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两千多年,上纪传体历史人物传的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今天还留在大家心目当中,还能震动大家灵魂,而且永远震动大家灵魂的,为数不多,袁崇焕是其中的一位。梁启超在《新史学》里说,历史是爱国心之源泉。之所以要讲袁崇焕,就是要唤起我们中华民族所有人的爱国心,就是要弘扬袁崇焕的浩然正气,要发扬袁崇焕的爱国精神。
袁崇焕之生
袁崇焕(1584—1630年)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哪年出生的,搞不清楚。因为材料很多被销毁了。袁崇焕是什么地方的人?有三种说法:广东东莞,广西藤县和广西平南县。
笔者查看地方志,几种版本地方志都看不清楚。后来笔者就到广东、广西去实地考察,查考袁崇焕的遗迹,查当地的地方文献,走访一些专家学者。
现在看起来,袁崇焕的祖籍是广东东莞,他的祖父沿着珠江的北江和西江到了广东和广西交界的梧州。梧州所辖的一个县叫藤县,在西江支流滕江的白马江边儿上,他的祖父就在那个地方找了货栈落脚了,做木材和药材的生意。有一条线索就是袁崇焕考进士的时候的进士题名碑,现在还在北京孔庙里面,他是万历己未科(1619年)的进士,这一年的进士题名碑,镌刻有袁崇焕的名字,名字底下有四个小字——“广西藤县”。袁崇焕在考举人的时候是在桂林考的,因为他的学籍登记在广西藤县。他在广西藤县中了举,再到北京考进士,应当说进士题名碑是可信的。
李济深先生说:袁崇焕通籍两广。这既反映了历史事实,也协调了双方争论。
1984年在广西藤县开了全国第一次袁崇焕学术研讨会。后来在广西藤县、广东东莞、香港和辽宁兴城,开过四次大型的袁崇焕国际学术研讨会。应当说近四十年来袁崇焕的研究比较充分了,能够找到的材料基本上都找到了。
袁崇焕到底出生在哪一年,明确的记载找不到。《东莞县志》说他是万历十二年,即1584年出生。努尔哈赤是万历十一年,也就是1583年起兵,第二年袁崇焕出生。努尔哈赤起兵这一年是二十五岁,也就是说袁崇焕比努尔哈赤整整小二十五岁。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就在东北地区统一女真的各部,先统一建州女真,又统一海西女真,又统一东海女真(就是现在沿着鸭绿江和图们江及沿海一带的女真),又统一黑龙江的女真(就是在松花江中下游地区)。到努尔哈赤死之前,他的势力范围东到大海,南到长城以里,北到松花江的中游(就是现在哈尔滨一带),西到大兴安岭的东麓。到皇太极的时候范围更大了,北到外兴安岭,西北到贝加尔湖,实际控制范围南到长城,东到大海,西到现在的青海、河套一带。
努尔哈赤父子征战的时候袁崇焕在念书,他纯属南方的一介书生。他主要是在藤县上学,后来到桂林考举人,举人中了之后到北京考进士,第一次没考中,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考中了进士。他考中进士之前就是个普通的读书人,记载也很少。有一本袁崇焕的诗集《三管英灵集》,现在只有一个孤本,藏在国家图书馆。这本诗集收了袁崇焕六十六首诗,笔者把这六十六首诗完全录下来了,经过考证,这六十六首诗中,有的是袁崇焕作的,也有别人冒袁崇焕之名而作。
袁崇焕考中进士这一年,就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萨尔浒地区(在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发生了一场战役叫萨尔浒大战,这场战争对明清的兴亡至关重要。
在这之前,努尔哈赤对明朝一直采取两面政策,这也是努尔哈赤的高明之处。这个两面政策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只称臣不称雄”。他对明朝称臣,明朝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封龙虎将军,他表面上恭恭顺顺,因为努尔哈赤知道自己力量弱不能跟明朝对抗。这样在明朝的眼皮底下,努尔哈赤采取两面政策发展自己的势力,先把建州女真统一起来,又把海西女真基本统一起来,这个势力就大了。接着又把东海女真基本统一起来,势力更大了。这个时候努尔哈赤的政策改变了,就是第二阶段:“明称臣暗称雄”,暗着发展势力,建立根据地,建立军队,建立政权,不声张,不宣扬。
到了第三阶段就是“边称雄边称臣”,一边对明朝称臣,一边公然称雄。举个例子,日本侵略朝鲜的时候(万历二十年,1592年),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壬辰战争之时,说明朝与朝鲜“唇亡齿寒”就是这场战争,努尔哈赤给明朝的兵部尚书石星上书说:日本人侵略朝鲜了,朝鲜是大明的属国,我现在有力量,我可以出兵,帮着明朝一块把日本军队打败。他暴露自己的力量了,明朝的兵部尚书很警惕:这会儿要出兵不等于壮大自己的力量了吗?明朝不许他出兵。明朝派东北的军队到朝鲜,后来把日本的军队打败了,战争经过了七年的时间。
努尔哈赤的力量又发展了,这就到了第四阶段——“只称雄不称臣”,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叫金,或者叫大金、后金,建元称汗,称后金汗,要同明朝分庭抗礼。这个“汗”是满语的译音,原来满语也没有,是从蒙古语借过来的,是成吉思汗的“汗”。
从此,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建立基地,建立八旗制度,制定满文,有一整套的建国方略。之后他就要发展,往哪儿发展呢?就是现在的辽宁抚顺。抚顺是在山地和平原之间,抚顺往东就进入山地,抚顺往西就是辽河平原。明朝很巧妙,就在抚顺设个城,来堵住女真势力往辽沈地区发展。努尔哈赤首先选择了抚顺,打开了抚顺就打开了从赫图阿拉山区进入辽河流域的通道,努尔哈赤就打出去了。
抚顺有坚城,还有护城河,骑兵怎么打?努尔哈赤很狡猾。抚顺有马市,就是我们今天的集市,蒙古人、女真人、汉人都可以在这儿贸易,努尔哈赤派他的军队穿着便服,假装去贸易,里面藏了兵器,这些人都混进城了,就在城里埋了伏兵。努尔哈赤打抚顺的时候里应外合,就把抚顺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接着又把清河打下来了。建州女真走出山区进入辽河平原有两个门户:一个是抚顺,抚顺通沈阳;还有一个门户就是清河,现在属于辽宁的本溪市,清河也在平原和山区之间,打开了清河就直接进入辽阳。这是进入整个辽河腹地的两个关口、两个通道。
