与世界各国的大豆科研机构开展合作与交流等。盖钧镒经常和他的学生及青年教师们语重心长地讲： 任重而道远，“大豆中心” 是几代人的心血，这个接力棒你们一定要接好，传下去。要实干、要团结、要创新。
最近盖钧镒正积极关心、推动全国大豆产业的振兴和发展。在东北大豆产业化发展的基础上，目前正在促成建立 “河北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大豆精深加工研究所 (郑州)”，“南方特色大豆研究中心 (浙江)” 等，以期在黄淮、南方大豆生产上也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启动了南京农业大学学科调整与建设
盖钧镒既是一名优秀的农业科学家，还是一位具有远见的农业教育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赴美国留学期间就对美国的农业教育情况、体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在以后赴欧、美、日等国的专业考察中，农业教育与管理也是他所关注的内容之一。盖钧镒深感当时单科性农业院校的建制不利于农业科学的发展，在他任职校长期间，于1993年考察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后，就提出建立农学、农理、农工、农商、农文共同发展的综合性农业大学的思路与设想，进行了初步的院系、学科的调整，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本的框架与基础。他十分重视学科点的建设，争取到首期学校自评博士生导师权，为学校研究生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他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和青年教师的培养，提拔、启用年轻教授到重要岗位发挥作用。他利用出国开会、考察的机会，探视学校在外留学人员，鼓励他们为国效力、回校服务。一些留学生回国后，现在已成为国家、学校的栋梁。在他任职期间学校国家重点学科已发展到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博士点16个，硕士点30个，在校本科生已达5 000余人，研究生规模已达到600人。学校在教育部 “研究与发展” 综合排名中，当时已达到全国高校前45名之内，为学校后来顺利进入教育部 “211工程”打下了良好基础。
他在教学方面一直提倡教授、资深教师要到教学第一线为学生上课。他本人身体力行，常年坚持为研究生讲课、解惑，开设了 “研究工作的试验统计方法”、“数量遗传学”、“植物改良的理论与方法”、“大豆遗传育种”、“植物育种研究进展”、“植物遗传育种研究班讨论” 等硕士生、博士生课程。他培养了百余名硕、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其中大部分已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知名中青年学者。他主编 《试验统计方法》 和《作物育种学各论》 两部面向21世纪教材; 他参编的 《田间试验和统计方法》 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所着 《植物数量性状遗传体系》 入选为研究生用书。
追寻半个世纪盖钧镒院士在农业科学教育与研究园地辛勤耕耘的足迹，什么是我们最值得推崇、最值得回味的呢?
君子弘毅，志向高远 他的志向就是要像大豆原产国应有的样子，发展我国大豆科学、大豆产业，争荣于世; 就是一辈子为中国最广大、最劳苦的农民做实事。为了事业，他远离家庭50年，孤身奋斗在南京。
业精于勤，锲而不舍 至今，他依然是不分寒暑、节假日，一早就到办公室，阅读、写作、研究讨论，除午间稍事休息外，常常工作到深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尊师重道，承前启后 在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的大厅中央，安放着一尊着名大豆遗传育种学家马育华教授的半身铜像，这尊铜像系由盖钧镒发起，马教授的生前好友和学生集资筹铸的。在马育华先生铜像底座侧面刻着这样几行字 “师恩师德，永世难忘”、“尊敬前辈，团结同辈，提携后辈”。这是盖钧镒在马教授平时的言论中提炼的感悟。他继承了老师的遗德。
我们不仅推崇盖钧镒院士在大豆科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与成就，我们还推崇他所承继的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道德精神。
在 “科学时报” 邀请院士题词的专栏中，盖钧镒写道： “学而知不足，思而得远虑; 勤奋以求进，执着致探新。”
至今，他依旧坐在朴素的办公室里，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和格言。
简历
1936年6月5日 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53年9月—1957年7月 在南京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本科学习。
1964年9月—1968年7月 南京农学院农学系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研究生。
1980年1月—1982年8月 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客座助理教授。
1984年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84年—迄今 江苏遗传学会第二至第五届秘书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大豆研究会第二至第五届副理事长。
1984—1994年 世界大豆研究会 (WSRC) 第五届延续委员会委员。
1986年至今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1988年10月—1989年3月 美国北卡罗林纳州立大学访问教授。
1990年至今 作物遗传育种学博士生导师。
1990—1991年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
1991—1995年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农业部科技委员会第五届常委。
1992年至今 中国作物学会第五、第六届副理事长、常委。
1993—1997年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3年至今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五、第六届常务委员。
1993年至今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至第五届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1998年至今 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主任、首席教授。
2001年11月至今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要论着
1 马育华，裴广铮，盖钧镒. 选育大豆新品种的试验研究. 见： 中国作物学会豆类作物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1963： 58—73
2 马育华，盖钧镒. 江淮下游大豆地方品种的初步研究： Ⅱ. 数量性状的遗传变异. 遗传学报，1979，6 (3)：331—338
3 盖钧镒译. 数量遗传学原理.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4 盖钧镒，Fehr WR，Palmer RG. 大豆栽培种和野生种回交计划的四个世代中一些农艺性状的遗传表现. 遗传学报，1982，9 (1)：44—56
5 马育华，盖钧镒，胡蕴珠. 大豆杂种世代的遗传变异研究： Ⅱ. 配合力及有关遗传参数. 作物学报，1983，9： 249—258
6 Gai J，Palmer RG，Fehr WR. Bloom and pod set in determinate and indeterminate soybeans grown in China. Agron J，1984，76： 979—984
7 盖钧镒，Koeher KJ，Palmer RG，Fehr WR. 应用于遗传研究的多元变异指数. 南京农学院学报，1984 (3)： 1—14
8 盖钧镒，Fehr WR. 大豆产量轮回选择主要农艺性状的遗传响应. 作物学报，1985，11 (4)： 235—243
9 任全兴，盖钧镒，马育华. 我国大豆品种生育期生态特性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1987，20 (5)： 23—28
10 马国荣，盖钧镒，马育华. 两组大豆亲本配合力在杂种后期F
5—F
8世代的表现. 大豆科学，1987，6 (3)：167—176
11 韦涛，盖钧镒，夏基康等. 大豆抗豆秆黑潜蝇遗传的初步研究. 遗传学报，1989，16 (6)： 436—441
12 盖钧镒，胡蕴珠，崔章林等. 大豆资源对SMV株系抗性的鉴定. 大豆科学，1989，8 (4)： 408—415
13 盖钧镒主编. 大豆育种应用基础和技术研究进展.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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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金骏培，盖钧镒. 大豆地方品种豆腐产量、品质及有关加工性状的相关. 中国农业科学，1996，29 (2)：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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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盖钧镒，许东河，高忠等. 中国栽培大豆和野生大豆不同生态类型群体间遗传演化关系的研究. 作物学报，2000，26 (5)： 513—520
32 盖钧镒，钱虎君，吉东风等. 大豆豆腐产量的遗传研究. 遗传学报，2000，27 (5)： 43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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