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水梓先生字楚琴，号煦园老人。生于清末光绪十年(1884年)，殁于公元1973年，享年90岁。

父亲的祖籍是甘肃河州 (今临夏市)广河县三家集水家村，出身于一个贫寒农家。清末，这一带因民族纠纷战乱不已，曾祖父遂举家夜渡洮河逃往定西、榆中一带务农为生，只有我的祖父水应财独自来到兰州，经过从军、做帮工、卖清油、制毡帽等谋生经历最后定居于兰州市新关街 (今秦安路)昙云巷 (今兰州三中附近)，父亲作为家中长子即出生于此故居。

父亲是清末秀才，清廷废科举后，入甘肃文高等学堂，毕业后以优秀成绩被保送入北京京师法政学堂 (今北京大学法学院前身)政治经济本科主修法律。辛亥革命前夕，他在北京就已参加了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地下活动。民国元年(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父亲又正式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北京本部的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交际组干事，多次亲往北京宣武门外的湖广会馆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演讲。与此同时他与在京甘肃籍国民党员积极筹划成立国民党甘肃党员支部及成立省临时议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912年父亲由京返兰后，联合邓宗、王之佐等进步人士奔走呼吁，响应共和，成立省临时议会，他当选为人数不多的省临时议会会员之一。后因本省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和破坏，省临时议会议长李镜清先生遭刺杀，父亲也在刺客的追杀下连夜逃回北京，继续就读于京师法政学堂，直到民国三年 (1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回到甘肃，从事教育事业，曾任省第一中学校长兼教导主任，为兰州一中制定“弘毅”二字为校训;1915年代表甘肃省教育界出席全国教育会成立大会，会后赴直、鲁、江、浙等省考察教育，写成《直鲁江浙考察教育日记》;1919年又参加当时教育部组成的考察团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著有《欧美教育考察报告》《比较宪法讲义》等著作。

1940年至1949年期间，先后任甘、宁、青三省考铨处处长兼兰州大学特约法学教授等职。1949年，他作为在任的国民党政府考试委员，拒绝去台湾赴任，留在国内迎候新中国的诞生。建国后，父亲以社会贤达身份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参加了甘肃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筹建，后任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甘肃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57年的“反右”及以后的“十年浩劫”中，父亲曾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和残酷迫害，1973年病逝兰州。1986年7月26日由甘肃省委统战部为他主持补开了追悼会，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同志特地从北京打来电话表示哀悼。

如今，年近八十的我回忆往事，深感父亲的一生他除了以执著的信念和几乎全部精力努力追求并力图实践他的“教育救国”及“宪政民主”的理念和多项实践活动外，他同时也是一位有深厚学养，有丰富而生动的人生阅历和多方面兴趣爱好的传统文人、学者。他对历史、教育、艺术、人生乃至宗教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决非人云亦云之人。

父亲一生的业余爱好，首先应该是喜于收藏名家书籍、字画。仅根据我很不全面的回忆：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的藏书极为丰富且大都是精品，除了整套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及其他古版经、史、子、集及各种辞书、唐诗、宋词外，也有父亲青年时代研修法律的世界各国法典以及多种中外文史名著，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父亲的书架上堂而皇之的摆着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主编的全套《新青年》杂志以及 《联共党史》等书。据父亲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他的“诗友”谢觉哉先生赠送的。当年父亲的藏书里也有毛边本的鲁迅著作 《彷徨》《呐喊》及巴金、沈从文等人的小说以及《世界美术全集》等等，足可证明他藏书的不拘一格了。我和弟兄们从小在父亲博而精的藏书的熏陶下，无论以后从事什么专业但大都是文学、艺术的爱好者。弟兄们中间甚至也有毕生从事美术、影视等专业工作并作出了骄人成绩的。

父亲一生收藏的古今名人书画作品颇丰，除了悬挂于他的书房、卧室、会客室等处的外，大都藏于几个长方形的大木箱中，每年夏季由我们诸弟兄抬出，由他本人拂尘、晾晒、观赏。仅我记得的古字画大概就有明末恽南田的画，清代赵冲谷、张美如、唐琏、朱克敏、温虚舟、左宗棠等人的字画，近现代的有张大千专门为晚年信佛的父亲画的大幅观音像，齐白石应邓宝珊先生之邀专为父亲画的菊花，王一亭画的达摩渡江等。还有章太炎、胡适、于右任、邓宝珊、范振绪等人的书法条幅、楹联多幅，以上的书画收藏品均毁于十年浩劫中或下落不明。