明朝不了解女真的情况,但女真了解明朝的情况。努尔哈赤的奸细工作做得非常好,明朝军队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甚至派人到北京探听朝廷和军队的部署情况。战报奏报到万历皇帝那儿,朝廷就派兵讨伐,领兵的是杨镐。杨镐这个人是进士出身。明朝有个特点:武官只可以做将军,不可以做统帅,统帅一定是文官,而且一定是进士出身。进士出身的统帅,优点是有一点兵略,但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实战经验。杨镐在全国组织军队,从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山西、陕西等地调兵,包括后勤的准备,要对努尔哈赤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明朝调了号称四十七万的大军,这在古代是不得了的,兵分四路——每一路一个到两个总兵统帅,实际的军队大概一路三万人左右,合起来实际军队十二万左右,还有后勤,还有预备部队、机动部队、后援部队、梯队。努尔哈赤大约有八万军队。这样在赫图阿拉这么一个地方,酝酿一场大仗。
杨镐规定在三月初一把赫图阿拉打下来,但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四路出兵,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无线电,各部的进度很难协调。结果这四路就分别出兵了,阴历二月下旬,明朝那个时候的气候比现在寒冷,东北还是大雪冰封。这些兵有从江西来的、从浙江来的、从安徽来的,南方来的兵他们没有御寒的衣服,到了山地里粮饷又供不上,就很困难。
当时努尔哈赤采取一个办法,就是:“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努尔哈赤的基本判断是:四路兵不可能同时到,东路是从鸭绿江那边过来,还有朝鲜的兵;西路从沈阳来;北路从开原来;南路是从清河来,道路崎岖,粮饷供应不上,不可能同时到。结果西路先到了,努尔哈赤集中六个旗的兵力先打西路。西路明军三万人,女真六个旗差不多五万的军队,以逸待劳,以众击寡。再加上明朝西路将领杜松大意轻敌,陷入埋伏,结果全军覆没,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也战死了。努尔哈赤就把西路军歼灭了,这是三月初一。
打败了杜松以后,努尔哈赤也没有平分兵力,八个旗兵力中又调六个旗来对付北路,两个旗策应。三月初二那一天把北路军整个给消灭了,就剩统帅一个人,带着侍从“只身而逃”,逃回开原。
第三天就是初三,这时东路将领刘綎带着军队,还有朝鲜一万余军队,过了鸭绿江一直往赫图阿拉城走,就是现在辽宁的新宾。途中要通过阿布达里冈,五十里的山冈,两面都是山,底下是河谷,有羊肠小路,一高一低,曲折崎岖,兵不能成伍,马不能成列。除了地形险恶,兵也没有粮食吃,供应不上,军中多是南方人,江西的、安徽的,御寒的衣服也没有,冰天雪地,那个仗怎么打?三月初一打西路,初二打北路,初三努尔哈赤进行调整,初四就打东路。努尔哈赤很有智谋,先派八旗军队顺着山的两侧埋伏在树林里头,派奸细穿着明朝军队的衣服,到了刘綎的阵前,诱骗明军进了八旗军队的埋伏。就这样,东路军也全军覆没了,总兵刘綎不仅中箭似猥皮,而且面部被刀劈为两半,仍坚持拼搏,力竭而死。
初五就打南路。南路这时候已经知道三路都已经败了,就往回撤,又是崎岖小道,后金没有兵力了,只有五百人在山上埋伏,这些人就拿着树枝挑着盔甲晃悠,一面晃悠一面呐喊,南路明军也不知道后金伏兵到底有多少,吓得往后退,自相践踏,人马互踏,结果自己踩死了两千多人。南路也败退了。五天时间,四路出兵,全部败北,号称四十七万的大军基本全军覆没,这是明朝有史以来没有过的。当时朝廷震惊了,这一年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就是袁崇焕中进士那一年。笔者猜想这时候北京发完榜之后,街谈巷议,庙堂市井,全在议论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袁崇焕的影响太大了。
中了进士之后,袁崇焕被分配到福建邵武做知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帝死了,之后十六岁的天启皇帝即位,这时候袁崇焕还在做知县。袁崇焕这个人有抱负,他天天找一些福建的退伍老兵,了解山海关以外的情况学习军事。
接着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朝的知县,三年要到北京考核一次,袁崇焕就随着福建官员到北京考核。明朝考核分两次,第一次由省里面管干部的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考试,考完进京,进京以后由吏部主持考试。袁崇焕考试全合格,政绩很好,比较出色。这个时候有个人推荐他,就是侯恂,侯朝宗的父亲,推荐他做兵部的一个主事,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当时的知县是七品,主事是六品。这样他就到了兵部做职方司主事。到了兵部他没上班,就赶紧骑着马到山海关内外考察情况。袁崇焕回来当着同僚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大家印象太深了,他说:“予我兵马钱谷,我一人能守住山海关。”一般人当时被吓得胆小如鼠,都不敢去山海关外工作,他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那好吧,就派他到山海关去。至此,袁崇焕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袁崇焕到山海关不久,辽东经略王在晋令袁崇焕往前屯(今辽宁绥中前屯),安置辽民流亡、失业者。袁崇焕受命之后,连夜赶路,丛林荒野,虎豹出没,天明入城,将士都赞叹他的勇敢与胆量。王在晋更加信任、器重袁崇焕,于七月初提请任命他为宁前兵备佥事。
这时候广宁也已经失守了,辽西之局,究竟如何部署呢?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地方即八里铺,再筑一座重城,御山海,保京师。他筑重城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等人的反对,袁崇焕等认为王在晋的策略太消极,主张在山海关外两百里的地方即宁远卫,营筑坚城,力守关外,屏障关内,以图大举。袁崇焕极力陈谏。因人微言轻,而不被采纳。袁崇焕想方设法,先后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叶向高询问大学士孙承宗,孙承宗亲赴山海关实地考察后支持袁崇焕的方案。王在晋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孙承宗自请督师辽东。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袁崇焕在孙承宗的督导与支持下,同满桂开始营筑宁远城。宁远城于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年)完工,成为关外一座重镇。
