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吴敬梓辞世262周年的纪念年份。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中年自称秦淮寓客，晚年人称文木老人。一生著有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一部，被译成十多种国家文字流誉世界，另有《文木山房集》四卷存世。
吴敬梓为安徽全椒人，生于清代康熙四十年(1701)，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其54年的人生经历，是在三个地方度过的：故乡全椒23年，江苏赣榆10年，江苏南京21年。巨著《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移家南京后，寓居在秦淮水亭中完成的。晚年扬州访旧，“裒囊中余钱，召友朋酣饮”，醉后反复吟诵张祜《纵游淮南》诗“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句，遂以消渴病痰涌流澌，于1754年10月28日，在扬州后土祠溘然长逝，殁后灵柩归葬金陵，一说葬于雨花台凤台门附近，一说葬于清凉山下，孰是孰非，迄无确考。
吴敬梓
嗣父暮年得官“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12》)。吴敬梓出生于安徽全椒县城襄河岸边的“探花第”内。
全椒吴家是清代“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簪缨之家。吴敬梓曾祖一辈，兄弟五人中除一人主持家政未事科举外，其余四人皆为进士，亲曾祖吴国对高居探花。可是，探花第内人丁不旺，子嗣式微，二传到吴霖起，即现绝嗣之象。为了延续长支长房香火，族人便公议把堂弟吴雯延之三子吴敬梓及其胞姊一起出嗣给吴霖起作为子女，以承宗祧。吴敬梓嗣父吴霖起，自小就受到科举世家的环境熏陶，热衷举业。入学成为秀才后，每次参加岁科考试，成绩经常列为一等。虽然参加乡试未能考中举人，但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科考之后举行的拔贡考试中，成绩优异，被当作“奇才”拔萃，贡入京师大学，成为所谓五贡之一的“拔贡”。自然，这还不能与举人、进士相比，功名并不高。不过，在“五贡”中以拔贡最为难得，比较受文人崇敬，生员自己也较为看重。按照清朝科举定制，每12年选拔贡生一次，一俟入选，择其优者，“以七品小京官分部观政，或以知县分发直省叙补。其余贡生，均以州佐、教职选用”(福格《听雨丛谈卷五·拔贡年份》)。吴霖起因父亲早逝，寡母在堂，不便远游，在家候选长达28年之久，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以垂暮之龄，才被朝廷选放了赣榆县县学教谕之职。
县学教谕，旧时掌管文庙祭祀和教授生员的学官。吴霖起得此教职，虽已年老体衰，仍自满心欢喜，未作稍许停留，即便打点行装，携带唯一的儿子吴敬梓，买舟北上，经襄河进入长江，北折沿海道一路风涛，赶赴千里之外的赣榆任所。后来吴敬梓在《赠真州僧宏明》诗中写道：“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在《移家赋》中，说父亲“暮年黉舍，远在海滨”，记述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学宫生涯吴敬梓从1714年到赣榆后，跟着老父住在教谕任所里，过着刻板、清苦却也平静的教读生涯。在《移家赋》中，吴敬梓用“鲑菜萧然，引觞徐酌”的词句，描述父子二人的生活状况。他的表兄金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旋侍家尊到海澨，斋厨苜蓿偏能甘”，反映的也是这个时期吴敬梓父子的生活与精神状况。苜蓿，植物名，原为张骞出使西域时从大宛国带回，种植以之饲马。后人又以旧时教官清苦，常以苜蓿为蔬，因用以形容教官或学馆生活。当时的赣榆，有史记载的近百年间，饱受了战乱时的兵燹之祸和自然灾害的肆虐，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本来就很清贫的教谕冷官，生活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吴敬梓早已对故乡全椒族人的钩心斗角生活极为厌倦，能够离开尔虞我诈的封建大家族，来到地承齐鲁儒礼之学、海山兼有的赣榆，生活虽然清苦一些，可内心却是愉快的。虽然餐桌上很少见到鲑鱼一类的海味，只有难以下咽的菜蔬——苜蓿，却“偏能甘”，父子对面“引觞徐酌”，一幅随遇而安、心境泰然的画面。直到晚年，吴敬梓回忆起青年时代的生活，仍忍不住发出了“青云悲往事”(《遗园》四首之四)，“往事随流水”(《风雨渡扬子江》)的慨叹。
