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文化精英们曾一时纷纷抛弃原配的行为似乎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那些被抛弃的原配们，今天绝大多数都已被历史的烟尘淹没了。
但是也有例外!
当然我这里说的“例外”并非是指江冬秀与朱安等，虽然她俩的确也是“例外”，但在她俩的这个“例外”，是其事实上并不曾被抛弃：江冬秀不但不曾被胡适抛弃，反而是她似乎在婚姻中牢牢控制住了胡适;朱安也并没有被鲁迅抛弃，而只能说是被鲁迅放弃了。
张幼仪被徐志摩无情地抛弃了，这和当时许许多多精英的原配的命运是一样的，但例外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虽然在历史的星空下没有作为那个时代“新女性”的代表林徽因、陆小曼们那样耀眼，但也绝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所完全淹没，时至今日，我们仍将不必拂去历史的烟尘，就会发现她竟然也是在历史的星空下很有光彩的，并且若将她与林徽因、陆小曼等几个与徐志摩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作一番比较，我们甚至会惊讶地发现，她活得原本也不差，也活出了自己的名堂，至少是生活上还比她们更滋润：事业有成、儿孙满堂、金钱、亲情，甚至爱情，应有尽有，总之，俗世间的所谓幸福的要素她几乎一样都不缺!
1947年林徽因因肺结核发作而动了一次大手术，术后她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了，于是提出想见一见张幼仪和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孩子。这让张幼仪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此之前，林徽因一再宣称自己并没有爱过徐志摩，与徐志摩之间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既然如此，此举实在有点无厘头。但是善良的张幼仪，虽然并不知道林徽因此举的原因与目的究竟为何，但是还是带着儿子阿欢(徐积锴)等一起赶到了林徽因的病床前。虽然林微因最终只说是“想最后看一看志摩的孩子”，此外再没说什么，但是张幼仪分明还是从林徽因的目光中读出了她对人生的眷恋和对自己羡慕，也就在那一刻，她望着病床上这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所有曾经的报怨、仇恨和愤怒都冰释云消了。
初到欧洲时的张幼仪
是的，张幼仪之前有过太多的报怨、仇恨和愤怒，因为她是那场旷世爱情的第一个失败者，但是谁又能说她不是最后的一个胜利者呢?她以自己的善良、隐忍、坚强和执著为自己的人生最终突出了重围，以至于既成了许许多多的旧式女性与“新女性”对垒过程中的一种激励，也成了她们的榜样和表率;且她的这种激励、榜样和表率的作用，又绝不同于江冬秀之流。因此，即使在今天看来，张幼仪确也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例外”。
一
尽管林徽因一再宣称她并不曾爱过徐志摩，她与徐志摩之间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但是谁都知道，徐志摩的离婚肯定是为了林徽因——尽管我们并不能肯定，是不是因为林徽因在此之前有意无意地给过徐志摩一定的的明示、暗示或承诺，他这才与张幼仪离了婚，因此张幼仪对于林徽因肯定是一度充满了女人间的敌意和仇恨的。当张幼仪得知徐志摩飞机失事的噩耗，并知道了他之所以要坐飞机赶回北平，就是为了去参加林徽因的一个学术活动，当时她只轻轻地说了一句：“到头来还是为了林徽因!”虽然只是这么轻轻的一句，但人们分明感觉到，即使到那时她对林徽因的敌意与仇恨也一点不曾消退。
初到欧洲时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合影
张幼仪说：“我一直把我的这一生看成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并且还说，“我的离婚要感谢志摩，不是他我也不能成长，也不能找到自我。”
张幼仪自己感觉到自己的“成长”是在德国时，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其实她的“成长”是从到达欧洲时就开始了。
