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人们讲到辛亥革命时，往往“孙、黄”并称，如同谈到戊戌变法时“康、梁”并提一样。孙是指孙中山，黄是指黄兴。黄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军事领袖，他一生主要从事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武装斗争，在孙中山领导下，指挥过广州的黄花岗起义，领导了武昌起义，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章太炎在称颂他的业绩时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熟习军事
黄兴原名轸，字廑午，又字克强，一八七四年十月出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的一个乡绅之家。父亲黄筱村是当地颇有名望的秀才，藏书很多。黄兴自幼受家庭和王船山抗清思想的影响，崇敬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他九岁入私塾，十岁“喜读太平天国杂史”，并为天京内讧招致失败而抱憾。十五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着名的岳麓书院，后又被保送到武昌的两湖书院学习。
黄兴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清政府腐败不堪，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广大爱国知识分子都在寻求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一八九八年他进两湖书院时，戊戌变法运动正值高潮。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康有为的着作，对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更佩服谭嗣同和唐才常的献身精神。他经常参加南学会举办的讲演会，十分关心时局的发展。在书院四年学习期间，他接触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治理论着作，开始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在学校里他常对同学说： “我们求学不是为了给清政府效忠，而是把自己造就成有用的人才，将来使国家扬眉吐气。”他曾写过一篇《笔铭》，抒发自己投笔从戎的志向：“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
一九○二年，在两湖书院学习期满后，黄兴被派送到日本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这是当时一所专门为中国学生开设的学校。黄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把留学看作是直接向外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好机会。除了学好功课外，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课余活动上，成为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黄兴认为， “救国不独心力，尤以身力为必要”，因而对军事操练十分热心。他小时候学过拳术，很注意身体锻炼，留日期间更把军事体操作为重要的课程来学习。他利用课余时间参观日本士官生的操练，每天清晨到日本武术会练习骑马射击。按照武术会的规定，凡开枪连中靶心六次，就可得银质奖章。黄兴练就了一手很高明的射击术，多次获得奖章。
在日本，黄兴还和两湖学生一起创办了《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两种杂志，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宣传民族民主革命。他把自己写的一些诗词、散曲刊登在这两种杂志上。这些作品象利剑匕首，闪烁着斗争的光芒，很受读者欢迎、黄兴还在杂志上介绍了记录清兵大肆屠杀人民的着作，如《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以及清初思想家黄梨洲、顾亭林、王夫之等具有反清思想的着作，以唤起人们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
一九○三年四月，沙俄侵略我国拒不撤兵，黄兴气愤万分、慨然说道： “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他积极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在队中教授枪法。以后，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提出武力反清、实行民族主义的主张。
华兴会长
为了推动国内革命的发展，一九○三年夏天，黄兴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长沙，在明德、修业等学校担任历史、博物和体操教员，并以此为掩护，从事革命的武装斗争。
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二十多位革命同志以给黄兴祝寿的名义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章士钊等人。会议决定筹组革命团体华兴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华兴会于一九○四年二月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华兴会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政纲， 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他们计划首先在湖南发难，然后各省响应，最后“直捣幽燕”，推翻清王朝。华兴会公开设立“华兴公司”，作为自己的活动机关，并用开办矿业的名义，招股一百万元，为革命筹划经费。为了准备必要的军费，黄兴还变卖了祖传田产。
