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这首充满忧国激情的诗篇，写于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要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商埠。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作者悲痛欲绝，喊出了祖国，亲爱的祖国，你在哪里的沉痛呼声。
这首诗的作者，就是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爱国志士谭嗣同。
探索和漫游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一八六五年三月十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外烂漫胡同的一个世代官宦之家。父亲谭继淘曾任户部员外郎、甘肃道台等职，最后升至湖北巡抚，提倡过“新政”。母亲是个恪守封建礼法的家庭妇女。谭嗣同的童年是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下度过的。他五岁开始读书，学习“四书”、“五经”。对于这种束缚思想的封建教育，谭嗣同从小就十分厌恶，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
九岁那年，谭嗣同就学于欧阳中鹄。这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开明知识分子。在老师的指点下，谭嗣同勤奋读书，刻苦钻研。凡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不论天文、地理、军事、政治、经济，他都有浓厚的兴趣。聪明和好学，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知识。
少年的谭嗣同，也喜欢运动和武术，崇尚侠义之风。他曾拜当时闻名江湖的侠客王正谊为师。王正谊为人正直，武艺超群，被人称为“大刀王五”。在他的培养下，谭嗣同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谭嗣同十二岁那年，家里人传染上了白喉病。母亲、大哥和姐姐相继在五日内去世，谭嗣同也昏迷了三日才苏醒过来。他的字复生，就是这样得来的。母亲去世后，谭嗣同受到了继母的虐待。冷酷的家庭生活，使这个贵公子感受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内心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后来，他父亲升任甘肃省道台，他便随从父亲来到甘肃。祖国西北那浩瀚无边的沙漠，浑圆的落日，开阔了他的胸怀。他策马驰骋，过着无拘无束的浪漫生活。一八八三年的隆冬腊月，在漫天风雪中，他带着一队人马，不顾饥渴劳累，连续七昼夜奔驰在高山深谷之中，悬崖峭壁之间，行程一千六百多里。返回家中时，他的两腿已被马鞍磨破，鲜血染红了裤子，家人们都惊呆了，他却若无其事。
谭嗣同就是这样性格豪放，向往着祖国的名山大川。我们不妨读一下他当时写的一首诗：
策我马，曳我裳，
天风终古吹琅琅!
何当直上昆仑巅，
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
一八八四年，谭嗣同应聘到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幕府中任职。时隔不久，刘锦棠去职，谭嗣同也随即离开新疆，开始了漫游生活。他踏遍了长江南北，黄河上下，到过河北、河南、山东、江西、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和台湾等十三个省，行程八万余里，历时近十年。这个时期的漫游，据说和他“六赴南北省试”有关。但是，每次应试，他都落选而回。因为这位聪明好学的青年，平时厌恶科举考试所要求的时文制宜和通行的八股文，这当然得不到“好成绩”。
在十年漫游中，谭嗣同广泛地考察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多方面地接触了社会现实。祖国幅员的辽阔，山河的壮丽，人民的众多，开阔了他的视野，增长了他爱国的感情。但是，他也看到了许多地方农田荒芜和市井萧条的惨淡景象。雄伟壮丽的山河和一幅幅悲惨的图景，使谭嗣同发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叹。
在漫游中，谭嗣同和秘密结社中的人士有不少往来，结识了一些豪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都在思考着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谭嗣同闻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加速了对社会问题的探索。
求知欲旺盛的谭嗣同，深入钻研了中国古代哲学。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清代各个学派，他都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以便从中寻找出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武器。在众多的学说中，谭嗣同对墨子的“兼爱”学说有着强烈的兴趣。它对谭嗣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王船山、黄宗羲这两位明末清初的爱国思想家，也给谭嗣同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在自己的着作中批判了封建礼教，流露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要求改革的愿望。这对正在探索救国之道的谭嗣同，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谭嗣同还特别推崇龚自珍和魏源，因为他们是维新思想的先驱者。