综上所述，我的父亲一生不仅热心于收藏名家书画作品，他本人也长于诗词和书法创作。20世纪40年代初，他是兰州 “千龄诗社”的召集人之一，当时经常参加诗社活动的名流有高一涵、范振绪、慕寿祺、易君左、王烜(字著明)等人。每年春秋佳日，诗社的诗人们必到“煦园”分韵作诗、品茗赏花……40年代后期，“千龄诗社”的多位成员离开了兰州，张治中将军坐镇兰州时，又由张牵头组建“和平诗社”。参加者除父亲以外还有张治中、郭寄峤、张维、易君左、盛彤笙、蒋汉城(字云台)、周嘉彬、张素我等四五十人，公推父亲为和平诗社社长。此一阶段父亲的格律诗创作颇丰，仅1948年父亲陪同张治中先生赴河西参观考察，沿途就写成诗作“河西杂咏”多首 (曾刊登于1948年11月的《和平周刊》上)。完全可以说“千龄诗社”及“和平诗社”的诗词创作活动对推动兰州地区格律诗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父亲格律诗的创作也在此阶段被诗友们尊称为“西北东坡”的美誉。

父亲的诗作 《煦园诗草》 的草稿仅整理成册准备出版的就有300余首之多，可惜均毁于“十年浩劫”中，被“红卫兵”小将们付之一炬。20世纪90年代，我的本职工作由西北师大历史系调到省文史研究馆，当时的老馆长张思温先生、老馆员张尚瀛先生等均系父亲的故交，在他们的热情帮助及众弟兄们的共同努力搜集下，也仅仅收集到散落各处的父亲遗诗数十首，经过初步整理后以《煦园诗草拾遗》为名发表在由甘肃省诗词学会主办的《甘肃诗词》2000年的第1期上，此虽属挂一漏万之举，但也算是对父亲一生钟情于格律诗创作的一个无奈的纪念吧 !

我的父亲除长于格律诗的创作外，尤长于书法。父亲的书法善于吸取诸名家之长，晚年归宗于褚遂良、虞世南等人。气度端严而安和，并无出世之冷逸。蓬蓬然若得春夏之气，字里行间显露出一种和谐、宁静、沉稳与宽博之美，也洋溢着浓厚的文人书卷气，真正体现了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之说。父亲的书法从整体布局来看，可谓错落有致信手写去，一派天机;尚信抒情，一气呵成。很少有书写过程中人为的雕琢和修饰，中锋用笔凝重而有涩意，既兼颜字 (颜真卿)之浑厚，更得清代诸家的直率拙朴之气势，最后形成自己端凝持重、潇洒稚拙的独特风格，从此也可略窥出他的书法美学内涵之深厚。这是父亲文化底蕴和书法技艺所构成的整体性架构，绝不只是简单的书法技艺问题，而是融入了他的人格、文化、性情、人生况味，艺术手法而建立起的独特而又完整的书法艺术。

说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一段难忘的往事：在1948年秋“国共和谈”前夕，张治中将军坐镇西北。面对内战的硝烟弥漫，张治中将军心系人民安危，忧心忡忡，他在举棋不定中邀请了无话不谈的知心老友，平时尊称为“楚老”的我的父亲去兴隆山西山他的官邸小住数日，共商“国共和谈”大事……

在兴隆山的有一天，二人共游东山时，发现半山腰处有一平台，登高望远，山水美景尽收眼底，张治中将军即刻命人在此修建亭阁一座，并请父亲题写楹联，父亲遵命挥毫立就，写下了 “静调琴韵听流水，年近岁寒爱老松”的著名楹联。张治中将军看后大喜，又亲自题此亭为 “喜松亭”，并嘱刻工精湛的工匠立即刻成，将匾额、楹联悬挂于亭上。近几年来，我有一次和家人共游兴隆山时，只见此亭尚在，但周围环境嘈杂 (两山之间修了个电缆车道)美景不再，喜松亭匾额、楹联还尚在，但已将由父亲题写的楹联改由别人书写。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能感慨沧海桑田，世事多变矣……

本人功力有限此文写来，很难准确概括出父亲毕生的学养、爱好和抱负吧，这篇短文只能算是为人子女出于对父母感恩之情的片断回忆吧!

(作者系水梓之女，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

水梓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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