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徐悲鸿故居纪念馆”位于傅厚岗6号。
我工作的办公地离那儿只一箭之遥，每天上下班我都要从它门前走过，每次走过时我几乎总会自觉不自觉地看上它一眼——有时候目光只在它日渐锈蚀的大门上一扫而过;有时候目光会越过围墙，看到里面那几棵高大的榆树和广玉兰，还有那幢西式的小楼，以及它屋顶上立在瓦行间的瓦菲;有时遇大门偶尔开着，我会稍稍放慢脚步，让目光穿过大门，看见不大的庭园里有碧草、绿树、红花——每当此时，我又常会禁不住想，这样一个略显阴冷的小院内，如果能增加几株红枫，秋冬季节确实会生色许多、温馨许多吧!
今日南京傅厚岗6号
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徐悲鸿曾将此住处名之“无枫堂”，而这小院内又是曾种植过红枫的。
1932年下半年，徐悲鸿这所住处落成后，他的一位学生为老师送上了一份别致的礼物：她让父亲从老家安庆捎来十多株红枫树苗种在了庭院里。这些树苗第二年春天都成活了，且长得都很好，这让徐悲鸿非常高兴，他想象着一到秋后，每天早上推开窗户，便是一派“停车坐爱枫林晚”的诗情画意。
可是没想到，第二年夏的一天，徐悲鸿去上海为张大千祝寿，再回到家里时他傻了眼：院中的所有枫树都被连根铲除得一棵不留。
不用问，那一定是夫人蒋碧微命人干的。蒋碧微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她要将一个在她看来十足的爱情阴谋彻底粉碎，并将之斩草除根。
后世的许多人只知道徐悲鸿这位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绘画大师、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先后有过两位妻子蒋碧微和廖静文(蒋之前早年还有一位父母包办的，但徐似乎并不认可，一般人更不知道)，前者给了他一生中最初的爱，后者用自己的爱陪伴着徐悲鸿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并不太清楚在徐悲鸿的生命历程中还曾有过另一段爱情，也不知道这段爱情的女主角是谁。
1964年10月，蒋碧微以被遗弃者和被伤害者的身份在海外出版了她的《蒋碧微回忆录》，1984年6月，廖静文以承接者与忠贞者的身份在大陆也出版了她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在这两部回忆录中，两个前后成为徐悲鸿妻子的女人， 都不约而同地回避了另一个女人， 她们在各自的书中连她真实的姓名也不愿给世人留下， 几处非涉及她不可的情节中， 她的名字只是“ 孙韵君”和“女学生”等。 然而，这位“女学生”绝不是一个在徐悲鸿生命历程和艺术历程中可有可无的角色，虽然她并不曾与徐悲鸿结过婚，但是对他的影响恐怕并不比与他结过婚的她们小，与此同时，她们的人生实际上也因为这个女人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蒋碧微《蒋碧微回忆录》书影
廖静雯回忆录《徐悲鸿一生》书影
二
徐悲鸿看到自家院里的景象惊呆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门了，眼前这个院子是自家的院子吗?只见松、竹、梅，桃、李、杏等观赏植物一应俱全，地面还植上了草坪，草坪上还撑起了两把巨型遮阳伞，伞下放有圆桌和藤椅……原来的一切都被连根铲除了，连一点影子也没了。徐悲鸿立在那儿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妻子蒋碧微则满脸堆笑地迎上来说：“大家都说我们公馆和院落风格不大协调，我一看也是，就没有和你商量，把它做了点小小的变动。因怕耽误你的创作，所以让园林工人抓了点紧，趁你不在家的几天，把它突击完成了。不少朋友来看了，都说有法兰西浪漫色彩。也确实，每每走在其中，我都有回到法国巴黎的感觉。”说话的语气、神态，充满了虔诚，让旁人听来似乎对老公充满了爱意，且绝对惟命是从。然而徐悲鸿望着眼前这个与自己相濡以沫十几年的女人，似乎不认识似的，他绝没想到她竟有着如此的心计、如此的手段，同时他几乎看到了这个人内心原来有着一颗狠毒的心。徐悲鸿无言以对，愤怒无比，可又无可奈何，最终一闪身绕过了迎面的妻子，默默走上楼去，走进自己的画室。
在旁边的公寓里楼上附瞰那座当年被徐悲鸿称为“无枫堂”的小楼
等到徐悲鸿默默地上楼去后，蒋碧微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她知道自己又一次胜利了。他们夫妻间十多年来，每次发生争执，最后都是以徐悲鸿的沉默而告终，这一次似乎也是一样。
然而，蒋碧微哪里知道，这一次并非如此简单，爱情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哪是她如此简单粗暴之举便可以斩草除根的呵!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
走进画室的徐悲鸿，先是默默呆坐了一番，然后展纸濡墨，挥毫写下了三个大字：“无枫堂”，随后除落下了自己的名款、钤上了自己的名印外，又钤上了一枚他早已刻好却一直不曾公开用过的闲章，印文为“大慈大悲”，并从此以后将自己住处的斋号名之曰“无枫堂”。
