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载明 (1912—2001)，甘肃天水人。毕业于中华民国陆军兽医大学。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新中国成立前，历任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秘书，邓宝珊将军秘书，陆军兽医学校西北分校教官兼实验牧场场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秘书等职。1949年4月在榆林参加起义后，任西北军区军牧部马政处副处长。1955年转业后任省畜牧厅技术室负责人。1962年以后，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专员。是甘肃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五、六届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1993年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 《西北名畜禽》《 农业社养猪手册》，撰有 《记西安绥署驻甘行署和新一军概况》《邓宝珊在榆林与中共团结抗日片段》等文史资料。善诗词，诗词杂文散见于省内外报纸、书刊。出版有《甄载明诗存》《临孙过庭书谱》。甄载明先生去世后，家人为缅怀纪念，编辑出版了 《甄载明书画遗作集》。

抗日战争期间因参加抗战群众运动，担任兰州救国会成员，曾遭到国民党特务三次逮捕，入狱三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营救中共陇南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变卖家产，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甄载明先生是甘肃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功力沉厚，气势雄浑，既遵守传统规范又有创新，结构严谨自成一体，深为人们所喜爱。兰州市几个比较知名的碑文，都出自甄老先生之手。如五泉山公园孙中山铜像下的 《总理遗嘱》《兰山公园修建碑文》徐家山公园的《张心一教授纪念碑》和 《中正山碑》等，都是他的手笔。著名道观白云观的牌匾，“白云观”三个大字，就是甄老26岁任邓宝珊将军秘书时，为将军代写的。国内还有一些名胜景点，都藏有他的书法作品，可见其书法艺术之价值。

甄老书法功底深厚，远近闻名，但最令人敬仰的还是他淡泊名利、忠厚谦逊的高尚人格与道德风貌。甘肃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书法家何裕先生曾多次说过：“甄老的书法固然精湛，但最令人敬仰的还是他的人品”。何老说过这样一件事：兰山公园建成后，要写一块修建碑文，并决定凡捐助500元以上的人，都要在碑文后面勒石留名。但让谁写这块碑文呢?当时主管部门考虑了三个人，一个是何老，一个是另位名家，再一个就是甄老。如果让何老写，另位名家会有想法;而让另位名家写，何老也会有想法。最后，这块碑文请甄老写了，他们俩都心服口服。这块碑文写得端庄秀美，被人称为兰州碑石中的一绝。已故书法家王之玮说过，他游兰山公园时，在甄老书写的碑文前，整整站了两个多钟头，精湛的书艺使他入了神，越看越不想离开。

甄老写字写得最多的，当属 “文革” 时期。“文革”中，甄老被遣送回了老家关子镇。“红海洋”一开始，甄老先是提着红油漆桶，将“大海航行……”等诸如此类的政治口号，写满了镇子街面上所有的白墙。紧接着，将一张八仙桌倒过来，甄老站上去被吊到四五层楼高的北堡子山墙上，写出每个字四五米大的一条政治标语，从镇子里一抬头便清晰可见。这对当时狂热的“革命者”来说还远远不够。在公社“革委会”负责人的策划下，甄老又被遣上了北堡子山对面的烟雾嘴山上，一把铁锹当笔，几十亩荒山作纸，五个十几米大的“农业学大寨”就写出来了。随后农民们背着白石头，将一个个字填筑出来。这以后所有关子镇的外来车辆、人员，数里地外便看清楚了这苍劲有力、气势雄浑的鸿篇巨作。按时下的流行说法，这应该是当时关子公社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甄老写字写得最舒畅的，还是落实政策回到兰州以后。每天清晨，甄老从当时的贤后街、后来的广武门住所，步行到统办一号楼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上班。打扫完卫生，便在旧报纸上淋漓酣畅地写上几篇。每每遇友求字，便自购笔墨宣纸，有求必应。改革开放以后，书法艺术也进入了市场，书法家们大都收取润笔。但是甄老为人写字，不论对公对私，原则上都是分文不取。偶尔有人求了字送上润笔，都被他坚决退还。他认为 “写字向人要钱，人就不值钱了”。他把做人看得比金钱更重要。85岁以后，他的儿子看到每天来求字的人太多，使老人疲于应命。为了减轻老人的负担，甄老的儿子便在门上贴了一张“甄载明先生书法润格”单，用以阻拦那些求字的人。甄老对此很不高兴，他撕掉了此单，并说：“生人没挡住，倒把熟人挡住了，多不好 ! ”索字的人越来越多，甄老写字的兴致也越来越高。那时候甄老住房不大，小客厅只有10平方米左右，但总是高朋满座，谈字的，要字的，来请甄老到单位或外地写字的，络绎不绝。甄老那时的心情，正如他老人家一首诗中写的那样：“且喜晚年光景好，漫把笔墨写云烟。”

甄老为兰山公园书写修建碑文是在冬天。他早上被接上山做准备，中午开始书写。写石碑完全可以先写在纸上，然后再贴在石头上镌刻。但他为了保证书法艺术的完美，都是趴在石头上书写，直到下午太阳过去，冷风嗖嗖，墨冻手僵才停笔。就这样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才完成书碑任务。他写了三天字，每天的招待仅是一碗牛肉面，许多人都为此事抱不平，但甄老却说：“冬天吃一碗牛肉面，又暖和又舒服。”百岁老人原省政协常委、辛亥革命老战士魏绍武先生逝世后，墓碑也是由甄老书写的。魏老的儿子看见甄老趴在石头上写字，于心不忍，但甄老却说他经常这样写碑石。这真是“只求字艺美，哪管身受罪。”

甄老的一生是忧患艰难的一生。1957年甄老与老伴原煊大姐双双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基层从事兽医工作;十年浩劫中，又举家被遣送原籍农村劳动。在农村，甄老切身感到了农民生活的困难，他先后写了四首 《农民谣》，真实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疾苦，对农民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而甄老自己，除了承担生活的艰苦外，还要承受 “专政”的歧视和侮辱，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甄老也没有忘记帮助朋友共渡难关。袁第锐先生被遣返回原籍永川农村，当时袁先生的一双儿女尚在襁褓之中，毫无经济来源，困难情况比与他同时被遣返甄老更加严重，但他每有所求，甄老必有所应。袁先生在为甄老诗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一九六八年十月，余与先生被政协 ‘造反派’ 遣返农村十有一年，先生备受凌辱，而泰然处之。犹忆余在四川原籍时，食不果腹，尚有将伯之呼，先生于危难之中，辄有所应，热肠古道，令人铭感。”

“阅两个世纪风云、犹是义胆忠肝，书生本色;仗一枝如椽妙笔，留得银钩铁画，骚客情怀。”这幅挽联应该是对甄老一生的准确概括。

2011年，是甄载明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他逝世10周年。撰此小文，以为缅怀。

甄载明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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