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鸿寿
一耸石碑，静静地矗立在罗阳河口的高埠上。斑驳陆离的碑面，已不能全然辨识锓刻于200年前的文字。惟碑额所题“开浚碑记”几个楷书大字，依然清晰照眼。细细捕捉漫漶残阙的碑文，花一番训诂联缀的功夫，一段胶滞于历史深处名人治水的佳话，便慢慢地浮显了出来。
一耸石碑，是一段历史的定格，一种精神的物化。借助方志和典籍的引领，我们走进了那段不远的历史。
公元1810年的初夏时分，乍起的熏风，漫阡越陌，沿着新开的河床，卷上了罗阳河口新树立的石碑。田垄里，大麦黄了，小麦正在灌浆鼓籽。聚拢成堆的乡民，尽管劳作了一冬一春的疲惫和饥馑之色尚未消退，但眼前和远处多少年未有的大片成熟，撩拨得枵腹乡民喜泪涟涟，谁不感戴知县陈鸿寿廉政施于百姓，惠泽被以四野呢!
一耸雕琢的有形石碑，一耸矗立于民心的无形丰碑，就这样同时树起来了。青口岁贡生朱尧望应乡民之请，亲撰《开浚碑记》碑文，锓刻碑上：
“天之所兴，谁能废之?天之所废，谁能兴之?是殆天实为之欤?……迨陈侯莅任，益锺前议，捐俸二百金为之倡，又募六百金足之。由新阜口上溯罗音及五尺沟，凡挑千四百余丈，深三、四尺，底宽盈丈，口宽加半焉。复造桥梁，修道路。始于己巳十月，迄于庚午五月，计其费不衍于素矣。民蒙其福，民欢其义。(陈)侯之功所以系人思者，庸有既欤!……”
二碑文称颂的主人公“陈侯”，就是清嘉庆十四年(1809)赣榆知县陈鸿寿。
陈鸿寿(1768—1822)，清代“西泠八家”之一，浙江钱塘人，嘉庆六年拔贡。在他41岁的时候，被朝廷选放到赣榆，做了一任知县。
陈鸿寿以拔贡例选赣榆知县，这在当时，属于贤能者“擢升重用”一类。拔贡，为五贡(拔、优、恩、副、岁)之优者，国子监每12年从各府州县选拔一次，虽然只具生员(秀才)资格，不及举人名重，但其为五贡之首，还是很得士林称羡的，拔贡本人也较自珍。按照清代官制，士子一俟得到了拔贡科名，“一等用七品小京官或知县，二等用知县或教职(教谕)”，其他贡生，只能以教职入官。寓居赣榆10年之久的吴敬梓嗣父吴霖起，就是以拔贡放了赣榆教谕。陈鸿寿以生员选用知县，这在清朝浩浩荡荡候补大军“死候补、候补死”的官场用人腐败中，他是万幸的。
陈鸿寿修身为文，崇尚自然天成，追求中庸。曾自言：“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意思是说，为文为艺者，如若刻意求取，纵能达致，却失去了自我个性，多了些矫伪呆滞，不若归崇自然，方得妙趣。为官，却矢志追求极致。作为治令一方的宰官，举凡涉及民生民利者，则总要认真去做，竭尽心力做好。在赣榆任上，捐俸整治害河，根除地方积患，保民一方平安的举动，就是其仕途生涯中的煌然一笔。
赣榆南部的大沙河，肇脉于东海县羽山、末山及鲁东南诸多山岭，群水汇聚而下，经罗阳东而朝宗入海。由于河道久已失治，上游土沙壅拥而下，河床渐次升高，终至淤为平陆。每遇多水年季，客水下泄，决堤夺道。再遇海潮顶托，洪水漫溢无定，田庐尽为泽国，民受其害已非一日。上两任县官也曾议修，但窘于资费难筹，申报朝廷赈修，又得不到回复，到底还是搁置了下来。陈鸿寿到任以后，遂体恤民情，复踵前议，决心根治水患，永冀康泰。先是，捐出自己俸银二百两，以作首倡。接着，动员大户之家及殷商富贾捐赀襄助，又得募银六百两。资金筹集足数以后，便采取古贤治水的疏导之法，自新阜口上朔罗音(今作罗阳)之五尺沟，新凿一河。河长一千四百余丈，约合五公里。河道与道路交叉之处，均修建桥梁，以使连接，便民出行。新河既开，分洪能力大大提高，民众交通也较前通畅便捷。工成之日，十里八乡百姓奔相咸告，载歌载舞，百千年来肆虐无羁的洪水猛兽一朝驯服。
赣榆历史上，曾有隋代一位叫元暖的官员，率领百姓修筑拦海堰，阻挡海潮浸湮农田，明代万历年间知县樊兆程开河浚海，消除内涝。而陈鸿寿的治河之举，较之先贤，更胜于昔。笔者查阅了两份资料，一份是陈鸿寿治水时赣榆的人口状况。当时全县不足5万户，20多万人口，以此贫弱小邑，兴办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没有百姓的拥戴和趋前效力，是很难想象的。且工程自1809年10月动工，翌年5月麦收前便迅即完工，凿河、建桥、筑路配套进行，同日告竣，当年受益，的确是一项惠民工程。
