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向日本屈辱议和，于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抗怒潮。同年五月，在北京城里发生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请愿运动。当时，进京应考的十八省举人聚会于宣武门外的达智桥松筠庵，他们个个慷慨激昂，悲愤万分，公推一位三十多岁的广东举人，连夜起草上奏光绪皇帝的万言书，请求政府拒绝和日本签约，立即改革朝政，以使国家富强起来。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的有一千三百多名举人。除了呈送皇帝之外，这份万言书还被辗转传抄，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了北京城。
这位起草上皇帝万言书、领导请愿运动的广东举人，名叫康有为。后来，他成为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我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及十九世纪后期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
立志改革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南海先生。一八五八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祖父康赞修，做过连州县学的教官，父亲康达初，曾为江西补用知县。
康有为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他就跟着祖父读书，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受到很深的思想影响，常常开口圣人，闭口圣人，亲友们跟他开玩笑，叫他“圣人为”。祖父死后，他就学于当时着名的学者朱九江。九江主张学问要“济人经世”，康有为在他指导下，大约花了四年时间，广泛阅读了中国古代的着作，寻求经世致用的学问，接受了一些倾向革新的学说。
康有为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时代。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康有为感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没有多大用处，产生了思想上的苦闷。此后，他独自一人到西樵山白云洞去研读佛经和道学，想用修身养性度过自己澹泊清静的一生。可是，日益尖锐的民族危机，使他怎么也静不下心来。
在白云洞，他结识了翰林院的编修张鼎华。通过张鼎华，康有为了解到当时京城内外的许多情况。在他的影响下，康有为开始阅读《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比较实用的书籍。对西方文化的初步接触，使康有为在沉闷中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于是， “哀物悼世，慨然以经营天下为志”。
一八七九年，康有为去香港游览。这个殖民地城市的瑰丽建筑，整洁的街道，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八八二年，他到北京应考举人未中，归途经过上海，租界里殖民者先进的管理办法，也使他羡慕， “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他决心探索其中的奥秘。他在上海买了大批翻译出版的西洋着作，装了满满的几大箱子。经过几年的研读，康有为渐渐地明白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优越，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向西方学习，改革政治制度，实行维新变法。在此期间，他还写成他的名着《大同书》初稿。
上书皇帝
怎样才能实行维新变法呢?康有为是个秀才，他手中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上，企图说服皇帝，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一八八八年，康有为第二次去北京应考。那时，中法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康有为想，如果再不变法图强，局势就不可收拾，便写信给光绪皇帝的亲信大臣翁同龢、潘祖荫，说明维新变法的重要。接着，他又写了五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建议光绪皇帝赶紧革新变法以挽救民族的危亡;深切体察民情，防止农民的暴动;广开言路，不要任用坏人。这就是“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但它并没有被递到光绪手里。因为转递的大臣怕言词激切，得罪皇上，把它扣压下来了。而这次应考，康有为本来已被录取，但主考官听说他是那个上书的人，就破口大骂： “如此狂生，不可中!”把他的名字一笔勾掉了。康有为虽然没有考中，但却从此出了名，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一八九一年，康有为回到广州，开办了“万木草堂”，一面讲学，一面从事研究和着述，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主张。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的帮助下，康有为把西方进化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中国古代变法维新的思想揉和起来，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着作。在前一部书里，康有为在护卫孔子的名义下，宣称东汉以后经学家所尊奉的古文经籍，是后人伪造的伪经，与孔子并无关系。在《孔子改制考》里，他把孔子打扮成为一个改革者，说孔子在《六经》中宣扬的唐尧、虞舜的太平盛世，只是他自己政治理想的假托。历史是不断进化的，政治制度也会随着变革，孔子本人就进行过政治改革。可以看出，康有为实际上是借用孔子的招牌，来宣传自己变法维新的主张。这两本书，虽然没有直接议论现实政治问题，却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八九五年春天，康有为再一次赴京应考。当时正值中日甲午之战刚刚结束，日本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各地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公车上书”。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举人们把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要求进呈皇帝，但都察院的官员却推说皇帝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章，竟拒绝进递，因而这篇上书没有被光绪皇帝所看到。但是，万言书由于被辗转传抄，却传播得很快。广州、上海等地还特地刊行了《公车上书记》。这样，康有为成了全国注目的改良派人物。
