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七月十五日， 日本东京神田区的锦辉馆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爬在窗台上，拥在屋檐下，踮起了脚尖，伸长了脖子，以求一睹从上海租界的监狱里出来的革命英雄。主办这个欢迎会的是革命组织同盟会;参加这个欢迎会的大多是同盟会的革命同志和有志于中国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所欢迎的革命英雄，就是近代着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
从改良到革命
章太炎，初名学乘，后名炳麟，因崇敬爱国思想家顾炎武又更名绛，号太炎，字枚叔(一作梅叔)，一八六九年出生于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曾祖父章均为县学教授，有百万资产，富冠一方，父亲章濬，做过知县，能文善诗。因遭兵燹，家境中落，家藏古书大半散失。
章太炎从小跟学识渊博的外祖父朱有虔学习。朱有虔是个有民族气节的学者，对章太炎要求很严格。除了教授“四书” “五经”一类儒家经典外，还经常给他讲明末清初爱国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事迹，这在章太炎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民族主义思想的种子。
章太炎十三岁那年，外祖父离开章家，回归故里。章太炎就跟着父亲读古书。有一次，章太炎在父亲的藏书里翻到了一本蒋良骐写的《东华录》，看到了里面记述的清朝初年文字狱的故事。血淋淋的历史，使年青的章太炎十分痛恨清朝统治者。他说：“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十六岁时，章太炎准备赴县应童子试，因患眩厥症而未去成。此后，他下决心不应科举，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代的经典书籍，并对哲学、音韵学、文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章太炎二十三岁那年，父亲去世。他离家到杭州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去深造。这个会舍的主持人俞樾(1821—1907)，是位有名望的学者，治学态度谨严，对门生要求也很严格。章太炎在“诂经精舍”里是一位深得师道的高材生。七十多岁的俞樾，一心想把自己积累的学问传授给这个年轻的弟子，章太炎也一心想把老师渊博精深的学问继承下来。他在这里先后攻读了七年，精研古训，博考事实，为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一八九五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此时的章太炎毅然放弃了跟随老师俞樾学习的机会，走出书斋，投入到挽救祖国危亡的政治斗争中去。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爱国知识分子正在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他们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强学会，宣传变法图强。章太炎赞赏康有为等人的主张，从杭州寄了十六元会费，报名加入强学会。一八九六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办《时务报》，邀请章太炎参加，他遂于一八九七年春天离杭州去上海担任《时务报》撰述，写了一些宣传改良主义的文章。不过，章太炎这时虽然赞同康、梁的变法主张，但并不同意康有为打着孔子的旗号， “托古改制”，把孔教视为国教。他还经常和梁启超等人发生争执。所以，不久他就离开了《时务报》。一八九八年，应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聘请，章太炎去武昌办《正学报》。章太炎为该报写了一篇题为《排满论》的文章，吓坏了张之洞，张之洞把他驱逐出了武昌。不久，戊戌变法失败了，许多和变法有关的人受到通缉，章太炎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为了逃避清政府的追捕，章太炎渡海到了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因着文触犯了台湾当局，他便于一八九九年六月去职赴日。在日本，他读了许多介绍西方文化的书刊，进一步打开了眼界，思想也受到很大启发。
在日本住了三个月之后，章太炎秘密地回到了祖国。一九○○年，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清朝的统治受到了威胁，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嘴脸也更加暴露无遗。同年，唐才常在上海把他创设的正气会改为自立组织会，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推翻慈禧太后统治。他动员章太炎参加。章太炎不同意他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错误主张。他说： “如果为了光复汉室天下，就不应该再拥戴满洲人做皇帝;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了。”为了表示自己反对清政府的决心，他当场剪掉辫子，脱去清朝的服装，换上了西服。一九○一年，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继续宣传反清革命，被他的老师俞樾斥责为“不忠不孝”。师生意见不合，便断绝了关系。章太炎的这些举动，标志着他与改良主义彻底决裂，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为革命坐牢
一九○○年八月，唐才常因起义失败遭到清政府的杀害。章太炎和唐才常有过交往，也被清政府下令通缉。国内无法存身，他便于一九○二年春天再次东渡日本避难。他住在横滨的一家小旅馆里，以替书局翻译书稿为生。在那里，他和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在日本，章太炎还结织了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他们都是富有革命激情的热血青年，大家经常在一起倾诉自己的抱负，共商推翻清朝的大计。有一次，章太炎对大家说： “我们要推翻清朝，首先要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思想，让人们回忆起明朝亡国的惨痛历史。”那时，正好离明亡二百四十二周年的日子不远了，于是，大家决定到时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纪念会。他们推举章太炎起草宣言，并分头邀请留日学生参加这一活动。
不料，他们的这个计划被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知道了，他通过日本外务省禁止留学生开会，还传讯章太炎等人。日本警长问章太炎：“你们是清国哪一省的人?”章太炎回答说：“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清国人。”警长大为惊讶，又问：“你们是贵族还是平民?”章太炎气愤地说： “我们是明朝的遗民。”弄得警长目瞪口呆。章太炎虽然据理力争，但警长还是蛮不讲理，横加干予，最后向他们宣布：不准召开纪念会!
