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宣传家和理论家，辛亥革命时期，他追随孙中山坚持斗争，百折不挠，被孙中山誉为“革命中的圣人”。
追求革命真理
朱执信，原名大符，字执信，笔名蛰伸、县解、去非等，祖籍浙江萧山，一八八五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朱启连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名儒，精于诗词，擅长书法，长期担任地方官的幕僚，母亲汪若昭也熟读古籍，诗词文章写得不错。这样的家庭环境，给了朱执信博览群书的良好机会。他五岁开始读书，少年时代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以及《资治通鉴》等古书，还看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籍，萌生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
一九○二年，朱执信离开私塾到广州教忠学堂读书，开始阅读革命的报刊杂志，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天演论》、《原富》、《民约论》等书籍，对他的思想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于是，在他脑海里产生了要求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他和校内同学一起组织了群智社，集资购买新学书报，探求救国真理。
一九○四年夏天，朱执信怀着拯救祖国的愿望，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官费赴日留学生考试，在二百多名应试生中，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一九○五年春，他进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当时的东京是中国革命青年的云集之地，朱执信受到他们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五年七月，孙中山邀集各革命团体的七十多位爱国志士在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朱执信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政治纲领。会后，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他庄严的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从此，他追随孙中山，成为孙中山最忠实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宣传革命思想
同盟会成立后，朱执信担任了同盟会评议部议员兼书记。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为阵地，发表了许多文章，积极投入了革命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
在《民报》创刊号上，朱执信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的政论文章，精辟地批驳了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保皇派宣扬的君主立宪的谬论。他指出，清政府和人民是无法共存的，因而是“不能立宪”的。“能立宪者，惟我汉人。汉人欲立宪，则必革命。”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反对革命的一条理由是，实行革命会引起内乱和列强瓜分中国。朱执信针对这一情况，写下了着名的《心理的国家主义》—文。他将国家分为心理和法理两种观念，认为法理意义上的爱国实质上等于尊君，维护封建专制;只有心理意义上的爱国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我们要爱的国家决不是封建专制的清王朝，而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卖国的清政府，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在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论战中，朱执信表现出卓越的才华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仅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写下了十万多字的政论文章，旗帜鲜明地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号召人们丢掉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幻想，投入到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去。
值得指出的是，朱执信还是近代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他在《民报》一九○六年第二号、三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片断和《共产党宣言》等着作的部分内容。他称赞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的着作，认为阶级斗争是“救此蚩蚩将为饿
之齐氓”的手段。同年，他又在《民报》第五号上发表了《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说社会主义“自马尔克(即马克思)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社会主义”。他已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差别，认为乌托邦只是攻击资本，不能解释“其毒害之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而马克思却做到了这一点。因此， “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者大率无致绝对非难”。
朱执信介绍马克思主义不是偶然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正在寻找革命真理的朱执信，到东京不久，就为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片山潜、幸德秋水的文章和着作所吸引，他想将这种先进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使它“遍于吾国人士脑中”。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只是片断的，而且有不少不当之处。不过与同时期的民主革命家相比，他的思想还是属于最前列的。
投入革命活动
一九○七年春，朱执信从日本回到广州。一面在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等校执教，以教师的身分作掩护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同盟会会员，一面以更大的精力和热情在会党、绿林和清朝新军中活动，争取他们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在一九○八年到一九一一年的三年时间里，朱执信和黄兴、赵声、倪映典等人先后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
一九○八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朱执信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就和赵声一起策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准备以巡防营中的革命分子为骨干，由新军作策应。可惜，当他们分头策划时，被清朝当局所侦悉。为避免损失，这次起义被迫中途停止。
一九一○年二月，赵声、倪映典和朱执信等又发动了“新军之役”。由于事先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加上各路义军配合不及时，这次起义也没有成功。倪映典壮烈牺牲，朱执信逃往香港。
但是，朱执信没有灰心，仍坚持斗争。一九一一年四月，他参加了着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战斗中，他勇猛冲杀，手提两枚炸弹，跟着黄兴去攻打两广总督衙门。他身上多处负伤，但坚决不下火线。起义失败后，他躲进一所学堂，后又在一亲友家中藏了两天，搭轮船到了香港，他的英勇行为博得了人们的称赞。
参加反袁斗争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朱执信马上从香港赶回广东。他来到顺德、南海等县，带领由会党、绿林和反正清军组成的队伍向广州进军。广州军政府成立后，朱执信担任了军政府的总参议(秘书长)。南北和议达成后，他又被委任为核计院院长和军法处处长等职。
在任职期间，朱执信工作极其严肃认真。他亲自审核各项开支，秉公执法，丝毫不讲私人情面和官官相护。他上司、副都督陈炯明部队的开支，他也毫无例外地要严格审查，发现违反财政规定，也义正词严地进行责问，从而使全省的财政纲纪“就此肃然”。他还不顾陈炯明的“指示”，按照法律处理了两个赌徒。他希望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建立一个清明廉洁的政府。然而他的勤奋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陈炯明便和袁世凯勾结在一起，国民党人遭到排挤，宋教仁惨遭暗杀，朱执信从幻想中醒悟过来，他辞去了所任职务，避居香港。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朱执信立即响应。不久，反袁斗争失败，朱执信和孙中山一起，再度流亡日本。以后他又参加了孙中山另行组成的中华革命党，成为其刊物《民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写了许多文章，扞卫共和制度，揭露袁世凯的暴政。他指出，袁世凯同石敬塘一样，是“依恃外力，牺牲人民、土地，以图一逞”的卖国贼，号召人们起来投入反对袁世凯黑暗统治的斗争。
一九一四年，朱执信奉命回到祖国，在广东发动了一系列反袁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他并不灰心。他这种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深得革命志士敬佩。
袁世凯死后，一九一七年夏，孙中山在广州发动了“护法运动”，以推翻军阀统治。朱执信担任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官兼机要文书，成为孙中山护法斗争的主要助手。护法运动失败后，他随孙中山来到上海。在《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继续宣传孙中山的学说和革命主张，探索新形势下革命发展的方向，并协助孙中山撰写了《建国方略》等着作。
为革命捐驱
一九一七年，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过了两年，中国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也发生了。从这两件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中，朱执信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他紧跟着历史车轮继续前进。
他赞颂布尔什维克忘我的牺牲精神，赞颂列宁是个“吃苦辞甘的好人物”，为俄国无产者的胜利而欢呼。为了了解苏、俄革命理论，朱执信还认真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考察。他恢复了一度中断的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始用俄国革命的经验来考察中国革命问题。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而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长期所忽略的。他说： “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人民所归向者，始谓之实力。”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他郑重地指出： “离开农工的帮助，学界也没有真正的力量。”这些新的思想，对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革命三大政策起了推动作用。
但是，正当朱执信满怀信心，在革命征途上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二○年九月，为了讨伐桂系军阀，他奉孙中山之命，只身前往广州，到虎门炮台调停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不幸中了敌人假投降的圈套，被桂系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
朱执信生前在一篇文章中说过： “拿自己的苦痛，换大多数人的不苦痛;拿多数人的不苦痛，补自己的苦痛，这就是大满足。”他还说： “一个人有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还有什么可怕?”朱执信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