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彦(1914—1988)先生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蜚声陇上的书法大家。早在60年代初期先生就已溶碑帖、章草和汉简于一炉，首倡汉简书风，自成一家，独步西北书坛，并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深受专业人士及大众的好评和喜爱。其风格独具的汉简书风对当代书法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及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张邦彦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北门张氏”，取名邦彦，字石帆，一字粲卿。天水北门张氏家族是古秦州向以琴书传家，世代书香的名门大家。先祖张庆麟 (1818—1868)秦州人，咸丰十年进士，挂官归里后在家乡做了很多造福桑梓的善事。其族英才辈出，世称 “北门张氏”。“北门张氏”墨香醇厚，其家族酷嗜书艺者，代有名家，历经五百多年传承，绵延不绝，继延至今。张彦邦先生受先祖遗风及家庭的熏陶，六岁在祖父和父亲的指导下开始习字，学习 《三字经》《论语》等，十岁时已经以颜真卿 《多宝塔》为启蒙临帖多本，由于受家长的口授心传，他在少儿时期就涉猎了家藏丰富的北碑南帖，至入学时已初具书法功底。二十岁(1933年)时，他在家中书写的五言唐诗：“路回群峰束，凄厉毛发寒……”为目前所见张邦彦最早书作。此幅魏碑作品笔力果敢沉着，犀利刚健，已表现出不凡的气度以及精湛的功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邦彦于1946年调省政府工作，专为省上重要领导缮写函件和应酬文字。是年6月，于右任先生赴新疆途经兰州，见其所书极为赏识，当面予以褒扬，并在魏碑行书笔法及艺术理念上进行指授，先生书艺遂大进，一时名噪陇右、兰垣。在此以后的书法蜕变中，他把于右任魏碑行书以超群的智慧化为自己汉简书风的重要元素。加之长期从事简牍考释、临摹工作，使其作品不仅蕴含张芝、索靖、魏碑，“二王”、怀素、颜真卿、孙过庭等风格，更表现出了浓郁的汉简书风。张邦彦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化劲”功夫将它们水乳般交融在一起，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避免了在汉简书风创作上的简单移植和生硬嫁接，使汉简书法创作呈现出了一派笔法精妙、夸张有度、意蕴高古的雅致风范，他的这种创新在当代汉简书风领域仍独树高标。

当代书法家罗复堪曾有诗云：“离纸一寸如弹弦，入木三分似破坚。婀娜要从刚健得，书家秘旨此真传。”观先生其字，则可以想见先生作字之时腕之翻转灵动的洒脱之姿。先生的书作，笔画沉着处有屈铁之力、破坚之势，但在转折连带处却又那样轻盈飘逸，如同手挥琴弦那样洒脱自如，那婀娜之姿绝非纤巧柔弱，而正是从刚健的笔法中求得。书艺至此，方可堪称大家。先生书作具有扑面而来的强烈汉简特征、气息高古、笔墨酣畅、融简、碑、行、草诸体为一炉，期间蕴含的高妙意韵会使你如品茗般地去回味。每观先生书作，不禁令人掩卷遐思：先生之造诣，岂止为陇上大家! 如果放眼近现代做一比较，张邦彦先生的书法地位当与以章草名扬海内的王世镗(1968—1933)、郑诵先(1892—1976)相比肩。

张邦彦先生文学、历史修养博深，以凤擅小学而声闻遐迩，对我国古文字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深得学界赞誉。1958年武威发现轰动国内外的《仪礼》《王杖诏书》等汉简，先生是参加这批重要简牍的释文、编次、临摹、校勘等项研究整理与出版工作的重要一员，并偕同陈梦家 (考古专家、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何乐夫 (考古专家、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冯国瑞(石窟研究专家、学者、梁启超弟子)诸先生工作四年，临写简牍五百多枚。1964年，张邦彦应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之邀，临摹 《武威汉简》一千多枚，笔墨高古、神采俱臻，与原简不失分毫，功底深邃蕴厚，至今尚无出其右者，甚得同道推崇，至今作为藏品。1978年，张邦彦先生在参加甘肃省图书馆古籍及特藏书整理工作中，他首次破译了日本人以狂草书写的《敦煌闲话》手抄古本卷书等重要史料。1980年，他又以高龄病体应邀参加了中国历史科学 “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居延新简》整理和研究工作。他所参与的简牍校勘、释文和临摹等重要工作具有国内第一流专业水平。1981年，先生临摹《甘谷汉简》并订正和修改了原来误释的文字，还作了补释《武威医简》中缺字和疑难辨认的文字。1986年，天水市北道区 (现麦积区)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秦竹简数百枚，先生应邀偕同任步云、何双全对这批弥足珍贵的秦简进行了整理、校释工作。先生尤其在释译古简草书文字上，解决了许多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的疑难课题，成为全国简牍文字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骨干。先生尤其在释译古简草书文字上，独步超群，有真知灼见，解决了许多汉简、秦简中的辨识难题，是我省简牍研究队伍中不可缺少的骨干。

张邦彦先生生前曾参加 “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1980年)。先生的书法继承传统而又不拘泥古法，创立新意而无矫揉造作，以奇拙老辣、古雅高远的书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推崇，在国内外文化界和民间，享有很高的声誉。现在兰州火车站站牌 “兰州站”即先生1978年为兰州铁路局新落成的兰州火车站书写的颜体榜书。1980年日本第六次书道访华团来兰，先生参加了交流活动，并应访华团的要求现场作书示范，博得在场书法界人士和日本友人的赞扬。1982年中日建交十周年时，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秘书参观甘肃省博物馆时，惊喜地发现了张邦彦先生的书法作品，深深地被那古朴独特的汉简书风所吸引，遂将馆内张邦彦先生的三十余幅作品全部买走，在日本书法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其后，张邦彦先生作品多次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展出。先生多次为省内外书法、绘画刊物题名，为各省市文博单位恭贺的书作均被当地馆藏。其作品多次作为省政府、省政协出访外国的贵重礼品馈赠友人。1984年，张邦彦先生应甘肃省人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邀请，为麦积山石窟书写了 《麦积山石窟维修记》碑并篆碑额，此碑现嵌于麦积山石窟一号窟和东门之间的石壁上。1985年他应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60周年大庆书写楷书大字 “国宝荟萃，文物大观”，深受好评。

张邦彦先生身前为甘肃省政协委员、民革成员、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即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西北军区招待所、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工作，为甘肃乃至西北文博事业和书法艺术的振兴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86年荣获文化部颁发的“文博工作三十年”荣誉证章和证书。1988年5月21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张邦彦先生因病在兰州不幸逝世，终年75岁。

张邦彦先生经历了新旧两重社会，一生坎坷。在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却赶上极 “左”路线盛行，被下放农村改造，身心遭受很大的折磨和压抑。可以想见，张邦彦先生所走过的艺术道路是倍加艰辛困难的。然而，就在那个动荡不堪而又封闭茫然的岁月里，张邦彦以深厚的传统学养，睿智而前瞻的眼光，不让古人的勇气和魄力，首创汉简书风，在偏僻的西北一隅盛开出一朵风格独具的艺苑奇葩，丰富和绵延了中国书法史中独具魅力的一章，实为我陇上书坛之骄傲。

张邦彦先生探求书学之路和他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为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挖掘研究古简牍书法，启迪创作现代新书艺树立了优秀典范。

(作者系天水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张邦彦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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