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卫国人，秦国大臣，卫国国君后裔，姓姬，后从复姓公孙，史称卫鞅、公孙鞅。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因功受封于商邑(今商洛市东南) ，世称商鞅。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在秦国二十年间，进行了两次变法，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 “商鞅变法” 。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 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公元前338年，太子驷(惠文王)即位，旧贵族趁机进谗说： 商鞅权力太重，意图谋反。加之惠文王对他有以前刑太子师傅怨恨未消，下令逮捕他。他逃到魏国，魏不肯接纳，只好在自己封地内抵抗，失败被俘。惠文王以最残酷的刑罚把他在咸阳车裂示众，诛其全家。《汉书·艺文志》载，商鞅著有《商君》29篇、《公孙鞅》27篇。《商君》也称《商君书》，今只存24篇。商鞅在秦国两次变法成为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政治实践。有一次，秦孝公同商鞅、甘龙、杜执讨论改革之事。孝公说： “我现在想变更法令，改革制度，但又恐怕天下人议论我。” 针对孝公举棋不定的思想，商鞅说： “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成功; 办事疑神疑鬼，就不会有功效。况且，有非凡作为的人，一定会受到世人的诋毁。因此，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沿用旧制度; 只要有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守老规矩。”保守派甘龙赞成孝公的说法，杜执反对商鞅的观点。商鞅驳斥甘龙说： “一般人总是安于旧习，老学究又往往局限于自己所熟悉的老一套。这两种人墨守成规，他们虽可以做官老爷，但不能与之议论改革大事。三代的礼制各不相同，却都成就了王业; 五霸的法度并不一样，却都称霸一时。智者勇于创立新法，贤者敢于变更礼制，进行社会改革。” 又反驳杜执说： “前代的礼教各不相同，你究竟效法哪一个古代呢?各代帝王不用相同的礼仪，你究竟遵循哪一个帝王的旧礼呢? ” 商鞅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要随之而变，这就是“世事变而行道异” 的原则。商鞅认为富国强兵的有效办法就是行使赏罚，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实行以赏罚为后盾的 “法治” 。为了推行以重农、重战和加强君权为内容的法治，他提出了法、信、权三要素。商鞅法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在政治上，法要平等 “壹刑” ，即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者、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 《商君书·赏刑》 )。商鞅这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及刑太子师傅的法律实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革命。他的政治思想、法治思想、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及伦理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商鞅的思想在他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作为战国中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和秦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的商鞅，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汉代大思想家桑弘羊说： (商鞅) “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宋王安石在《赞商鞅》诗中称颂：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司马迁则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于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 《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 《盐铁论》中记载汉代儒生也对商鞅持否定态度，说他 “充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 三国诸葛亮指出： “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 既肯定了商鞅的法治思想，又否定了他远仁义、弃教化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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