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在垂暮之年才得以出任县学教谕，虽为冷官，但他还是倍加珍惜。加之全椒吴氏是科举世家，“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家声科第从来美”(吴敬梓词《乳燕飞》)。这样的家世教育和环境熏陶，使得吴霖起十分热衷举业，对教谕一职也十分尽心，教学内容丰富充实，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吴敬梓在《移家赋》中回忆嗣父教学情况时说道：“春夏教以诗书，秋冬教以羽龠”。所谓“羽龠”，是指古代文舞用的舞具和乐器，即雉羽和笛，龠为笛类乐器。是说吴霖起能根据不同季节，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既教诗书，又教礼乐。诗书礼乐是封建社会科举取士、八股制艺的基本内容，因此倍受士子、生员所看重。在教授生员的同时，吴霖起并未忘记抓紧时间对吴敬梓进行科举时代的所谓正规教育，也就是传授和训练他应付科举考试的知识和本领。少年时代的吴敬梓，阅读范围极为广泛，大凡文史经集一类遍览无余，尤喜词曲和小说等“绮语”“秘函”，还经常偷窥野史笔记、禁书秘本等书。这些，对于开拓他的知识面增益不少，为日后的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但也从反面比较中，使他对于内容枯燥、刻板教条、窒息思想、压抑感情的八股制艺，产生了强烈的厌倦心理。来赣榆后，只身一人跟随嗣父住在学宫里，没有了阅读“绮语秘函”的客观条件，加之嗣父的严厉管束和耳提面命，渐渐的，吴敬梓对四书、五经、八股文这些学问的厌恶之情，不像早年那样强烈了。经过精心的培养和反复的灌输，吴敬梓逐渐滋生和形成了门第优越感，以及追慕先人力图获取功名的思想，终日沉浸在诗书礼乐的研习之中，对四书、五经也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因此，也就打下了写作八股制艺文的扎实基础。这时的吴敬梓，是一个“束身名教之内”(鲁迅《中国小说概略》)的青年学子，勤勉刻苦，安于举业。在18岁时，到南京为生父吴雯延侍疾，遵嘱赶赴滁州应试，中秀才。几年以后，又赴滁州科考，在新知旧友的酒会中，倾泻了一些对世事不平的愤懑以及怀才不遇的牢骚，语锋所及当时的一些士绅官僚，便见罪于权贵，终以“文章大好人大怪”(《全椒县志·人物》)，乡试落第。
在赣榆的这段时间里，少年吴敬梓经历了人生情感生活的大起大落。16岁时，返全椒与陶钦李次女完婚。18岁时，岳父病故，回全椒帮助料理后事。未几，只身南京，侍奉重病的生父吴雯延于丛霄道院，旋赴滁州应试，中秀才。19岁时，妻陶氏在赣榆任所生子吴烺。20岁时，胞姊的丈夫金绍曾病逝。22岁时，嗣父吴霖起被罢除教谕。23岁时，在全家返回全椒后，吴霖起便郁郁而终……之后，便是吴氏族人对其继承遗产的觊觎和抢夺，家族内部门房之间的钩心斗角。人生的变故，科场的顿挫，封建家族的龌龊，士林官场的险恶，逐渐形成了他的嫉恶如仇的性格，直到怀着“誓将去汝”的念头，移家金陵，于秦淮河畔“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吴敬梓《移家赋》句)，在秦淮水亭里开始了鸿篇巨著《儒林外史》的创作。
对吴敬梓在赣榆的10年，南师大中文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陈美林先生在专著《吴敬梓评传》中，作了较高评价：“吴敬梓在14岁时，随嗣父吴霖起前往赣榆的这一段经历，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为人上，对他的成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段经历，在他一生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
感怀赋诗在学宫内刻板、清苦却也平静的教读生活中，吴敬梓曾经萌动了走先辈科举发家之路、跻身士林、增耀门庭的愿望，因此对八股学问下了一番功夫。同时，对高祖留下来的应付科考的知识和训示如《作法六秘说》《题神六秘说》等，认真研究，细心揣摩，掌握了扎实的写作八股制艺文的本领。表兄金榘和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中，形容此时吴敬梓的学业“下笔缅缅千言就，纵横食叶如春蚕”“大扣小扣发秘奥，勃窄理窟辟丛蚕。搦管为文摧侪偶，渐得佳境啖蔗甘”，这些，虽然在他日后的科举考试中，并未为他博得一第，但对他晚年研治经学、写作《儒林外史》却大有裨益。