千万不要以为徐悲鸿此举只是为那惨死的十多棵枫树苗而内心悲摧、祈天祷地，实际上他这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尚是自己妻子的蒋碧微，也向这个世界，表达着自己从今以后的一种态度和决心，即，将一直深埋于心的那段恋情不再深埋，且从此为之矢志不渝。原来徐悲鸿这枚闲章中的“悲”和“慈”二字，各取自于他自己名字中的一字和他当时深爱上的一个女人的名字中的一字——这个女人叫孙多慈。
从此以后，这两枚“无枫堂”和“大慈大悲”闲章常常被徐悲鸿公然钤在自己的画作上，由此见证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场旷世之恋。
三
其实，直到“枫树事件”发生，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的感情虽然已超越了一般的师生之情，但是对于他们双方来说，也都多的是茫然和矛盾。
当然，因为各自人生阅历的深浅大为不同，其茫然和矛盾的程度还是各有着很大差别的。徐悲鸿虽然对于这份感情也时常茫然失措，但是他自己心里很清楚的是，这种茫然失措正是在面对一份不该产生的爱情所生出的无奈所致，所以他的心中矛盾更大;而孙多慈更多的只是茫然——她更多的时候只是将一直给予她种种关心和爱护的徐悲鸿当作是一位大哥哥，甚至是一位如父亲般的长辈。在得知徐悲鸿乔迁之喜的消息后，孙多慈想去送一份贺礼，但送什么好呢?她曾找自己的好友、同为中央大学同学的李家应和吴健雄商量：“先生要搬新居，我这个做学生的，总得要表示表示吧?可送什么好呢?一般的东西，先生看不上。太招摇太显眼了，让师母知道了，又会不容忍。你们脑子灵活，帮我给拿个主意吧!”
孙多慈
没想到她俩反而首先要孙多慈说说她与徐悲鸿倒底算是什么关系。孙多慈面对好友老老实实地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绝没有外界传的那么浑浊，但也绝不是一潭清水。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很矛盾，说有‘爱’，不确切，说没有‘爱’，也是一句假话。”由此我们足可看出，直到此时孙多慈或许也并没能分清楚遇到的和自己心里升起的这份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到底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李家应与吴健雄觉得，既是这样的关系，她俩都觉得这礼很难送。他们帮着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什么合适的，最终还是孙多慈自己说“我倒是有个谋划，自知也还算是个绝点子，但不知……”
她俩自然急忙问是什么，孙多慈于是认真地说：“我盘算着，先生公馆有这么大的院子，送他一些枫树苗，让他栽在院子里，如何?”
孙多慈的话让李家应目瞪口呆了半天，说：“真有你的呵，简直太绝了!既特别又有新意。每到秋霜季节，徐大师或凭窗凝思，或庭院踱步，只要一看见这满树红叶，马上就想到了你。而且树会一年年长大，一年年长高，你这礼物也会一年年增值。甚至到你们，不，是我们都老了，甚至都不在人世了，你对徐悲鸿的这份心思，仍会留在这个世上!更重要的师母即便知道树苗是别人送的礼物，也绝不会想到是你这个小丫头，她一定只会猜想是某个老头。”
收到孙多慈的这份“大礼”，徐悲鸿当然很高兴，但是他立即想到的也只是“停车坐爱枫林晚”的诗句，为此他还与孙多慈开玩笑地说：“你送我这礼物，是不是想让我再去买一辆车，一辆四个轮子的能满大街跑的车!”
其实，这三个小女人，虽然都是中央大学的高材生，甚至吴健雄日后竟成了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但是此时她们都低估了只是家庭妇女的蒋碧微，甚至连徐悲鸿也低估了。其实像这样的女人，用张爱玲的话来说，她们绝对比多数知识女性和职业女性厉害，因为“她们日日以婚姻为她们的事业，岂能不厉害!”蒋碧微很快就知道了枫树的来历——那是一场爱情的阴谋，她一定要粉碎它!但是她在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再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
蒋碧微终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也选择了一个她自己以为合适的方式，又一次取得了一场爱的保卫战的完胜。像这样的完胜算起来这已经是她一年多时间里连续取得的第四场了。
四
蒋碧微赢得大捷的那次初战发生在1930年12月初。
一天，远在宜兴老家的蒋碧微突然接到一封徐悲鸿从南京寄来的信，信中徐悲鸿写道：“碧微，你快点回南京吧!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
看到这样的话，蒋碧微说实话并没太放在心上，也没有立即赶回南京，而更多地只是将此当作是夫妻间的一个小小玩笑而已，但想想还是决定，再过一个星期后就回家。一个星期后，徐悲鸿收到蒋碧微从宜兴发来的电报，说第二天便到家。此时徐悲鸿突然间似乎又有点后悔让妻子这么快就回来，更后悔自己在信上写的那句话，因为他知道蒋碧微回来一定会因为这句话而兴师问罪的，他对于妻子的个性太了解了，知道她不是个省油的灯，于是他在当天写给好友舒新城的信中又说：“太太明日入都，从此天下多事。”
那么徐悲鸿既已知道蒋碧微的为人，可为什么还要不打自招呢?