“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第八名，被任用为工部主事。但康有为没有去上任，继续搞他的变法活动。他把万言书的原稿修改了一遍，以个人的名义再进呈皇帝，这是他的第三次上书。在这次上书里，康有为提出了“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等改革主张，要求发展经济，开办学校，加强国防。这次上书，光绪皇帝看到了，并且很赞赏，还命令把它分发给各省督、抚、将军。康有为很受鼓舞。一个月后，他又第四次上书皇帝，要求皇帝改革官制，设议院，开矿业，修铁路，办邮政。康有为说：只要实行变法，十年就可使中国富强起来。但这次上书又遭到扣留，未能递上去。不过，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看到了它。他非常佩服康有为的见解，专门找了康有为谈变法的事。以后，翁同龢常在皇帝面前谈论变法。有一次，他对光绪皇帝说： “康有为是个有才能的人，比我要强百倍。”由于翁同龢的推荐，光绪皇帝才下令：凡是康有为的上书，要及时上报，不准阻搁。
宣传变法
为了实现维新变法的主张，拯救祖国的危亡，康有为在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中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活动。他结识了一些倾向变法维新的青年官吏，如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后来，他们都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
一八九五年八月，在翁同龢的支持下，康有为与文廷式、陈炽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强学会的宗旨是“求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作《强学会序》，叙述了帝国主义妄想瓜分中国的危险情状，要求迅速培养人才，御侮图强。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讲，在社会上造成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主编，每日一小册，随同《京报》——朝廷中专门录印上谕和奏折的官报，免费分送给朝廷的大臣，以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不久，康有为又到上海，筹备成立了强学会上海分会，还创办《强学报》，仍由梁启超担任主编，从而使宣传变法维新的声势更大了。
但是，几个月后，强学会被清政府的顽固派封闭， 《强学报》也被迫停止出版，康有为只得回到广东讲学。一八九七年冬，德国帝国主义用武力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立即从广东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革旧图新。他从保国保君的思想出发，在奏折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言辞恳切、沉痛，很多人都争相传抄。上海的报纸登载了这个奏章，都察院的官员高燮看了很受感动，要求皇帝召见康有为。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皇帝只下令由总理衙门召见。
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康有为来到总理衙门，接见他的有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翁同龢，顽固派官僚荣禄、李鸿章等。荣禄是大学士，又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他气势汹汹地对康有为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抨击说;“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的疆土的，现在连祖宗的疆土都守不住，泥守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处!”接着，有人问康有为“变法该从何入手?”他回答说： “应从改革官制和法律入手。”李鸿章听后反问道： “难道六部都要取消，一切法制都不要了吗?”康有为从容地说： “法规旧了就会产生弊病。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旧法制适应不了新形势，就应当进行改革。一下子改不了，也要逐步改革。只有这样，新政才能推行，国家才会富强。”顽固派官僚原想用许多问题难倒康有为，不料反被康有为弄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第二天，赞同变法的翁同龢把谈话的情况报告了光绪。光绪皇帝要康有为把变法的方案专折上呈。于是，康有为在一月二十九日又上了个《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他的第六次上书。这次他提出了具体的变法方案。他请求皇帝召集大臣商议，宣布变法维新;要求广开言路，设立“上书局”，允许天下官民上书;改革政府机构，设立法律、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他在奏折里大声疾呼说，变法就能保住国家，不变法国家就会灭亡。他还把自己所着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德变政记》一并进呈光绪，希望他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说， 日本本来也是一个弱国，明治天皇实行维新以后，很快就变成了强国，中国如果以日本为榜样，那未也会变成强国。康有为的奏章打动了光绪皇帝，光绪下决心实行变法。