为了寻求祖国自强的道路，谭嗣同阅读了当时出版的西方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和政治等书籍。先进的西方文化拓宽了他的眼界， “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这就是谭嗣同探索的结论。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谭嗣同这时正在湖北，帮助他已迁任湖北巡抚的父亲，做些赈灾之类的工作。一八九五年，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他悲愤异常，写信给师友痛心地说：这个条约不但割去了我国的大片土地，而且使各种权利丧失殆尽，人民将无以为生。这真是将中国的生死命脉尽授于人，全国将没有一家一人不亡了!在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里，他说，中国再不赶紧变法，外国人就要来“代变”，那时中国人都将成为奴隶。谭嗣同内心的愤懑，反映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那时候，在上层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逐渐产生了一种要求变法改革的社会思潮，这个思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谭嗣同这个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很自然地赞同他们的主张。
投身维新变法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谭嗣同受到很大鼓舞。当时，他自己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有关变法的设想。这就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开议院、改官制、兴学校、变科举;经济方面，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设银行、改税制、讲农学等;军事方面，练乡兵、改军制等;此外还有变衣冠、兴女学、修街道、造公园，改变社会风尚等。他希望自己的国家“凡利必兴，凡害必除”，“各国之长并取之，各国之弊立去之”。
同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宣传维新变法。谭嗣同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特意赶到北京去拜访。不凑巧，康有为已经离京南下，谭嗣同见到了梁启超。梁启超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说和主张，他听后赞口不绝，十分佩服康有为的才能，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可是不久，强学会被清政府封闭了，谭嗣同只得怅惘地离开了北京。回到湖南后，他积极宣传新学，从事变法活动。
一八九六年春，谭嗣同来到天津。看到了工厂、轮船、船坞、铁桥、铁路、火车、电线等新鲜事物，觉得这些东西很好。于是，变法主张更加坚定。他大声疾呼， 中国“变则存， 不变则亡”，决心身体力行， “遍访世间硕德多闻之士”， “多见多闻世间种种异人异事异物”，寻找一条变法自强的救国之路。
这一年七月，他父亲为他谋得了江苏候补知府的官职，谭嗣同便来到南京。官场的黑暗使他十分苦恼，但候补知府的清闲生活，也给了他充裕的时间思考问题和写作。他不愿和那些官僚同流合污，就在一个清静的庭院里，开始写《仁学》。在变法图强的激情推动下，他不顾盛暑的酷热，伏案钻研，奋笔疾书，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写作，在一八九七年初，完成了《仁学》一书。
《仁学》共五万多字，分上下两卷。内容包括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两个方面。在这本书中，谭嗣同提出了他的救世方案，里面虽然有不少唯心主义的东西，但主要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他从事实出发，在理论上驳斥了“君权神授”的荒谬说法，认为自汉以来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都是由独夫民贼掌握的暴政，而清王朝更加凶残野蛮。谭嗣同说：人类社会刚开始时，是无君臣之分的，后来才举“一民为君”。所以，君轻民重，君的任务是为民办事，臣是帮助君办民事。如果君主不为大家办事，众人便可废弃他。他反对“忠君”，认为一个人应该为某件正义的事牺牲，而决没有为某个皇帝送死的道理。君王不善， “人人得而戮之”， “无所谓叛逆也”。谭嗣同的这些言词闪耀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当时的维新派人士中，是最为激进的。
谭嗣同还深刻地批判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伦理道德观念，指出这些封建教条象锁链似的捆住了人们的手脚，断送了多少人的生命，埋葬了多少人的幸福，是应该铲除的惨祸剧毒。他主张以“仁”为标准来衡量是非、善恶，符合“仁”的就是善，不符合“仁”的就是恶，至于什么“忠君”、“死节”，统统都是鬼话。谭嗣同主张男女平等，认为男女只有生理上的差异，不应该有地位上的不同。他指出，人与人关系的原则是： “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室惟意。”总起来说，就是要享有自由之权。
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表达了对清朝顽固派的不满。他揭露他们用狠毒的办法，窒息人们的思想，使人民饥寒交迫，走投无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挣扎在死亡线上，痛斥他们把国家拖向绝路，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外国侵略者。他号召苦难的人们起来斗争， “冲决一切网罗”。他把自己比作陈胜那样的农民起义英雄。《仁学》写成后，他秘不示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 被捕前夕，才把书稿交给梁启超，一八九九年在日本发表在《清议报》上。
此时的中国，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正在各地兴起。谭嗣同在南京也参加了创办农学会、测量学会等维新活动。以后他又和梁启超、汪康年、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戒缠足会，还成立了湖南不缠足会。
谭嗣同是湖南人，湖南巡抚陈宝箴赞成变法，知道谭嗣同是个人才，特地请他回湖南。谭嗣同欣然应邀，带着眷属，离开南京回到湖南。在家乡，他积极参加了维新变法运动，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按察使黄遵宪、好友唐才常等一起，建立了南学会、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创办了《湘报》、并筹备内河小轮、修筑湘粤铁路和开采矿藏等等。他还和熊希龄在长沙组织延年会，与唐才常等在浏阳设立群萌学会。
