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七月，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苏报》是一家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由于刊登了一篇推荐《革命军》的文章，清朝统治者便坐卧不安，公然以政府的名义向帝国主义分子把持的会审公廨控告文章的作者，借帝国主义的屠刀杀害革命青年。《革命军》一书的作者，就是一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
立志革命
邹容，原名绍陶，小名桂文，字蔚丹(一作威丹)，四川巴县人，一八八五年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他六岁进私塾，很快就读完了“四书”、“五经”，接着又读了《史记》、《汉书》等历史着作。父亲看到他聪明好学，便望子成龙，希望他科举成名，光宗耀祖。
十二岁那年，邹容和哥哥一起参加了县里的童生考试。这次一考试的题目很怪僻，许多考生被这怪题弄得一筹莫展，就要求主考官解释一下题目，谁知主考官反把考生训斥了一顿。邹容无法忍受，就“霍”地站了起来， 责问主考官：“这不成意思的几个字，叫人怎么写文章?”主考官无言以对，便恼羞成怒，硬说邹容违犯考场规则，要差人打他手心二十板。邹容一怒之下，愤然退出考场。回到家里，父亲对他又打又骂。邹容却坦然地对父亲说： “臭八股，我不愿学，清朝的考场，我不愿进!衰世科名，得了又有什么用!”
一八九八年，邹容离开家乡来到重庆，向一位日本人学习日语和英语。从此，他有机会阅读维新派出版的各种书报，如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接触西方的进步思想和文化，知识范围逐渐扩大，政治视野也随之开阔起来。维新变法的失败，特别是六君子的死难，使他大为震惊。他佩服谭嗣同的思想、人格和学问，羡慕他舍身就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毫无畏惧地把谭嗣同的遗像挂在座旁，并题诗哀悼：
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他决心继承谭嗣同的事业，走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时他才十四岁。
一九○一年，清政府为了掩盖其反动本质，宣称要办什么“新政”，选派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四川分配到二十多个名额。邹容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他说服父亲，徒步数百里到成都参加考试。因为成绩好，得到了备选的资格。但是，由于他平时思想激进，主张革新，为一些守旧的人所不容，这些人向官厅告发了他。结果，官厅以“聪颖而不端谨”的罪名，取消了他的官费留学生录选资格。
邹容不得已进了重庆一所经学书院。院长是一个主张尊孔读经的老儒生。有着新思想的邹容一进书院，就“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大胆地抨击封建儒学。院长生怕邹容给他带来麻烦，很快就开除了邹容的学籍。
年轻的邹容虽然一次次的遭到打击，但毫不气馁。为了能学习新文化、新知识，他打算自费到日本留学。他的舅舅以谭嗣同的被杀来警告他，要他放弃留学，把英语学好，将来当个买办，享受一辈子。邹容愤怒地斥责了这些不堪入耳的谬论，直率地声言，为了国家，自己即使粉身碎骨也决不反悔。他冲破了家庭的重重阻力，踏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
一九○一年十月，邹容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继续学习日语，为出国作准备。在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趾高气扬、中国人民备受凌辱的大城市里，邹容想到祖国的危难、人民的痛苦，不禁感慨万千，他书写了别人的《书怀》诗，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堪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 几个男儿非马牛!
投身斗争
一九○二年夏，邹容来到日本东京，入同文书院学习。当时，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十分活跃，邹容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很快就成为留学生中有名的活跃分子。留日学生组织的各种各样的集会，邹容几乎是每会必到，每次都慷慨陈词，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指出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他的演说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一九○三年春节，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里张灯结彩，热闹异常。来自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一千多人聚集一堂，举行团拜。他们特地请了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参加。其实，这是爱国留学生借新年团拜为名，召开的一次宣传革命的集会。邹容登上讲台，揭露清政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的罪行。他立论新颖，措词尖锐，博得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大家向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投去敬佩的目光，而蔡钧却面无血色，一双凶狠的眼睛直盯着邹容。
在日本，邹容阅读了不少西方着名的社会政治着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这些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的着作，对邹容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当他阅读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有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着作以后，更加痛恨腐败的清政府，认为只有以法国、美国为榜样，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它，中国才有希望。他决心写一本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唤醒人们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清代的文化专制统治是异常残酷的。只要在文字上稍有触犯统治者之处，就有诛灭九族的危险。邹容公开号召大家起来革命，后果之严重是不难设想的。但他决心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生。他伏在简陋的书桌上，废寝忘食地奋笔疾书，撰写《革命军》一书。
在这期间，邹容还出色地组织了一场大快人心的斗争。原来，清政府为了监视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派了不少学监来到日本。他们挑拨离间，破坏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其中有一个叫姚文甫的尤为恶劣鬼祟，留学生们恨透了他，都想寻找个机会教训他。这时，恰好传出了他与另一个学监的小老婆私通的丑事，邹容等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邹容约了几个同学，来到姚文甫的寓所。他指着姚文甫的鼻子，列举他的罪状，痛加斥责，他愈说愈气愤，狠狠地抽了姚文甫几个耳光。这个卖国奴才吓得魂不附体，不停地在地上叩头求饶。邹容正告他： “你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纵然饶了你的头，也决不饶你的发辫。”话音未落，只听得“咔嚓”一声，就把姚文甫的辫子剪了下来。邹容拿着辫子回到留学生宿舍后，便把它高高地挂在屋子的正梁上“示众”，还用大字写着“禽兽姚文甫之辫”。辫子在当时几乎是清帝国的象征，此举无异于反叛。邹容等人的正义举动很快传到了国内，上海的《苏报》也报道了这件快事，引起了很大震动。清政府气急败坏，通过日本外务省下令捉拿邹容。为了避开敌人的谋害，邹容于一九○三年春天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雷霆之声