而这时候明朝廷内部势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魏忠贤专权后,因孙承宗功高权重,德劭资深,誉满朝野,欲使其附己,令刘应坤等申明意图,嘱送金银。孙承宗拒之不纳。魏忠贤由此衔恨孙承宗。后来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孙承宗写诗赞其“大心杨副宪,抗志万言书”。魏忠贤大怒。他在朝内逐退左副都御史杨涟、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年)五月,高第为兵部尚书,阉党控制枢部。七月,魏忠贤诬杀杨涟、左光斗等于狱。接着魏忠贤借机削夺孙承宗兵权,以兵部尚书高第代孙承宗为辽东经略。辽东形势,急剧逆转。
高第上任后就下令撤守,从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宁远,一直撤到山海关,军撤、民撤,都撤!袁崇焕说我不撤,他自己守宁远。他说:我是宁前道,做官在这里,死也要在这里!你们都撤,我一个人躺在大道上,阻挡努尔哈赤军队的前进。
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就乘辽东明军易帅和匆忙撤军之机,亲统八旗军约六万人(号称十三万)于正月十四出沈阳,西渡辽河,直逼宁远。这里可见宁远战前,形势对袁崇焕极为不利,因为后金兵锋强盛、宁远孤城无援。袁崇焕临危不惧,制定兵略,凭城固守。激励士气,画地分守。修台护铳,布设大炮。坚壁清野,严防奸细,重金赏勇,严肃军纪。他以总兵满桂、副将左辅、参将祖大寿、副将朱梅分守城东、西、南、北四面,自与满桂提督全城。在城上配置西洋大炮十一门。
天命汗努尔哈赤的悲剧在于,根本没有认识到宁远运用新式武器红夷大炮,也没有认识到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守城战术。后金军队毫无顾忌,蜂拥攻城,遭到城上红夷大炮轰击,死伤惨重。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努尔哈被迫兵退沈阳,是年八月初病逝,一说其死因正是宁远之战中被炮石所伤。高第在战后奏报中写道:“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
宁远之战是明朝自有辽事以来,明军对后金军的第一个大胜仗,明人称之为“宁远大捷”。
宁远大捷后,袁崇焕升辽东巡抚,仍驻宁远。这期间他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派人到沈阳为努尔哈赤吊丧,兼贺清太祖皇太极继位,并进行“议和”;第二件是修建坚城,建设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
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借口,亲率数万军队,谒堂子,出沈阳,举兵向西,进攻宁(远)锦(州)。明军凭借坚城深壕,从城上发射火器,后金兵无法靠近城墙。天气热、死伤多。皇太极开始从锦州撤军。凡二十五日,宁远与锦州,以全城而结局。明人谓之“宁锦大捷”。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北京危急之时,袁崇焕率领九千骑兵,“士不传餐,马不再秣”,日夜兼驰,入援北京,再取得京师大捷。
袁崇焕由七品知县在五年之间升为巡抚,不到一年又升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明朝历史上有三位军事天才:早期的徐天德(徐达),中期的戚继光,晚期的袁崇焕。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杰出的军事统帅,袁崇焕平生第一大历史功绩,就是夺取宁远大捷。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和京师大捷,三次大捷,奠定了袁崇焕的历史地位。
袁崇焕之死
袁崇焕实际的政治、军事生涯很短。因为阉孽诬陷、后金设间、崇祯昏庸,在崇祯三年即天聪四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在北京西市,袁崇焕惨遭磔刑而死,时年仅四十六岁。苍天悲鸣,大地哀泣,六月飘雪,万代追思。
明朝后期为辽东边事,有两个人被错杀: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个是蓟辽督师袁崇焕。万历朝误杀了塔克世,崇祯朝错杀了袁崇焕,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历史事变。前者,努尔哈赤含恨起兵,成为明亡清兴的历史关节点;后者,朱由检自毁长城,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通俗地说,万历帝误杀了塔克世,大明皇朝自己制造了焚烧朱家皇朝大厦的纵火者;崇祯帝错杀了袁崇焕,大明皇朝又自己杀死了保护朱家皇朝大厦的救火者。
袁崇焕是受磔刑而死的,磔刑太残忍了,把人吊起来,拿刀一片一片剐,鲜血淋漓,惨不忍睹。袁崇焕就是受的这种酷刑。
袁崇焕的死,有客观的原因,有崇祯皇帝的原因,也有袁崇焕个人的原因。本书从袁崇焕个人的角度,做个简略的分析。
第一个是天时的问题。
袁崇焕之所以立功,成为千古英雄,就是那个“天时”。袁崇焕早生一百年,没有这个问题,做个知县、知府就不错了,成不了大英雄。特殊的历史时代,使他成为英雄。特殊的历史时代这个“天时”,又造成了袁崇焕的悲剧。
对待“天时”:第一要“敬天时”,第二要“顺天时”,第三要“知天时”,第四要“借天时”。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保卫战,袁崇焕利用天时取得了这三战的胜利,他最后的死是在天时这个事上出了问题。
皇太极突然袭击,绕过宁远,通过蒙古地区,越过长城,打到北京。袁崇焕这个时候在山海关,他得知皇太极突袭北京的时候特别惊讶,这个时候怎么办?就看智慧了。他有三个策略可供选择。
第一个是急点军马到北京。第二个是驻兵山海关观望。第三个是围攻沈阳救北京。统帅骑兵,三天三夜,攻打沈阳,用“围魏救赵”之计,解北京之围。皇太极是倾尽全力打北京,整个沈阳是空虚的。如果袁崇焕打沈阳,皇太极必然回去救,当时的副将周文郁给袁崇焕提建议:没有崇祯皇帝的圣旨,带着兵马到北京城下,可乎?袁崇焕说:“君王有急,何遑他恤!”情况紧急,顾不上了。
袁崇焕是一位军事统帅,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政治,你没有得到皇帝允许,带着大队兵马直接开到北京来,皇帝不怀疑你吗?本来就怀疑他,他杀毛文龙时就已经被怀疑了。北京关于袁崇焕的谣言很多,说他跟皇太极有城下之盟。皇太极已经打到北京了,你在这个时候怎么利用这个天时?
