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中国近代精通“西学”的第一流人物。在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过程中，他第一个大量地、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他一生翻译了二百多万字的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名着。他翻译的《天演论》， 曾经风行全国，唤醒和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走上了救亡图强的爱国道路。严复是我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着名理论家，也是戊戌变法的宣传鼓动家。
追求新思想、新文化
严复，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愈壄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一八五四年出生于一个儒医家庭。严复的祖父中过举人，在县里当过小官，父亲严振先，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家里经济不很富裕。
严复小时聪明好学。七岁入私塾，十一岁跟随本地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师黄宗彝读书。他和老师一起住在楼上，楼下有个戏班子，每晚唱戏，严复都不去看。老师很喜欢这个勤奋的学生，教他通读了“四书”、“五经”以及不少宋、明理学家的着作。
十四岁时，严复的父亲不幸去世，家庭经济日益困难。他和两个妹妹全靠母亲作女红维持生活。他再也无法从师求学、走科举入仕的道路了。
就在这个时候，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招生。这是洋务派创办的一所学校，目的是培养海军人才，富家子弟大多不愿进这种实业学堂。为了使家境困难的学生就读，船政学堂不仅不收伙食费，每月还发给学生四两白银，成绩列一等的，还可得赏银十元。无钱上学的严复，便去投考这所学校。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刚死去父亲，悲痛异常，他把自己对父亲的感情倾注在文章里，结果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录取。
严复在这个学堂里读了五年书，学习了数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对这些从西方传来的新知识，严复觉得很新鲜，学习也十分努力。十九岁时，他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随后，被派到“建威”、“扬武”等军舰上实习，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和日本的长崎、横滨，考察过祖国的宝岛台湾。这一切大大开阔了严复的视野。
一八七七年，严复和其他十一人被派到英国留学，学习军舰驾驶技术和海军战术等学科。当时的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盛时期，高度的物质文明给这位来自东方贫穷大国的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常在思考着：祖国为什么会那么贫穷落后?
严复一面努力学好学校规定的功课，一面考察、研究英国社会，探索英国进步发达的原因。他还常常到法庭上旁听法官审理案件，看到罪犯有辩护律师出庭辩护，公众也能听取案件的审理，他深深地感到英国和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同。他认为，英国的富强并不仅仅是因为“船坚炮利”，而是因为它有一个比中国封建制度进步的社会制度。为了从“西学”中寻求救国之道，严复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着作，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棱的《民约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还有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等人的着作，无不贪婪地阅读着。
两年的留学生活结束了，严复不仅成了海军大学的优等生，而且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和社会制度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当时，中国驻英国的公使郭嵩焘，曾同严复彻夜讨论过中西学术和政治制度问题，郭十分佩服严复的学识和才能，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出使到这里来，只有严复这样的人才称职合适。”
敲响救亡图存的警钟
严复一八七九年六月毕业回国后，起初在福州的船政学堂担任教习(教员)，第二年又到了李鸿章在天津新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当总教习(教务长)。当时的总办(校长)吴仲翔并不懂得海军业务，学校的实际事务都由严复负责。开始，严复以为在水师学堂能施展自己的才干，但当时的水师学堂在洋务派官僚的把持下，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水师学堂，严复清楚地看到了清朝海军的腐败。闽江口的马尾，这个严复开始海军生活的地方，因为法国海军的偷袭，港内福建水师舰只全部沉没。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海战的结果，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海军，又几乎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严复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觉醒过来，他再也不相信洋务派宣传的“自强”之道了。他常常忧郁地对人说： “不消三十年，中国要象一条老牛一样，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了。”
这时候，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正在大力推行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他们组织学会，出版报纸，上书皇帝，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严复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成了一名出色的维新思想家。
严复认为，要变法图强，就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为此，他翻译了许多西方的着作，介绍他们的社会政治学说。轰动一时的《天演论》便是严复翻译的第一本书，它于一八九五年译成，一八九八年正式出版。
《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一部论文集，其中前两篇专讲进化论，严复把它译为《天演论》。进化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创立的学说，它揭示了生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世界上的生物，为了生存都互相竞争，优胜劣败，适宜生存的就保留下来，不适宜的就被淘汰，达尔文把这叫做“物竞”和“天择”。生物进化论是科学的理论。但是，严复在书中支持为赫胥黎所反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进化的学说庸俗化，机械地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人类社会也象生物界一样，彼此竞争，强大的生存下来，弱小的就被灭亡，这就产生了很严重的错误。因为按照这种说法推论，强国侵略弱国，大民族压迫小民族，也是天经地义的。因此，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侵略、压迫服务的理论。不过，严复介绍这种理论，却另有自己的目的，为的是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敲起救亡图存的警钟：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中华民族若再不奋发图强，就将会永远沦为西方国家的奴隶， “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他根据生物进化的观点指出，世界是发展变化的，宇宙不是亘古不变的，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从而驳斥了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严复在《天演论》里还用唯物的观点解释“天”，指出“天”是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而人是有意志、有智慧的，只要智力兼施，就可以与天争胜。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只要奋发图强，厉行改革，中国仍可得救。民族存亡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天演论》好比一支响彻云霄的号角，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出版后很快风行各地。短短十年间，竟印行了三十几版。小学生以它为课本，中学教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作文命题。鲁迅先生曾说过，他在学生时代就不顾长辈的反对，买了一本《天演论》，一口气读了下去。