一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许多留日学生按照预先的通知，从日本各地纷纷赶到开会的地点，但都被警察驱散。面对这种情况，章太炎和孙中山等人商定把一部分人邀请到一家餐馆，借聚餐的名义举行纪念会。会后，在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上刊登了消息。接着，香港、澳门、广州等地都举行了这样的纪念会，揭露清政府的残暴统治和卖国罪行，唤醒人们的民族思想。这些纪念会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不久，章太炎回到上海。这时，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提倡教育救国，并在上海租界开办了爱国学社，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九○三春天，章太炎应蔡元培的邀请，来到这所学校任教。他那激烈的反清革命言论，很受学生欢迎。同年，青年革命家邹容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爱国学社内。邹容很佩服章太炎的品德、文章，就把自己写的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给他看，请他帮助修改。章太炎读后很受感动，他对邹容说： “这样写好极了!语言虽然浅直，但要激励社会上的许多人，非这样写不可。”他特地为《革命军》做了序，推崇备至，称它为“义师先声”，还在当时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苏报》上发表文章加以介绍， 《革命军》一书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这时候，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保皇派，他写了《致南北美洲华侨书》，公开宣称中国不能进行民主革命，只有依靠皇帝逐步实行改良。章太炎看后非常气愤，他以革命先锋的姿态，立即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荒谬论调。他的文章旁证博引，笔锋犀利，指出革命是中国最好的出路，革命就是对群众最好的教育，它能够扫除一切陈旧的东西。针对康有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不能革命的谬论，章太炎指出：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把被康有为等人顶礼膜拜的“皇帝”，贬斥为“载湉(即光绪帝)小丑，未辨麦菽”。章太炎预言说，革命能够彻底的改造中国社会，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章太炎的这篇文章，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闪烁光辉的重要文献。
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苏报》上发表后，哄动了海内外。它们如同一阵狂飚，卷走了康有为散布的改良主义的阴云;又如同时代的号角，吹出了革命的最强音。他们两人成了举世瞩目的人物。但他们的革命言论为清政府所不容。一九○三年六月三十日，章太炎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上海租界里的外国巡捕和清政府的警探一起来到爱国学社抓人。章太炎尽管事先已得到消息，但却没有逃走。他说： “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他迎着警探走上前去，指着自己鼻子说： “别的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说着，伸手就缚。第二天，邹容不愿章太炎一人受迫害，也自动投案入狱。三天之中， 《苏报》馆和爱国学社一连被抓走六人，七月， 《苏报》馆被查封。
在租界的法庭上，章太炎长发过肩，衣着不整，显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他满不在乎地听律师复述他那些“悖逆之词”，公开承认文章是他写的，但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他说： “我只知道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他公开声明，自己不承认这个野蛮政府。过了四个月，法庭再次审问他，他仍是那副神态。一次一次的审问，章太炎总是大义凛然，针锋相对，灭了清朝统治者的威风，长了革命派的志气。迫于全国舆论的谴责，反动派不敢杀害章太炎，但还是判处他三年徒刑。在监狱里，章太炎没有停止斗争，他常常赤手空拳和虐待他的狱卒搏斗，并以绝食来表示抗议。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他研读佛经，写日记，帮犯人认字看书，还赠诗给邹容互相鼓励。他在诗里说：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表示了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他还和外边的蔡元培等人取得联系，发起成立了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光复汉族江山为宗旨的革命组织光复会。
一九○六年六月，章太炎熬完了三年铁窗生活，刑满释放。出狱那天，孙中山专门从日本派人到上海来迎接他。当晚，他便乘船东渡日本。
《民报》主编
章太炎到达东京的时候，受到了中国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同盟会专门举行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盛会。在欢迎会上，他尽管身体虚弱，全身浮肿，但目光炯炯。他登台讲演，回顾自己的经历说：我当初提倡革命的时候，许多人总是摇头，有的认为是神经病;有的认为是大逆不道;也有的说是自取杀身之祸。但是，自己却不理会这些，只是凭着信仰进行斗争。因为要成就大的事业，非有几分“傻劲”不可。有了这股“傻劲”，才能在困难之时坚持斗争，百折不回。他要求大家抛弃富贵利禄的念头，不惜流血杀头、誓死进行革命。会后，章太炎参加了同盟会，被委任为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应一些留学生的请求，他还举办了一个“国学讲习会”，自己担任主讲。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钱玄同等人，都是他的学生。