第二个选择是按兵不动,保守自己实力,这不符合袁崇焕的性格,也不符合我们今天讲的原则。他可以选择的是,或带兵救北京,或带兵打沈阳,后者皇太极肯定害怕。皇太极打北京的时候,走到半路,八大贝勒之间就发生了分歧。大贝勒代善说你要到了北京,明朝军队截我后路,两面夹击,那就可能全军覆没。皇太极认为有道理,就又跟几个小的贝勒商量,说已经定了不能变,他的几个哥哥没办法只好跟着往前走。
同样一个天时,怎么借用?袁崇焕在宁远之战借了天时,这个时候怎么借天时来取得胜利?天时对每个人是平等的,对任何人不偏爱,袁崇焕在皇太极打北京的时候怎么借天时?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第二个是借地利的问题。人离不开大地。怎么敬地利、顺地利、知地利、借地利?
袁崇焕当时应该借地利,但不应该借北京的地利,应该借关外的地利。因为天子在北京,他又被怀疑,他的地利在山海关外,在宁远,在锦州,在沈阳,在辽阳,应该借东北的地利来打击皇太极的力量,为朝廷立功。袁崇焕错了,他拿北京地利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是北京反倒成了袁崇焕冤狱的陷阱。
第三个是借人脉的问题,也就是大家特别了解的“人和”的问题。谁害的袁崇焕?是他的同僚害的,满桂害的。满桂原是袁崇焕手下的大将。宁远之战他负了伤,立下功劳。满桂对袁崇焕不满意,就提出调动工作。这时候袁崇焕是同意的,但朝廷考虑不能调,做了平衡矛盾的处理。到了北京之后,朝廷命令满桂守德胜门,满桂的军队没吃的就抢,所以满城都嚷嚷是袁崇焕的军队抢了老百姓的东西。崇祯皇帝召见满桂,他在崇祯面前说袁崇焕的坏话,崇祯皇帝就把袁崇焕拿下,打入锦衣卫狱。
还有,袁崇焕在宁远之战、宁锦之战立功期间,有一个重要的人际因素是东林党人的支持。但他被下狱、凌迟的时候,朝廷发生变局,东林党人失势,阉党余孽抬头。这是袁崇焕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个就是“己和”没有处理好。袁崇焕的“己和”做得不够。他原来就是个知县,几年之间就做到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相当于原来沈阳军区司令。他管山海关以外,还管今天的河北北部、天津、山东北部。袁崇焕原来是个知县,升得太快,所以他政治上缺乏历练。军事谋略我刚才讲过,政治谋略就该适应整个朝廷的复杂性。东林党与阉党、皇帝与大学士、文官与武将、中央与地方等,这么多复杂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袁崇焕没有经验,也没有来得及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他提出“五年复辽”,他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这都成为他后来被杀的“口实”。毛文龙是总兵,总兵是只有皇帝才有权杀的,袁崇焕是蓟辽督师没有权力杀总兵。这个事情表明袁崇焕思虑不周,他应该是先奏后斩,或者应该回到北京请旨后再杀。他去了皮岛后和毛文龙密谈,劝毛文龙到杭州养老。毛文龙不干,袁崇焕就突然宣布他的罪状,当下就把他杀了,后来留下了话柄,给人以口实。
总结起来,袁崇焕这个人是优长很明显,凸显了一个“敢”字——敢走险路,敢担责任,敢犯上司,敢违圣颜,也就是说不怕披荆斩棘,不怕承担责任,不怕得罪上司,甚至于不怕违逆天颜。但他性格上的不足也很明显。他性情狷躁,急于求成,例如他“复辽”的话说得过满,斩帅的事做得过莽;袁崇焕在处理高层人事关系上,缺乏胸怀、机谋、沉稳和气度。所以他也有些疏失——失言(如五年复辽)、失友(如同满桂关系)、失礼(如先斩毛文龙而后奏)。
然而瑕不掩瑜。袁崇焕作为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著名的爱国者而永垂史册,他的德言与功业、勤政与清廉、无私与无畏、冤死与风骨,动天地、泣鬼神。袁崇焕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不仅是大明朝的悲剧,不仅是汉文化的一幕悲剧,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一场悲剧。这场历史悲剧,以陨星的光亮,划破君主专制黑暗的天庭,震撼世人的愚昧与心灵,激发人们的智慧与觉醒。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祯)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并评论道:“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后北京修建“袁督师庙”,庙门两侧是康有为题书庙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袁崇焕的爱国精神,千秋庙堂祭祀,兆民心中景仰。
从哲理上来说,死是一个大关节,也是一种大境界,袁崇焕死,虽死犹生,因为他精神超越时空永存。
在袁崇焕身上体现的大仁、大智、大勇、大廉,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用鲁迅的话来说,叫作“中国的脊梁”。袁崇焕留给后人的座右铭是:
杖策只因图雪耻,
横戈原不为封侯。
袁崇焕之魂
在中华民族演进历史上,有许多豪杰,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袁崇焕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位杰出人物的魂魄,一段重大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种优秀的精神。袁崇焕经历宁远、宁锦、京师三次重大历史事变之后,他穿越时空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是什么?值得我们梳理、研究、学习和弘扬的人生价值是什么?
