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耻辱和痛苦中开始了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探索。就在这时，一部名叫《盛世危言》的着作广为流传，引起了朝野的震动。年轻的光绪皇帝看了这部着作，立即下令速印二千部，分送给大臣们阅读。作者自己排印的五百部，也很快被人索取一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郑观应。他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
从买办起家
郑观应，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一八四二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人家。在家庭影响下，郑观应从小便跟随父亲攻读儒家经典，学习应试用的八股时文，想走上科举仕途。
香山离香港、澳门很近，不少人经商致富，有的还在洋行里当了买办。郑观应的家族亲友中也有几个这样的人，他很小就跟随他们到过澳门、香港和南洋等地。一八五八年，郑观应到香山县应童子试，连个秀才也没考中，这使他父亲很失望。于是，就改弦更辙，想让儿子从经商中求得出路。
这样，十七岁的郑观应便来到上海，投奔叔父郑廷江。郑廷江当时在英商新德洋行当买办。郑观应本想进英文书馆学习英语，但叔父却为他找了个差事，要他边工作边学习。起初，他在叔父供职的洋行里当一名听差，叔父见他能吃苦耐劳，就热心教他英语。
一八五九年，郑观应通过亲友的帮助，进了上海宝顺洋行。这是当时第一流的大商行。他在那里当一名低级雇员，工作之余，就到英人傅兰雅博士办的英华书馆读夜班英语，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不久，他便能够浏览英文书报。从书报上面，他知道了国外的许多事情。
郑观应的才干很快就得到洋行老板的赏识，一八五九年冬，他作为洋行的随行人员来到天津考察商务。第二年，他就被提升为宝顺洋行买办。从此，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在宝顺的十年里，郑观应的地位虽然并不高，干得也不大顺手，但却能在上海这个动荡与竞争十分激烈的世界里，努力探索发财致富的门径，学习经营管理的本领，以求得生存与发展，实现自己的抱负。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资本，为自己独立经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八六八年宝顺洋行停业以后，郑观应和别人一起办起了和生祥茶栈，不久又开办了荣泰驳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一八七二年，和生祥茶栈停业以后，他又来到扬州，当上了宝记盐务总理。一八七三年，郑观应参加了太古轮船公司的创办，并当上了这个公司的总买办。这样，他在上海商界的地位逐渐为人们注目。由于他经营有方，公司连年获利，因而在三年雇佣合同期满以后，又和他续订了五年合同。郑观应在太古的年俸达七千两白银，超额分红还要比这多许多，这使他有力量投资于更多的中国近代工业。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间，郑观应同盛宣怀等人集资开采了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等处的五金矿藏。在此之前，他已参与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一八八一年津沪电线线路开办时，他也有不少资本入股。一八八二年，他又集资开设造纸公司。到九十年代初，郑观应已是拥有万贯钱财的大资本家了。
萌发维新思想
当郑观应跻身于买办行列，日积月累地积聚资本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日胜一日地侵入中国，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起来。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郑观应便开始在思想理论上探求救国之路。他注意阅读中外书报，凡是有关兴邦治国的道理，议论时务得失的文章，他总是尽可能收录，反复揣摩。成书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救时揭要》，就是郑观应早期探索所得出的结论。
《救时揭要》汇集了二十四篇文章，其中大多数是反对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的。在书中，郑观应以极大的愤怒，揭露了外国侵略者贩卖中国人为奴隶的罪行。他建议在海外设立中国领事馆，以保护华侨的权利。他还要求政府鼓励商民投资兴办民族工商业，禁止贩卖与吸食鸦片，赈救水旱灾害等等。当然，郑观应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是触景伤时之作。他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将耳闻目睹的种种损国伤民的事实，一一列举出来，让人们看到了其中的利弊得失。他虽然也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张，但这只是些就事论事的零星建议，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见解。
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郑观应中西文化知识的日益丰富，他的观察也越来越深入，开始触及到了社会上的一些本质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救国主张。《易言》一书，便是他救国主张的集中体现。
《易言》于一八八○年刊行，全书共三十六篇，主要的有《传教》、《交涉》、《公法》、《论机器》、《论船政》、《论火器》、《论开矿》、《论火车》、《论游历》、《论考试》、《论议政》诸篇。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郑观应在书中讲的是有关国家外交、内政的大事。郑观应认为，洋人有求于中国者“不外通商、传教两端”，而“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深刻的。他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出发，要求华人、洋人人权平等，货税平等。他说： “外国税华货进口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求其轻”，“华人厚待西人者如此，西人薄待华人如彼，天下有此理乎?”
