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紫金山麓的中山陵侧，有一座气势壮观的墓葬。墓道两旁，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墓前的湖水，平静如镜。五米多高的墓宫，拱圆形的墓顶，六角形的墓基，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里长眠着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他俩在辛亥革命中追随孙中山，为推翻封建统治，创建民主国家立下了不朽功绩。廖仲恺壮志未酬，就遭到敌人暗杀。他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着名的政治活动家。
东渡日本求真理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笔名屠富，字仲恺，原籍广东惠阳县，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父亲廖竹宾，早年赴美国当华工，后来积聚所得，成为商人，曾任职于旧金山汇丰银行。
廖仲恺自幼聪颖。父亲把他送入美国学校的同时，还让他在私塾读书，学习中文，这使他有机会同时掌握英语和汉语的基础知识。
在异国，廖仲恺从父母那里听到不少华工、华侨受迫害的惨事。长大以后，他又亲眼看到了华侨受嘲笑、凌辱的情景。这些在廖仲恺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国主义的思想开始在胸中萌发。有一次，他为了进行报复， 利用美国独立节允许放鞭炮的机会，把点燃的爆竹甩到美国警察身上，以发泄自己的愤恨。
一八九三年，廖仲恺的父亲在美国病故，他陪同有病的母亲，把父亲的灵柩护送回故乡。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进入家乡的私塾学习经史策论。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以挽救危亡中的祖国。廖仲恺遂放弃旧学，于一八九六年赴香港求学。
一八九七年，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两人都有一腔爱国热情，志趣相同，情投意合。当时，中国的有志青年纷纷赴日本留学，廖仲恺很想去日本，但苦于学费不足，迟迟不能成行，何香凝便变卖了陪嫁的珠玉首饰，为廖仲恺凑足了费用。一九○二年，廖仲恺来到东京，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两个月后，何香凝冒着严寒也东渡日本学习绘画。从此，夫妇俩开始了他们求学问、求真理，为革命奋斗的一生。
四处奔走为革命
日本东京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 孙中山、章太炎、黄兴等许多革命家都云集在那里。他们经常举行集会，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清政府卖国投降的罪恶。廖仲恺一到东京，就被这种热烈的革命气氛所感染。一九○三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廖仲恺和何香凝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一次集会。孙中山充满义愤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他俩的心。几天以后，他俩便和另一个留日学生黎仲实专程去拜访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启发下，廖仲恺夫妇毅然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起初，廖仲恺按照孙中山的意见，辅导留日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为将来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后来，这项活动为警方发现，被迫中断。一九○四年，廖仲恺被孙中山派回天津发展革命势力，筹设革命机关。可惜他的活动又被清政府探知，只得重返东京。
一九○五年，廖仲恺加入同盟会。更加积极地从事反清革命。他联络青年学生和华侨，在《民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同盟会的土地纲领。他还翻译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着的《进步与贫困》的部分章节及《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尽管他当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很不够，但他的这些译作，却给黑暗的中国引进了第一道社会主义的曙光，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巨大贡献。
廖仲恺办事认真，积极热情，又善于联络同志，很快就取得了留日学生的信任，一九○五年他担任了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一九○八年，他准备秘密回天津，以与法国社会党人取得联系。临行前，何香凝题诗相送：
国仇未报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
劝君莫惜头颅贵， 留得中华史上名。
两人相互勉励，赤胆报国，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传为佳话。
廖仲恺回国以后，为了合法地从事革命活动，便在一九○九年参加了留学生科举考试，结果中了法政科举人。随后，他被派往东北，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做翻译，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为革命筹措经费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廖仲恺返回广东，担任了广东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当时，广东省库被两广总督洗劫一空，广州十万军民的给养是个大问题。廖仲恺到任以后，立即邀请香港绅商成立筹饷局，筹得港币八十万元，解救了燃眉之急。接着，他又采取措施，敦促工商界恢复经营，确定货币流通办法，整顿厘捐税收，短短几个月时间，广东军政府的收支状况便迅速好转。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以后，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党人被迫流亡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斗争。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廖仲恺被选为财政部副部长。回国以后，他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斗争，积极为革命筹措经费。一九一九年， “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廖仲恺和朱执信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理论的阵地。他写了《三大民权》、《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之关系》、《革命继续之功夫》等文章，阐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探索解救中国的方法和途径。