关于人的最高精神境界,儒家的《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达到“至善”,就是达到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
这里笔者联想到佛家的最高人格境界。星云大师在《佛法僧三宝》书中说:做到慈悲、智慧、威力和功德,就达到“三觉圆满,万德具足,完成人格,成就佛道”。袁崇焕的精神境界,在于大仁、大智、大勇、大廉,这同佛家圆满品性的慈悲、智慧、威力、功德,虽不雷同,却有相应。就此而言,袁崇焕的确达到了人格至善、品性具足的高尚精神境界。
袁崇焕的仁与智,令人赞颂;勇与廉,令人敬佩。袁崇焕留给后人熠熠永辉的思想、薪火永传的精髓,是“正气”。《楚辞·远游》:“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屈原的正气是修身养性的崇高境界,是冰清玉洁、坚不可摧的气质。这种正气,就是“浩然正气”。什么叫“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说“浩然之气”就是“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塞于天地之间”之气。通俗地说,“浩然正气”就是盛大刚直、合乎道法、正义凛然、充满天地之气。袁崇焕身上这种“浩然正气”,主要表现为仁、智、勇、廉,这就是仁爱的精神、求新的智慧、勇敢的品格和廉洁的风范。
《孙子兵法》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曹操也赞成孙子提出为将者应具备的上述五德。杜牧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他解释道:“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梅尧臣曰:“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王晳曰:“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徇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张预曰:“智不可乱,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惧,严不可犯。”但是,一切事物,都要适度,皆不宜过。贾林曰:“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但是,《孙子兵法》的将德“智、信、仁、勇、严”中,没有提出“廉”。这可能是时代的特点,在其时,将之贪,尚不成为问题,也不成为修养。但笔者认为:廉,是袁崇焕精神的一根支柱。因此,袁崇焕精神有四维性,或四元性,这就是:仁、智、勇、廉。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说:“若夫以一人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又说:“若袁督师者,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这个评论是否过高还可以讨论,但是袁崇焕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高尚精神,却是值得后人学习的。下面分别讲述袁崇焕精神的大仁、大智、大勇、大廉。
一 仁:仁爱亲民
仁,就是仁爱,大仁无疆。袁崇焕就是继承了中国儒家仁爱的精神和优良的传统。袁崇焕本来做知县做得挺好,三年考完了之后或者留任,或者升级,把老婆孩子接来不是挺好的吗?他偏要往辽东战场上出生入死做什么呢?辽东战场是什么地方啊,朝廷派了一个辽东经略到山海关,他不去,说身体不好。朝廷又派了一个,他说家里有困难还是不去。天启皇帝很生气,说不去就削职为民,你回家种地去得了。这才去上任,去了以后也不好好工作。这种情况下袁崇焕自己申请到关外去,所以他是有一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胸怀;他还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愿。袁崇焕的大愿是以战止战,争取国家的和平与安定。
比如说,明朝高第,刚上任就下令撤守,袁崇焕表现出一种大爱的精神,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宁远,宁死不撤。
袁崇焕的高尚精神是什么?有言者说是“忠”,也有言者说是“义”。于前者,“忠”就是忠君。袁崇焕作为明朝万历的进士,身历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官员,受过系统完整的儒家教育,自然要忠于国君。袁崇焕必定有忠君的思想。于后者,“义”如《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韩愈《原道》引申曰:“行而宜之之谓义。”人们通常以“义”来规范朋友之间的关系。袁崇焕深通“四书”“五经”,自然理解《孟子·离娄上》的“义,人之正路也”。所以,袁崇焕讲“义”是没有争议的。他在宁远临战之前,对守城官兵“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忠”与“义”虽是袁崇焕精神的内容,却不是袁崇焕精神的根本,也不是袁崇焕精神的精髓。
袁崇焕的精神与灵魂主要是“仁”,是“仁爱”,就是“爱国”。有学者认为,袁崇焕生活在明代,当时只有忠君的意识,没有爱国的思想。这是既不了解历史,也不符合事实的论断。《说文解字·国(國)》字释曰:“国(國),邦也,从囗,从或。”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中,“国”字为首的词组,共出现二百六十六次。《左传》曰:“国将兴,听于民。”这里的“国”是指政治实体的国。在皇朝时代,忠君与爱国,二者有同、也不尽同。“国”比“君”的含义更宽泛,国包括历史、国君、社稷、山河、人民。袁崇焕的爱国,既有忠君的思想,更有忠于历史、社稷、山河、人民的思想。传说他每当放学回家路经土地庙时,总要在庙前驻足,面对着土地神,念念有词地说:“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这条材料虽然得不到文献的佐证,但透露出袁崇焕所爱的是社稷、是土地、是山河、是民众。袁崇焕在《边中送别》诗中的金玉诗句,抒发了他的高远志向,展现了他的爱国亲民情怀:
五载离家别路悠,
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
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只因图雪耻,
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
愧我边尘尚未收。