来到英国后，她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婚姻，并难能可贵的是她能客观看到自己的差距，并准备作出努力——并非采取江冬秀式的那一套——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切最终只是她的一厢情愿：
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词藻说出，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愿意改变。我毕竟人在西方，我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有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小脚和西服：张幼仪和徐志摩的家变》)
对于徐志摩，她其实比谁都看得清楚，多年后她回忆说：
有一次他躺下后，的呼吸声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因为觉得挫折和失败而扬起——他在最想摆脱我的时候，败给了我的肉体，对我们要厮守在一起这件事感到气馁。(《小脚和西服：张幼仪和徐志摩的家变》)
就这样，徐志摩一面积极行动着要将她抛弃，一面竟然又让她怀了孕，一面又在她怀孕后将她独自留在英国小城沙士顿，自己则忙着去追林徽因。
经过沙士顿那段可怕的日子，我领悟到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不能回去徐家，像个姑娘一样住在硖石。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小脚和西服：张幼仪和徐志摩的家变》)
直到此时，张幼仪才开始学着自己慢慢站立起来。她独自从英国搬到了德国——因为德国一战后经济萧条，物价便宜。在德国张幼仪独自生下了她与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徐彼得，将徐志摩父亲徐申如每月寄给她的生活费作学费进了德国的裴斯塔洛齐学院学习。可是两年后彼得不幸夭折，张幼仪在如此打击下也毅然没有放弃学业。在国内没有追上林徽因而又与陆小曼上了婚姻之船的徐志摩，奉父亲之命到德国来看望张幼仪。此时他们已离婚三年，就在那一次，徐志摩明显地感觉到了张幼仪的“成长”，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这样写道：“可怜不幸的母亲，三岁的小孩子只剩下一撒冷灰，一周前死的。她今天挂着两行眼泪等我，好不凄惨……C(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算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醒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这一次，徐志摩不但没有骂张幼仪“乡下土包子”，而且竟然给予了她这么高的评价。尽管人的人生和历史一样是不存在假设的，但我们据此还是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此时的徐志摩没有离婚并已与陆小曼结婚，或许他与张幼仪间的所谓差距会越来越小的吧，至少徐志摩会不再动不动就骂妻子“乡下土包子”的吧?
四年后，就是徐志摩眼中的这个本来连外国字母都从没学过的“乡下土包子”，竟然获得了裴斯塔洛齐学院的硕士学位，并回国成为了东吴大学一名能用多国语言讲授教育学和德国文学的教授。此时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如果徐志摩此时没有离婚并已与陆小曼结婚，他还会一定要离婚吗?还会离得如此理直气壮吗?
然而，徐志摩终没有等到这一天，他没有耐心等待张幼仪的成长，我们的一切设想和假设都只能是设想和假设，事实总是那么不以善良的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那么，徐志摩为什么那么心急呢?
当然是因为林徽因!
二
其实，张幼仪和徐志摩最初都并没有觉得非离婚不可。
张幼仪从没想过自己去欧洲是要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离婚者(张幼仪与徐志摩的离婚历来被史家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综西式离婚案)，相反她最初去欧洲的目的和动因，都是听从哥哥张君劢和公公徐申如的安排，去阻止徐志摩在外“出了什么岔子”的;即使在她到了英国并感觉到徐志摩可能另有新欢后，她也没想到要离婚，只是想到自己可能要接受徐志摩妻妾成群的生活方式，对此虽然心里并不乐意，但事实上已基本做好了准备。
