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名字，是大家所熟悉的。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年代里，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今天，中国各地的许多道路、公园、学校，都以“中山”命名，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位历史伟人的崇敬和纪念。
探索救国道路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一八九七年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孙中山的名字便由此得来。辛亥革命后，人们都习惯地称呼他为孙中山。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孙达成，十六岁时去澳门当鞋匠，后回乡务农，靠租种两亩半地维持家计，母亲姓杨，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妇女。孙中山小时候，过着半饥半寒的生活。他六岁就跟姐姐上山砍柴草，去塘边捞饲料，稍大些，便帮着父亲干插秧、除草、打禾等农活了。他的哥哥先在地主家做长工，后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遥远的檀香山去谋生，逐渐成为一个富裕的华侨资本家。由于哥哥的接济。孙中山的家庭生活才有所改善。
孙中山十岁进私塾念书。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一类的。整天的“天地元黄，宇宙洪荒”，老师念，学生跟着念，咿咿呀呀，象唱歌一般，至于书中的意思，老师并不讲解。一天，孙中山实在忍不住了，就大胆向老师提出： “这样糊里糊涂念，有什么用呢?”老师听了大吃一惊。起初，他还不以为然，想用师长的威严压服孙中山。孙中山却镇静地说： “老师是教我们识字明理的，但这样读，我们不明白，请老师给我们讲解讲解，使我们明白书中的道理。”老师无法推辞，以后就一边教识字，一边讲解了。
孙中山的故乡，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林则徐曾经亲自领兵驻扎香山县城，关天培也在香山县痛击过英国海军。孙中山出生的翠亨村，离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故乡很近，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在这一带流传很广。童年的孙中山对这些故事有很大的兴趣，太平天国领袖的英雄事迹，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希望自己长大以后，象洪秀全那样，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来。
一八七八年，孙中山随母亲离开故乡，来到檀香山哥哥那里。起初他在一家商店当学徒，后来在哥哥的资助下，到一所教会学校念书。教会学校用英语讲课，开始孙中山连一句也听不懂，但为了获得新知识，他发奋努力，很快掌握了英语，成为学校的优等生，夏威夷国王曾亲自发给他很多奖品。在海外的五年学习，使孙中山大开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不仅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也感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从而产生了改造祖国的强烈愿望。
一八八三年，孙中山返回家乡。海船到香港后，他搭木船回翠亨村。一路上，有四批清朝官吏先后到孙中山搭乘的木船上，他们一会儿说是“征收关税”，一会儿说是“查抄鸦片”，蛮横地要所有的乘客统统把行李打开，其实都是对乘客进行敲诈勒索。孙中山气愤极了，他据理力争，拒绝检查，说要向官府控告他们。船主悄悄地对他说：“小伙子，你控告也没有用，官府从上到下都是这样啊。”这件事使孙中山受到强烈的刺激。他愤怒地说： “中国掌握在这些腐败的官吏手中，怎么得了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回到家乡后，孙中山一面参加农业生产，一面向村民宣传社会改革的必要，帮助他们清除落后的习俗和封建迷信。一天，他和几个伙伴到村里的北帝庙游玩，遇上几个老人在给菩萨磕头。孙中山对大家说：菩萨是木偶泥塑，是无知的东西，怎么能给我们治病呢!他一边说，一边跳上正殿的供桌，照着菩萨的手用力一击，只听“哗啦”一声，菩萨的手便和身体分了家，里面的稻草、泥巴统统露了出来。孙中山指着砸碎的菩萨说： “你们看，他有多大的本领?连自己的身体都保不住，供奉他有什么用!”