其实徐悲鸿当时在信上写的这句话可谓实话实说，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已有“恋爱倾向”，而他以为这都只是因为妻子不在家而产生的一种想入非非，所以他想让妻子早点回来，这样自己的那份想入非非便可自然结束了。徐悲鸿如此矛盾的举动正是他此时矛盾心态的反应。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徐悲鸿此举动和心理，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他的“恋爱倾向”的产生，并非是主观上因为嫌弃妻子蒋碧微所致，也并非是想背着妻子搞“婚外情”;二是他也想尽快妥善结束自己这种不该产生的“恋爱倾向”，更不想发展下去，至少是主观上不想。如果不是那样，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向妻子“不打自招”，更不会主动将她叫回家来给自己“添乱”。那么我们不妨可以一厢情愿地设想一下，如果蒋碧微回家后，能顺着徐悲鸿所希望的那样做，或许事情的发展未必不会真有一个他所希望的结果。徐悲鸿在给蒋碧微写信时一定相信妻子会顺着他的希望“帮助”他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做妻子一定都是希望如此的。
是的，蒋碧微当然也希望如此，希望徐悲鸿不要沾上外面任何的花花草草，已经沾上了也要尽快一刀两段、连根铲除，且刻不容缓。
回到家后的蒋碧微首先是立即审问徐悲鸿：“说，怎么回事?怎么我一不在家，你这感情就出问题了?”徐悲鸿自知理亏，支支吾吾道：“你也别太着急，听我慢慢向你解释，好吗?”
并没等徐悲鸿解释一句，蒋碧微已声泪俱下了：“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是一个只需要家庭生活稳定的女人!悲鸿，难道这么一点小小要求，你都不能答应我吗?”此时徐悲鸿更是陷入了自责，非常真诚地说：“我既然能向你承认感情出轨，就说明我对这件事已有悔意!”
蒋碧微边哭边打断了他的话说：“自从当年……”一听此言，徐悲鸿无话可说。是的，他能说什么呢?这是他们夫妻间感情的起点，也是他们夫妻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十七年最牢固的基础。
那时候，徐悲鸿只是一个从宜兴来到上海滩一面靠为一些杂志社画画插图谋生一面刻苦求学的青年，他的这种精神得到时为复旦大学教授也是宜兴同乡前辈蒋梅笙的赏识，为此徐悲鸿常去蒋府，一来二去便认识了蒋梅笙的千金蒋棠珍。渐渐地，这个早已许配无锡大户查家公子的蒋小姐，竟对徐悲鸿生出好感，并于1916年改名蒋碧微，随徐悲鸿私奔去了日本，后又于1919年去了法国巴黎，害得蒋梅笙一张老脸无处放，只好对外宣称女儿暴病身亡了，并装模作样为她办了一场丧事，在棺材里放了几块石头抬出去埋了才算完事。不过也有人据此推断，这一切都是蒋家父女合演的一出双簧——蒋梅笙其实也看中了徐悲鸿，但由于已将女儿许配查家在先，因此平时就曾常当着蒋碧微的面感叹，“我要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蒋碧微这才“心领神会”。不过实情究竟如何，今天我们已难以搞清楚了，但我们清楚的是，从此以后，蒋碧微的确与徐悲鸿在海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生活，直到1927年回国。那时他们生活非常艰苦，但感情却十分融洽。据说有一次，蒋碧微在巴黎的一家商场里看中了一件风衣，试穿后也觉得非常满意，店里的老板和店员都说漂亮，怂恿她买下，并说可以优惠，但蒋碧微最终还是因为囊中羞涩而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可是哪知道她离开商场后心里又放不下，事后她竟又多次去那家商场去看那件风衣。徐悲鸿知道此事后心里非常难过，因为他知道，蒋碧微怎么说在家也算是个阔小姐，竟然跟随着自己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他那时能做的唯有刻苦学习、努力绘画。不久，他终于有一幅画卖了一个不错的价钱，拿到钱后徐悲鸿立即去那家商场买下了那件风衣。当蒋碧微穿上这件风衣时，眼泪朴漱漱直掉，但是心中却充满了喜悦。蒋碧微与徐悲鸿便是如此相濡以沫走过了十七年，其间感情有多深，想来夫妻双方都是不用提而非常明白的;且对于徐悲鸿来说，多少他还另怀有一种对蒋碧微的歉疚。
徐悲鸿
或许是蒋碧微也正是因为明知这一点，所以每当夫妻发生争执，她总以此为杀手锏来攻击徐悲鸿软肋。徐悲鸿自然也是每次都无言以对。
徐悲鸿果然再次无语，蒋碧微却不依不饶：“我最恨的，就是你现在这样!一到关键时刻，就缄口不语。你不说话就是看我不起，看我不起你就会移情别恋……”
“碧微，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事刚刚才开始，我会好好地把握它，不会任它自由发展的。”徐悲鸿的态度仍十分诚恳。