有一天，徐志摩跟张幼仪说，要她在家准备晚饭，“晚上明姑娘要来跟我一起吃晚饭”。张幼仪作为一个女人，听了徐志摩这话后本能地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他为什么说‘跟我’而不是‘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并敏感地感觉那明姑娘可能就是他新交的女朋友。因此对于这位明姑娘，她心里自然是不欢迎的，但是她还是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并且在她来家后时时都在用一种别样的目光观察着她，并暗暗地将她与自己做着自以为尽量客观的比较。她最终发现明姑娘虽然穿着西服，但是竟然穿着一双绣花鞋，且穿着绣花鞋的脚竟然是缠过了的小脚，这让张幼仪似乎找到了一些自信，因为她自己的双脚并没有缠过——此时的她似乎只是在心里做着与这位明姑娘“竞争上岗“的准备。
又过了一阵，徐志摩让朋友充当说客，找到张幼仪先来试探一下她的口风，徐志摩那位朋友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见到张幼仪时如临大敌，一时面红耳赤，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让张幼仪好生奇怪，最后还是在张幼仪的“启发”下他才吞吞吐吐地说，是徐志摩托他来问她一下“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要做徐志摩太太”?张幼仪一听此言，似乎松了一口气地说：“就这么个事呵，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哩!”也似乎很大度，虽然并没当场表示欣然接受，但也没表示反对。
徐志摩此时的新欢当然并不是那位明姑娘，那实际上是张幼仪弄错了，明姑娘就是袁昌英，她也是徐志摩比较要好的异性朋友，但并不是女朋友，他的女朋友是林徽因。我们知道，对于徐林之恋，最初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明是并不反对的，甚至有时候还是支持的，第一次林家表示出的反对意见是来自于林徽因的两个姑姑，她们觉得林家怎么说也算是名门，怎么能让林家的女儿去做人家“小”呢?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断：徐志摩实际上一开始也并没首先想到离婚，而是如那时的许多“花心”的男人一样，先想到将后来认识的林徽因纳妾;林家表示反对后，他也还没想到与张幼仪离婚，而是想到要张幼仪“让贤”，即，只“做徐家的媳妇，而不要做徐志摩太太”;而离婚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才让他作出的决定。
张幼仪终于收到徐志摩要求离婚的信，他要求离婚的理由当然没说是为了林徽因，而是为了真爱、自由、幸福等等：
无爱这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量……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快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
张幼仪收到这封信可谓没头没脑，她晚年在说起这封信时还说：“他说我们‘前途无量’、‘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表现过这些潜力了?”她的意思是徐志摩写这封信就是想离婚，但是写这些话完全是耍滑头，实际上并不是写给她看的，而是写给时人看的，写给后人看的。张幼仪没有立即答复，徐志摩迫不及待地亲自找到张幼仪，要她在他拟好的离婚协议上签字，张幼仪说她要征求一下父母和兄长的意见，徐志摩说：“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直到此时，张幼仪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正恋人是谁。
张幼仪在徐志摩的催促下，竟然真的平静地在他一手拟定的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并且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离婚当然最大的原因在徐志摩身上，但是在张幼仪看来，林徽因也是一个原因——如果徐志摩不是为了林徽因，一定不会如此急迫地与自己离婚的——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事实。因此，尽管林徽因一再宣称她并不曾爱过徐志摩，她与徐志摩之间只是一般朋友关系，尽管后来与徐志摩结婚的并不是林徽因而是陆小曼，但是张幼仪恨的人似乎并不是陆小曼而一直都是林徽因。