在此同时，康有为加紧了在官僚知识分子中的活动。他约了各省的旅京人士设立学会，以便把维新运动推广到全国去。他自己发起组织了粤学会，杨锐发起组织了蜀学会，杨深秀组织了陕学会，林旭组织了闽学会，谭嗣同组织了南学会。在地方学会纷纷成立的基础上，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为又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他激昂慷慨地说： “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号召大家起来变法图新，挽救国家的危亡。他说：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他要求大变、快变。由于康有为等人的推动，维新变法的呼声愈来愈高，逐渐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
百日维新
在对待变法问题上，当时的清政府内部存在着对立的两派，一派是“后党”，以慈禧太后为首;一派是“帝党”，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龢为首。光绪是个年轻的皇帝，实际权力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里。“后党”公然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攻击康有为“私立会党”，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慈禧太后更漫骂新法是“鬼子国的野蛮法度”。
光绪皇帝想通过新政，把权力从慈禧太后手中夺过来。他乘慈禧太后迁住颐和园的机会，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正式宣布变法。十六日，又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商谈变法的步骤，两人谈了很长时间。光绪本想委康有为以重任，但怕慈禧太后反对，只好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个六品小官。不过，光绪准予康有为直接上奏折给他。这样，官虽不大，实际上却成了光绪皇帝的政治顾问。不久，光绪又把维新派的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四人安排在军机处，皇帝上谕的起草和对奏章的批示，都由他们处理。变法就这样开始了。
从六月十一日起，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直接参加和影响下，连续发布了五、六十项变法的命令，对于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改革。政治方面：鼓励出版报纸，广开言路，不论官民一律可向皇帝上书;取消满族人享受的特权;裁减朝廷的冗员等。经济方面：在中央设立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修铁路，开矿业;改革财政、编制和公布国家预算等。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改革考试制度;设立各种专门学堂和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奖励科学着作和发明等。军事方面：裁减绿营兵;训练新式的海陆军;设兵工厂制造军火，加强国防力量等等。
当光绪皇帝兴致勃勃地下达各种变法诏令的时候，顽固派的头子慈禧太后却不动声色地在研究对策，布下天罗地网，想一举搞垮维新派。在实行变法的第四天，慈禧就将翁同龢革了职，委任荣禄为直隶总督。这样，清朝在京师周围的军队就完全掌握在顽固派手里。慈禧太后还和荣禄密谋，准备借秋季去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取消新政。康有为等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着急。但他们手上没有军队，于是就想利用袁世凯的力量来对付顽固派，因为袁世凯掌握着新建陆军，还参加过维新派的活动。但袁世凯是个狡猾的两面派，他表面上赞成维新，背地里却向荣禄告了密。于是，一场政变就提前发生了。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光绪皇帝被囚禁了起来。慈禧太后宣布皇帝害了重病，由她自己临朝听政，废除新政。一场颇有生气的变法运动就此结束。变法从六月十一日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失败，总共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一八九八年是旧历戊戌年，所以又叫“戊戌变法”。
变法失败后，顽固派在北京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和谭嗣同等六人惨遭杀害。康有为因为事先得到消息，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香港逃亡到了日本。
康有为逃到日本的时候，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也正好在日本。孙中山希望康有为从维新变法的失败教训中醒悟过来，摈弃改良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他还几次派出自己的代表和康有为商谈，但都被康有为拒绝。康有为不愿和孙中山合作，只是念念不忘光绪的“知遇”之恩。在革命形势迅速高涨的时候，康有为抱住君主立宪制不放，终于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了顽固的保皇派。直到一九二五年，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康有为还专门到天津去进见早已被推翻的宣统皇帝溥义，以表示对清王朝的一片忠心。
戊戍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开始突破封建专制的束缚，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他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