除翻译西方着作外，严复还在一八九五年的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几篇政论文章。一八九七年，他又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为变法大造舆论。
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和社会制度。他批驳了顽固派的那种认为只要将中国与世界隔绝，闭关锁国，使“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就能“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永远太平无事，久安长治的谬论，认为变法是世界的必然趋势，企图不变而安泰，这纯粹是痴心妄想，处事应该顺应“世之变化”，尊今而叛古。
在《原强》一文中，严复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救国理论，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根本的办法有三条：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增强体质，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为此，他提倡医学，主张发展体育事业，特别反对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所谓开民智，就是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他提倡自然科学，要求废除科举制度。他比较了中西学问的不同，认为西学以实际事物为研究对象，书本只是参考，所以学问不断长进，而中国的学问却以书本为研究对象，读书成了学问的一切，所以无法逃脱古人的巢臼，学问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严复的这些意见，都切中了当时封建教育的弊病。所谓新民德，就是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代替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
严复的另一篇着名文章《辟韩》，是批判唐代大学问家韩愈的。韩愈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出发，认为封建君主生来就是发号施令、统治人民的，而人民生来就是从事生产、侍奉君主的。严复指出，韩愈的错误在于“只知有一人(指皇帝)，而不知有亿兆(指民众)”。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公产”，王侯将相只是人民雇用的“公仆”。历代帝王从人民那里窃得了权力，胡作非为，不过是些“大盗窃国者”而已。
严复的这些文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充满了爱国激情，使长期受封建思想窒息的广大知识分子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逐渐觉醒起来，产生了用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民主、自由来使国家富强起来的美好愿望。
除了理论上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遥相呼应，严复还参加了一些实际的维新活动。一八九六年，他支持维新派张元济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这是一所培养变法人才的学校，有学生四、五十人。严复亲自到学校讲课，因为内容丰富、新鲜，北京的很多官吏、学者也都赶去听讲。
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宣布全国实行新政。维新派人士向光绪皇帝推荐严复，说严复是通达时务的人才。九月十四日光绪召见严复。这次召见使严复非常兴奋，他赶紧修改自己的《上皇帝万言书》，准备递呈给光绪。没想到，万言书还没修改好，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了政变，维新变法宣告失败了。
致力译着事业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民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进行的斗争并没有停息。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醒悟过来，丢掉了改良主义的幻想，投入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可是，严复却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前进，他坚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终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严复对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殉难和光绪皇帝的被囚禁，既同情又悲哀，他写了《戊戌八月感事》：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郁郁不欢地回到了天津，思想趋向消沉、保守。由于他参加维新变法的实际活动不多，又同洋务派有着一定联系，所以在这场流血政变中没有受牵连，继续做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是，他参与创办的《国闻报》却被封闭了，通艺学堂也被迫停办，并入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在顽固派的残酷镇压下，严复灰心丧气，感到自己“一无可为”，于是“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
一九○○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仓皇离开天津，避居上海。从此，他就脱离北洋水师学堂，过着不十分安定的生活。他先在开平矿务局、京师大学堂编译局任职，一九○五年又去上海帮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当了几个月的第二任校长。一九○八年，清政府为了拉拢他，任命他为审定名词馆总纂，还赐给他文科进士出身，让他当了资政院议员。辛亥革命后，他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最后又站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提倡尊孔复古。一九二一年，这位曾经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在复古主义的迷梦中病死。
应该看到，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虽然在政治上落伍了，但在介绍西方文化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译出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前半部，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等等。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逻辑学着作，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全新的学问，它们是批判封建主义、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严复译书，十分认真负责，真可谓字斟句酌。他提出的译事三原则： “信、达、雅”，即译文既要忠实于原着，又要词能达意，文字优美，到今天还是翻译工作者所遵循的重要准则。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翻译家。他的有些译作，至今仍在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