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玖兴
王玖兴(1916.1.24—2003.1.4)，赣榆县六合市(今海头镇)兴前村人。祖父王仁曾、父亲王恒永均为雇工。父亲于成年后改作盐田佃户，依靠母亲邵氏编席收入，家中渐有积余，遂自行辟建盐田，家境渐丰。后以余资置办田产，雇工耕种，很快成为兴前村的富户。
1921年，入本村简易小学读书;1927年北伐军过境，学校停课，改入私塾;1929年，就读于县立初级师范学校;1931年秋，先后在城里小学和青口简易小学任教员各一学期;193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省立东海师范学校(今海州高级中学前身);1935年夏，全省首届师范生会考，王玖兴获个人总分全省第一。
师范毕业后，在板浦省立灌云小学任教，后调回海州，任东海师范学校附属义务教育实验区主任。1936年秋，王玖兴负笈南下，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心理学系;期间，因积蓄罄尽，家中又无力资助，便参加了由黄炎培、沈钧儒筹资创设的“膺白清寒学生助学金”考试，转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1938年，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1941年武大毕业后，曾在陕西省城固西北师范学院任助教，旋回四川乐山，在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教育心理学课程。
1944年秋，辞去女师教职，与南通才女范祖珠结婚，夫妻同去昆明，报考国立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1946年春，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即接到清华大学聘书，随学校迁到北京，任该校哲学系哲学史课程教员，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清华讲助会”，声援学生“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
1946年，王玖兴参加我国第一次全国公费留学考试，虽通过了考试，但因身患结核病未能成行，便抱病在清华教了二年书;期间，先后发表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浅析》《读黑格尔哲学札记》等十多篇论文。1948年春，才得以携夫人离开清华，公费赴欧洲留学。
1948年秋，他在瑞士就读于夫赖堡大学，进修哲学和心理学，并兼任该大学东方学院中国语文教员。同时，还受委托帮助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赶译西欧各国现行法律、规章制度、政党、政权结构等资料。
1952年，王玖兴与妻子范祖珠先后在瑞士夫赖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55年秋，就任该校讲师，讲授中国哲学，这期间，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1956年，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号召国外学人回国参加建设。王玖兴商得大使馆同意，决定放弃在瑞士的优厚待遇和优越条件，辞职回国，未料遭到多方刁难阻挠，拖延一年之久，于1957年6月，方偕全家五口人绕道捷克和前苏联，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略事参观学习，即由国务院专家局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西方哲学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工作。从1957年到1966年中，王玖兴到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劳动锻炼(半年)，参加《红旗》杂志主持的反修编译工作(半年)，去湖北襄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年)，其余时间都全身心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特拉迈尔书目测验研究》《勃劳赫“命理哲学”述评》《费希特的自我学说》《雅斯贝斯哲学批判》等论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鲍亨斯基哲学评述》《存在主义哲学》(与熊伟、杨一之合译)等著作。还出版了译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及考茨基六卷本《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洪谦等合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哲学研究所恢复工作，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玖兴任研究员兼研究室副主任;翌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副主任，当选为中华全国西方哲学史学会理事。
1979年，王玖兴参加“文革”后我国第一个哲学代表团，去南斯拉夫出席国际黑格尔协会第13届国际大会;1980年春，在联邦德国各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三个月;翌年春，应邀赴美参加国际康德哲学协会第5届国际大会;1987年夏，又赴联邦德国，参加斯图加特国际黑格尔哲学联合会第3届国际大会，访问慕尼黑大学费希特文献馆、波鸿大学黑格尔文献馆，并应邀到汉诺威作学术交流。随后，转赴民主德国，在德国科学院、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在这10年中，王玖兴先后在中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有《黑格尔论同一差别和矛盾》《康德哲学的先验性问题》《费希特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地位》《康德·费希特论教育》《费希特评传》《雅斯贝斯的存在》《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与法国大革命》《莱布尼滋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费希特的教育思想》等。先后出版了十多部译著，如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费希特《全部知识学基础》、卢卡奇《理性的毁灭》、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等。