1926年底，在北平的张幼仪突然接到徐志摩父、母的电报，说他们已从浙江老家到天津，张幼仪自然赶紧将他们接来。一见面，徐家二老便当着这个过去的儿媳妇的面大骂自己的新媳妇陆小曼：“来看我们，竟然要求坐红轿子。”(因为在浙江乡下，只有初婚的女人才有资格坐红轿子，而徐志摩和陆小曼都是再婚，在徐家二老看来是不能坐的)徐老太太说：“吃晚饭的时候，她才吃半碗，就可怜兮兮地说‘志摩，帮我把这碗饭吃完吧!’那饭都凉了，志摩吃了说不定会生病!”“还有哩，你再听听这陆小曼都说什么?”徐申如也声讨起陆小曼来，“吃完饭，我们正准备上楼休息的时候，陆小曼竟然说‘志摩，抱我上楼。’唉，听没听说过这么懒的女人?她竟然要我儿子抱她上楼，她的脚不是连缠都没缠过吗!”听着二老对陆小曼的声讨，张幼仪一句话也没说。
林徽因
还有一次，胡适请张幼仪吃饭，也请了徐志摩与陆小曼，胡适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张幼仪向胡适表示自己对于陆小曼并没有敌意。席间徐志摩与陆小曼不时做出亲昵举动，不断以“摩摩”和“曼”“眉”相称，弄得席上的许多人都不自在，但事后张幼仪反而因此说：“我不是个有魅力的人，不懂浪漫，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
可见，张幼仪似乎真的并不太“恨”陆小曼。
三
然而，陆小曼却对张幼仪充满了敌意。
她的敌意，来自于张幼仪虽然因为离婚不再是“徐志摩太太”和“徐家媳妇”却成为了“徐家女儿”——徐家二老在她离婚后将张幼仪收为了“义女”，将家产一析为三，将并其中的一份实际赠予了她(名义上是给她及其子阿欢，但她没改嫁前都可以任意支配);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们还几乎将家里大小事情全交于张幼仪，反而对陆小曼这个也算是徐志摩明媒正娶回家的媳妇事实上一直拒不接受，连徐志摩母亲的丧事，甚至后来徐志摩的丧事，徐家也都一律交由张幼仪操办。这无疑让本来就心高气傲的陆小曼觉得是奇耻大辱，于是她将仇恨自然加在了张幼仪身上;再加上徐志摩似乎婚后仍与林徽因藕断丝连，因此陆小曼婚后很快就似乎生活在一种仇恨中了。
被仇恨缠绕着的陆小曼，在生活中表现得越发地放纵自己，越发地破罐子破摔;而张幼仪与之相比，在徐家二老的眼中则显得越发的通情达理，越发的贤淑温良，越发的聪明能干，在徐家的地位也不但没有随着离婚而降低，反而越来越高了。当徐志摩不幸去世后，她似乎成了徐家二老相依为命的唯一寄托。正是因为这样，当张幼仪涉足商场时，徐申如便毫不犹豫地拿出本钱给她，张幼仪这才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家公司，张幼仪得以有机会将自己在欧洲获得的见识运用于自己的事业上，并有机会展示自己原本也不曾发现的巨大商业潜能，并使自己得到更大的锻炼，不但将“云裳”做成了上海滩一个影响巨大的时装名牌，而且由此为出发点，一步步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人生之路。
继成为“云裳时装公司”总经理后，张幼仪又在兄长张君劢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的副总裁(名义上总裁是张君劢，实际上他并不管事，是因为张幼仪不愿意名义上与哥哥平起平坐，才在自己的职位前加了一个“副”字)，很快在她的努力下，这家本来处于亏损状态下的银行便扭亏为盈，一时间张幼仪便在上海银行业界崭露头角、名噪一时，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女银行家。
与此同时，张幼仪还大量涉足股票、证券交易，且都收获颇丰。凭着自己智慧、胆量和努力，张幼仪终于从一个弃妇，成为了上海滩一位赫赫有名的女性实业家和银行家。而那个时候，徐志摩已去了另一世界多年;林徽因则拖着病体与丈夫梁思成辗转各地，进行着古建筑调查;而陆小曼则每天以鸦片度日，过着一种虽生犹死的日子。
此时的张幼仪无疑是春风得意的，至少日子过得是滋润的，因为她终于以一个弃妇的身份，几经突围，彻底摆脱了自己被伤害、被同情的弱者地位，创造出了自己人生的辉煌。张幼仪之所以后来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淹没而成为一个例外，正是因为她创造了这一系列属于自己的人生辉煌。
