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广为流传的好诗，作于鸦片战争前一年。那时的神州大地死气沉沉，仿佛千万匹哑了的马发不出一点声音，实在令人痛心悲愤。于是，诗人大声疾呼，天公呀，振作起来吧，把立志变革的人才降到人间来吧!这首诗充分表现了诗人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度的爱国热忱。在昏沉沉的黑夜里，他清醒地呼唤人们去创造美好的明天。这位诗人就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
爱国无门 抱恨终身
龚自珍，一名巩祚，又名易简， 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一七九二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做过不小的官。父亲龚丽正，当过安徽徽州的知府，母亲段训是清代着名文字学家兼经学家段玉裁的女儿。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龚自珍的成长是很有利的。他六岁就跟着母亲学诗，因为聪明很得母亲的欢喜。母亲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走读书做官的道路，登科及第，光宗耀祖。龚自珍十一岁时， 跟随父亲来到北京。他父亲聘请了一位有学问的举人做他的家庭教师。一年后，又让他随外祖父学《许氏说文部目》。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据字源的书籍，段玉裁又是当时研究《说文解字》最有名的学者。在外祖父的悉心教导下，龚自珍在青少年时就博览群书，接触各种各样的学问。他考证历代的官制，钻研图书目录学，收集、研究古代的钟鼎碑刻。十九岁的时候， 已经能填一手好词，二十岁刚出头，便成了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和学者。有一次，段玉裁读了他的两部词集后，感慨地说，这样精彩的词章，恐怕连自己也不易做出来。当他读了龚自珍二十三岁时写的政论文《明良论》以后，更是拍案叫绝， 说能看到这样有才华的后生， 自己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但是，这样有才华的青年，在科举的道路上却是屡试不第，名落孙山。十九岁那年，龚自珍在北京参加了乡试，结果只得到副榜第二十八名，连举人也没有考中。以后，连续参加几次考试都失败了。直到二十七岁那年，才在浙江考中了举人。而中进士时，他已经三十八岁了。
这一段时间里，他担任过武英殿的校录。武英殿是北京故宫中的一座宫殿，康熙、乾隆年间的许多学官曾在这里校勘过二十四史，藏书极为丰富。这使龚自珍有机会接触国家的不少珍本秘籍。因此，他的学问更加长进了。
龚自珍在此其间还随从父亲的调任，奔走南北，到过徽州、苏州、上海、杭州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地，他都注意收集散在民间的各种着作，还担任了《徽州府志》的编修工作。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 目睹了官场的腐败， 政治的黑暗。国家的危难，人民的疾苦，常常使他坐卧不安。
在北京，他花了三年时间，跟随经学家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接受了这位老师“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寻找“变法”、“改图”的理论，他还结识了一些爱国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如魏源、黄爵兹、林则徐等人。他们志趣相投，借探讨“今文经学”之名，一起议论时政，摸索救国图强的道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时人称之为“龚、魏”。
龚自珍是位具有爱国热忱的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他曾以举人的资格，从一八二○年起，担任内阁中书，历时十五年。他利用这一机会，广泛搜集了当代和前代的文史资料，看清了十七世纪以来沙皇俄国不断吞食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领土的强盗行径，揭露了它占据我雅克萨、尼布楚二城的侵略罪行。针对西北边境的动乱状况，又写了《西域置行省议》。他研究了西北的山川地理，部落源流，提出必须在新疆设省， “移民实边”，以防备沙俄侵略，这是很有远见的主张。
一八二六年，龚自珍和魏源一起参加会试，他们的老师刘逢禄是考官之一，很赏识他俩的文章，竭力推荐，但还是不被录取。刘逢禄特地写诗为他俩鸣不平。一八二九年，龚自珍借殿试的机会，在对策的答卷中，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从而震动了朝廷。几天以后，他参加皇帝主持的朝考，写了《御试安边绥远疏》，提出“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等维护国家统一的主张，使得阅卷的考官们极为震惊。他们以龚自珍的书法不合标准为借口，故意压低了他的录取名次，使他无法进入翰林院，而只以知县任用。但龚自珍并没有去就任，仍为内阁中书。这个七品小官，自然无法使他施展图强救国、改革弊政的宏图。
十九世纪初叶，英国殖民者用肮脏的鸦片贸易，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政府财政枯竭，国家防卫空虚。龚自珍看到鸦片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把鸦片称为“食妖”，指出鸦片使人们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摧残。他大声疾呼，要求禁绝鸦片，主张对种烟者严加惩办， “枭其首于陇，没其三族为奴”。当他的好友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时，他欣喜若狂，又是写诗赞贺，又是帮助谋划。他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的文章中，提出了十项关于禁烟的建议。他建议林则徐多带军队，准备好武器，防止英国侵略者狗急跳墙，并表示自己愿意南下广州，为禁烟贡献力量。
但是，京城里妥协投降的气氛很浓，攻击龚自珍的人很多。他感到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京城也不能容身，便于一八三九年六月辞官南归，结束了那穷愁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小京官生活，去从事个人的讲学活动。在归途中，他深深怀念“侧立南天”的挚友林则徐，写下了“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的悲切诗句。但令人痛惜的是， 两年以后，当林则徐被撤职发配新疆伊犁的时候，龚自珍也暴病死于丹阳的云阳书院，时年五十岁。
讥切时政 揭露黑暗