1981年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任他为全国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退休。
赣榆史志办的刘传贤同志，与王玖兴先生多有书信往来，又曾专赴北京拜访先生。以下，就是刘传贤同志撰写的纪念文章和专访札记。
哲学巨匠、中华一代英才王玖兴先生和我们永别了，留给世人的是近千万字的煌煌著译。国内外学人，纷纷撰文追忆这位饮誉杏坛的大才子。他的人品学识，学术建树，必将永垂青史。翻着案头王老亲手交给我的《青年黑格尔》，不由睹物思人。
我与王老结交忘年，已属有幸，能够陪他度过最后一段时光，更是莫大的荣幸。
2002年10月3日上午9时，我国庆节假日值班，在县政府办公室给清华大学他女儿家打电话，刚好他的家人将他从协和医院接回家中过节。我谈了想为他写传的构思，计划放在百年历史的框架内来写，他满意地说：“你写东西很朴实，文如其人，我相信你。”正聊得兴致很高时，政府办公室的王科长带着几位同志到办公室公干，声音很嘈杂。我赶紧捂住话筒，听到他和家人说：“这小伙儿有才华，家乡的人哪，能和我谈得来的不多。”这令我受宠若惊，倍感汗颜。假日刚过，我便乘火车直奔北京。
在协和医院，他老人家坐在轮椅上，刚从卫生间出来，小女儿王以然推着他。我一把拉住他的手，俯身向他问好。他说：“是传贤哪，我听出声音是你。你身体很壮，我很高兴。”
我们扶他坐在病床上，他慈祥地望着我说：“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我说：“1987年开始通信，1990年见面的。”他说：“那也有十多年了，那时我身体多好!”说着，小保姆端来了饭菜。王以然女士用精巧的录像机，为我和王老及大女儿、女婿录了像，并配上画外音。然后当场放映一遍，乐得他老人家合不拢嘴，连气色也好了许多。
他们全家陪我在附近的酒店里吃了一顿饭。席间，王以然女士讲了一段劝王老戒烟的故事，幽默而温馨。王以华教授说：“我们兄妹三人，一在法国，一在美国，一在清华，都很忙，平常很难得聚在一起吃顿饭，你来的机会正好。”
宴罢，我们去向王老道晚安。王老的公子王以平因商务在身，回教育部招待所去住，我们则乘车回阜外老宅去住。我住在王老书房。望着满壁典籍，我才真正悟出什么叫“坐拥百城”。
第二天一清早，王以然女士乘飞机回美国。他们都到机场送行了。我因为坐火车奔波了一天，醒来时，看到桌上已摆好油条、面包和牛奶，并放着一张附近饭店的优惠记账单，还有房门的两把钥匙。这令我十分感激和愧疚。
吃过早点，我带上一个花篮献给王老。我与王老交往多年，从未敢妄言学术成果，而今书归正传了，不得不自报家门。我说：“我高中毕业不久，在省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发表了一篇约3000字的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是配合《人民日报》社论发的。至今连编带写约有200万字。”他说：“那也写了不少年了。”我说：“我外语不行。”他说：“在国内发展也行。”
我陪他到晚上九点，回阜外时因天黑迷路了，电话号码本也未带，情急之下，打电话回家，找到号码本，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找到了住处。第二天一见面，王老微笑着说：“我们都是小地方的人哪!”采访间隙，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出阜外宅往右拐，走100米再往右拐，前面有一家四川饭馆，饭菜很实惠，我在那里吃过。”我按照他说的去找，果真不错。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事先已听说，医生已经告诉王以华教授，王老最多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可王老全然不知，对我说：“过两天我精神好一点儿，回家去，按照你信上说的，逐条给你写一点儿。”可病魔缠身，而今而后，他一个字也不能写了。
英雄暮年，恬静自如。他无限感慨地对我说：“我一生出国十多次，想不到这一次回来竟一病不起，曾不知老之已至。”他最后一次出国是赴美国茵兹参加国际康德学会第七届大会，任荣誉主席。这在国际哲学界是极高的荣誉。王老的著译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等奖，可采访中他只字未提，充分体现出他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的高贵人品。
我实在不忍心离开他，可受条件所限，不得不含泪辞行。临别，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互道珍重之后，他将自用的《青年黑格尔》样本送我留作记念。在人生的旅途中，一星期是微不足道的。这在我却是永恒的记忆。
哲人长逝，留芳千古。
附：王玖兴访谈录刘传贤同志于2002年10月1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采访了病榻上的王玖兴先生，为期四天。医生嘱咐：每天只能谈一个小时，最好在下午三点左右，因为此时他精神最好。这是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问：您是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哲学家、翻译家，作为晚辈我要为您写一本传记。
答：你要写出家乡的气氛。抗战时期，我孤身在外求学，这在家乡当时十分少见。八年抗战，我与家乡音讯隔绝。
问：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
答：1938年春天，我在武汉上大一。当时国内有一个纷争的问题——战时教育问题。我就此写了两三千字，后来收集到由广西教育厅长尚仲衣编集的论文集里。其中有陈立夫、郭沫若等大佬的文章。我的文章题目是《论战时教育问题》。
当时，我一个人在武汉，随身带的钱有限，学校停课，只得住在武汉市难民收容所。有空回学校看一看，听江苏同学会的一名同学说，每人发了20元救济金，现已发完，徒呼奈何!过了好几个月，又回到武汉城里，翻一翻旧报纸，想写一个报屁股文章，挣点钱糊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想到一篇文章挣了30块钱，比救济金还多出10块。
问：您是家乡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凭一支笔走天下，有何感想?