可是，要知道那个时代被抛弃的原配真是太多了，为什么她们的命运都只能是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呢?她们绝大多数人，连名字我们今天也难以知道了，就是郁达夫曾觉得“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的原配孙荃，最终我们也只是从他的文章中知道她的一个名字而已;为什么只有张幼仪能够突出重围，异军突起，创造出自己的人生辉煌，让历史的尘埃无法将其淹没呢?当然第一是因为张幼仪自身所具备的那种品质和她坚持不懈的努力;然而，细细想来又不能不说她兄长张君劢、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对她的帮助在这里面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年时的张幼仪
当初，若不是张君劢以好友的身份力促徐志摩写信给徐申如，后又竭力劝说徐申如同意将张幼仪送去欧洲，张幼仪自然只能在徐家老老实实做着“徐家媳妇”，说不定最终她只能成为又一个朱安，或在北方的四合院中，或在南方的天井中，日日孤独地抑望天上云卷云舒，了此一生。
在被徐志摩彻底抛弃后，若不是徐申如继续给她寄生活费、学费，张幼仪便无法完成在裴斯塔洛齐学院的学业，也绝无能力去开拓她后来的人生。
即使是后来，若不是张幼仪得到了徐家的大力资助，恐怕她最终也只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难以在上海滩商界纵横驰聘、开疆拓土，最终在创造出一个个商业辉煌的同时，也创造出自己人生的辉煌。
那么，张君劢、徐申如为什么会如此帮助张幼仪呢?当然亲情的关系是第一位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并非如此简单。
看起来张幼仪是靠着自己的逆流而上最终才出类拔萃、突出重围的，但其实她一直都是顺流而下的。
当初，哥哥张嘉敖做主将她许配给徐志摩这个连面也没有见过的徐家少爷时，她一句反对的话也没有说，虽然她此时是苏州女校的学生，也算是一名“新女性”，至少并不完全算是旧妇女。
当徐志摩新婚之夜宁可枯坐也不愿与她这个“乡下土包子”同房时，她也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不满，她只是等待，当她等来等去，最终只等到了徐志摩不曾正眼看过她一眼，最多只是履行了最基本的婚姻义务后便一去不返，她也只是一个人侍奉公婆，并独自生子，并为徐志摩养育着唯一的根苗。
当徐志摩要她“只做徐家的媳妇，不要做徐志摩太太”时，她仍也只是顺从，真到最后“徐家的媳妇”也做不成了，只能做“徐家女儿”，她也仍一如既往地顺从。
正是张幼仪如此的顺流而下，这才让她获得了徐申如的信任，从而也获得了在徐家的独特地位，也最终获得了逆流而上的机会和力量。因此，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她的这种逆流而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看来未尝不也是一种顺流而下，所以她才能够最后成功。
是的，张幼仪自始至终身上所表现出的端庄贤淑、孝悌恭敬、质朴诚实，太符合中国传统的妇德和妇道了，更何况她还为徐志摩生育了一个儿子，为徐家续下了唯一的血脉，因此她怎么能不深得徐申如为首的徐家长辈和权威的欢心和支持呢!只是在徐志摩这个视自由、浪漫爱情为生命的诗人眼里，她的那些本来可谓美好的品德都无异于无趣、刻板、老土了。常言道，婚姻从本质上是男女双方的一场博弈，而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的这一场博弈中，她这一方绝不是她一个人，在她背后实际上还有张君劢、徐申如们。博弈的结果是，儿子虽然将父亲亲自为他选中的妻子抛弃在了异国他乡，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后父亲则毫不客气地将儿子自己选择的爱妻拒之于家门外。不是吗?直到1965年陆小曼孤独地死去前，她唯一遗愿就是和徐志摩合葬，但徐家仍无情地拒绝了。徐家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只认张幼仪这个“徐家的媳妇”!如此的父子俩，如此的决绝，如此地执着于自己的选择，而对自己不喜欢的皆采取一种过激的姿态!因此，只是顺流而下的张幼仪最后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是属于一个特殊的关系组成的一个特殊的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实在是太微妙、太罕见了!