孙中山破坏神像的事，引起了村里地主豪绅的不满，认为这是亵渎神灵，大逆不道，不能宽宥。他们强迫孙中山的父亲到庙里烧香磕头，修复神像，还要求他和孙中山脱离父子关系，把孙中山赶出翠亨村。
孙中山离家后，来到香港继续上学读书。他勤学好问，涉猎群书，知识广博，被同学们称为“通天晓”。当时，他认为医学可以保障国民健康，使国家强盛起来，便在一八八六年夏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旧址)学医。次年，香港创办西医书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到广州招收能懂中、英文字的新生，孙中山便转入西医书院学习。一八九二年，孙中山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并荣获医科硕士学位。
这一时期，孙中山除了致力于医科学习，还广泛研究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农学等着作。他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华盛顿、林肯的传记，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十分向往。他有时还写些论文，投寄到香港报纸和上海《万国公报》，阐述对于改善中国政治的见解。他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经常来往于广州、澳门等地、广泛交游，结交江湖豪侠、尚义之士，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探索救国真理。在香港，他同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交往最密切，他们一起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纵论天下大事，倡言革命。他们激进的言论，被守旧者看作是“大逆不道”，甚至污蔑他们是“四大寇”。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就在澳门、广州一带开设医院，为人治病。他不但医术高明，而且治病的态度也很认真。一些穷人前来就医，他连药费都不收。一传十，十传百，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成了远近闻名的良医了。但孙中山不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他不仅想治人体的病，解除人们肉体的痛苦，而且还计划根治国家和社会的疾病， “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他以行医为掩护，宣传“勿敬朝廷，尽心爱国”的思想。
起先，孙中山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响，希望通过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变法改革，使国家富强起来。一八九四年夏天，他约童年好友陆皓东到天津，想通过郑观应等人求见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他写了长达八千多字的《上李鸿章书》，建议政府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工、农、商业;改革教育制度，以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可是，李鸿章既不接见他，也根本不理睬他的建议。
上书的失败教育了孙中山，使他懂得用改良的方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久，甲午战争失败，举国震动，民心激愤，他决心采取革命的行动，推翻清朝的封建制度，改造中国。
奔走革命
一八九四年秋天，孙中山放弃了行医，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再度来到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反清革命。起初，赞同他主张的人寥寥无几，有人甚至嘲笑他是痴人说梦，但他毫不气馁，终于争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同年十一月，他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一八九五年二月，他回到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在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他起草的《兴中会章程》公开申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从而吹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声响亮的号角。
此后，孙中山一面在国内外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一面准备武装起义。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团结了数千人。于是，他决定在一八九五年的农历重阳节，聚集同志于广州，炸毁两广总督府，夺取广州城。陆皓东设计了一种青天白日旗以代替清朝的黄龙旗，并制定了夺取广州、北捣清廷的计划。起事前夕，孙中山亲自来到广州布置。可惜，由于运送军械不慎，机密泄露，起义的第一枪还未打响，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陆皓东等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广州城内遍贴悬赏缉拿孙文的告示，情势十分危急。大家劝他赶快逃离，孙中山却说： “同志们都不怕死，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呢?”他冒着生命危险，疏散会员，销毁密件，处理完了起义的善后工作，才离开广州，经香港流亡日本。
在日本，孙中山读到了一张日文报纸上的醒目新闻。“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这条新闻提醒了孙中山，他觉得“革命”比“起事”、“发难”更能体现他所探索的振兴中华的道路， “革命党”的称呼也比“会党”意义更加鲜明，于是他就采用“革命”两字来称呼自己的事业。他在日本横滨成立了兴中会的分会，并断发剪辫，表示坚定地走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从日本又流亡到欧美各国。他一面进行社会考察，广泛了解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情况，一面在华侨中不倦地宣传革命道理，广泛寻找革命力量。一八九六年十月一日，他来到英国伦敦。十月十一日，在探望英国老师康德黎的路上，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侦探发现，诱往使馆加以拘禁，幽禁在使馆三楼一个窗子上装有铁栅的斗室里，与外界完全隔绝。当时，使馆里一个职员告诉孙中山，过几天就要将他装在大木箱里，押送回国内斩首。在危急的情况下，孙中山依然镇定自若，沉着应付。他的顽强精神赢得了使馆清洁女工英国人贺维的同情，贺维把孙中山写的求救信送到了康德黎手中。康德黎闻讯以后，立即奔走营救，并在报纸上发表了消息，伦敦舆论界为之震动。数百名英国群众到使馆门前示威，高呼： “释放孙逸仙!”康德黎还到英国外交部交涉，清使馆处境十分狼狈，最后被迫释放了孙中山。从此，孙中山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受到了被压迫民族和一切主持正义人士的支持和尊敬。