袁崇焕的抱负是国家、是社稷、是山河、是人民。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袁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结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邵武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谈兵,绝不阅卷”。因此,他知晓阨塞情形,尝以边才自许。这说明袁崇焕虽身在东南八闽,却心系辽东边疆;虽身为南国文官,却关心北塞武事。爱国必亲民。
袁崇焕的军队纪律很严明,不许抢老百姓的东西,有一个士兵太饿了,抢了老百姓家一个饼吃了,他就把这个兵斩首示众,这点跟岳飞的做法是一样的。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率领九千骑兵回京城“勤王”,“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三天三夜,赶到北京。阴历的十二月初一,正是数九寒天的时候,到北京城外不许进城,没有帐篷,露天驻扎,一分粮饷不给。马没有草料,兵没有粮食,但他不许士兵抢老百姓家的东西,冬天也不能砍树生火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和皇太极的军队打仗。而皇太极的八旗军四处抢掠,抢到牛羊杀了,吃饱了、喝足了再打。
袁崇焕的仁爱精神,又表现于对官兵的关爱。在北京广渠门激战中,袁督师本是一介书生,但他冲在前头,举着刀跟八旗的贝勒拼杀,他盔甲上中的箭像刺猬一样。受了伤以后,他把战袍撕了,把伤裹起来,继续打拼。打了十个小时,激战数十回合,后金军退了,明军胜了。这时候他是统帅,应该下马休息休息,但他没有。袁崇焕马上到各个营房巡视,“一一抚慰,回时东已白矣”!慰问受伤的官兵,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回到自己的帐篷。没有大慈至爱的精神,没有爱兵如子的情怀,一天的激战,一夜的慰问,是万万做不到的。
袁崇焕的仁爱精神,还表现于对国家的信念。一个人在生死关头,最能体现高尚情操和爱国精神。文天祥遭非死三日后,他夫人欧阳氏到刑场收尸,在其衣带中发现遗书一封,内书:“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史·文天祥传》)同样,相传袁崇焕临刑前作《绝命诗》,又作《临刑口占》曰: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袁崇焕死之后,依旧热爱江山、社稷、祖国、人民。
儒家讲仁爱,佛家讲慈悲,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仁慈悲悯。袁崇焕耳闻目睹辽东难民遭抢掠、凌屠戮,背井离乡、哭声震野,而产生仁悯之心;中经英勇打拼,浴血奋战;又遭凌迟身死,最后大悲大悯。这种精神,就是大仁大爱,就是高尚的爱国精神,可贵的爱民情怀。
袁崇焕那股刚毅奇伟、炽热强烈的爱国精神,那身死万刀、凤凰涅槃的悲悯情状,既给当时凡俗怯懦之人以深刻的教育,更给后世诚厚善良之人以铭骨的警示。
二 智:以智求新
智,就是智慧,大智无常。这是大将修养的要素。“智”与“知”古汉语相通假,“四书”的《大学》《中庸》里没有“智”字,《论语》中也没有“智”字,但其“知”字出现一百一十八次,多于仁(一百一十二次)、礼(七十五次)、学(六十六次)、善(四十二次)、信(三十八次)、义(二十五次)等字。佛学也重视“智”,梵文音译作“般若”。
这里插一个佛学故事:一次,笔者到高雄佛光寺参观,星云大师陪同。当走到丛林学院大门前,见一块巨石上雕刻书丛林学院院训四个大字——悲、智、愿、行。笔者请教星云大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将“智”排在第四位,佛学的“悲、智、愿、行”却将“智”排在第二位,这是为什么?星云大师答:“人的许多错误是因智慧不够而犯下的。”笔者得到启发:智慧的修养,是人生的一大重要修养。下面接着讲袁崇焕的“智”。
袁崇焕去辽东之前,明朝的军队一战败一战,一城丢一城。第一把抚顺丢了,第二把清河丢了,第三把开原丢了,第四把铁岭丢了,第五把沈阳丢了,第六把辽阳丢了,第七把广宁丢了,第八把义州丢了。宁远以北全丢了,特别是沈阳、辽阳丢了,唯独袁崇焕把宁远守住了,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智慧。
努尔哈赤打抚顺主要是靠里应外合;打清河的办法也是里应外合;打开原、铁岭里应外合;沈阳是大城,城墙高,护城河又宽,努尔哈赤怎么打?沈阳的守将叫贺世贤,下令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他喝得醉醺醺的,骑着马就从城里冲出来了,同后金军野战。这是匹夫之勇。有城墙干吗不利用城墙,把吊桥吊起来,把城门关上死守。努尔哈赤军队野战不能过十天,因为努尔哈赤出来打仗没有后勤补给。贺世贤关着城门,硬耗七天,努尔哈赤就得退兵。守城不战而退兵算胜,攻城不下而撤兵算败。但贺世贤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骑着马带着兵往前冲。结果后金军一包围,总兵贺世贤中了十四箭,落马而死。明兵退回来时,路上有伏兵,城里有奸细,里应外合,前后夹击,特别是奸细从里面把城门打开,后金军就把沈阳打下来了。后来的辽阳、广宁,也是这么丢的。
袁崇焕的智慧在什么地方呢?他吸取了前人失败的教训,进行宁远保卫战。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战胜利的经验并不复杂,就是六个字:“凭坚城,用大炮。”明军的优长有二:第一是有城池,第二是有火炮。后金军平原野战、骑兵冲突是其优长。袁崇焕的谋略是扬长避短。努尔哈赤打到宁远城下,袁崇焕下令坚壁清野,城外的老百姓到城里来,吊桥吊起,城门关上,城外粮食运到城里,柴草烧了,不给后金军提供粮草。努尔哈赤到宁远城下就骂,叫阵;袁崇焕不管他怎么骂,就是不出城。努尔哈赤攻城有一种器具叫楯车,上面是牛皮的,箭射不透。士兵在楯车里凿城墙,眼看城墙要被凿穿,袁崇焕就带领勇士拿绳子和铁丝缠着被絮,倒上油,点上火,烧那挖墙的后金士兵。努尔哈赤一看凿城墙不行,就派贝勒率领官兵往前冲。先时,袁崇焕下令把朝廷从葡萄牙买来的十门西洋大炮运到宁远,放到城上。这时,他发令往城下打炮。后金的士兵就往上冲,一炮打去,一道火海,人仰马翻,死伤一片。努尔哈赤命八旗军再冲,又是一炮,死伤惨重。
努尔哈赤是否受了炮伤?清史学界有争论:我个人认为是。有个记载,从城上头看,一个大红毡子,包着一个头目,一些贝勒放声大哭,就抬着跑了,一般贝勒不至于这样,第二天就退兵了。我查了文献和档案记载,这次激战中八个贝勒没有一个受伤的,后来打仗他们都出来了,就是努尔哈赤再不出来。可能是努尔哈赤受伤了,当时没有消炎药,夏天伤口发炎,他就洗温泉,得了败血症,当年八月十一日就死了。他的儿子皇太极不服气,他继位后又带部队打,先打锦州,再打宁远。皇太极还用老办法,袁崇焕也还是六个字:“凭坚城,用大炮。”他告诉锦州守将赵率教,不管怎么骂你不要出城。所以宁锦这一仗皇太极又失败了。
