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一位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以拥立被西太后囚禁的光绪皇帝，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爱国志士，在武昌天府庙被清兵杀害了。就义前，他留下了两句悲壮的诗：
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这诗句抒发了他对死难故友谭嗣同的思念之情，也表达了他舍身殉国的坚贞壮志。这位爱国志士，就是近代史上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唐才常。
关心祖国的命运
唐才常，字佛尘，湖南浏阳人。一八六七年出生于一个乡村塾师的家庭。他从小跟随父亲课读，七、八岁时便会作诗，到十一、二岁时，就已经能粗通经书了。
一八七七年，唐才常认识了同乡谭嗣同，两人从此结为好友。谭嗣同家聘请了当时名流欧阳中鹄为塾师。唐才常闻讯，也去拜欧阳中鹄为师。欧阳中鹄思想进步，笃好经世致用之学，对谭、唐两人的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
唐才常学习很用功，成绩优良。十九岁时，他参加了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试夺魁，一鸣惊人。第二年，他为了接济家庭，应聘在县城的一家学馆中当塾师。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一年间，他肄业于长沙校经书院和岳麓书院。此时的唐才常，已萌发了维新思想，无意于八股词章，专心研究各国的兴衰存亡。
一八九一年冬，经欧阳中鹄推荐，四川学政瞿鸿禨聘请唐才常入川评阅试卷兼家馆教读。一八九二年，唐才常来到成都学署，评阅各县试卷。他每日阅三、四百卷，比别人要快很多，瞿鸿禨十分满意。这一年五月，在完成阅卷以后，他启程回湖南。沿途经过长江三峡，三峡的雄伟壮美，使他惊叹不已，然而也不免触景生情，为自己的前程而惆怅。
一八九二年秋天，唐才常回到家乡浏阳，入其师欧阳中鹄家馆教读，做了欧阳中鹄孙子的启蒙老师。这位学生，就是后来成为着名戏剧家的欧阳予倩。此时，谭嗣同的父亲当了湖北巡抚，谭嗣同正随父亲在抚署读书、干事，他知道好友回到家乡后，就邀请唐才常去他那里谋职。因为武昌的两湖书院还有名额，唐才常便考入两湖书院学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重失败，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使唐才常无法静坐书斋，埋头于故纸堆之中。他对朝廷腐败深为不满，常常和谭嗣同一起议论天下大事，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天下自此无一日可安枕卧”，对将来的“富贵利达”， “均已灰心”。当他听说李鸿章去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悲愤异常，认为奸臣卖国，古今所无。他还在给老师的信中说： “静观朝政，秽浊之气，充塞天地。和议诸款，亘古未闻。”
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北京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向皇帝请愿，要求实行维新变法，以拯救祖国。唐才常非常赞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如再不变法，亦万无复存之理”。他写信给欧阳中鹄说： “中国犹获幸存，必当变科目以求实在”，他请求老师“于变法之中，寓救国之策”，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从此，唐才常走上为民族存亡、国家前途而奋斗的道路。
参加维新变法活动
一八九六年，唐才常回到湖南，全力投身于维新变法活动。湖南巡抚陈宝箴倾向新政，他得到陈宝箴的器重，参与各项新政的筹划。他在浏阳邀集当地开明士绅，向湖南学政(主管一省的文教、考试)江标提出了改革浏阳南台书院的建议，要求增设史学、掌故、舆地等实用课程。江标是个倾向变法的人物，采纳了他的建议。随后，唐才常又与欧阳中鹄、谭嗣同等创办浏阳算学馆和“群萌学会”。
一八九七年，维新思潮开始在全国蔓延。四月，江标在长沙创办《湘学新报》，唐才常担任主编，他以“洴澼子”署名，接连在《湘学新报》上发表了《外文论》、《交涉甄微》、《各国政要公理总论》、《兵学余谈》等一系列文章，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批判封建专制独裁，宣传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实行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经)垓人之天下也，不能齐亿兆京(经)垓人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能推一以及亿兆京(经)垓人而天下乱。”他称封建君主专制为“私之至”，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则为“公之至”。他比较了中西的不同，说： “泰西政术，自会盟、征战、爵赏、刑律，下逮闾巷纤悉之事，无不与国人谋之，而大旨趋重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
在经济方面，唐才常主张“创银行、行国债、修铁路、设民厂、立邮政、广商轮”，全面发展机器生产。
在文化教育方面，唐才常主张“广立天文、算学、武备、舆地、格致诸科”，培养维新人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外交方面，唐才常认为，无论英、俄、法、德、日，均可“开诚布公，与之相交”，而国家外交的基础则是“智其民，强其学，富其本”。
唐才常的这些思想，在维新变法的过程中起过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国内舆论界的注意。他主编的《湘学新报》不仅销售全省，还在汉口、上海和江西等地设有分销处，成为当时传播维新思想的重要喉舌之一。
