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九四○年四月为悼念蔡元培先生逝世而送的挽联。蔡元培是我国近代着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他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翰林革命
蔡元培乳名阿培，原字鹤卿，后改字仲申，别名鹤廎，自号民友，改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一八六八年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蔡元培六岁入家塾读书。十一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无力再聘家庭塾师，他只好在当地一位秀才王懋修处就读。受老师的影响，蔡元培一度崇拜宋代大儒朱熹、陆九渊。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得到叔父蔡铭恩的悉心指导，受益匪浅。蔡铭恩是位举人，家中藏书不少，蔡元培在他那里读了不少书。此后，蔡元培又在同乡徐树兰处，一面为他校订所刻图书，一面博览群书，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十八岁时，他便在家乡设馆教书。
一八八九年，蔡元培中了举人。一年后，又考取了进士，入翰林院，初为庶吉士，后授职编修。这时，他已是个才华横溢、声闻朝野的青年学者了。
翰林院是清代皇家的文化学术机构，有丰富的藏书，是钻研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个好场所。但是，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蔡元培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无法埋头于古籍，他开始注意译自外国的书籍、报刊，仔细地阅读《日本新政考》、《环游地球新录》等书籍，使自己的目光从个人仕途转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探索救国的道路。
一八九五年，清廷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改良主义运动。蔡元培读了一些改良主义者的着作，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等，并受到他们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认为， “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深深地感到，要想依靠腐败的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是毫无希望的。于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他离开翰林院， “携眷出都，经上海、杭州返抵绍兴”，想从教育入手，培养救国人才。
教育救国
一八九八年，蔡元培担任了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即校长)。这是一所培养新式人才的学校，分小学、初中和高中三部。学校中原设有英、法两种外语，蔡元培到任后，又聘请了日本教员，设立了日文课。当时，学堂里新旧两派教员斗争十分激烈，蔡元培站在新派教员一边，积极支持他们笃信进化论、反对尊君卑民和重男轻女。对此，支持旧派教员的学堂堂董横加干涉，蔡元培便愤而辞职。
一九○一年，蔡元培来到上海，任教于南洋公学。在此同时，他还和蒋智由、黄宗仰等人联合发起成立了反清团体中国教育会，以兴办教育事业为掩护，暗中宣传革命。一九○二年春，中国教育会正式成立，蔡元培被公举为事务长(即会长)。同年十一月，南洋公学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的无理迫害，掀起了退学学潮。蔡元培辞去教职，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并以中国教育会的名义收容了一百多名学生，另行开办爱国学社，让学生继续上学。他担任总理，章太炎等为教员，向学生宣传爱国思想。他还创办了爱国女学， 自任校长，吸收女学生入学。爱国学社每星期在租界里举行演讲会， 由他和章太炎等轮流讲演。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中国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爱国学社也积极响应。蔡元培创办了《俄事警闻》，组织了上海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操练。他剪去发辫，身穿操衣，同教员、学生一起接受军事训练，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
爱国学社以《苏报》作为自己的宣传阵地，发表了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清政府十分害怕。一九○三年七月， 《苏报》被清政府封禁，章太炎和邹容等也先后被监禁。“苏报案”发生的时候，蔡元培已离开上海前往青岛，他得知后，立即返回上海，每日准时前往租界监狱，探视章、邹。在这段时间里，蔡元培与别人一起创办了《外交报》，把《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继续撰写文章，宣传民主革命。
一九○四年上半年，江浙地区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为了将这一地区的反清力量统一起来，蔡元培与章太炎、陶成章等商量组织光复会。十一月，光复会成立，蔡元培被推选为会长。光复会以反对清政府的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为宗旨，与兴中会、华兴会一起是当时着名的三大反清革命团体。一九○五年，孙中山联合各革命团体在东京成立同盟会，蔡元培在上海立即表示加入，并担任了上海分部的负责人。
一九○七年，蔡元培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在学校里，他一面学习和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一面着书立说，向国内介绍资产阶级学术文化。他译着了《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和《中学修身教科书》等书，对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德国，蔡元培立即动身回国。十二月一日，他到达上海，作为同盟会的代表，参与了中华民国的筹建工作。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根据孙中山的提名，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一上任，就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改革教育的主张。他反对清末学部奏定的教育宗旨，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他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大原则。他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造成现世幸福的总要求出发，解释他的新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属于体育，其目的是强兵自卫，恢复丧失的国权，并实行“举国皆兵”，防止少数军人拥兵自重;实利教育是智育的主要内容，要求着重掌握发展实业的知识和技能，以求人民的富裕，国家的富强;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应以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世界观教育即哲理的研究，目的在于培养人们具有远大眼光和高深见解，在课程中应包括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美育在于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使人们具有乐观、进取的精神。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教育部提出了修改学制，改学堂为学校，小学男女同校，修订教科书等改革措施，规定小学废止读经;中学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大学中经学不单立科，按不同内容分设于文学、史学、哲学各科。蔡元培还十分重视社会教育，特别在教育部增设了社会教育司，注意成人教育。鲁迅当时就曾应蔡元培之聘，担任过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
就在蔡元培推行新教育方针的时候，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蔡元培是位真诚的革命者，他拒绝同袁世凯合作，便辞去职务。于一九一二年九月偕夫人及子女再次赴欧留学。次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蔡元培应孙中山邀请，于六月回到上海，参加了“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他被迫又一次偕眷属避居法国。
改造北京大学
一九一六年六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蔡元培回到祖国，于一九一七年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是一座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封建学府。蔡元培就职后，开始了对北大的整顿改造。
蔡元培到校的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脱下礼帽，也规规矩矩地向他们鞠了一躬，以示还礼。这个小小的举动，打破了北大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习惯，开创了新的风气。此后，他每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表示校长与校警人格上的平等。