答：我们第一批出来的人，还有沙河的陶彦。后来在武汉开会，他同我住隔壁，聊了很长时间，沧海桑田，不胜感慨。
关于宋达。县立师范有个人叫宋达，出门在外用宋达的名字，原名记不清了。台湾宋楚瑜的父亲叫宋达。当时，湖南、四川出来的人很多，我一直怀疑就是青口的宋达。有一次，我见到宋达的同学(叔伯弟弟)宋冶秋问及此事，他说：“他们家都搬到台湾去了。当时，城里县师同去参军的不少。”他还说：“宋达是蒋经国的朋友，参加了三青团。”
县师的同学，被时代的浪潮卷到外面去了，有的为国捐躯了。有条件和机会，你研究一下此事。如果不是，也不要硬攀。
问：您的启蒙老师是谁?请谈一下童年往事。
答：我的启蒙老师是个好秀才，名叫秦启泰。他教了我两年的书，善良、忠厚，经常夸奖我，说：“这小孩儿聪慧过人，将来必成大器。”
那时，兴庄村外，围了一座土城。圩里有一户人家是很有才华的，在外念书的很多。他家小孩儿，比我大一点，和我同班。他的家长听说学校出了个灵童，不服气，假装到学校去作客，在窗外偷看。学生们继续念书，他看到我眉清目秀，叹服说：“果不虚传。”
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我和叔家的哥哥同岁，穿着开裆裤，在大街上玩儿。两个人商量说：“圩里到底是什么样?学堂是什么样?”两个人扒在学校门口朝里望，被校长发现了，说：“你们两个在门口儿干什么?进来进来。”我们就进去听课了。结果，家长到处找，还以为掉到河里呢。
学校靠近海边。中午老师睡午觉，学生也都趴在课桌上睡。我和叔伯哥哥两人偷偷摸摸去海里洗澡，回来趴在桌上装睡。结果全身都是盐冈，不打自招了。
问：您和我祖父是县师校友，请谈一下县师的情况。
答：在县师的时候，有位老师叫朱仲琴，字有瑟。江问渔夸奖他是“海属泰戈尔”。他是城里小学校长，后调到县师当教员，1940年，他写过一篇纪念鸦片战争的文章，很长，在“武大”得头等奖。是在《前进》杂志上发表的。其他情况，你祖父回忆的比较准确，校歌我印象也没错。
问：请谈一下您的爱情生活好吗?
答：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念一年书，没钱吃饭，考军校。考上海“膺白”奖学金，指定到武汉念，重新读一年级。范祖珠她们第二年考上了，我们是同学。她原在浙江大学学教育的。
第一次见面。一毕业时，找工作。我找到西北师范学院，她找到天津南开中学。在重庆见的面。她家并不富有，大家都穷。
这期间，有一房客是县初师同学。
问：您回国时，外国反动势力多方阻挠是怎么回事?
答：关于回国时多方阻挠问题：中国只跟瑞士建交，其他西方国家反共，亲国民党台湾。
问：您的恩师有哪几位?