为了反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的错误言论，章太炎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革命道德说》等一系列充满激情的文章，与康、梁所把持的《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论战。在论战中，章太炎以鲜明的革命立场，渊博的中外知识，无情地揭露了改良派“污邪作伪”、“志在干禄”的嘴脸，把梁启超等人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新民丛报》被迫于一九○七年七月宣布停刊。章太炎是一位所向披靡的革命家，他在黑暗中登高疾呼，唤醒民众一起去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后来评价章太炎时所说的：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从拥袁到反袁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回到了祖国。但由于在办《民报》和发动武装起义等问题上同孙中山早就存在的分岐，他已不能与同盟会合作。当黄兴征询他对扩大同盟会的意见时，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错误主张，要求解散同盟会。不仅如此，一九一二年初，他还联合一些人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会长，和孙中山分庭抗礼。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委任他为总统府的枢密顾问，但章太炎只答应挂个名，始终不肯就职。后来，章太炎表面上为孙中山做事，暗地里却倒向袁世凯。
章太炎被袁世凯的假象所迷惑，误认为袁是“雄略之士”。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章太炎就当了袁世凯政府的高级顾问。然而，袁世凯奸诈、虚伪，是容不得他的，不久就派他出去当“东三省筹边使”。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章太炎这时才认清了袁世凯的凶恶面目。他亲自参加了宋教仁的葬礼，愤而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袁世凯想用怀柔的手段笼络他，授于他一枚勋章，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反袁立场。于是，袁世凯使出了更为毒辣的一手。一九一三年八月，章太炎去上海结婚后回到北京，刚住进共和党总部，袁世凯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不让他自由行动。章太炎忧心如焚，想到千万英烈用鲜血换来的中华民国，竟成了袁家的天下，他仿佛做了一场恶梦。从此，他的意志消沉了。为了发泄心头的愤怒，他在纸上大书“袁贼”两字，以火焚之，边焚边喊： “袁贼烧死了! ”他大量饮酒，每饮必以花生米佐之，边吃边掐去花生米蒂说： “杀了‘袁皇帝’的头!”
袁世凯一面“打”他，一面又“拉”他，假惺惺地派人送给他五百元钱，章太炎怒不可遏，抓起银元劈面扔去，大声叱道： “袁奴速去! ”
一九一四年一月七日，章太炎身穿长袍，手执团扇，扇下系着袁世凯授给他的太勋章，来到总统府，要见袁世凯。卫兵上前阻挡，他根本不予理睬，大摇大摆地走进接待室，非见袁不可。袁世凯避而不见。他一怒之下，把总统府招待室的陈列器物砸了个稀啪烂，还大骂袁世凯是奸诈阴险的小人。卫兵无法，只得连拖带扭地把他塞进一辆马车，送到龙泉寺监禁起来。
袁世凯碍于章太炎的声望，不敢加害于他。第二天，派自己的儿子给章太炎送去锦缎被褥等物品。章太炎点起香烟把被子烧了许多窟窿，然后扔到窗外。为了抗议袁世凯的无理监禁，章太炎进行了绝食斗争。在幽禁期间，他还写了《魏武帝颂》、《宋武帝颂》等诗文，讽刺袁世凯是个既不能对付外敌，又不能治理内政的奸雄。他还和经常去看望他的学生吴承仕谈论学术问题，后来，吴承仕把他所谈的整理成书出版。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结束了三年幽禁生活，恢复了自由。但经过袁世凯称帝和后来的张勋复辟，他的思想更加消极颓唐。他看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朋友死的死，变节的变节，只有孙中山还在继续奋斗，就逐渐改变了对孙中山的看法，主动和孙中山恢复了友谊。一九一七年七月，他还出任孙中山组织的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
章太炎的晚年，大部分是在苏州度过的。他脱离群众，主张“尊孔读经”，主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授文字学、历史学、哲学和佛学，以期将自己渊博的知识传授给后人。
章太炎后期虽然“渐入颓唐”，但并没有同反动派同流合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爱国热情又一次焕发了出来。“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给北京宋哲元致电说： “学生请愿，事出公诚”，不要管他平素是否加入共产党，只要看他“今之主张何如”，对学生的抗日爱国正义行动表示支持。一九三六年病笃期间，他还支持共产党军队开赴前线抗日。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转变，放射出晚年的余晖。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一位学识渊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对于革命的功绩，比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要大。他七次被追捕，两次入狱，尽管晚年思想倒退，有过错误，但这不过是白璧微瑕， “并非晚节不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