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春天的早晨，李大钊健步走在北大的校园里，手里还拿着一本原版的《共产党宣言》。校园里学生纷纷和他打着招呼。原来，他现在在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的职务。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教学思想是“兼容并包”，北大有着“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对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环境。
.JPG)
李大钊是个谦和诚挚的人，他到北大上任后，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大批爱国青年。每天上课，他都穿着件灰布袍，带着和煦的微笑，细致恳切地和学生谈话。在他的带领下，北大刮过一阵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去图书馆上班的时候，李大钊不是去办公室坐着，而是帮助管理员打扫卫生，整理书报。这天，开馆时间到了，有两个青年学生推门而入。其中一个学生身材魁梧，双目有神;另外一个则是脸色苍白，文质彬彬。他们看到李大钊，眼里露出热切的神色。
一个学生恭敬地问李大钊说：“李主任，有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吗?”
李大钊先是一怔，随即高兴地说：“有!”遂转过身去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小册子递给那位同学。此时，李大钊禁不住内心的喜悦，如今借阅有关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学生越来越多了，他好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望着眼前这位双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平和地问道：“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邓中夏，是中文系的学生。”
这位青年，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中夏。李大钊来北大图书馆工作，也顺便给哲学系兼课，邓中夏慕名旁听过。他知道李大钊信仰马克思主义，更是希望能结识他。
“中夏同学，你读原版的《共产党宣言》会不会觉得有些吃力?”李大钊很关切地问道。
邓中夏脸上立时出现了红晕，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的德文水平很低，读起来一定会吃力，所以，我想向李主任多求教一下。”
望着有点尴尬的邓中夏，李大钊微微一笑，说：“求教两个字不敢当，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也在摸索当中，我们一起研究吧。白天我有课，晚上请到我住所共同磋谈，可好?”
说完，李大钊对着那个面色苍白的学生说：“忧国志士，你也同去如何?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还赶上一个诸葛亮呢?”说完，三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原来，那个脸色苍白的学生是知名活动家和理论家高君宇。他的革命意识启蒙，便是李大钊的论文《青春》。他这人，说到国事民生，慷慨激昂，乃至声泪俱下，所以被人送了一个绰号叫“忧国志士”。
李大钊就任图书馆主任后，高君宇就经常出入图书馆，找李大钊借阅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赢得李大钊的欣赏。今天他除了还书，还想向李大钊讨教一些问题
听着李大钊的玩笑话，高君宇也笑了起来，说：“李主任!我们一定去拜访，当面聆听您的教诲。”
“君宇，我借你的书看完了吗?”李大钊又微笑着问。“看完了!今天我就是来还书的。”说着，高君宇把手中书双手捧给李大钊，又有些腼腆地说：“李主任，能再借我几本吗?”
“当然可以。”李大钊爽快地说。
翻着手里的《共产党宣言》，邓中夏突然开口问：“李主任，我听说您信仰马克思主义，您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彻底解救中国吗?”听到这个话题，高君宇也迫不及待地说：“李主任，这也正是我想问的，我读了您给我介绍的书，心里立时充满了希望和激情，可一想到当前中国这种残酷的黑暗，心里又禁不住有些打鼓。您给我们讲讲吧。”
李大钊望着眼前这两位虔诚的学生，心里不禁涌起了无限的希望。他知道只要正确引导，他们必将会成为推翻这万恶社会的革命推动者。
李大钊和这两个进步学生一直谈到太阳已移上中天，邓中夏和高君宇听着他们从没有听过的新鲜思想，就好像从恶浊的环境中猛然吸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一样，如饮甘露，但为了让敬爱的李主任能够吃上中午饭，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图书馆，离开了敬爱的导师!
李大钊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一股父辈的慈爱涌上心头。当时的李大钊只不过刚三十出头，可是这份慈爱却在他心头萦绕，久久不散。他觉得这些可爱的青年就是他的孩子，他有责任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领着他们为拯救中国而斗争!
以后的日子里，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来找李大钊，石驸马后宅35号的李大钊家成了青年们聚会的地方。李大钊和学生们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救国救民之路。
由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一时间李大钊成为北大校园中最受学生们爱戴的师长，同学们都在背后称他为“老母鸡”，只要他“咕咕”叫两声，北大园内的“小雏鸡”就围在他周围，接受他的爱抚，引导，跟着他学习生存与斗争!有些北大的教授们也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一股很强的冲击波。
李大钊越来越觉得图书馆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太少了。他正为此事发愁时，正巧，一天蔡元培校长来到图书馆检查工作。蔡校长看着井然有序的书库和静静阅读书报的老师学生们，满意地点着头。此时，李大钊正在主任办公室里清点新购的外文书籍，蔡元培推门进来，高兴地说：“李主任啊，自从你上任以来，这图书馆的面貌可大为改观了。”
李大钊抬头一看，是校长进来了，忙立起身来谦和地说：“蔡先生，过奖了。图书馆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业务，我半路出家，边学边干，还不成个样子。”
“不，不。应当说，已初具规模了。”蔡元培满意地说。
李大钊望着蔡元培那高兴的样子，觉得机会来了，就装作有些为难地说：“只是书籍还少了些，学生们有时借不着书，很失望。”接着，他话锋一转，“蔡先生，您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吗?”