答：恩师有金岳霖、冯友兰、王星拱。王是“武大”校长，我作为一个学生与他交往。他借转交奖学金的机会，总找我谈话。他是中国早期的化学家，对中国哲学、西方化学都有很深的素养。
冯友兰。我回国之前，冯友兰去瑞士访问、讲学。他经常到我家里作客，使我对国内情况了解得多一些。
金岳霖帮最大的忙是：当年出国时，没有带家眷的问题。老家被日本人占领着，两个小孩儿，没地方交托。范祖珠说：“我是学幼儿教育的，小孩儿带在身边有利于学术研究。”金岳霖写信给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原来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由他疏通，终于解决了带家眷的问题。
王星拱校长告诉我：“无论哪种科学，研究到最后，都是哲学的问题。”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
问：您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事情有哪些?
答：我没经过枪林弹雨，但遭到过敌机轰炸。有一回，在四川乐川。日本人毒炸了一天。中午，飞机又来了，我们决定不跑了，打牙祭。大家把各桌菜合集起来，聚餐。
苏北缪琨，时任“武大”教授，是负责跑警报的。他在河对面茶馆喝茶。没有人打扑克牌。过河来找我去，我正大吃，问：“过去干吗?”“打牌!三缺一!”
当时我还有秤煤的任务，二十几挑煤，匆忙抽查、验算一遍，赶紧过河打牌。宿舍是在江边建的，飞机来轰炸了，黑水柱竖起来几丈高，小木船簸簸得很厉害。打完牌，回到窑洞一看，我的两只皮鞋，只剩一只了。摸黑回宿舍，赶紧烧荑弹，烧着一看，吃中饭的同学都炸死了。
青口简易小学，一个校长，一个老师，一个教工。试验的东西，教育史里没有，单级教学。复式教学在一个教室，现在是两个教室。一个班也许两个，也许一个，中间一间门。老师早晨起来，发现脚都跑肿了。
晚上，我害怕，毕竟年龄很小，才16岁。我把煤油灯通宵点着。半夜里，学生突然一喊，我很紧张，不小心把灯罩拨拉掉了，点着了秫楷笆子墙，火苗呼啦一下上来了，满屋都是烟雾。我自己奋力把火扑灭了，差一点儿酿成大祸!
在青口小学，我校长兼教师干了半年，时间是1931年至1932年夏季，第二学期。
再有一次就是1946年春夏间，在西南联大，反动军警包围西南联大，死伤学生多人。当时我在现场，空气弥漫血腥，场面极其危险，几罹于难。
问：“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受到哪些冲击?
答：“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北京戴高帽。红卫兵三次抄我家，许多资料卡片、重要书籍、信件损失殆尽。后来到河南息县劳动，终于解放了。我被评为一级劳动力，专门负责重体力劳动，后来都吃胖了。就是不许看书，很难受，当时看书是违法的。有时馋得实在受不了，就找一位在药房干的同学，问：“你身上有糖没有?”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蛔虫糖，给我吃了，问题解决了。大家齐心，一起向他们管理人员要粮食。当时，只有女同志吃得饱，男同志普遍吃不饱。
当时，胡乔木、邓立群还在位，比较关心我，我们都在社会科学院工作过，很熟悉的。冯弦大使回国后，一直当外事部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经常关照我。
下放劳动回来后，我一直搞《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科学院给配了一个翻译。原来翻译的几个版本，不够理想。
问：您是家乡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吗?
答：赣榆第一个赴德国留学的是赵波隐，是个才子。他是白宝山的干儿子。我大概是第二批出国留学的。
问：您在青口工作过，有何轶闻?
答：青口有位徐康侯老先生，滑稽兮兮。有一年冬天的晚上，下雨后回家，路上有水。他扑哧一脚踩到冰水里，寒气刺骨，但他咬紧牙关没吱声，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结果，后面跟着他走的人，相继踩到冰水里了，连声大呼：“这老头儿真能沉得住气!”