蔡元培从整顿文科入手来改革北京大学。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人物不少，是北大前进的障碍。他到北大不到十天时间，就亲自拜访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当时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并聘请他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后来，他又先后聘请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来北大任教，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阵营。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使北京大学一扫以前腐败沉闷的滞气，气象一新，成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蔡元培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他根据西方国家办大学的经验，提出了“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以打破当时占垄断地位的封建文化统治，为新文化、新学术争得合法地位。他说：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其实，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是为了对抗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而兼容并包也不是主张无原则的混合杂凑，乃是鼓励新派人物去争夺文化阵地。
蔡元培进行了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实行教授治校。他仿效德国的大学教育制度，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校长任评议会主席，其余评议员由教授推选。各系成立教授会，系主任由教授互选，任期二年，教务长由各系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这种体制，扩大了民主，给教育者以办学的权利，获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蔡元培还对学科和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加强文理两科，学生实行“选科制”，可以自由选课。他还在北大正式招收女学生，造成了我国男女同校、教育平等的新风气，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
蔡元培的这些改革和整顿，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大学从封建学府到近代资产阶级大学的转变。在他的推动和提倡下，北京大学学术研究、自由讨论之风盛极一时，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有学术讲座，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成立，着名的有画法研究会、新闻研究会、进德会、国民杂志社、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数理学会、地质研究会等，蔡元培还自任新闻研究会的会长。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北京大学不仅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且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京大学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成立时，蔡元培都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通告，他还应邀出席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由于蔡元培坚持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原则，使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法律系先后顺利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等课程，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投身爱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巴黎召开和会。会上决定把德国强占我山东的“权利”交给日本，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过去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投降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准备承认这个决定，并要在和约上签字。蔡元培知道后，当即召集学生代表，透露了这一消息。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反动政府粗暴地镇压了这次爱国运动，五月四日当天，就有三十多名学生被巡警拘捕。
蔡元培十分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运动爆发后的第二天，他就与北京各校校长到教育部和警察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五月七日，北洋军阀政府生怕事态扩大，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当被捕学生回到学校时，蔡元培率领全校师生在校内广场上欢迎、慰问。
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蔡元培辞职南下。他在途中寄给北大学生的信中说：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说明了他辞职的原因。但在社会各界的一再敦促下，他终于放弃辞职，继续留任。当时，他大声疾呼：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第二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他发表了《洪水与猛兽》一文。文章中说： “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象，它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 “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他指出： “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可以太平了。”
国内政治的黑暗，使蔡元培再也不愿与腐败的教育当局合作。一九二三年一月，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悄然出京。同年七月，偕夫人、子女赴欧美各国从事学术研究。他先后考察了法国、瑞士、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荷兰、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对哲学、经济学、法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学术上的贡献使他获得了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和美国纽约大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一九二六年，蔡元培回到祖国。第二年，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然而，深重的民族灾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常常使这位正直爱国的学者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一九三一年，胡也频等左联作家在上海被捕，蔡元培闻讯后立即设法营救。他痛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和宋庆龄等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副主席，多方营救爱国志士。特务写恐吓信威胁他，他仍然不遗余力地为保障人权而奋斗。一九三六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逝世，他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压力，与宋庆龄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主持丧葬事宜，推动《鲁迅全集》的出版。抗日战争前夕，他努力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坚决主张对日抗战。
一九四○年三月五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三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延安发出唁电，极表痛惜。唁电说： “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着，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这是对蔡元培一生的最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