“我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女人，我也理解我不在南京的这段时间，你作为男人，内心必然产生的空虚。但你必须告诉我，这个女人是谁，你和她是如何开始的，现在已经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然而徐悲鸿怎么能轻易说出那个女人呢，更何况她在他看来还只是个孩子，他要对她负责，即使仅仅是老师他也有保护她的责任。
但是尽管如此，这一场初战，应该说是以蒋碧微的胜利而告终的。虽然徐悲鸿最终并没肯“交待”出那个“第三者”的名字，但是这在蒋碧微看来是小菜一碟的事情，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要在下一步掌握住他们的“罪证”。
五
不久，蒋碧微果然利用一个机会，有意无意间便又赢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那是在1931年春的一天。
那天，在徐悲鸿任教的中央大学门口，蒋碧微无意间碰到了徐悲鸿的老朋友盛成和宜黄大师正应约去徐悲鸿画室看画，招呼间宜黄大师邀蒋一同前往，这本是其一种礼貌和客套，但是蒋碧微就此心生一计，来了个顺杆而上，真的随他们一同前去了。
远远在画室门口等着的徐悲鸿一见蒋碧微也一同走来，不禁心里暗暗叫苦，但一切已为时已晚。
一进画室，蒋碧微便俨然如侦探一般四下里搜寻起来，弄得不明就里的宜黄大师好生奇怪，而徐悲鸿更是十分尴尬。好在她搜了半天也没搜出什么在她看来有价值的“罪证”，最后就剩下画架上两幅用布蒙着的画没看了，于是她“呼”的一声，将布掀开——“呵!”在场的人几乎都同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惊叹声，整个画室也仿佛一瞬间增加了光亮，画面上一轮明月当空，明亮而温馨的月色下，古老的城头之上，画家自己席地而坐，不远处一位少女双手抱立，似正享受着大自然美好的月光，又似在享受画家深清的目光，画的一角有徐非鸿亲题的画名：“台城月夜”。
盛成和宜黄大师被画面所描绘出的那种意境，那份深情给深深地震撼了;而蒋碧微更是被惊呆了，不过她并不是因为这画的艺术效果，而是因为她这一瞬间有了丰富的联想，只见她顿时脸色苍白，双腿发软，要不是盛成当时眼疾手快轻轻从一旁扶了她一把，说不定她当场就瘫倒在地了。好在这也就一瞬间，她就似乎恢复了常态。然而又装着若无其事地说：“这画既已画好了，怎么不带回家呵?”说着便不由分说，叫了两个学生帮忙，将它连同一张《孙多慈像》的素描一起，用一些旧报纸七手八脚包了起来。
“罪证”既已到手，蒋碧微自然选择立即离开了，以免夜长梦多。由于《台城月夜》是画在一张很大的三夹板上的，既不能折叠也不能卷，她于是就让两个帮助包扎的学生也帮她拿回家去，临走时还对盛成和宜黄大师说：“你们看你们看，看细一点，记着要给我们悲鸿多提提意见哦!”完全是一种得胜还朝的风度。
徐悲鸿虽然心里恨得痒痒，但由于在学校，在大庭广众之下，在朋友面前，在学生面前，他只能装傻，不能阻止，最终也只是对盛成无奈地问了一句：“是不是一只准备咬人的母老虎呵?”
《台城月夜》在蒋碧微看来是徐悲鸿背叛自己的最好“罪证”，因为他将画中人画得那种美好，一个画家，只有当他深爱着画中人时，他才会捕捉她最美的姿态、神情，将她画成世上最美的美人。的确，蒋碧微对此太清楚了，也太有切身体会了，想当年，徐悲鸿那幅最初轰动欧洲的油画代表作《箫声》便正是以蒋碧微为模特画成的，但是每一个认识蒋碧微本人的人都觉得，画上的蒋碧微比现实的蒋碧微不知要美多少，但是它又怎么看都是蒋碧微而不是别人。
徐悲鸿为孙多慈画的那张素描
“罪证”既已到手，她要当然还要让它公开示众。于是蒋碧微就将《台城月夜》放在了家里的客厅里，但并不挂在墙上，而是将它靠墙立在地上。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徐悲鸿在家里每天看着自己的这个“罪证”心里将是什么滋味呵?!然而蒋碧微要的就是你这种心里不是滋味的滋味!要的就是你低头认罪!要的就是你无脸见人!她每天都在品尝着自己的胜利，自己的得意，自己的骄傲，但是她绝没想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徐悲鸿的心在日日哭泣，也日日变冷，更日日离她而去。而这原本又是蒋碧微所并不希望的，她这一切举动的所有目的，说实话原本是希望徐悲鸿不要离开自己。就这样，蒋碧微在自己设定的一个怪圈中不能自拔。
关于《台城月夜》的结局，蒋碧微晚年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至于那幅《台城夜月》，是画在一块三夹板上的，徐先生既不能将它藏起，整天搁在那里，自己看看也觉得有点刺眼。一天，徐先生要为刘大悲先生的老太爷画像，他自动地将那画刮去，画上了刘老太爷。”一件艺术杰作就这样从人间永远地消失了。
今日南京台城
蒋碧微当然希望永远消失的并不只是画，因此，不久她又发动了第三次战役。
那是1931年7月，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招考放榜，学校教学大楼外的报廊里，徐悲鸿将考生试卷和分数同时当众公布了出来了。这在南京，在中国，都是极罕见的激进做法，自然引得争先恐后的观者云集。蒋碧微竟然也挤在看榜的人群中，这不由得让人觉得奇怪，她关心谁呢?