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广泛组织群众，黄兴在长沙主办了《华兴报》，成立了两个秘密的外围组织，一个叫同仇会，联络会党;一个叫黄汉会，专门联络新军。
会党是民间的秘密团体，一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分散在各地，没有统一的领导。在湖南的会党中，以哥老会的势力为最大。哥老会的首领马福益重义轻财，经常打击官兵，为老百姓伸冤出气，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为了动员马福益参加反清起义，黄兴和刘揆一身穿短衣，头戴斗笠，在一个茫茫雪夜，步行三十多里到山里和马福益会谈。马福益很佩服黄兴，很快把哥老会改编成了作战的部队，时刻等待着起义的命令。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黄兴联络发动的会党人数已达到两万人，起义的准备工作逐渐就绪，于是决定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七十诞辰那天起事。但由于会党首领活动频繁，走漏了风声，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不久，有几个会党成员被捕，供出了起义的计划和领导人黄兴，清政府大为震惊，立即悬赏白银一千两，到处捉拿黄兴。
有一天，差役来到黄兴家门口，黄兴刚要坐轿出门。他们劈头就问：“你是黄兴吗?”黄兴一看情势不对，便急中生智，镇静地回答： “我是黄兴的朋友，黄兴到明德学堂去了，我正要到那里去找他。”差役们不认识黄兴，他们信以为真，跟随着来到了学堂。黄兴假装进去喊人，要差役在门口等着，他赶快从边门逃走，躲到一个做官的朋友家里。后来，又化装成海关人员，经武汉坐轮船来到上海。由于清政府加紧了对革命派的追捕，情况愈来愈紧急，黄兴只得流亡国外，到当时中国革命的海外中心日本去避难。
黄兴到达日本不久，恰好孙中山也从欧洲来到东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介绍，一九○五年七月，黄兴认识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正创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组织以推进中国革命，黄兴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九○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黄兴担任了同盟会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领袖，并为同盟会起草了《军政府宣言》。
组织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和准备武装起义上。他在学军事的留日学生中积极发展同盟会会员，以便将来控制清政府的军队。这些会员为了不暴露革命党人的身份，不与同盟会总部往来，只与黄兴一人联系。他还选择了一批忠贞可靠的同志组成“丈夫团”。“丈夫团”以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而得名。黄兴还协助孙中山在南洋各地建立了同盟会分会。
一九○七年，黄兴化名秘密回到国内。两年中，他与孙中山在云南、广东等地连续发动了四次武装起义：一九○七年九月的钦州、防城起义，十二月的镇南关起义，一九○八年三月的钦州、廉州起义，四月的云南河口起义。这些起义， 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当黄兴在国内指挥武装起义的时候，留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会员却在搞分裂活动，主张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黄兴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此举对革命有害，去信坚决拒绝，并说服这些会员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维护了革命队伍的团结。
一九一一年，同盟会决定在广州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起义。黄兴先致函孙中山，提出了起义计划。为了准备这次起义，孙中山、黄兴和赵声等人在南洋槟榔屿开会，分析了前几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决定在香港成立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此后，孙中山亲自到海外华侨中募捐军费，黄兴也派人到国外购买武器。黄兴还从海外和国内各地抽调大批骨干，组成一支八百人的敢死队，计划先攻下两广总督衙门，杀死总督张鸣岐，占据广东，然后再兵分两路向北进军，夺取全国。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黄兴的指挥下顺利进行。广州城里设立了许多秘密机关，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新公馆。这些公馆常常大办喜事，花轿抬进抬出，送礼的络绎不绝。其实，花轿里装的多是枪支，礼盒中装的多是弹药。黄兴还在香港和广州专门开设头发公司，借运头发来运送武器。
但是，就在起义即将举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从马来亚归来的革命党人温生才，因为痛恨清政府的反动官吏，没有和起义的领导机关联系，擅自单枪匹马去刺杀清朝的驻防将军孚琦，这一下子惊动了敌人，广州全城立即戒严，革命党人的行动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起义缓期，黄兴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说：这次起义全党全力以赴，同志们不远千里而来，军火已运进城里，如果因缓期而不能起义，必然前功尽弃，在国内外失去威信。他表示，自己早已下定必死决心，如果大家不赞成起义，他就要率领少数同志和张鸣岐拚命，以保持革命党人的信誉。黄兴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坚定了大家的斗争意志，最后决定在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动起义。但由于原来的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大大减少，黄兴等人不得不放弃了十路进攻的计划，只集中全力攻打总督府。四月二十三日，黄兴离开香港潜入广州。出发前，他向南洋的革命党人发出了一封绝笔信： “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表示了他英勇杀敌的决心。