另一份资料是知县衙门定额支出状况。按照清代度支制度，朝廷核定赣榆知县衙门年支白银为596两，其中，知县一人，俸银45两。这就意味着，陈鸿寿为了治水，捐献俸银200两，足足是他四年半工资的总额。有了父母官的善行，豪门富贾跟相效尤，全部治水费用，一厘一毫也未取自贫苦百姓，这位知县受到万民拥戴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自此，当地百姓遂改罗音河为“陈公河”，在河口高埠立碑纪事，以颂其德。
三陈鸿寿身为官吏而兼文人，兼书法、篆刻名家，自然就脱不了文人的雅习，为自己取了很多名号：曼生、曼公、曼龚、曼寿、老曼、曼道人、恭曼、种榆老人、种榆仙吏、种榆道人、种榆仙客、夹谷亭长、胥溪渔隐、西湖渔隐、西湖渔者15种之多。
古代文人的名号，一如书斋画室名称，是其个性风格的殊异一面。或各言其志，各抒其情，各陈其境，各寄其思，或庄或谐，或讥或讽，或自嘲嘲人，或谑己谑世。蕴含丰富，色彩斑斓，大有古诗所说“山鸟自呼名”的况味。
我对陈鸿寿雅号感兴趣的，也是其钤印最多、影响最广的，有三类，一类是其用于印谱冠名的，一类用于制陶题款的，一类用于身世经历的。
用于印谱名称的。陈鸿寿诗文书画均有独到之处。书法研摹王字，行笔古雅，潇洒有法，绘图喜作山水、花卉、兰竹，擅长竹刻，尤以篆刻成就最著，《书典》称为“直追秦汉，腕力千钧，精严古宕，人莫能及”。与丁敬、蒋仁、黄易、奚冈等被尊为“西泠八家”。有《种榆仙馆摹印》《种榆仙馆印谱》传世，是金石篆刻界的案头珍品。
用于制陶题款的，有“曼生壶”传世。这种以陈鸿寿雅号“曼生”取名的壶器，是我国紫砂制品中的珍宝。陈鸿寿1809年春任赣榆知县，到1811年3月29日，便奉调江南溧阳知县(一说官宜兴，误)，在此任上整整二年时间。溧阳紧邻宜兴(古称阳羡)。堂堂七品溧阳县令，却时不时跑到宜兴，出没于丁蜀陶都的坊里匠室。他与杨彭年兄妹等制陶名工合作，亲撰铭文亲自镌刻，或将铭文交由宾朋镌刻而落款曼生，所创壶式多为四方、六方、井栏、瓦当、石瓢、葫芦等，世人称为“曼生十八式”。
用于身世经历的，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如“西湖渔隐、渔者”，就是铭记其籍贯故里是浙江杭州，而“胥溪渔隐”和“夹谷亭长”，则选取了溧阳、赣榆具有标志性的山水名称，表明他曾在这两地做过官。
“胥溪渔隐”中的胥溪，是从芜湖分江水经高淳、溧阳、宜兴入太湖，又经吴淞江、黄浦江入东海的一条河流名。相传春秋时楚国伍子胥，为躲避楚平王谋害，经此河流逃到吴国，是其拔剑高歌“剑光灿灿兮生清风，仰天长歌兮震长空，员兮员兮脱樊笼”的地方。为了伐楚，伍子胥又亲自督率民工拓挖这条河流，把太湖水与长江水连接起来，开凿了我国最早的运河。这条河流遂被称作“胥溪河”。陈鸿寿官溧阳，取“胥溪渔隐”雅号，便是最具地域特征和撩发思古幽情的选择了。
“夹谷亭长”中的夹谷，指的是赣榆的夹谷山。和胥溪一样，夹谷山的传名于世也肇源于春秋时期。
《春秋·定公十年》载：“夏，公会齐侯于夹谷。”《左传》：“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杜预注“夹谷即祝其也”，服虔也说“东海郡祝其县也”。
这段文字是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10年，齐景公48年)夏，齐鲁两国国君在古祝其(赣榆)夹谷山上的一次盟会。当时鲁国平定了阳虎之乱，孔丘由中书宰升任大司寇，司外交往来、刑戮之职，兼摄相事。在会盟中，孔丘充任大司仪，为鲁君相礼。由于事前有了充分的文事武备，会盟时孔丘历阶而登，用周礼当武器，斥退了演奏方外之乐以羞辱鲁君的乐工，挫败了齐国要挟鲁公的计划。当签订盟约时，齐国提出日后出兵时，鲁国要出三百乘相随的条件，孔丘当即提出齐国应归还所侵占的鲁国郓、汶阳、龟阴之田为交换条件。齐景公为了取信诸侯，听从臣下劝告，遂归田谢过。鲁国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鲁定公遂效仿齐桓公用布衣管仲为相、秦穆公用战俘百里奚为相的做法，一改周王室各诸侯国任近亲为上卿执国政旧例，聘孔丘为相，位列上卿，与之共同治理国家。
由于孔丘参加并主持了盟会，这次盟会便在春秋时期450次朝聘会盟中备受瞩目，被史家在一些权威典籍中重重写了一笔。同时，夹谷山，这座平常山峦的名气也遂之飚扬，变成历代墨客骚人探访、咏唱的名胜。陈鸿寿宰令赣榆，取“夹谷亭长”之号，并治印钤盖于许多书法、绘画作品之上，真可谓是陈鸿寿之幸，亦是夹谷山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