有一次，他到剃头铺剃头，剃得不理想。结果，他掏出一大把钱给了剃头匠，是原价的两三倍。下一次他再到那个剃头铺去剃头，剃头匠加倍细心地给他剃。临走，他只给了一半的钱。剃头匠说：“你给的钱不够数!”他说：“我上次给的是这一次的钱，这次给的是上一次的钱。”剃头匠哑口无言。
我的教科书里有青口的记载：中国出口豆油，第一是牛庄(东北营口旁边)，第二就是青口。青口油坊很多，比青岛多得多。海运十分发达。后来，市场被青岛拉走了。
青口义成小学。兴庄小学鼎盛时期，办得比青口小学好，有从海州附小挖来的教师。
问：这是我草拟的《江北才子王玖兴》的纲目，请您过目：
一、少年才隽。二、云游四海。三、饮誉杏坛。四、再铸辉煌。五、老骥伏枥。六、英雄暮年。
看过之后，他说：“你要把各个历史阶段的时间搞清楚，不要过于溢美。”
我告诉他：“您小便有力气，体力还不错，要有信心。”
他叹了口气说：“试试看吧。”
问：您的日记我可以看吗?
答：没什么不可以的。大概在写字台左首边，下边是柜，柜里边上、下两层。把外头的稿纸拿出来，里头有笔记本，日历。书架上还有一点儿。你排一排看，看时间能不能顺起来。
问：海师是您的母校，有何回忆?
答：海师曹以华校长树“知止亭”。写了一篇“建亭记”，说是他晚年最得意的文章。当时，国难当头，日本人逼得很紧。
王士杰说：“学生需加倍努力。”
问：您学术生涯的高峰期是哪几年?重要信件有哪些?
答：1978年—1980年开始，到1990年，我的学术生涯达到了高峰期，经常出国访问、讲学。最后一次是到美国开康德的会。
德国的邀请信， Fenke教授的信很重要。
到法国开黑格尔的会，中途有“国际辩证哲学”的会，当时就选举，我作为理事。
南斯拉夫的会很重要。这是解放后，我们国家第一次派人出国参加，是研究黑格尔的会。
我没回国之前，主要忙于学习、工作，写论文，出版论文。翻译了好几本书。其中《外交家族》50万字，写的是瑞士外交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时我定居瑞士。还有《今日瑞士》十多万字，写的是瑞士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另外，还翻译了大量法律条文，印成单行本。《经济报告》以及出入境的法律，中国驻欧洲各使馆一直沿用之。
最有意思的是：我翻译战时司令写的书，书中描写怎样对付希特勒，怎样动员国内军队，作最大牺牲，阻止希特勒侵略。书名叫《战时回忆录》，不少国家参考此书布置军队。
问：与您交往的重要人物有哪些?
答：我和抗美援朝副司令宋时轮比较熟悉。我和同事经常到他家喝酒。我与外事部有联系。帮助校订、翻译克拉尤威茨《战争论》，该书现在一直是军事院校的必修课教材。
20世纪50年代，我在国外时，正是越南战争时期。
(正在采访时，小保姆小乐过来帮助整理衣裤。王老说：“看到小乐，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一位法国女英雄。历史上，法国败于美国。一个乡下女孩子，率领军队多次打败美国军队，被法国人引为骄傲，是民族女英雄。”我没带录音机，因整理衣被，只好站起身，将笔记本拿在手上记录。王以华教授进屋看到后，笑着说：“拿在手上写呀。”王老轻声说：“倚马可待。”)
我还为国家做了一些情报工作，事关机密，不便多说。
我与王树声大将有来往，为《战争论》校订一事，住在粟裕大将家里。我和科学院一位同志同住。有机会宋时轮也来玩儿，当时他正当年，酒量很大，经常召集几位大将认识，在一起喝酒。军事院校的基本理论教材，暂行本的序里还有提到我的。考茨基的《唯物史观》6本。4、5、6册是我翻译的，1、2、3册由北大一位教授翻译。后来出版，叫《哲学研究》，是哲学编辑部组稿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与关峰在一起，住在民族文化宫，与世隔绝搞翻译。
“文化大革命”后，主要是1978年以后，又出国，学术活动很繁忙，飞来飞去。
再后来，我便在法国的儿子那里住一段，美国的女儿那里住一段，继续翻译《康德选集》，曾不知老之已至。
青口万家坊子做的膘汤儿极好，是家乡的一道美味。
过几天，我精神好一点儿，根据你信上说的，分别写一点儿，寄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