她真有关心的人，那不是别人，就是孙多慈。当她看到孙多慈的名字高高排在第一名，以95分的高分无人能及时，她带头高声地说：“这个结果我早就预料到了，是你的得意门生嘛，看你面子，看你感情，自然要多给几分的。”此言一出，榜前的人群一下子如同炸开了锅，一时议论纷纷。明明是按作品水平判出的结果，一时却变成有舞弊嫌疑的不正常事情了。徐悲鸿终于愤怒了，他再也顾不得在大庭广众之下了，针锋相对地对蒋碧微说：“知道你是要说这话的，所以公布成绩时，连试卷也一起贴出去了。她的水平如何，她可以得多少分，试卷说话。”
蒋碧微也不甘示弱，说：“谁不知道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呵!录取孙多慈才是你最终的目的。好啊，你的心愿达到了，你们可以更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
话既已说得如此白了，徐悲鸿也顾不得“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了，高声说：“告诉你蒋碧微，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如果我徐悲鸿想离婚，想拆散这个家庭，早就横下心与你分手了。之所以还和你保持夫妻关系，是因为在我的脑海里，还从没有想过要和谁结婚，所以也不存在要和谁离婚!”
……
就这样，那年夏天，孙多慈第一次与徐悲鸿、蒋碧微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南京各个小报的花边新闻中。当然这并不是蒋碧微的目的，其目的是中大不要录取孙多慈，但最终结果自然不会以她的意志为转移，1931年9月，孙多慈还是以图画第一名的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录取了。所以说蒋碧微发动的这一次战役虽没有取得完胜，但在她看来还是不乏战果的，至少是她将徐悲鸿与孙多慈背后的“丑”事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了——看他们以后还敢再不好自为之!
可是令蒋碧微没有想到的是，徐悲鸿却正式向她提出了离婚。
说良心话，蒋碧微种种行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离婚，因此当徐悲鸿在上海，当着朋友将“离婚”两个字在桌面上第一次说出来时，蒋碧微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竟然说：“悲鸿，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徐悲鸿又高声地说了一遍：“我们离婚吧!”这一次蒋碧微听得真真切切。回到南京后，她又接到了徐悲鸿的信：
我观察你，近来惟以使我忧烦苦恼为乐，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两儿由你抚养，总之你亦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
每字每句，似都是深思熟虑后才落笔的，绝不像是玩笑、戏言。
六
1932年至1934年间，徐悲鸿与刘海粟曾分别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览。1934年6月7日，鲁迅在《中华日报》副刊，以笔名“霍冲”发表著名的《拿来主义》一文，文中有这么几句：“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挂过去，叫做‘发扬国光’。”当时的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徐悲鸿便是鲁迅在这里所“骂”的“几位大师”之一。
其实，被鲁迅讽刺的“发扬国光”的话，并不是徐悲鸿等自己说的，只是1934年5月28日《大晚报》报道时的用语。徐悲鸿这次出国办展的真实意图与目的，其实可谓“半公半私”——“公”者当然是不外乎文化艺术交流学习，“发扬国光”的成份也未必一点没有;“私”者则是想借此躲避孙多慈，从而挽回自己的婚姻。
事实上，徐悲鸿此时不但并没有完全做好离婚的准备，而且在提出离婚后不久，他又在吴稚晖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放弃了离婚的行动。这看起来当然都是因为徐悲鸿给了一次吴稚晖“面子”——是的，吴稚晖的“面子”不能不给，因为他是“世界文化名人”，是令人敬重的长者，又是出手帮了自己大忙的人(傅厚岗的那块宅地便是他看到徐家实在太剂而出了三千大洋帮助徐悲鸿买下的)，但说到底只是徐悲鸿自己借坡下驴而已，真正作主的还是徐悲鸿本人。吴稚晖在劝说信里这样责问徐悲鸿：“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倘觉感情无法控制，则避之不见可乎?”徐悲鸿无法回答，但无法回答的原因或许是吴稚晖又一次的“忆苦思甜”让他又想起了自己与蒋碧微过去的那些相濡以沫的日日夜夜，也难以忘怀于昔日的那份长长的感情，当然也不想就此轻易放弃这段感情。
然而，当年生活那么艰难，夫妻反而能相濡以沫;现在一切都好了，为什么不能好好过下去呢?
是的，相对于十几年前，生活是好了，但是徐悲鸿与蒋碧微人都变了。
当年买一件普通的风衣对于徐悲鸿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也就是一件普通的风衣就能让蒋碧微激动得热泪涟涟;可是现在呢?徐悲鸿可以置地建别墅，蒋碧微自然再不会因为一件衣物之类激动了，相反她觉得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应该得到的报答，甚至徐悲鸿这个人连同他的才华都应该由她来支配——她本来就是个强势的小姐!