应该说，这个时期的吴敬梓，还是一个有着深厚家学渊源、渴望功业名望的少年才俊，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这从他在赣榆期间与当地士子登古城东门海宴楼、饮酒观海的一首诗作，也是迄今所见他最早的一首诗作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观海》：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文木山房集卷二》。全诗八句，一气呵成。首联两句写辽阔浩瀚的大海，无边无际，滚滚而来的海潮，汹涌澎湃，惊天动地。无极，即没有边际。颔联两句写苍茫无垠的大海是由西部高原众多河流汇聚而成，海市蜃楼的景象在这里时常出现。鹏溟，即大海。鹏，传说中的大鸟。《庄子·逍遥游》说，它由北溟(北方大海)中叫做鲲的大鱼变成，脊背大到几千里，翅膀就像遮天的云。它展翅飞翔时，能激起三千里大浪，冲上九万里高空。这里用鹏鸟来形容大海的浩瀚无边。陇域，指以陇山(甘肃境内)为代表的西部高原，是江河的发源地。蜃市、楼台，即海市蜃楼，也叫“蜃景”。颈联两句说，齐鲁一带金黄色的泥土没入大海，形成了海的框架，整个大海就像敞开着通往宇宙空间的大门。乾坤，指广漠的宇宙空间。玉阙，传说中通往天宫的大门。尾联两句说，观海少年气概多么昂扬，他衔杯而饮，端坐在楼台高阁之上。
此诗虽是未经雕琢的璞玉，没有深邃的思想，没有启人的哲理，但以诗咏怀，寄情托物，表现了青年诗人的宽广胸怀和远大抱负。诗中的作者豪气干云，英姿勃发，正满怀抱负，企盼有朝一日，平步青云，解褐入仕，朝“金阙”，叩帝阍，一展素志。而这一切，都如身在“楼台”坐，杯在手中擎，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的呀!
捐修学宫吴敬梓父子来赣榆的时候，正是赣榆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及兵燹之祸的时候。如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攻破兖州，大掠海赣沭灌。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攻下赣榆及周邻各县，翌年四月，清兵过境下泗州，破扬州。同年七月，兖州黄河决口，洪水肆虐赣榆。顺治九年大旱，康熙七年大地震。相继而来的几十年间，地震、海啸、瘟疫、蝗害、旱涝等灾害接连不断，“民无余舍”“斗米千钱”(《赣榆县志·大事记》)，赣榆地区早已是疮痍满目、丘墟一片了。
赣榆县学在县衙东南角，原来学宫的许多建筑遭到1642年战火焚毁，劫后余灰，所剩无几。顺治八年(1651)知县穆尔谟，教谕刘思问等人筹集赀财在旧址重建，计有大成殿、东西两庑、戟门、泮池、灵星门、启圣祠、明伦堂、文昌阁、奎星楼等，颇极一时之盛。可惜1668年的大地震“地坼城崩，署舍民居尽倾”(《赣榆县志·大事记》)，学宫建筑毁坏殆尽，后虽多次葺修，均未能恢复旧观。
出现在吴敬梓父子面前的学宫、文庙，一派颓废破败景象：文庙门前的泮池早已枯干，灵星门已是柱倒檐塌，大成殿的巨石丹墀坼裂殆尽，院内院外荒草没径，蜘网封门。科举世家新任教谕吴霖起内心忧焚。遂仿效三伯祖吴国缙顺治六年任江宁府学教授时，捐献俸禄和家财修缮文庙学宫的故事，决定修建赣榆学宫。他先是捐出教官一年俸银40两，加之地方乡绅的些须捐银，对生员食寝、读书处所进行了修缮。之后，与时任知县单畴书几次拜访海州知州，奏请赈修银两，终未果。在他们到达赣榆第三年、吴敬梓16岁的时候，吴霖起为嗣子在故乡全椒择定了婚事，第一次差遣吴敬梓返回全椒，与陶氏完婚，同时变卖祖遗肥田三千亩，并五河、天长、滁州、含山、和州等地开设的当铺、布庄、银楼等一并变卖(王永泉《风流雅士吴敬梓》)，将所得近万银两赍取来赣。知县单畴书见此义举，也捐献俸银若干，襄助修建。这样，赣榆县学、文庙的大部分建筑得到了恢复，在原有规模基础上，又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增建了尊经阁三间，次年又兴建了敬一亭一座。