南学会于一八九八年二月在长沙正式成立，有会员一千多人。谭嗣同主讲天文，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每七天集会一次。谭嗣同的演讲，观点明晰，语言锋利，很能抓住听众的心。他的《中国情形危急》、《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等演说，激发了无数听众的爱国意识。在谭嗣同等人的组织下，湖南各府、县也纷纷成立了学会。短时间内，湖南万马齐暗的局面便被打破，讲究新学新法的风气大开，维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成为全国先进的省份。
但是，清政府的顽固派对维新运动十分仇视。谭嗣同等人的活动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压制。南学会被解散，《湘报》主编遭到毒打，有些维新派人士被迫离开湖南。在困难局势面前，不少人胆怯退缩，谭嗣同却毫不畏惧。他说：平日咱们互相劝勉的就在“杀身灭族”四字，难道能碰到小小利害而改变原来的志向么!现在，国弱民贫已经到了极点，只有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国家才有复兴的希望，不然，都贪生怕死，国家就真的要灭亡了!他用“横目相仇”来对付顽固派的反扑，斗争意志十分坚定。
谭嗣同在湖南维新运动中显露出的非凡才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维新派大臣徐致靖向皇帝推荐说， 谭嗣同“才能出众，学识渊博，忠心爱国，敢于克服困难，对内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出谋划策，对外也是一个能干的人。”于是，光绪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下令张之洞与陈宝箴，要他们派谭嗣同与黄遵宪进京，以便任以新职。正处困境之中的谭嗣同，看到皇帝决心变法，喜出望外，认为“国事大有可为”，自己的抱负要实现了，便匆匆上京。进京途中，他又接到光绪帝的催电： “迅速来京，毋稍迟延。”这使他受宠若惊，以报答“圣恩高厚”的心情，入京献身变法。八月二十一日，他到达北京。九月五日，光绪召见了他。在皇帝面前，他陈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得到光绪的赞赏。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参与新政的筹划。谭嗣同充满了奋发的激情和美好的幻想，认为他苦心设计的救世方案和多年追求的理想，就要成为现实，便不辞辛苦，日以继夜地工作着。
为变法献身
当光绪皇帝的变法诏令一道道地颁布下去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已经在暗中策划政变，企图罢黜光绪皇帝，推翻新政。光绪皇帝得知这一阴谋后，立即下密诏给康有为等人，要他们迅速离京，急筹对策。由于维新派没有实力，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掌握有七千人新式武装部队的袁世凯身上。因为袁世凯曾倾向变法，光绪皇帝便在九月十六日专门召见他，提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办练兵事务。
在严重关头，谭嗣同挺身而出。九月十八日夜，他独自一人来到袁世凯的住所法华寺。谭嗣同单刀直入，劈头就问袁世凯： “你说皇上怎么样?”袁假惺惺地说： “皇上是旷代之圣主。”他又问： “天津阅兵的事，你可知道?”袁世凯点了点头，说： “嗯，听到一些传闻。”谭嗣同色声俱厉地说： “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他取出光绪皇帝的密诏，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只有你能救皇上，如果你不想救皇上，就请去告密，把我杀了，你就能得到高官厚禄。”狡猾的袁世凯装作气愤的样子说： “您把我当作什么人了。我和您一样受到皇上的恩宠，如果有什么吩咐，我一定万死不辞。”两人谈到深夜，商量了救光绪皇帝的办法。谭嗣同要求袁在天津阅兵时保护皇帝，清除奸臣，袁世凯当即表示：若皇上令我下手，杀一个荣禄象杀一条狗那么容易。谭嗣同见他这样忠于光绪，十分满意。实际上，袁世凯已另有打算。二十日，袁世凯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又连夜进京禀报慈禧太后。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下令逮捕维新派， 由她临朝“训政”。
政变发生的那天中午，谭嗣同正在自己的寓所与梁启超商谈。搜捕康有为的消息传来，谭嗣同镇定自若。他劝梁启超逃亡日本，自己则等候被捕。他的武术师傅大刀王五准备当他的保镖，劝他出走，还有人劝他去日本避难，他都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都是流了血才成功的。现在中国还没有听说为变法流血的，这就是国家所以不昌盛的原因。为变法而流血，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
二十五日，一伙兵丁闯入谭嗣同的寓所，把他逮捕了。在狱中，谭嗣同态度从容，神情自若。他回首往事，感触万千，觉得自己的遭遇和汉代的张俭和杜根差不多：张俭因揭发朝中权贵而遭到报复，到处流亡;杜根因为劝太后把政权归还给皇帝而受到酷刑。于是，便在牢房的墙上，题了这样一首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狱中，谭嗣同给康有为、梁启超写过两封绝命书。信里说：我今被捕，自料必死，我死并不足惜，可怕的是瓜分大祸就在眼前。我担心的是民族的命运，祖国的前途。我写血书给你们，希望大家同心杀贼，挽救危亡。我相信中国之大，民众之多，一定会有人做到这一点。我生虽不能报国，死也愿意为厉鬼，帮助完成这番事业。
谭嗣同被捕后第四天，即九月二十八日，封建统治者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杀害了他。年仅三十四岁。同时被害的还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五人，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临刑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他以铿锵有力的诗句，告别了孕育他的祖国。这首诗是这样的：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牺牲后，大刀王五亲自埋葬了他的遗体。一八九九年，谭嗣同的遗骨被运回原籍湖南，葬在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有一副对联，表达了人民对这位爱国志士的怀念;
亘古不磨， 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趋若波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