蒋碧微的强势在回国后不久就表现了出来。
众所周知，徐悲鸿不但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美术教育家，他在美术教育上有两个伟大的理想，一是努力实现中西方美术的融合，二是努力开展美术教育的普及。1928年春，田汉、欧阳予倩等成立南国社，刚回国不久的徐悲鸿便以极大的热情加入其中，此时他雄心勃勃，于这年的春节，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任绘画部主任。但南国艺术学院的教学基本是义务性质，这让蒋碧微一直反对，她觉得徐悲鸿这是浪费自己的才华，这让徐悲鸿很是反感。这年4月中旬，徐悲鸿又受聘南京中央大学。蒋碧微竟然以此为借口，背着徐悲鸿去南国艺术学院帮着徐悲鸿辞去了那儿的教职，并擅自雇了一辆车，将徐悲鸿在南国艺术学院内的画具全部搬了回家。外人以为这一切都是徐悲鸿授意的，并由此说徐悲鸿不愿做大众义务教育的工作，只认钱，这让徐悲鸿万分尴尬。
由此生活中一例，已可见出两人在价值观和处事风格上的差异。当然这样的差异并不足以使他们分手，更不能成为他们分手的理由。
蒋碧微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一些人都将徐孙之恋当做一发攻击徐悲鸿人品的炮弹，觉得他这不仅仅是花花公子的行为，还是一种陈世美的行径，因为他“遗弃”蒋碧微这个糟糠之妻，实际上是过河拆桥，是忘恩负义。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得知女儿与徐悲鸿之间的绯闻后，第一反应便是如此认为;也正是为此，他一直不能认可徐悲鸿的人品，直到后来徐悲鸿已与蒋碧微离婚后仍坚决反对女儿与徐悲鸿恋爱，宁可让她嫁给同样大孙多慈近二十岁的许绍棣。而作为徐悲鸿忘年交的吴稚晖，在那封给徐悲鸿的劝诫信中曾现身说法：“弟家中亦有黄脸婆，颇亦自足，使弟今日一摩登，明日一摩登，侍候年轻少女，吾不为也。”此话实际上也是指责徐悲鸿喜新厌旧。
至于蒋碧微，她这样想更是自然而然，她不但将其中的原因，而且更将其所有责任都归结为孙多慈这个“第三者”的介入，归结为徐悲鸿要做“陈世美”。
然而真的是如此简单吗?
或许徐悲鸿此时也在心里这样问过自己无数遍，所以他要试一试。于是他放弃了离婚，携上蒋碧微去欧洲巡回画展，且一去一年多——或许他正是想借此机会与蒋碧微一起旧地重游，以对当年“艰苦奋斗”的重温来重回夫妻昔日，同时他也想借此能够忘掉“第三者”孙多慈。而留在南京的孙多慈，也试着去结识了男朋友。
七
因为年龄、身份和地位的原因，在徐孙之恋全过程中，孙多慈应该说都一直处于被动中，她从来都没有主动去“勾引”过作为老师的徐悲鸿，尽管蒋碧微一次次地指责她，说是她勾引了自己的老公。
孙多慈走进徐悲鸿的生活实在充满了偶然。
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与当年的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五百年前是一家，且还同辈分，孙传芳便让他做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并对他十分信任，所以也曾一度位高权重，孙家在老家寿州，甚至在安徽也算是一名门大户。后来孙传瑗虽然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但因受各种关系的牵连，于1930年春天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南京老虎桥监狱。这一年正是孙多慈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她为此很受影响，以致成绩一向很好的她高考落榜。暑假时她郁郁寡欢地从安庆来南京探视狱中的父亲。
这里需要补充介绍一下老虎桥监狱、中央大学、国立美术陈列馆和台城在南京的位置，或许孙多慈与徐悲鸿后来能够走到一起，都是因为它们之间靠得很近的缘故：当年的中央大学校园就是今天的东南大学，该校的大门几乎是斜对面就是老虎桥监狱，老虎桥监狱向南百米就是长江路，当年的国立美术陈列馆即今天的江苏省美术馆就在长江路上，至于台城几乎就在中央大学的后门口外。
那天，孙多慈探视父亲时也得知了一个算是好消息：因为多方疏通，父亲很快便能出狱了。这让一直心情郁闷的孙多慈心情好了不少，于是走出监狱时使得平时很喜欢画画的她想到不远处的美术陈列馆看看。而此时徐悲鸿画展正在那儿举行，她一下子被徐悲鸿一幅幅大气磅礴的杰作所深深震撼了，也使得原本立志当作家只将画画作业余爱好的她立志成为一名画家。正好父亲好友宗白华又是徐悲鸿的好友，于是在宗白华的介绍下，高考落榜生孙多慈成了中央大学徐悲鸿教授班上的一名旁听生。这样一名旁听生，自然绘画基础是班上最差的一个;再加上徐悲鸿又得知她是因考中文系落榜才“无奈”转学美术的，这自然让视美术为天下第一神圣事业的徐悲鸿很不以为然;即使是外貌上，孙多慈也不像是后世许多人猜测和想像的那样，一定是倾国倾城，让徐悲鸿一见倾心，相反，她只是中人之上。总之孙多慈最初并没引起徐悲鸿太多好感，甚至连太多的关注也不曾有。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孙多慈这名本来水平在班上属倒数的旁听生，竟然以进步的神速让徐悲鸿刮目相看，于是就有了在课堂上徐悲鸿对孙多慈的表扬，就又有了课后的帮助和鼓励，又有了一同去校园后面不远处的台城写生。
正是在古老的台城之上，眼前的荒城衰草、寒水烟柳，孙多慈不但触景生情，对人生的无常、世态的炎凉大发感慨，而且流着眼泪向老师徐悲鸿讲述了自己复杂的家庭背景和多舛的命运。徐悲鸿从来不曾想到这个十八岁的少女，竟有着如此令人感慨的人生，他被震惊了!他不自觉地将这孩子揽在怀中说：“不要难过，你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人保护你的，他就是我徐悲鸿!”并且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不久后，徐悲鸿除了完成了素描《孙多慈像》，更完成了巨幅油画《台城月夜》。