四月二十七日，黄兴在总指挥部集合起义队伍，作了慷慨激昂的动员。下午五时半，起义的枪声一响，黄兴便带领一百三十人直扑总督衙门。他们手臂上缠着自毛巾做标记，一手拿枪，一手拿刀，在螺角号声中飞奔前进。总督衙门很快就被攻下，但总督张鸣岐却早已逃走。当黄兴率领起义军退出衙门时，清军已经赶来包围。革命军奋力应战，很多战友中弹牺牲。黄兴右手指被打断，但他用断指扳机继续射击。他下令分三路突破敌人包围，并自带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由于力量悬殊，最后仅他一人冲出包围，躲进了一个革命女同志徐宗汉的家里。第二天，黄兴和徐宗汉离开广州来到香港，以后他俩结为夫妇。
广州起义延续到第二天，终于失败了。许多革命党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有的被捕后英勇就义。后来，人们把找到的七十二具死难烈士的遗体，合葬在广州东北的黄花岗，这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辛亥革命成功后，在那里修了烈士陵墓，黄兴为烈士们写了挽联：
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
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革命军总司令
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革命形势一天比一天高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了。当时，黄兴正在香港，他接到宋教仁要他北上的电报，立即启程前往上海。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迅速控制了武汉三镇，并成立了军政府。起义很快得到全国的响应。清政府惊恐万状，再度起用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以挽救危局。袁世凯调集北洋军精锐部队，猛攻汉口。武汉的革命军人数不多，装备又差，由于重兵压境，人心开始浮动，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紧急关头，黄兴从上海赶到武汉。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立即派人高举写着“黄兴到”的大旗，骑着马在武昌城内跑了一圈。武汉军民一听黄兴来到，个个喜出望外，人心开始稳定下来。
黄兴到武汉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挑起了指挥全军的重担。十一月三日，湖北军政府举行隆重的登坛拜将仪式，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当晚，黄兴率司令部人员进驻前线。与清军相持了十多天的革命将士，听说黄兴亲临前线作战，顿时士气大振。黄兴调整了作战部署，努力发动反攻，由于敌我双方力量十分悬殊，坚持了一个月，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在这一个月里，湖南、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省纷纷宣布独立，江浙革命军攻下了南京。黄兴督师武汉，为革命赢得了时间，迎来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宣告独立的各省代表在上海开会，决议在南京设立临时政府。因为当时孙中山还在国外，大家便推举黄兴担任大元帅，但黄兴坚决推辞不就。他说： “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没有回国，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即将回国，我不能抢先就职。”这番话，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高尚品德。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被推举为陆军总长兼参谋长。这时候，掌握着北洋军队的袁世凯，正施展反革命伎俩，准备窃取革命成果。他一面迫使清廷下台，取消帝制;一面迫使革命党人同意他担任大总统职务。黄兴未能及时识破袁世凯的阴谋，认为只要袁世凯赞成推翻清朝帝制，赞成共和，可以让他当大总统。黄兴这种错误的意见，在当时得到了大多数革命党人的赞同。于是，孙中山被迫于一九一二年二月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的重要领袖宋教仁，暴露了仇恨革命的反动面目。黄兴和孙中山一起，出兵讨伐袁世凯。黄兴担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他在七月十五日的通电誓师中说： “深悔待时留决之非，幸有急起直追之会，当即誓师北伐，殄此神奸”。但因为准备不足，仓促上阵，这次讨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了。黄兴不得不再一次逃亡日本，以后又辗转美国，在华侨中联络革命同志，募集军费，继续进行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上海。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因操劳过度，胃大出血而去世，时年四十二岁。孙中山亲自写了挽联，悼念这位功绩卓着的革命家：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