孙中山脱险以后，继续留在伦敦。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他每天到图书馆阅读书籍。当时，他经济很困难。伦敦的中国留学生听说后，就凑了一些钱送给他，他却把大部分钱用来买了书。后来，留学生去看他，他对大家说： “生活苦一点没有什么关系，两只小面包也可以当一顿饭。我这个人一两顿饭吃不吃，倒不在乎，可是，不看书那可受不了。”
在伦敦的一年多时间里，孙中山进一步研究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接触了社会主义学说，认真地观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他的社会经济观点——民生主义，就在这时开始孕育形成。
离开欧洲以后，孙中山经加拿大到了日本。那时戊戌变法失败了，改良派的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也逃亡到了日本。孙中山派人和他们联络，希望他们改弦易辙，放弃改良主义，共图革命大业，但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联合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一九○○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清政府流亡西安。孙中山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便派史坚如、郑士良等革命志士在惠州、广州发动起义。他自己也不避艰险，奔走于日本、香港、新加坡之间，具体部署起义事务。惠州起义军一度发展到二万余人，起义之初，势如破竹，但由于敌众我寡，血战半个月，最后弹尽粮绝而失败。
一九○一年至一九○四年，孙中山再次奔走各国为革命募款。每到一地，他作演讲，写文章，宣传中国必须革命的道理，得到了爱国华侨广泛的支持。
一九○五年七月，孙中山从欧洲再一次抵达日本，受到了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欢迎大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号召大家担负起振兴中国的责任，为争取实现共和而不怕流血牺牲。这一年八月，在孙中山的倡仪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就是当时闻名中外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符合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生活改善的愿望，起了联合革命力量、推动革命前进的作用。
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积极组织国内的武装起义。一九○七年至一九一一年，他连续组织和领导了镇南关、黄花岗等八次武装起义。镇南关起义中，他亲自上前线慰劳战士，鼓励士气，为伤员包扎伤口，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发动武昌城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起义，迅速占领了武汉三镇。接着，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在独立。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为革命筹集经费。得到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兴奋极了。他本想立即回国直接指挥革命战争， “以快生平之志”，可是，考虑到共和国在外交、财政等方面将要碰到的困难，他便在英、法等国进行外交活动，幻想取得帝国主义各国对辛亥革命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帝国主义是反对中国革命的，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拒绝贷款，俄国外长萨佐苏诺夫不肯晤面。孙中山感到“个人所能尽义务已尽于此矣”，便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到了上海。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起义将士把他奉为“中国的华盛顿”，盼望他早日回国。因此，他一到上海，便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到黄浦江码头去欢迎他。许多团体纷纷致电各省代表团，要求选举他为大总统。二十九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在十七张有效票中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由上海乘火车前往南京，沿途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共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南京城内更是张灯结彩，大街小巷喜气洋洋，人们兴高采烈地期待着孙中山的莅临。孙中山抵达南京时，南京各炮台、军舰鸣炮二十一响迎接。晚十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在以后短短的三个月里，孙中山颁布了三十多条法令、法规，还公布了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以后，仍非常注意和普通群众接触。空闲的时候，他经常到街上散步，看看市场，问问物价，有时还跑到郊外去望望农民耕作。他不要卫士跟着他，常常说： “我是为平民百姓服务的，又不是万乘之君，我怕什么?”在临时总统府，工人、学生去找他，他都尽可能地接见。因此，群众尊他为“平民总统”。有一次，他出席一个重要会议，被门口的警卫拦住，说今天孙大总统要来开会，别人不让进去。孙中山微笑着说： “孙大总统不也是普通的人吗?”卫兵不耐烦了，警告他赶快离开，不然，当心挨大总统的打。孙中山和蔼地说： “大总统是人民的公仆，怎么能打人呢?”说着，掏出了名片。卫兵看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孙中山廉洁奉公，不讲排场，衣着朴素，住在一座简陋的小楼房里。他反对任人唯亲，未曾带过一位兄弟姐妹做官，别人推荐他哥哥孙眉出任广东省都督，他坚决不同意。他不谋私利，不治家产。在临时大总统府内，他和一般职员一样，每月只领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卷三十元。他在上海的一栋小楼住宅，是华桥集资购赠的。为了革命需要，他曾将它两度抵押借款，后来又由华桥再集资为他赎了回来。
斗争失败再斗争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袁世凯向革命党发动和谈攻势，革命阵营内的投机政客也大叫南北统一。在内外夹攻下，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一九一三年三月，他授意自己的亲信，派遣特务在上海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孙中山知道这个阴谋活动后，愤怒极了。他沉痛地说： “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后果正象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会发生的一样。”此后，孙中山发动了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同年七月，南方各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布脱离袁世凯独立。但由于党内意见分歧，在帝国主义与袁世凯军队的联合进攻下，讨袁斗争失败了。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通缉孙中山，孙中山不得不再次逃亡日本。在日本，为了集合革命同志，孙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在东京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并当选为总理。此时，宋庆龄也来到了东京，她钦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两人遂在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结婚。从此，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又多了一位忠实的战友和得力的助手。
