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光照，字漱芳，晚年改字佛光，以字行。清末西安府三原县朱家湾(今三原县徐木镇朱家湾)人。自幼崇拜名师贺瑞麟、毛班香“读书不为做官，而为服务社会” 的思想，尤其受刘古愚 “维新救国” 、“教育救国” 思想影响很大。光绪十九年(1893)乡试中举。由于自幼受家庭影响，不满清朝统治，自谓明秦王府后裔，以种族革命为己任。甲午战争后，清廷同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外患日深，他异常愤慨，便中断考进士之愿，潜心于经世之学，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被列强欺辱的原因是政治腐败和经济、文化、科学、教育落后所致。于是下定决心，彻底放弃仕途，走 “教育兴国” 之路。曾执教于崇实书院。后从三原基督教会莫安仁、敦崇礼两位外国传教士处借读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和《万国通鉴》 《万国公报》等书刊，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大开眼界，认为必须 “走西方的革命道路” 。于光绪二十二年同孙芷源发起成立 “励学斋” ，广购科学书籍及新闻报纸，以劝导有志之士探讨振兴中华之路，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腐败统治，用民主代替专制的道理。他的学生于右任评价此举说：“西北结社之风自此始，新学知识亦由是日启” 。他讲解经史疑义、科学新知、革命原理，议论风发，诙谐有趣，座无虚席。其时，长安毛俊臣亦以经术授学者，佛光与为昆弟，故关内称 “朱毛二经师”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光绪三十一年冬，他的学生井勿幕受孙中山委派由日本回到陕西，建立同盟会组织，他劝学生踊跃加入同盟会。后长期主持三原宏道书院，使该书院成为革命者的摇篮，大批有志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辛亥革命时，西北主持革命者多是他的门生。于右任在《我的青年时期》中写道： “陕西提倡新学最力而又最彻底的，当推三原朱佛光先生。” 又说 “那时关中学者有两大系： 一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瑞麟，为理学之领袖，一为咸阳刘古愚先生，为经学家之领袖。贺先生学宗朱子，笃信力行，我幼年偶过三原北城，见先生方督修朱子祠，俨然道貌，尚时悬心目中。” 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井勿幕、于右任、宋向宸、李元鼎、柏筱余、徐朗西、邹子良、茹欲立等，都是他的学生。陕西都督府成立后，他被聘为顾问，不愿做官，仍在三原教书，继续进行反军阀的革命宣传教育工作。1918年任教于西安时，对陈树藩督陕极为不满，遂辞去督署顾问，回到三原。1919年应于右任之邀，至靖国军总司令部讲解经史、政治。时因患腿疾，行走不便，总部为他准备了车子接送，他坚决不肯，仍拄着拐杖来往于街衢间，不辞辛苦地前往授课。同时兼任县城两所中学课程，风雨泥泞，从不间断，军、学、文、商多为其精神所感动。著有《康氏纠谬》。于右任在《朱佛光先生墓志铭》中写道： “请其每日至总部，讲授经史与政治，为他备肩舆，则不愿乘; 并任两中学教授，每日扶曳葵杖，蹒跚出入，颠顿街衢间。课别，则在街头买一饼一粥，以了一餐。而所事则时间不误，亦不稍避。某日天下雨，余使人劝其少息，先生曰： 天雨能阻我乎! 其艰苦真挚之精神，当时军人、学者多感动” 。去世前一年，他从广东出版的报纸上，看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说它 “是代表大多数穷苦人利益的，俄国就是本着这个主义革命的，将来必为世界上的主要思潮” 。并且油印散发给三原的青年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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