《儒林外史》与赣榆方言《儒林外史》语言风格上的口语化，历来为文艺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叹赏称道。书中不只是人物对话，即是叙述和描写，用的也差不多全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惯用的口语。有时，为了适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和职业，在对话中渗进了一些文言古语和行话，但话语的基调仍然是口语。如此，便使得全书犹如水晶体一样通体明澈，各种人物的形象个性，跃然醒目，呼之欲出。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也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既是口语化，就断不了有大量的方言和熟语。方言和熟语，是构成文章口语化的基础。但是安徽全椒地去赣榆千里之遥，两地本不属于一种语言区域。全椒方言属于肥芜方言区的下江官语，赣榆方言属于胶东方言区的胶辽官话。那么，何以地域阻隔，语区迥异，赣榆人在阅读《儒林外史》这部书时，对书中的方言、熟语，却大部分入目能详，寓意能解，读来身心始终荡漾着一种亲切感?很自然的，话题便又回到吴敬梓赣榆10年的客居生涯上。
吴敬梓14岁时来赣榆，23岁离赣榆，这10年，正是吴敬梓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是挣脱封建大家庭羁绊，走向广阔的社会空间时期，也是他接触社会、汲取知识、增加见闻阅历的人生重要阶段。在教读之暇，少年吴敬梓结友郊游，沐浪黄海岸边，寻迹夹谷胜境，闲步市井农舍，接晤士农工商。朝夕与当地士子生员同课，与平民结庐作邻，耳濡目染，心感神受，一定会使少年吴敬梓对赣榆的语音话韵、村言俚语、风俗民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并深入影响到他的知识积累、人生感悟乃至世界观的形成。正如他在长期生活中较多接触士子、塾师、商人、盐商、典当、手工业者，便在作品中形象地描绘出了他们的不同鲜明个性一样，他在不同语言区域的语言积累，就一定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作品中来，形成作品的特殊风格。可以这样说，吴敬梓的赣榆10年经历，是他移家金陵、蜗居秦淮水亭后著述《儒林外史》时使用的语言及生活经验的重要源泉。《儒林外史》中使用的许多方言熟语，就是赣榆地区民众惯常使用的方言熟语，或者说其中有一部分与赣榆方言熟语相通、相近。例如：
形容人多，拥挤不动的，“一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了看”。形容事情办得完满、妥帖、成功的，“他也要算停当的了”。形容研究、探寻、讲求意义的，“长史这些年考校，可曾得个甚么梦兆?”形容贴紧了、软逼硬磨、纠缠不舍的，“屠户被众人局不过”。形容不愉快、不高兴的，“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形容着急、忧闷、不耐烦的，“慢慢的带着他过活，焦怎的!”形容一声没停，第二声又接上的，“一声不倒一声的哼”。形容宗族关系、联宗序谱的，“虽是同姓，却未曾序过”。形容终究、归根到底、无论如何意思的，“几十两银子的话，横竖做不来”。形容感情至密朋友关系的，“要十分的实”等等。另外，在称谓用语、生活用语、讳语、熟语方面，也有一些，这里就不再赘举。
当然，方言熟语的单字、词组，在由口头语音向书面书音的置换过程中，还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训诂辨析、拣字标音过程。这是方言学范畴内的课题。笔者对方言之学素不通晓，对列举例句中的单字、词语，作者应用的精确与否，不敢妄加议论。但就其作品中方言熟语使用的语言环境，句式的组合形式，以及语句本意的表达方面，无疑是十分娴熟、十分准确的。由此，便也就更加明显地凸现出了这部作品鲜明的语言风格。我企盼方言学方面的饱学之士，能将赣榆地区的方言熟语与《儒林外史》中的方言熟语，作一番比较、融通研究，从中进一步探索赣榆10年对作者对作品的深刻影响，亦可以此向吴敬梓262年祭捧上一瓣心香。
《儒林外史》反映的赣榆生活原型吴敬梓的赣榆10年，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的远不止方言熟语一类的生活末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对人生、对社会、对官场、对士林的痛彻肺腑的经历和体验。《儒林外史》中的众多人物群相，在当时吴敬梓所处的阶级社会中，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作者选择了从明代成化末年到万历二十三年长达百余年时间段内许许多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文士作为描写的主要内容。而且，又是选择了这些普普通通文士的极其平凡的日常生活内容作为描写的题材，同时独创性地运用了极其精湛的白描艺术，看似平淡而极隽永地对这些士人的生活情趣、思想面貌作了如实的摹写。