应该说至此，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的关系虽然超出了一般的师生关系，但也并非如蒋碧微等许多人想像的那样已到了“师生恋”的程度。回过头去看，恰恰是蒋碧微的一次次欲将两人分开的努力，适得其反地反而将他们本来只是一种隐私不停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回避，事实上也将他们越推越近，以至于真的使一场旷世的师生恋成为了事实。
1934年8月，徐悲鸿与蒋碧微回到国内。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徐悲鸿与孙多慈发现并不能将对方忘记;蒋碧微也失望了，也累了，正好在巴黎时旧日追求者张道藩又找上门来，而此时的张道潘是国民政府的文化部长，又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与徐悲鸿比较起来前途更加无量，蒋碧微于是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但是她临走前并没忘了向徐悲鸿开出条件，要他赔给自己“青春损失费”：徐悲鸿自己的画100幅、古代名画40幅，外加现金100万元。徐悲鸿照单全付，而且还多加了一幅，那是蒋碧微最喜欢的那张《琴课》——徐悲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亏，还是因为不忘当年的情分，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只有徐悲鸿自己知道。
正是靠着徐悲鸿赔付的这笔财产，蒋碧微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后来去台湾后，日子都一直过得很滋润，而徐悲鸿呢，却并不如意。据廖静文《徐悲鸿一生》所载，为了尽早凑足给蒋碧微的那些画和钱，徐悲鸿一度没日没夜地工作，以致积劳成疾，落下病根。因此在她看来，对于徐悲鸿58岁的英年而早逝，蒋碧微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然而蒋碧微决不这样认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应得的，甚至她觉得还不够，以至于她在晚年出版的《蒋碧微回忆录》中时见抱怨之词，以至于连她的亲生女儿徐静雯也读不下去，并为此而很是不满：
徐悲鸿油画《琴课》
廖静文写的是基本符合父亲形象的。蒋碧微写的就不顾事实真相，大骂父亲，极不道德。我感到愤慨的是，她花了我父亲一辈子的钱，临分手时，父亲还给她一百幅画和一百万元钱。这里面包括我和哥哥的抚养费，其实我和哥哥花了不到十分之一。母亲就是靠这笔钱在台湾度过余生的。可她骂了父亲一辈子，真不知父亲前生欠她什么!
然而，徐静雯或许并不知道，她的母亲直到死，卧室里还放着她父亲徐悲鸿的那幅《琴课》，而张道藩的画只放在客厅里。
其实蒋碧微也是爱徐悲鸿的，这种爱或许至死都不曾改变，正是因为爱，她才对徐悲鸿“严格要求”，才不允许他有任何过错，才不允许他有任何出轨，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一旦徐悲鸿稍有闪失，无论你如何认错，如何悔改，都一律严惩不殆;同时也因为爱，她每日都如临大敌般地防犯着，随时准备战斗，事实也如此;总之，她不知道设身处地的理解，不知道给对方空间，不知道给别人台阶……所以，她的所有防犯、维护和战斗，最终往往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这样一来，爱最终都变成了恨，并难以释怀，以致爱恨情仇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了。
八
1953年9月26日，在美国纽约的一个艺术研讨会上，会议中途，组会者突然宣布休会，并要求与会者为艺术大师徐悲鸿默哀三分钟。于是参会人员全体肃立，会场鸦雀无声。突然后排发出 “通”的一声，一个女人应声晕倒在地。此人就是孙多慈。
此时孙多慈已离开徐悲鸿17年了，离她与徐悲鸿之间作出的那个“十年之约”已过去了七年。
徐悲鸿与蒋碧微分道扬镳后自以为可以光明正大地与孙多慈在一起了，哪知道却遭到了孙多慈父亲孙传瑗的极力反对，原因是前文所述，孙传瑗不能认可徐悲鸿的人品。
1935年夏，孙多慈中央大学毕业，孙传瑗随即将孙多慈接回老家安庆，徐悲鸿多次前往安庆，并作过多方努力，但是都终于没能打开孙传瑗这把锁，以至于徐悲鸿无奈地说孙传瑗“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70多年过去后，孙多慈的表妹陆汉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徐悲鸿来安庆与表姐孙多慈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次徐悲鸿托同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李家应去孙家通报，希望能让孙多慈与他见上一面。可孙传瑗一听便将手上的筷子一扔、桌子一拍说：“绝不许进门!”最后在孙多慈母亲的一再劝说下，并在孙多慈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后，他才答应让孙多慈去安庆当时的菱湖公园与徐悲鸿见面，并且还让陆汉民跟着去“监视”。陆汉民看到，二人见面后几乎没有说话，只是抱头痛哭。临别时，徐悲鸿对陆汉民说：“小妹，你要记住，你的表姐永远是最美丽的!”