廖仲恺赞成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议会制度，认为当时中国政局混乱的原因，就在于军阀有权，人民无权。在他看来，权力的主体是人民，因此，应该实现“全民政治”即创制、复决、罢免三大民权。他说，三大民权是“政治上的防腐剂”，只要“国民有了这三种的民权，民国的主权才算是实在回复到原本国民的身上，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差不多要好了八九分了。”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美国学者威尔科克斯的《全民政治》一书。
廖仲恺在文章中强调交通建设、铁路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要救中国，要建设中国，非从交通上着手不可”。他指出，中国由于交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造成了“人民没有移动的自由”， “生产没有调济的方便”， “思想没有传播的效力”。廖仲恺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说： “不要说移山填海，就是飞天遁地，除是不想干，要干就行。”他号召人民振作起来，努力工作，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廖仲恺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他指出，中国不能总是保存古老的生产方法，而是要模仿外国，依靠“近代生产的组织，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自家造东西，供自家用”。在这里，廖仲恺已经感到要搞好中国的经济建设，解决财政问题， 必须首先排除政治上的障碍。更为可贵的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对苏维埃制度寄予了很大的信任和希望。
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廖仲恺担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全力整顿财政，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北伐。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事变前两天，他诱捕了廖仲恺，并洋洋自得地说： “这一次就把‘孙大炮’ (即孙中山)的钱荷包给锁住了。”
廖仲恺被囚禁于广州西郊的石井兵工厂，周围戒备森严。在敌人威胁面前，他坚强不屈，视死如归，准备以身殉国。他写了一首诗与夫人何香凝诀别，诗的前四句是：
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
何香凝得知廖仲恺遭到囚禁，便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在她的英勇斗争和外界舆论的压力下，陈炯明被迫在八月十九日释放了廖仲恺。次日凌晨，廖仲恺经香港抵达上海，再次和孙中山会合。
凌厉无比 勇往直前
一九二二年，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托，和苏联代表越飞同赴日本会谈，两人详细交换了中苏合作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意见，为以后的《孙文、越飞宣言》做好了准备。一九二三年一日，宣言发表以后，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托，再次到日本与越飞会谈。这时期的廖仲恺，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视野开阔了，观察敏锐深入了，他坚决拥护和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中坚定的左派和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
一九二三年春，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叛乱被平定以后，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设立大元帅府。廖仲恺当了财政部长和广东省省长。当时，广东的财政极为困难。在他的主持下，广东发行金库券六百万元，还成立了筹饷局。在此同时，他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五人被孙中山委派为改组委员，负责办理改组事宜。在国民党特别会议上，他详细阐述了改组的理由，使会议赞同改组。为了加紧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孙中山设立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廖仲恺是九名委员之一。他和大家一起起草宣言、党纲、章程草案，并亲自负责广州市和上海市党部的改组。国民党是个成分复杂、组织松懈的政党，党内的右派公开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抗拒三大政策。在同党内右派势力的斗争中，廖仲恺始终站在孙中山一边。他公开宣称： “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廖仲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工部长等许多重要职务。他积极协助孙中山筹建黄埔军官学校，并任军校的党代表。他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和共产党人真诚地合作。他对帝国主义也有了清醒的认识，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是中国内部纷争不已和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因此， “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是我们全国人的公敌”。他对列宁领导下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十分推崇，称颂列宁“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家”，“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奋斗”。
廖仲恺为民主革命所作的不懈斗争，遭到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的极端仇恨。孙中山逝世以后，他们加紧了对他的暗害活动。廖仲恺觉察到这一点，但他坦然地说：“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他们如果安心想暗杀，防备也是没有用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和何香凝一起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常务会议。走到中央党部的大门口时，廖仲恺遭到了国民党右派暴徒的袭击，身中四弹，倒在血泊中，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与世长辞。
廖仲恺牺牲后，广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共二十多万人为他送葬。周恩来同志撰写悼文，称他为“凌厉无比，勇往直前”的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