“知道!知道!我曾在德国居住多年，这两位先生可以说是德国的一代大学者，而且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是呀，这两位先生死后仍被工人们爱戴，”李大钊有些沉重地说，“而我国的工人却无人知晓他们的名字，甚至连北大的教授们知道他们的也不过几个。这对我们这个全国最高学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的确是这样的!就这两位先生遗留的学说而言，至今还是个空白。”蔡元培曾读过李大钊的著作，知道他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就笑着对他说，“我打算在北大开设唯物史观这门课，李主任，由你来讲授怎么样?”
“好，好……我也只能边学边教，尽力做到不耽误青年人。”
“好，就这样说定了。”蔡元培沉思了一会，又说道：“不过，李主任你可不要像列宁那样领着工农们来反对政府啊!”
李大钊听了一笑，巧妙地说：“宣传主义是教授的职责，工农要用它推翻政府，就不是教授应负的责任了!再说啦，如果一个执政的政府，竟然败在一种主义的脚下，我看，还是让这样的政府垮台的好啊，让主张新主义的人去组织新政府吧!”
蔡元培听了李大钊幽默的话语，不禁开怀大笑，说道：“我看，李主任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肯定能把唯物史观这门课讲好!”
“蔡先生，我答应您教授这门课，就一定会尽力讲好!这是我的责任。另外，蔡先生，我想向您提个请求。”蔡元培听了一怔，说道：“李主任，你有啥要求，尽管说吧。”
“我想再购进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现在有关这方面的书，图书馆太少了，已经不能满足学生们的求知欲望了。”
在李大钊的积极努力下，图书馆终于购进了一批新书。李大钊坐在图书馆办公室里，含着微笑，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畅谈自己的看法。同时，他积极地引导邓中夏、高君宇等激进的救国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很快，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便成了我国传播共产主义的发源地，李大钊则成了我国第一个播撒共产主义种子的园丁。
李大钊还充分利用大学讲坛，向学生们讲授马克思主义。每当李大钊上课时，学生们就提前来到教室，人总是满满的，迟到者就站在教室的两旁，每个人都急切地盼望着李大钊的到来。当留着两撇八字胡、戴着金丝眼镜的李大钊走进教室时，乱哄哄的教室就立时静下来。可见，他的唯物史观课相当吸引人。所以，李大钊还是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入选理由：思想的引导是革命的火种，一个革命者往往肩负着播种的责任。在这方面，李大钊堪称楷模。阿离之言希腊有个神话，说天神宙斯看人类很不爽，于是没收了火焰，整个人间都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中。然后一个叫普罗米修斯的神灵就偷偷把天火偷出来，给了人类。为此他被绑在高山上受尽折磨，后来有人说，为成就他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人，就有“普罗米修斯”精神。
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就是李大钊。评论这个人，通常有句话是“偷得天火留人间”，对于第一个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的人来说，这句话显然很恰当。他偷来的是精神的火种，在中国土地上熊熊燃烧。
现在谈论李大钊，不少人却有陌生感。作为中国党龄最早的人，他牺牲的时间也太早，所以没交多少党费，也来不及看到现在的新中国新气象。但即使这样短暂的一生，他还是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
李大钊是河北人，小时候上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清末上了中学，还考进北洋法政学校。那时候他就是块读书的料子，毕业后跑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学的是政治学。所以李大钊也算海归精英人士。就是这段留学生涯让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走向有时候很奇妙，环环相扣，如果少了一个环节，或许就像蝴蝶翅膀扇动，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或者说，没有李大钊也会有其他人，那时候的中国，苦难到了一定层次，终究会酝酿出一场巨大的变革。
回国后的李大钊去北大当图书馆主任，这个职位很超然，正好管理着精神食粮。北大又是那样一个地方，要平等要自由要百花齐放，学生们有头脑，有热血。于是李大钊就激动了，这全是未点燃的火种啊。
当时在北大当主任还教书的李大钊，月薪有250块银元，这在当时可算是金领。但他根本没舍得花，全用来做党的经费或是接济学生。后来他遇难的时候，家里居然没有一分存款，妻女全靠别人接济。这样两袖清风的人，也就在那个时代才能够出现吧。说到党的建立，也离不开李大钊。五四运动时，北京学生举行爱国游行。不少学生被捕，李大钊奔走营救。第二年，他就和陈独秀讨论了建党事宜。陈独秀写信问他，建了这党，名字是不是叫“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看到了共产党的初生，却没看到它的茁壮成长。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年仅38岁。1933年清明节后，李大钊的灵柩由北大师生送往公墓安葬，所举花圈挽联绵延一公里。这或者验证了一句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