表面上看起来，孙多慈的退出，只是因为她父亲的反对，其实也并非如此简单，更多的原因是此时的孙多慈对于自己的爱情、生活和人生，都多了许多理性的思考，她需要等待。许多年后，孙多慈在自己《孙多慈素描集》一书的“述学”中曾这样写道：
然后知吾父为吾讲“动心忍性”之有因也。非此者，吾几于不能自持。虽然中间“几欲至疑孟子性善这章”，但最终还是从中受到启发——怅然以悲，毅然以起，誓欲于虚伪、偏私、残酷、险诈、猜忌、刻薄之中，求善求真求美。傥使风雨雷霆，供我驰驱，大海波涛，为我激荡;宇宙之大，人情之变，融冶之洪炉也，将欲避其烈焰，突火而出，反身而观，此至繁极赜不可思议之造物，令入我笔端，出我腕底，强使吾艺状其博大，状其雄奇，状其沉郁，壮其壮丽，状其高超，状其秀曼。吾之意志，于以坚强;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与天地无终极，随文运以旋转者，盖古往今来怀宏愿者之所以事事，终不以吾之小而抉弃也。人固可言其不知量，但吾所以答吾贤父母良师友殷切之期望者，固无他道，抑自定其为生涯者也。
其实那年安庆菱湖公园里并不是徐悲鸿与孙多慈的最后一次见面。1936年夏孙多慈还特定从安庆来到南京一次，并与徐悲鸿订下了一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内，他们互不通信，双方各自奋斗，一切全凭天意，用孙多慈的话说就是“用十年的时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
然而，哪里等到十年呵，仅仅一年没过，孙多慈便在父亲的安排下嫁给了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然而1938年8月，孙多慈又给徐悲鸿写来一信，信中竟有这样的话：“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是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
然而孙多慈终究没能再见到徐悲鸿。徐悲鸿1944年终于又遇到了另一位红颜知己廖静文，不久与她结婚，与她一起度过了人生最后八年的幸福时光。从此以后，孙多慈便成了只是夹在蒋碧微与廖静文之间一个不太引人关注的角色，甚至在蒋碧微和廖静文带有传纪性质的回忆录中，她们也不约而同地回避她——蒋碧微是因为恨她而不愿意提她，因为在其看来，没有她这个“小三”或许徐悲鸿就不会与自己离婚;而廖静文不愿意提她，是因为不愿意人们对她了解多了后会觉得自己原本只是她的替代。再加上孙多慈1948年又去了台湾，任教于台湾艺术学院，后任该院院长，从此再没回过大陆、回过故乡。就这样，人们似乎便渐渐将她遗忘了，忘记了美术大师徐悲鸿的人生中曾有过如此重要的一个女人——从另两个女人不约而同对她的态度即可反见出这一点。
然而任凭人们将她忘了，但是她怎么也忘不了徐悲鸿，也忘记不了过去的一切。虽然回不了大陆，但是她只要一有机会便去美国，去见早年的老同学和好朋友吴健雄，并每次定去另一位画家王少陵家，只因为他家里有一幅徐悲鸿当年写给她的条幅，每一次孙多慈都要在这个条幅前默立许久，黯然神伤而又泣涕涟涟。条幅上的四句诗为：
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
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1953年9月26日孙多慈在会场上当众晕厥后醒来，当场宣布了她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她将为徐悲鸿戴三年大孝，以表达对自己恩师的无限缅怀与尊敬，也表达对他们之间长达10年感情的无限追悔与追思。
1975年1月，一代才女孙多慈病逝于美国，终年63岁。
徐悲鸿送给妻子廖静雯的国画《奔马》
晚年的孙多慈
1988年，孙多慈的好友、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为参加东南大学校庆而回到南京，她除了参加了一系列有关活动外，还来到了离校园不远的傅厚岗6号的徐悲鸿故居，向陪同她的徐悲鸿的女儿徐静雯说出了孙多慈晚年为徐悲鸿所做的这一切;见故居前的几棵大树，她也说起当年孙多慈曾经送给徐悲鸿的那十棵枫树苗，不禁唏嘘，“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呵!也许当年孙多慈在送那份枫树苗的“大礼”时，所想到的诗意确实是最终被蒋碧微猜破的那句，“晓来谁染霜林醉”，但是她却忽视了此下句为：“总是离人泪!”
2012/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