——或许，这也是张幼仪的突出重围最终只是一个例外的真正原因。
四
张幼仪似乎算得上真正逆流而上的一次是在晚年了。
1949年，张幼仪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在那儿她与一位做医生的邻居苏纪之相识，不久竟然生了感情，此时她已53岁了。当那个苏医生向张幼仪求婚时，张幼仪首先还是写信向兄长们征求意见。哥哥张君劢很快就发来电报说：“好!”张幼仪非常高兴，但谁知还没等高兴得起来，又收到哥哥随后发来的另一封电报：“不好!”正当张幼仪陷入痛苦时，哥哥又写来信：
兄不才，三十多年，对妹孀居守节，课子青灯，示克稍稍竭绵薄。今老矣，幸示先填沟壑，此名教事，兄安敢妄赞一词?妹慧人，希自决。
哥哥虽说最终放弃了“不好”而要张幼仪“自决”，但他原本的希望是不言自明的：要张幼仪为了“名教”而放弃自己的最后幸福。因为当时，一个女人被夫家“休”掉，本已是让娘家人很没面子的事了，如果再改嫁，那更是让娘家人蒙羞。
正在矛盾时，张幼仪收到了儿子从美国写来的信：
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瞻。诸孙长成，我全出母训……去日苦多，来日苦少，综母生平，殊小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原来张幼仪在给哥哥写信征求意见的同时，也给儿子写去一信征求他的意见。令她备感欣慰的是，这一次儿子支持了她。最终，张幼仪虽然心有矛盾，但还是毅然决定不再听哥哥的话。
1953年，张幼仪接受了苏医生的求婚，并在东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终于与爱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直到苏纪之去世，一起携手度过了20年的幸福时光。
只是看起来这一次张幼仪可谓唯一的一次逆流而上，因为毕竟未得到哥哥的支持，但是她却是得到了儿子的支持的。我们不妨也设想一下，如果她儿子如他舅舅一样并不支持，甚至坚决反对，张幼仪还会如此坚决地不听兄长的话吗?或许还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因此，张幼仪这看起来最后的一次逆流而上，原本也只是一次顺流而下!
作为旧式婚姻的受害者，照理说张幼仪会对旧式婚姻充满仇恨，但是从事实来看，她似乎恰恰相反，在主观上，她甚至一直不曾仇恨过旧式婚姻，直到晚年时她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旧式婚姻未必就一定多么的坏，其中未必就没有爱情，只不过这种爱情总得婚后才能产生，不像新式婚姻，是先产生爱情后才结婚。但是话说回来，谁又能保证结过婚后当初的爱情就不会消退呢?因此婚姻说到底还是责任更多一些。”
或许这就是张幼仪为什么没有因为是一个弃妇而终沦为一个怨妇的主观方面的深层原因吧!
是的，爱情需要了解，更需要理解，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人本质上是孤独的，所谓的了解和理解，尤其是精神方面的了解和理解，谈何容易!徐志摩与陆小曼，可谓才子佳人，在世人眼里他们的结合可谓珠联璧合，被时人引为美谈，然而徐志摩生前，陆小曼又能真的了解和理解徐志摩多少呢?他们互相走进各自的人生中，为对方增添的痛苦或许比欢乐还多。以斯言之，正如张幼仪所说，各人在其中明白和担当的责任或许更重要。爱情婚姻是这样，事业更是这样。
1937年，日本侵入上海，许多银行都面临着挤兑风潮，张幼仪主持的女子银行因此而似乎突然之间就濒临破产了。为了挽回局面，张幼仪不得不将银行大楼抵押给一家更大的银行，眼看败局就可挽回之际，一位大的蓄户突然间要将存在她银行内的四千多元悉数提光，若在平时，此数额并不算太大，但在这节骨眼上，这本不算太大的数额也很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为此张幼仪与这位蓄户商量，要他暂不要提取，但是对方提出的条件是：“你必须以你个人的名义担保。”张幼仪毫不犹豫答应了，真的以自己个人的名义为这位蓄户做了担保，最终使女子银行渡过了难关。而其间，张幼仪每时每刻都将为这位蓄户作担保的证明带在身上，并常交待身边人说：“我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希望第一个发现我的人能从我身上的这份证明知道，我对那位蓄户是负有责任的。”由这个事例我们不难看出，这或许就是张幼仪虽然婚姻和生活历遭不幸，但为什么总能以一种顺流而下的恣态左右逢源的原因?即，她之所以能为自己的人生赢得了成功、成就和辉煌，正是因为她不仅将责任放在了爱情、婚姻和家庭中一个重要地位，而且在事业中更放置于一个首要的地位!
2012/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