两年多时间内，孙中山先后组织了十多次讨袁武装起义。孙中山不屈不挠的斗争，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浪潮，终于把袁世凯轰下了台。袁世凯死后，中国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执掌政权的段祺瑞，撕毁了《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孙中山和一部分议员来到广州，联合西南军阀，召开非常国会，建立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对抗。孙中山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领导护法运动。但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他们并不真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是利用他的威望来扩展自己的势力。一九一八年五月，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愤懑地离开广州，来到上海。
起义，失败，再起义，再失败，出路何在呢?自己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可是祖国仍然是“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孙中山感到十分沉痛，非常苦闷。但他并没有对革命失望，而是继续探索革命的真理，专心从事着述，以“启发国民”， “唤醒社会”。他先后写成了《知难行易的学说》和《实业计划》两本书，加上以前写就的《民权初步》，合称为《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长期设想的建设中国的一幅宏伟蓝图。在《实业计划》中，他提出了交通、商港、都市、水力、灌溉、工业、农业、造林、移民等方面的庞大规划，包括修筑十万英里铁路、百万英里公路以及三个巨大海港等等，显示了他对民主建国的理想充满信心。
晚年的重大转变
正当孙中山彷徨、苦闷的时候，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孙中山十分兴奋，把它看作是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孙中山又看到了中国民众的伟大力量。一九一九年十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废除旧总章，采用新规约，继续领导革命。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并发表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全中国，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提出要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合作的建议。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共产党人李大钊与孙中山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两人“畅谈不倦， 几乎忘食”。二十五日，李大钊和林伯渠又介绍苏俄特使越飞访问了孙中山，双方商讨了苏俄帮助中国革命、打倒军阀和革命党以俄为师等问题。他们建议孙中山建一个联合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得到共产党人真诚的帮助，十分高兴。他摸索了几十年，现在终于找到了一条真正的革命道路。从此，他的思想与行动开始了重大的转变。
孙中山精神振奋，积极准备北伐。一九二三年二月，他重新担任了海陆军大元帅，并下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中国民族自身求得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是人民有普遍平等的权利，不能为少数人所私有;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样，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其基本原则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相接近，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的利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的思想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国民党改组后，与共产党合作，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担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先后在校任教，为北伐军培养了大批骨干。
这期间，北洋军阀内部又发生了争斗。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政府，段祺瑞重新上台，当了“临时执政”。冯玉祥受革命潮流的影响，于十月二十七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为了国家的统一，孙中山不顾重病在身，毅然北上。他在《北上宣言》中提出，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到达北京时，欢迎他的群众有十万多人。
但是，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了终身的革命家，到北京后病势加重，经协和医院确诊为晚期肝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继续努力， “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还反复念着： “和平、奋斗、救中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孙中山逝世后，举国哀悼。葬仪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从三月二十四日至月底，到孙中山灵前祭奠的群众有七十四万六千八百多人。四月二日出殡，整队参加送灵的群众达三十万人。一九二九年三月，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西山碧云寺移至南京紫金山(今中山陵)安葬。孙中山先生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为了革命事业不断探求、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献身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和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