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的时期。正如他在《乙丙之际着议第九》一文中说的，社会如“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委之华，惨于槁木。”封建制度已经腐朽，根本没有好转的希望。可是，统治阶级豢养的一些封建文人，却还在唱着粉饰太平的赞歌。而龚自珍则以其敏锐的嗅觉，闻到了封建王朝发出的腐烂臭味。他以辛辣锋利的文笔，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世的没落、衰败的图画。他为我们留下了七百多首诗词，三百多篇散文，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个有卓越成就的作家和诗人。
在《行路难》这首诗里，诗人描绘了整个中国，不管南北东西，到处是吃人的猛虎，连躲避的地方都找不到。然而，面对这样险恶的现实，诗人并不逃避，而是大声疾呼，唤醒人们起来与黑暗作斗争。在这首诗的结尾，诗人说： “三寸舌，一支笔，万言书，万人敌。九天九渊少颜色，朝衣东市甘如饴，玉体须为美人惜。”朝衣东市指的是晁错被害的故事。晁错是西汉的着名政治家，因为坚持进步的政治主张，被奸臣以“清君侧”为名，杀害于长安东市，被杀时他还穿着朝衣。诗人引用这个故事，意思是说，他要用自己的笔写出可当“万人敌”的万言书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是象晁错那样朝衣东市，他也是会感到幸福的。
龚自珍把犀利的笔锋投向了腐朽的统治集团和上层社会。在《咏史》一诗中，他写道：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箸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田横原是齐国的贵族，秦末刘邦统一中国后，他不愿归汉，带着五百人逃亡海岛，最后全部自杀而死。作者借古讽今，在诗中讥讽了那些窃踞高位、有权有势的“名流”，其实只是些贪婪的盐商的帮闲和手摇团扇的纨绔子弟。他们投机钻营，趋炎附势，在文字狱的威慑下，附庸风雅，甘当“顺民”，在追求个人的温饱中消磨一生，一点骨气也没有。
龚自珍在大量的诗文里，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副副腐朽昏庸的封建官僚的丑恶嘴脸。他们有的恃势骄横，无恶不作;有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有的徒有虚表，腹内空空。丑态虽千奇百怪，但贪婪、无耻的本质却并无二致。
在揭露上层社会黑暗的同时，龚自珍深切地同情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最底层的人民。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诗人的内疚和自责：古老的大运河上，十多个船夫拉一艘粮船过闸，细细想想，上千艘粮船，要流多少船夫的血汗。我在京城也耗费过官仓的俸米，现在夜里听到船夫低沉的号子声，禁不住泪如雨下。实际上，这是对统治者残酷盘剥人民的血泪控诉。
龚自珍看到，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境地， “乱亦竟不远矣”。他感到，有一种反抗力量正在蓬勃崛起，腐朽的清王朝有可能被埋葬掉。他虽然弄不清楚这种政治力量是什么，但是他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大规模的斗争风暴就要来临了。
更法图新 企求“补天”
作为我国封建社会解体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进步思想家，龚自珍的内心充满着矛盾。他一面把当时的社会描绘为一朵快要凋谢的花，一面又对这朵花充满感情，表示惋惜。他希望通过封建皇朝的自我改革，使这朵花重新开放得鲜艳芬芳。
在一系列政论文章中，龚自珍提出了许多去除朝政时弊的改革主张。他认为， “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转移”，而每一代新兴者，都是“革前代之败”而成就的。他警告墨守成规的统治者， “一祖之法无不弊，众人之议无不靡”，如果自己不实行改革，别人就会取而代之来改革，这样还不如自己实行改革的好。这表明，他对腐朽的统治阶级仍然寄予着起死回生的希望。所以，我们说龚自珍属于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人物。
龚自珍提出了哪些改革政治的主张呢?首先，他要求广开言路，重视人才。他在青年时期写的一组政治论文《明良论》中，就鲜明地主张改革用人制度。明君良臣是封建社会贤明政治的重要标志之一。龚自珍在这组文章里，揭露了清王朝官僚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昏庸无耻：掌握大权的“政要之官”，只知车马、服饰， 巴结奉承权贵，追求高官厚禄;“清暇之官”只知写字吟诗，苟且偷安。这些官僚都是贪生怕死，不知廉耻之徒。而且，当官越久，就越无耻;名望越高，巴结上司的恶习就越顽固。一旦国难临头，他们就会象鸠燕一样，各自惊逃。他认为，这是君主对待臣下如狗马、奴仆一样的必然结果。所以，要有良臣，必须先有明君。
龚自珍批判了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这样的制度，只让那些无用之辈坐候升官，却使一些智能之士倍受压抑，结果就形成了“奄然无生气”的庞大官僚队伍。龚自珍要求按实际工作的好坏来考核、提拔官吏， “因能授官”，量才录用。他大胆地责问嘉庆皇帝： “奈之何不思更法?”龚自珍认为，真正有才能的人，在社会上是不少的，但他们不能在朝廷为官任职，而被埋没于未入仕流的在野者中间。只要改革吏治，变更扼煞人才的科举制度，结束皇帝的独裁专制，代之以君臣共治天下，明君良臣的局面是不难出现的。
其次，他主张平均土地。龚自珍是在农民起义的刀光剑影中走上社会的。当时，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各地的农民起义彼伏此起，接连不断：先有四川、陕西和湖北的白莲教起义，后来又有河南、山东和河北的天理教大起义，起义军曾一度攻进皇宫，大大震动了清代统治集团。龚自珍认为，农民起义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上“贫富不均”。他在《平均篇》等文章中，提出了平均土地的方案，要求君主取有余而补不足。因为自古以来，平均财富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社会危机只能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他说，社会财富有限，有的得到很多，有的得不到，愈来愈不公平，就要发生变乱。历史上的治乱兴亡的规律就是贫富“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龚自珍主张的平均不是绝对的平均，而是根据各人的能力、智力、德行有所差别，大致平均。这就迈出了社会改革的第一步，在近代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恩格斯在谈到意大利着名诗人但丁的时候说过， 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在中国历史上，龚自珍也是这样一位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着名诗人和思想家。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深刻思想和艺术力量，永远对后世产生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