这里面体现了袁崇焕的智慧。有人认为“凭坚城、用大炮”的道理很简单,但真理总是朴素的。袁崇焕之前明朝死了十四个总兵,东北地区的总兵基本上都死了。到袁崇焕这儿,把城守住了,把仗打胜了,这说明袁崇焕有过人的智慧。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体现袁崇焕过人智慧的例子,就是山海关外怎么守。明朝辽东经略叫王在晋,也是进士出身,兼着兵部尚书。他说在山海关城外八华里的地方再修一个城,用那个城来守山海关城。袁崇焕建议在宁远即今天的兴城建一座城,守卫山海关。现在的兴城离山海关一百公里,这个地方的地理特点,东面是海,西面是山,海和山之间有两座山——首山和窟窿山,后金骑兵从沈阳过来到山海关,必须通过这个隘口,没有别的通道。这个隘口通道,笔者拿尺子测量过,最窄的地方总共一百米宽。袁崇焕建议明朝就在这儿修座城,守山海关,比较高明。袁崇焕提出来,王在晋不同意。怎么办?袁崇焕人微言轻,王在晋是部级,自己是处级,差得太多了。袁崇焕有办法,他给当朝首辅叶向高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的理由,但叶向高没回信。他又写了一封。叶向高看完之后拿不准主意,找孙承宗商量。孙承宗当时有三重身份:第一是大学士,第二是兵部尚书,第三是天启皇帝的老师。叶向高就把袁崇焕的信给孙承宗看了,并说自己也没去考察过,拿不准主意。孙承宗说他自己去考察一下,并向天启皇帝请了假,骑着马去山海关考察,袁崇焕陪着。考察完之后,孙承宗找王在晋谈,说袁崇焕的意见正确,可以在那儿设,不要在山海关八里铺的地方设,但王在晋不接受。孙承宗反复耐心地同王在晋谈,还是不接受。孙承宗同王在晋“推心告语七昼夜”,王在晋仍然不听。孙承宗告辞回京。他向首辅叶向高介绍了情况,叶向高表示支持孙承宗的意见。随之,孙承宗给天启帝上课,课间,天启帝问起辽东之行,孙承宗借机向皇帝奏报,并得到天启帝的御准。天启帝捎带问了王在晋的事情,孙承宗委婉奏言其不可重用。天启帝颔首示意。不久,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派孙承宗到山海关去,接替王在晋的工作。孙承宗到任后,支持袁崇焕把宁远城建了起来,后来就有宁远之战,守住了,否则是守不住的。孙承宗和袁崇焕还建了一条关宁锦防线,就是从山海关经宁远到锦州,是一个纵向防线。后金军打锦州时,宁远、山海关支援;后金军打宁远时,山海关和锦州两面支援;后金军打山海关时,前面两座城加以阻堵。
后来这条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成为明朝阻挡后金——清军南进的坚固长城。多尔衮率领八旗军进北京的时候,宁远还是明朝的,他绕开宁远,没敢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太怕宁远这座坚城了。当年的惨败,努尔哈赤的受伤,给他的子孙们的印象太深刻了。
袁崇焕提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策略原则,以区别于王在晋的消极“守”、王化贞的冒险“攻”、王之臣的拒绝“和”等片面僵化原则。自从有辽事以来,明朝在辽东战场上,惨遭“一战八城”之败,即萨尔浒大战之败和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义州的八城之失。努尔哈赤获胜的战略战术原则是“里应外合,骑兵驰突”,而屡屡得手。明朝在袁崇焕之前,辽东先后五任经略——杨镐、熊廷弼、王在晋、袁应泰、高第,都没有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对付努尔哈赤的办法,或出城交锋、平原驰突,或萎缩退却、弃城撤军,而屡屡丢城失地。但是,袁崇焕相反,他善于汲取前任失败的教训,针对后金军长于里应外合、铁骑驰突、集中兵力、速战速决的策略,而实行坚壁清野、凭城固守、军民联防、施用大炮的兵略,他第一次总结抵御后金进攻的法宝是“凭坚城、用大炮”。这就是以己之长,制敌之短。
袁崇焕有着大过人的事功,这源于他大过人的军事理念——以智求新、以新求胜。
三 勇:勇敢拼搏
勇,就是无惧,大勇无畏。《论语·宪问》曰:“仁者必有勇。”《论语·子罕》又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袁崇焕不仅有大爱、大智,而且有大勇。他出关担任辽东官职时,明朝丢城失地,败报频传,上下沮丧,局势危急。《明史》记载:自辽左军兴,明朝总兵阵亡者凡十四人:抚顺则张承胤,四路出师则杜松、刘綎、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仲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还有因败自裁的总兵李如柏。明初朝廷定制总兵官为二十一员,辽左战场则损失总兵官十五员,军事态势,何其严重。袁崇焕之前之后,辽东经抚杨镐、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因此而或被杀、或自尽。京师朝野官员,可谓谈辽色变:“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
袁崇焕千里赴难,刚到任,就要到四十里以外前屯卫安置失业的辽人,山海关以外基本上是蒙古、满洲的势力,也是虎狼出没的荒野地方。他走了一夜,天亮了一到那儿,大家都惊讶:夜里一人独行,胆子有多大啊?《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时在夜间,山野林莽,荒无人烟,狼虫虎豹,敌军巡哨,敢于独行。
他确有过人的胆量。他敢于向辽东经略提不同意见,而且把意见直接跟首辅叶向高奏报,这需要胆量,一般人是不敢的。他就是为了国家利益,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他是南方人,身材很矮小,又比较瘦弱,但几次打仗都身先士卒,披挂上阵,马颈项交,拼命厮杀,披甲中箭,如同猬皮。袁崇焕既有虎豹在山的气势,又有飞龙腾空的雄风。
大勇者,坚强无畏,勇猛精进。明天启六年即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明辽东经略高第下令尽撤山海关外之军民,各城望风而撤,唯独宁前道袁崇焕坚决拒撤,他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甚至发出豪言壮语:“独卧孤城,以当虏耳!”这在当时危难局势面前,是何等胆量,是何等气概!至于杀东江总兵毛文龙,尽管史有歧义,但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论道:“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之斯?”所以,袁崇焕的勇,胸有成算,处变不惊,擒斩大帅,如烹小鲜。袁崇焕做人做事,难思能思,难言能言,难忍能忍,难为能为。