郑观应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艺。他在驳斥顽固派“以效法西人为耻”的观点时说： “人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我不过欲效其技艺，臻于富强”。所以，郑观应从开矿、铁路、电报、机器、船政等方面提出改革措施，以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值得指出的是，他在《论议政》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希望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反对封建专制独裁。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有价值的思想。
投身洋务活动
郑观应在经营企业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出色才能，得到了洋务派官僚的赏识。一八八一年，李鸿章札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一八八二年，当他在太古轮船公司任职期满以后，就毅然决定不再续订合同，而到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当帮办，从而结束了二十多年的买办生活，开始了新的探索。他想以自己的才能和经验，振兴中国的航运业， 与洋商争高下。
郑观应到轮船招商局以后，经过调查研究，亲自拟定了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使企业很快降低了消耗，增加了赢利，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他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就在这个时候，中法战争爆发了。郑观应立即上书，请求清政府抗战到底，并积极提出军事上的建议：培养军事人才，开办兵工厂，自己铸炮、造船;训练民团，守卫边疆，特别要加强琼州的防务。同时，他还向友人王之春自荐，表示愿为抗法战争出力。王之春将他推荐给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于是，一八八四年三月，郑观应被调往广东军营。他到广东军营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被扣留在香港的二十五尊大炮运回广东。这些大炮是清政府向德国购进的，在运抵香港时遭到刁难。郑观应到香港交涉后，大炮才顺利地被允许运回。
六月，郑观应又奉彭玉麟之命，冒着盛暑，到西贡去刺探法军情报。他化装成商人，居住在中国轮船招商局内，指挥随员出去侦察，终于将西贡至金边，金边至暹罗(泰国的旧称)的水陆炮台、兵房，一一绘成草图。郑观应不避艰险，迅速而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为清军在陆战方面打败法军创造了条件。然而，腐败的清政府却在清军连连告捷的情况下，于一八八五年四月和法国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对于清政府卑躬屈膝的卖国行径，郑观应十分愤慨，他写下了《闻中法息战感赋》：
牢补亡羊尚未迟， 农工商是富强基。
强邻环伺犹堪虑， 当轴因循岂不知。
贾谊上书唯痛哭，班超投笔莫怀疑。
疮痍满目凄凉甚，深盼回春国手医。
在这里，郑观应强烈要求朝廷亡羊补牢，使国家很快强大起来，他也希望人们学习投军从戎的班超，奋起为国效力。
一八八五年，郑观应奉命从广东到汕头、厦门和福州等处筹办援助台湾事项，途经香港时，太古轮船公司借故将他拘禁，关押了将近一年。原来，郑观应离开太古轮船公司时，曾推荐杨桂轩接替他的总买办职务，由他和另两人作保。不料杨桂轩在任职期间，亏欠了公款十万元，最后只身逃匿。太古公司向郑观应追赔欠款，因数额过大，尚欠四万元。为索取欠款， 太古公司就乘郑观应到香港之际，通过香港当局将他扣押。郑观应据理申诉，结果付了五千两白银才获释。
遭受这次打击以后，郑观应回到澳门，过了近五年贫病交加的隐居生活。但他那颗火热的爱国心却并没有熄灭。他没有沉沦下去，而是抱病着述，写成了近代史上着名的《盛世危言》一书，提出了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
一八九二年，洋务派官僚再次委请郑观应帮办中国轮船招商局。这时的郑观应，已经是一个“穷人”了。许多人反对他去主持招商局，但郑观应却泰然自若，满不在乎。他拟定了开源、节流等一些整顿招商局的措施，包括出售过时的旧船、添置新船，以便多装快运，增加利润。他还巡视长江沿岸各埠，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具体的兴利除弊方案。经过整顿后的招商局大有起色，在与洋商太古和怡和的斗争中站住了脚根。
郑观应怀着救国图强的理想，在中国创办了不少近代工业。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他有着自己特殊的贡献。
《盛世危言》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郑观应站在爱国的立场上，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在战争初期就指出， 日本奸细活动十分猖獗，要求当局严防日本奸细。他建议中国的电报局不要为日本人服务，否则按军法从事。他还主张中国不要从日本进口商品，禁止中国人购买日本商品;设法向外国借款，购买新式武器，以增强自己的实力。郑观应还利用自己和中外人士有广泛联系的有利条件，刺探各种消息，搜集情报，提供给政府当局。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郑观应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维新变法的主张。他说： “无论如何和议，我国恐无安枕之日。故亟宜悉照日本变法。出榜招贤，伸明赏罚，如有奇材异能屈居下位者破格用之”。
郑观应的改良与爱国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编着的《盛世危言》一书中。郑观应在这部书中，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指出， “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而御外侮则以“防俄(国)宜先”，这种认识是很深刻的。为抵御外侮，就必须兴实业，办新式工业，使国家富强起来。为此，就必须改良政治。他说： “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而改良政治，则必须“自设立议院始”，实行象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变革封建专制制度。
为了御外侮，郑观应还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他认为， “外洋以商立国”，因此，中国应该“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同外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在兵战与商战的关系方面，郑观应认为商战应重于兵战。因为“商贾具生财之道”，所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为了发展商业，他主张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实行正确的政策。他指出“官督商办”是“官夺商权”，清政府采取的是“不能护商，反能病商”的政策。这是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原因。他建议清政府实行护商的政策， 如裁减厘金，收回海关权，允许商人自由投资，商人可以为议员等。
郑观应还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认为发展工商业，就必须首先发展机器制造业，这就需要科学文化。他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原则，强调学习必须为办实业服务， “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他说： “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不改革封建教育，不废除八股文，善于兴办工商业的人才是造就不出来的。
一八九五年，列强瓜分中国之祸迫在眉睫，郑观应及时将《盛世危言》作了修订，增加了不少篇幅。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他又第三次刊印《盛世危言》。三次编印《盛世危言》，记录了他爱国思想发展的轨迹。
在近代思想史上，郑观应是系统地提出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位先进的中国人。不过，他的思想后来没有向前发展，他还对辛亥革命表示不满。以后，他留居上海，成为商界的着名人士，直到一九二二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