所有这些，没有广泛的社会接触，没有深刻的生活体验，没有众多的人物原型，是很难做得到的。同时，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一些文人创作大都直接间接、有意无意、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透露出自我写照的意味。《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据许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就是吴敬梓自己，是作者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作原型，去塑造杜少卿这个人物的。《儒林外史》三十一回以及往后的几回中，叙述南京士子发起募捐修复泰伯祠的故事，很大可能就是以吴霖起捐资修复赣榆学宫为原型。吴敬梓的先人屡有捐修学宫的义举。他的族曾祖吴国缙出任江宁府学教授时，曾捐资修建江宁学府，嗣父吴霖起任“赣榆教谕，捐资破产兴学宫”“鲑菜萧然，引觞徐酌;见黉舍之既修，歌泮水而思乐”。(吴敬梓《移家赋》注文)，而此时此事，吴敬梓本人亲在赣榆并直接参与了破产筹资这一举动。所以说，南京士子尤其作者本人捐资修复泰伯祠(全椒志云：“江宁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祠圮久，敬梓倡捐复其旧。资罄，则鬻江北老屋成之”)，以赣榆的这件事为原型，是可以确信的。
吴霖起在赣榆期间，从任官到去官的过程，在《儒林外史》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以下一段，为胡适先生在《吴敬梓传》中的考证文字。
《儒林外史》里写杜少卿的父亲“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第34回)，又说他做“江西赣州府知府”(第31回)。赣州是暗射赣榆县，因为要说他做知府，所以不能不说中进士了。三十一回杜少卿说：“我那伯父是个清官，家里还是祖宗丢下的些田地”。第三十四回高老先生说：“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悌、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这一段说他父亲丢官的原因，可以补志传的不足。
现代大学者胡适，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研究观点，著称于世。其对《儒林外史》中一些人物、事件原型的分析研究，应该是正确的。
关于吴霖起去官(即被罢除赣榆县学教谕)一事，吴敬梓在他33岁移家金陵后所作的《移家赋》中，说得至为清楚。
吴霖起在垂暮之年才得以出任地处海滨的赣榆县学教谕，于他是十分值得珍惜的。长期接受的儒学教育及家世环境，形成了他比较正统的道德行为规范。在学官任上，他努力教诲士子，捐赀修葺学宫;十分注意品行修为，自律较严，不随世俗沉浮，才识、官声在赣榆历代教职中，算是佼佼者之一。但是，在社会风气极端败坏的科举时代，坐在冷板凳上的教官吴霖起，不愿随波逐流，耻于奉迎阿谀，就必然会招致上司和当地士绅的怨尤。吴敬梓在《移家赋》长文中，回忆乃父这一阶段的教官表现时，有“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的描写。绳墨，本为木匠划直线的工具，常用以比喻规矩、法度。如《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子引绳墨，切事理，明是非”。枘，是指榫头，凿，是指榫眼。枘方而凿圆，则两不相合。《楚辞·九辩》：“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洪兴祖补注引王臣云：“若凿圆穴，斫方木，纳之而必参差不可入。”从这里，就可知吴霖起在赣榆教官任上，只知道规规矩矩照章办事，而不事逢迎上司阿谀士绅。因此，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朝廷夺嫡之争日愈激烈、官员变化随之频繁的时候，皇权易主，朋党新立，既无权贵作后台、又无士绅庇助的吴霖起，自然地被拒之于权力再分配的门槛之外，终于被罢黜了县学教谕官职，祖孙三代离开了客居10年之久的赣榆，返回全椒老家，“归耕颖上之田，永赋遂初之约”(吴敬梓《移家赋》句)。吴霖起于返乡第二年，便郁郁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