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被重新起用,职任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七月,袁督师出山海关赴任,刚到山海关,惊闻宁远官兵哗变。辽东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被因欠饷而哗变的官兵吊在谯楼上捶打,遍体鳞伤,血流被面。这种情况下,袁崇焕去了,不带卫兵,不带秘书,一个人去宁远,直奔哗变兵营,跟兵变首领谈判。他说:过去你们都是我部下,你们不是要发饷吗?我三天之内给你们发饷。三天之内,他借到银子,欠饷真的发了,兵变给平息下去了。他又说:跟朝廷得有个交代,军人怎么可以闹事?为首的人说杀我吧,我为首。就把他给杀了,其余不问。袁崇焕单骑从山海关直奔叛军军营,把哗变平息了,只死了一个人,这里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智慧和胆略,看出袁崇焕的勇敢和性格。
四 廉:清正廉洁
廉,就是清廉,大廉无私。《孙子兵法·计篇》讲:“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曹操注曰:将宜五德——智、信、仁、勇、严。历来兵家论将,皆没有论清廉。孙子、曹操也都没有讲廉。作为一员将军,不仅一定要智、信、仁、勇、严,而且一定要廉。袁崇焕既是一位廉洁的清官,也是一位廉洁的将军。他在邵武知县任上,贤正廉洁的事迹,乾隆《邵武府志》记载:
天启初,知邵武县。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素有力,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上面记载的两件小事:尽心民事,平反冤狱;穿靴上房,帮民救火——清楚生动地记述了袁崇焕这位清正廉洁知县的形象。试想:在帝制时代,一位七品知县、朝廷命官,见民房着火,毅然穿靴,攀墙上屋,为民救火,翻遍《二十四史》,前有先例、后有来者吗?
他做官不贪。张岱在《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中说:“此臣作法自别,向为县令,不取一钱,天生此臣,以为社稷。”查继佐在《罪惟录·袁崇焕传》中,也记载袁崇焕为官清廉:“此臣作县官,不入一钱。”他做福建邵武知县,《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为官四个字:“分文不取。”后来他调到关外做了辽东巡抚,这时候他父亲死了。辽东巡抚是多大的官呢?大体上相当于原来沈阳军区司令这么大的官。他回家奔丧竟没有盘缠,一点积蓄也没有。他在请求回乡料理丧事的《请假疏》中说:“臣自为令至今,未尝余一钱以负陛下。昨闻讣之日,诸臣怜臣之不能为行李,自阁、督、抚以下,俱醵金为赙。臣择而受之,束装遄归,以襄臣父大事。”同事、长官一起给他凑盘缠,走到今天河北这个地方,皇帝不许他回家,要他在前线坚守,他把钱又还了人家。往家寄的钱是同僚、大臣、朋友凑的,派人捎回去埋葬他父亲。
袁崇焕死后,《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袁崇焕死,籍其家产,“家亦无余资”。崇祯帝派官到其家乡查抄,奏报也是“浮沉宦途,家无子息”。袁崇焕和岳飞一样,都能做到如《宋史·岳飞传》所说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这既是天下文官的典范,也是天下武官的楷模。当时是战争环境,明朝的军费大部分都在辽东花了,袁崇焕掌握的白银数以百万两计,但他分文不贪,太难得了。
其实,我国古代不乏清廉的官员。大家知道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为抵御瓦剌进犯、保卫京师做出重大贡献。于谦诗云:“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进京不上贡,遭到太监王振“论死”的报复。赖有民众请愿,才得免于一死。袁崇焕同岳飞、于谦一样,都是中华历史上清官的典范。
做一位名将、大将,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明朝开国勋臣徐达,士卒起家,后至统帅,“所平大都二,省会三,郡邑百数,闾井宴然,民不苦兵。”徐达官至右丞相,爵至魏国公、追封中山王。《明史·徐达传》记载:“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精辟论道:“凡大医治病,务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所以,从政、统军、治学、经商,安神定志,无欲无求,成大业者,盖当如此。
程本直在《漩声记》中,说了如下一段话:
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犹忆其自言曰:“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即今圣明在上,宵旰抚髀,无非思得一真心实意之人,任此社稷封疆之事。予则谓:“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
布衣程本直以血与泪的文字,以生命弃市的代价,朴素地评价并颂扬了袁督师在明末官场污浊、物欲饕餮的邪气中,表现出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
袁崇焕的精神与品性,是儒家、道家、佛家共同追求的人性、道性与佛性。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名寺很有意思:普陀山供奉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化身,慈悲就是仁;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智慧的化身,智慧就是智;九华山供奉地藏菩萨——威行的化身,威行就是勇;峨眉山供奉普贤菩萨——贤正的化身,贤正就是廉。所以,袁督师的精神与品格,是儒家、道家与佛家共同追求的完美的精神与品格。
袁崇焕作为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著名的爱国英雄而永垂史册,万古流芳。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明末杨继盛《临行诗》亦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时代呼唤崇焕的正气与精神,时代需要崇焕的正气与精神。人们透过袁崇焕的正气与精神、仁智与勇廉、品格与事功、胜利与悲哀,了解先贤,景仰英豪,知荣明耻,激励来者。
袁崇焕以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知行合一、表里合一,践行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尚品德和爱国精神!
(本书主要为2010年5月29日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礼堂举行的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第5期讲坛上的演讲稿,并做增补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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