邹容一回到上海，就立即到爱国学社拜访仰慕已久的革命家章太炎。章太炎得知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精神焕发的青年，就是不久前在日本剪掉姚文甫辫子的邹容，十分欣喜，露出赞许的目光。邹容也以敬佩的目光凝视着章太炎。两人久久地互相注视着，共同的理想把两个革命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章太炎比邹容大十八岁，他亲切地称邹容为小弟。从此，两人并肩战斗。在章太炎的帮助下，邹容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民主思想更加鲜明，积极参加了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
为了宣传革命，邹容完成了在东京时开始写作的《革命军》一书。他把原稿交给章太炎，请他帮助修改。章太炎看了以后，连声称好，说： “语言虽然浅直，但要激励社会上的许多人，非这样写不可!”并为《革命军》作了序，称它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革命军》是一本约两万字的通俗着作。在书中，邹容用感人肺腑的语言，沉痛地向人们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危险境地。而要拯救中国危亡，唯一的出路是革命，用武力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他号召全国的“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全部行动起来， “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九死一生，前赴后继，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作殊死的斗争。
针对改良主义者反对革命的主张，邹容在《革命军》中特别强调革命暴力的作用。他说：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明确指出： “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他大声疾呼： “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 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他坚决表示，自己愿意在这支人民革命大军中当一名“马前卒”，向敌人冲锋陷阵。
邹容还驳斥了保皇派“君主立宪”的谬论，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的纲领：国内不分男女，一律平等，没有上下贵贱之别，人人享有言论、思想、出版自由。邹容提出的“中华共和国”的纲领，已经超过了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发表的宣言，为以后同盟会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
一九○三年五月末， 《革命军》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五月二十七日，《苏报》先行刊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接着又发表了章太炎的《序<革命军> 》和读者的评论文章。章太炎在序中称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读了使人“拔剑起舞，冲发竖眉”。他号召四万万中国同胞都读一下这本书。
《革命军》的出版和《苏报》上的介绍文章，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人争相购阅，革命者和爱国者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此后几年里， 《革命军》连续印刷二十多次，销售一百多万册，占清朝末年革命书刊销售量第一位。
《革命军》的巨大影响，使清朝统治者惊恐不安，恼怒万分，他们和英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租界的工部局相勾结，以“倡演革命诸邪说”为罪名，在一九○三年六月三十日逮捕了章太炎等五人。邹容不愿置身事外，让章太炎一人承担责任，七月一日，他自动到巡捕房投案。七月七日， 《苏报》馆和爱国学社被查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为国捐躯
一九○三年七月十五日，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开始了对邹容、章太炎的非法审讯。会审一开始，邹、章两人的辩护律师就向会审官提出： “这一案件的原告是北京政府、江苏巡抚，还是上海道台?”会审官被问住了，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是中国政府。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的事要由外国人来裁判，这已是咄咄怪事，而尤为可恨可笑的是，原告竟然是堂堂的中国政府，被告则是中国的百姓。这充分暴露了清政府可耻的卖国嘴脸。
在法庭上，会审官从章太炎口中得不到一点东西，就转向年轻的邹容。邹容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回答对他的审问。他从容不迫地说： “因为愤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所以写了《革命军》，听说公堂要捉我，因此到巡捕房报到。”面对这样坚强不屈的“囚犯”，帝国主义的“公堂”毫无办法，连续进行了多次审讯都定不了案。但是，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狼狈为奸，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蛮横地宣布： “永远监禁”邹容和章太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下，一九○四年五月，他们又被迫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期满驱逐出境，不准在租界逗留。
在狱中，邹容和章太炎这对革命战友，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并肩战斗。他们受尽了凌辱和折磨，不但吃不饱饭，还要罚做苦工。监狱的看守非常凶残，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非人的生活严重地摧残了邹容年轻的生命。一九○五年二月，邹容终于病倒了，经常发生昏迷。章太炎多次向监狱长交涉，要求找医生给邹容治病，但每次都被拒绝。在重病中，邹容心中仍然惦念着革命事业，他写了一首诗给章太炎：
我兄章枚叔，忱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已，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一九○五年四月三日凌晨，受尽折磨的邹容， 口吐鲜血，惨死在狱中，年仅二十一岁。
邹容虽然被反动派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但是，他的死却唤醒了千百万人同罪恶的封建专制统治作斗争。邹容死后，人们异常悲愤，把他的死视为“国殇”。他所着的《革命军》一书也不胫而走，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它象一支响彻云霄的号角，激励人们走上革命的征途。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追赠这位革命的先驱者为“大将军”。他的名字，永远载入革命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