在湖南维新运动的高潮中，长沙办起了时务学堂，唐才常应谭嗣同之邀，担任了该校的中文教习。他在讲课中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爱国言论勉励学生，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权学说，启发学生以天下为己任。唐才常还与谭嗣同等参与了“南学会”的筹办工作，是南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南学会在各府、县办起了分会，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湘报》，每天出版一张，唐才常与熊希龄担任了该报的主编。由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努力，湖南的新政一时居于全国各省之首。在维新人士中，唐才常和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激进，被人们誉为“浏阳二杰”。
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以后，谭嗣同应诏进京，当了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他向光绪皇帝推荐唐才常，称他学识出众，熟悉中外政治、经济，笃志变法维新，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久，唐才常接到了谭嗣同的电报，要他立即赶赴北京。但是，当唐才常兴冲冲地抵达汉口时，却从北京传来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谭嗣同等已经在京遇难的消息。这一凶讯使唐才常惊骇万分，悲愤欲绝，便折回湖南。
在“勤王”失败后被害
唐才常回到湖南时，湖南的顽固派正在迫害维新志士。唐才常在家乡站不住脚，便潜逃上海。在危难的时刻，他并不消沉，而是鼓起勇气，发誓要为亡友报仇，把变法事业推向前进。他在《戊戌八月感事》诗中表示了这样的愿望与决心：
殷忧耿耿在神州，时事如斯孰与谋。
南海行纵空想象，中原大局半沉浮。
满朝旧党仇新党， 几辈清流付浊流。
千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臣头。
唐才常把变法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上。他奔走香港、南洋、日本各地，联络同志， 募集经费，积极地进行“勤王”活动。一八九九年夏天，他经“兴中会”毕永年的介绍，在日本横滨和革命领袖孙中山相见。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也准备在两湖发动会众起义。唐才常和孙中山共商救国大计，具体地讨论了在长江沿岸和两湖地区起兵的计划。唐才常将自己与孙中山密谈的情况告诉康有为，希望康有为能牺牲“小异”，与孙中山通力合作，以救国难，但康有为非常顽固，拒绝了唐才常的意见。
同年冬天，唐才常从日本回到上海。一九○○年，他与毕永年、林圭等人在上海组织了“正气会”，旨在联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正气会”机关设在上海虹口，托名东文译社。不久，根据康有为的意见，“正气会”改称“自立会”，并筹建以拥立光绪皇帝为宗旨的自立军。“自立会”发行富有票，作为会员入会的凭证。几个月时间，富有票秘密散发到了南北各省的军人、会众和农民手中。经毕永年的联络，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各省的哥老会众都和自立会建立了联系。
一九○○年，反帝的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八国联军乘机进攻北京，清政府一片混乱，慈禧太后逃到了西安。唐才常认为， “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于是，就在七月间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以挽救时局。到会的都是维新志士，有容闳、严复、章炳麟、沈荩等数百人。他们公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林圭、沈荩等为干事。唐才常宣布了国会的三条宗旨：一是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是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是拥护光绪皇帝当政。他们在湖北汉口英租界组成自立军机关，定期起兵“勤王”。但是，由于唐才常动摇于革命和保皇之间，章太炎、毕永年与他在会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自立会”内部出现了裂痕。唐才常以保皇可得到起义经费为理由，坚持自己的主张，章太炎与毕永年便同他绝了交。
此后唐才常匆匆赶到武汉，准备发动早已待命而动的自立军起事。这时的自立军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相当作战能力的队伍，拥有七路大军：安徽大通为前军，由秦力山统率;后军驻安庆，由田邦璿统率;左军驻湖南常德，由陈犹龙统率;右军驻湖北新堤，由沈荩统率;中军驻汉口，由林圭统率，另有总会亲军和先锋军。唐才常担任各路总指挥，约定八月九日同时起事。
起义的日期已经临近了，但康有为负责接济的军费汇款却迟迟不到，整个起义只得延期。在大通的秦力山因未接到通知，仍按原定计划起义，由于兵少力弱，只经过三天战斗，就惨遭失败。秦力山一人幸免，避居日本。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唐才常决定于八月二十三日起兵，不料起兵的计划泄露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得到情报，便抢先下了手。他勾结汉口英国领事馆，于八月二十一日晚，派兵包围了汉口的自立军机关，林圭等人当场被捕。有人劝唐才常赶快离开，他却坚定地说，我已决心为国捐躯，于是为清兵所捕。至此，自立军的起义，以全部失败而告终。
唐才常在被捕的当夜就被押解到武昌。在渡船上，他神情坦然，抬头仰望夜空的繁星，感叹道： “好星光啊!”八月二十二日，湖北巡抚于荫霖亲自审讯唐才常。唐才常无所畏惧地怒斥西太后的罪行，只求速死。于荫霖恼羞成怒，遂即将他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那年，唐才常才三十四岁。
唐才常为拯救祖国的危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他的血并没有白流。许多维新志士不仅被唐才常崇高的牺牲精神所感动，而且从他的死中吸取了血的教训，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从而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